妥协的“自由”叙事——评《美国自由的故事》
美国立国前后，举国上下喜好抽象的“自由”概念。一个即将诞生或年轻的国家需要用崇高的理想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自由”是诸多概念中的首选，并很快变成了美国的护身符。进入19世纪，狂热的爱国主义使得对“自由女神”的崇拜达到可笑的程度，爱国者们说到“自由女神”仿佛是向来访者展示自己独占的专利，而对美国社会中处处可见的不自由竟无所察觉。英国诗人托马斯·摩尔访美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爱国志士刚离开自由女神的会议，
高高兴兴地回家来鞭打他的奴隶，
或向美貌的黑人情妇求爱，
在他女奴的怀抱中梦见自由。
19世纪的美国史学家在撰写美国历史中的“自由”时并不想讨论“自由”的歧义性和复杂性，他们笔下的“自由”像上帝一样具有万世不变的本质，在冥冥中指导美国沿着一条既定的“自由”之路发展壮大。美国著名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埃里史·方纳在《美国自由的故事》(1998年出版，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里则向读者展现了“自由”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内涵。他写道:“自由的故事不是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英雄史诗，它没有预先设定的开始和结尾，相反，它是一个不设界限的同时又充满成功与失败的历史，它是一部关于一个民族就自己政治文化中的关键思想展开的一场永无止境的争论的记录。”既然有争论，就必然有不同的声音。确实，“自由”的论坛是各种定义冲突交锋的战场，界说“自由”者不断在改写、创造“自由”的含义。方纳把读者引入具体的历史场景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读者看到“自由”的各种(包括互相矛盾的)形态。或许我们会感到，美国的“自由”就像一定历史时期中的“革命”，对立的团体为了争夺政治、道德制高点和切实的物质利益尽可以随意使用，最终滥得失去了意义。既然如此，讨论具体的事例和问题不是比讲述“自由”更加可取吗？愿意妥协的方纳并不想拒绝使用“美国自由”的语言，他吸纳了来自黑人、妇女和弱势群体（甚至包括工人组织和共产党）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美国自由”的神话色彩，同时又希望这部以“自由”为主线的美国史为受到“文化多元”冲击的美国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共同的民族认同感。方纳引述杰斐逊说，新的历史环境呼唤新的语言，这实际上意味着以老练得当的方式将旧的文字用到新的对象上，继续采用不断受到质疑的“美国自由”作为“组织性主题”，显示了作者承前启后、与时俱进的用意。
世人皆知，对无数美国人而言，“美国自由”和“上帝选民”一样具有神奇的心理暗示、安慰作用。“上帝选民”在这日益世俗化的年代已经不大适用了，保留“美国自由”就格外重要。19世纪的美国作家记载了不少“美国自由”的故事，它们已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扎下根来。可是这些故事多属虚构，这在史学界已是常识，方纳无需多费笔墨，向中国读者略作介绍倒是必要的。
先说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亨利的言谈举止和交往圈子是杰斐逊不大看得起的，也许正是这样的背景使亨利追求演说的戏剧性效果。据说在1775年3月23日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圣约翰教堂召开的第二次弗吉尼亚大会上，亨利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讲，这位戏子般的雄辩家以“不自由，毋宁死！”为自己的高论收尾。但是据《帕特里克·亨利其人其事记略》(1817年)一书作者威廉·怀尔特说，从1763年到1789年之间，亨利显声扬名，“而他在此期间的演说竟没有片言只字付诸刊行、见于遗稿或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怀尔特没有文本可凭，但为塑造亨利这座英雄雕像他大胆想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使用了所有能搞到手的‘巴黎灰泥’”，完完整整地杜撰了亨利那篇有名的演讲。“不自由，毋宁死！”最早见于英国作家艾迪生的剧本《卡托》（1713年），伏尔泰有类似的表述，现在则成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最有名的口号。怀尔特创作的这篇演说辞至今仍像煞有介事地出现在各种美国的爱国读本中。
按照另一个典型的“美国自由”的神话，《独立宣言》签署后费城议事厅塔楼钟声鸣响，“向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居民宣告自由来临”。这神话来自乔治·利帕德的《华盛顿及其将领——美国革命传奇》（1847年）。作者在这本传奇里虚构了看钟人（“面孔晒得黝黑、衣着简朴的老人”）和小男孩的故事。《独立宣言》能否顺利签署？老人在钟楼上等候，小男孩到议事厅外的人行道上探听消息。一会儿传来欢快清脆的笑声，小男孩踮起脚尖对老人喊道：“敲吧！”利帕德仿佛亲临其境：
你看到老人眼睛里的闪光了吗？你看到老人怎样迅速挽起袖子，用他那枯瘦的手抓住铁制的钟舌了吗？老人似乎变年轻了，身上充满了活力。他挥动臂膀，坚定地摆起钟舌，钟声响了！
实际上《独立宣言》根本不是在7月4日签署的，而且从来没人提到议事厅钟楼响起钟声。国父之一约翰·亚当斯记述道，7月8日《独立宣言》宣读后费城的基督教堂的钟声倒是清晰可闻，不过那里的牧师在为英王祈祷。19世纪50年代初，本杰明·路辛编辑的《美国独立革命实况画集》发表，利帕德编造的“自由钟”的故事被接受为史实，从此“自由钟”的图案成为美国人最珍爱的国家象征之一，出现在硬币、邮票和政府债券上。其实《独立宣言》在18世纪时并不是一份特别引人关注的文献，弗吉尼亚代表理查·亨利·李于1776年6月7日向大陆会议提交的议案表明，宣布独立无非是与法国订立盟约、争取军援的手段。19世纪的美国人渴望用熠熠发光的概念来确定民族特征和美国的历史使命，《宣言》的意义才凸显出来，所谓的“自由钟”也就应运而生了[关于亨利的演讲和“自由钟”的材料主要取自丹尼尔·布尔斯廷的《美国人:建国历程》（三联1993年）第2部分第7章和盖瑞·维尔斯的《发明美国：杰斐逊的（独立宣言〉》（纽约，1978）]。“自由钟”的故事在清末革命党人中传播很广，邹容的《革命军》中有“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之句。
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里说美国“孕育于自由”，很多美国人至今仍相信自己的国家诞生于“自由”的理念。方纳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中指出，美国“自由”的种子来自早期清教移民，来自“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但是在历史进程中“自由”往往成为侵略扩张的不光彩的代名词。时间一长，美国人会本能地断定，凡是不利于美国利益的就是“自由”的障碍和敌人。方纳承认，“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解放等同起来，将反对美国的人与对自由的仇恨等同起来的话语，一直渗透在美国的政治术语中，时常令其他国家感到困惑或厌烦。”我们可以不提美国的外交政策，先来看看垄断“自由”的美国人如何对待美洲本土居民印第安人。
19世纪中叶，一位美国记者首创了“天定命运”说，其核心思想为：上帝在人类历史上选择美国作为最伟大的实验，自由的成就，美国的扩张是上天的意旨。将渴求越来越多的“生存空间”的野心用如此美妙的语言包装起来，这是美国人的一绝。方纳选用的一幅插图十分有趣。在约翰·加斯特创作的油画《美国的进步》（1872年）中，一位由自由女神演变而来的年轻女性头戴帝国之星，带领开发西部的先遣队向西挺进，印第安人和野牛群在他们前面像鬼魂般退却。整幅作品明暗对比强烈，西进的女性所到之处一片光明。从印第安人的角度来看，这位文明进步的光明女神带给印第安人的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苦难。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记载过印第安部落被迫西迁的沉默而悲惨的场景。方纳也说，19世纪美国的大规模西进导致印第安人失去家园，“美国通过欺骗、威胁和暴力等方式对印第安人实施了强制性迁徙，为天定命运的最终胜利和完成美国人传播自由的任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播自由”与迫害、灭绝印第安人同步进行，美国历史上的这个奇观早在欧洲人登陆美洲时就出现了。美国殖民时期的历史方纳一笔带过。19世纪美国的西进是17世纪初英国移民越洋西进的延续，两者的驱动力都是贪欲。“美国自由”的故事必须从破除“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神话开始。
促使早期英国移民登上横渡大西洋海船的并不是自由的精神，“五月花号”上的宗教分离主义者更不是自由的信徒。16世纪的英国急于寻找通往东方的航道并建立海外殖民地，这是国际竞争的需要。当时的权力和知识也是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帝国的扩张伴随着地理学的发展。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1552—1616）的《论西部种植》和三卷本《英格兰民族的主要航海、游历和发现》都是16世纪末的作品，它们和萨缪尔·珀切斯编纂的四卷本《哈克卢特遗作，或珀切斯游记》（1625年）激励起英国人投身海外冒险、殖民的热情。诗人迈克尔·德雷顿在作于17世纪头几年的诗作《远航弗吉尼亚》（英国在北美的殖民事业始于弗吉尼亚）里鼓动不列颠人快快上船去开拓北美，今天下海远航，明日得到的将是“珍珠和黄金”。他把弗吉尼亚比为“地球上惟一的乐园”，那里物产丰富，林木茂盛，肥沃的土地不需耕耘即可收获。在最后一段他写道：
勤奋的哈克卢特，
好好写你的《航海》。
读了它，渴望声名之火燃起，
人们永远盛赞你的智慧。
通过海外事业扬名，这是新的时尚。诗人多恩则在《挽歌》第19首中把占有“亚美利加”比为长享自由。英国殖民者到了美洲后如何用长枪、朗姆酒和骗人的条约抢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就不必多说了。“美国自由”假如存在的话，那么它在胚胎期就是以他者的不自由来界定的。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发展神速，原因何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发表于美国独立之年1776年）中分析了新殖民地何以繁荣，他认为印第安人的“让步”是关键:“文明国家的殖民地，其土地未曾开垦，或人口稀少，而且土人又容易对新来的殖民者让步，往往比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富强得更快”（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下册第136页）。他还说，在非洲和东印度要驱逐土人比较困难，而北美的印第安人“无抵抗力”，太“软弱”（下册第203页），也就是说，要欺侮、恫吓他们太容易了，白人殖民者只要略施手段就能占有他们的土地。斯密分析的繁荣之因简单说起来就是：“自由”获得的沃土不必支付地租，大都不纳税，无需精耕细作就有丰产。地主为改善耕作以优厚的工资雇用劳动者，结果财富和人口都迅速增进。斯密没有告诉读者，北美各印第安部落也曾拒绝放弃家园，但是他们面临的敌人如此奸诈、强大、残暴，无法与之抗争。早期清教移民将印第安人视为“反基督势力”，把这些红皮肤的“魔鬼”赶入地狱是他们的天职。从17世纪到19世纪，北美印第安人没有停止过抵抗，遭到一次次的种族灭绝式的镇压。美国人和他们的移民祖先相信上帝:自由和暴力，他们甚至坚信周期性地使用暴力会给本民族注入新的生命[美国著名史学家理查·斯洛特金在《暴力中新生：美国边疆的神话，1600-1860》（卫斯理大学出版社，1973年）中讨论了这一问题]。“美国自由”的故事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鸠占鹊巢的故事，入侵的故事，美国史学界对印第安人被杀戮和驱逐（以及随之而来的失去生活来源）的经历、印第安文化的消失、欧洲移民抵达北美时的印第安人口（远远超出原来的估算）已经做过很多研究，方纳在这方面语焉不详，多少有点令人失望。
既然已提到斯密，还想就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多说几句。华盛顿们再热爱“自由”，如果不能立国，也不存在“美国自由”。长期以来我们习惯性地支持暴动、造反，任何反政府的行为都值得称道，于是盗跖也被奉为革命英雄。美国的独立势所必然，是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但是我们一个世纪以来却给它（以及相关的神话）罩上一圈神圣的光环。我国的美国史和历史教科书中相关的部分几乎无一例外地出于一种掺杂了道义感的“进步史观”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例如《辞海》对“唐森德条例”是这样解释的:“1767年英国议院通过加强剥削和压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一系列法案的总称，由当时财政大臣唐森德提出，故名。”我们不妨关注一下亚当·斯密对此的看法。
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很多市场经济学家的圣经，但是这部著作大家谈得多（尤其是“看不见的手”这五个字），看得少。斯密在书中用不少篇幅讨论英国是否应向北美殖民地征税，亦即“唐森德条例”是否合理。他说，其他帝国的防卫费都课在属于自己的地方（殖民地），以减轻或解除自己的责任，英国则恰恰相反。英国在美洲的移民迅速致富，对母国的国防或行政费用却没有贡献，护卫这些移民利益的费用全由母国支付。出于历史原因，英国从未要求殖民者按国内同胞所纳的比例交纳税款。为防御、扩张北美殖民地而进行的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所费在九千万英镑以上，超过英国所负公债的总额，全由英国本土百姓负担。这是否公平，难有定论。斯密从英国人的立场出发，认为这浩大的开支损害了英国本土人民的利益。至于殖民地领袖提出在英国议会他们没有代表，因而不能纳税，斯密举了根西、泽西二岛的例子予以驳斥，他以为这只是托辞：
美洲的领导人物，……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们觉得或者想像，如果他们的议会……大权旁落，仅仅成为英国议会的低声下气的臣仆或执行吏，他们自己的重要地位就大部分丧失了。所以，他们拒绝议会派征赋税的建议，像雄心勃勃、意气昂扬的人一样，宁愿剑拔弩张来保卫自己的重要地位（下册第191页）。
那些美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自视极高，他们相信自己在缔造“世界上自有国家以来最大而又最强的国家”。斯密建议，既然缺乏有效手段派征赋税，英国只能放弃美洲殖民地，它们不是大英帝国的省份，而是“壮丽华美的装饰”，弃之亦不足惜。斯密并不考虑接纳美洲领导人物为英国议会成员，他担心这些实力派会主导英国政治，“从全国的彩票中得大奖”。历史表明，随着美国国力增强，美国政客不必远道去伦敦出席英国议会会议，英国也会自动要求成为美国一州。布莱尔配合布什作恶，被人讥为“美国外交部长”、“得克萨斯州参议员”。
也许“唐森德条例”的合法性并不值得讨论。当时殖民地区13个州羽翼已经丰满，英国无法实行有效统治。华盛顿得到法国舰队的支持，英军在军事上也失败了。利益冲突和现实政治带来了美国，纯粹的“自由”理念只是表面文章。当“自由”的法国在大革命后与英国交战时，华盛顿食言了，他拒绝承担与法国一起打击英国的义务。过了几年，英国又大有用场可派。美国不时做出要加强美英关系的姿态，资金短缺的拿破仑就把密西西比河流域约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一千五百万美元之价卖给美国。没有这“路易斯安那土地购买”(1803年)就没有今日美国。在税务上，早先殖民当局未能做到的华盛顿却做到了，美国立国后镇压过不少以“自由”为名的抗税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日本派驻大量军队，驻日美军的开支由日本政府负担。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力量维护了美国的全球利益，但是美国就像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一样，不愿为相关的巨大军费动用本国百姓的税金。1991年，美国为“沙漠风暴”耗费611亿美元，近百分之九十的战费由沙特、科威特、德国和日本分摊。如何解决英法七年战争的耗费问题，这最终取决于实力。实力不是“自由”，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自由”之歌往往由实力独唱。
方纳的父亲杰克·方纳和叔父菲力浦·方纳都是美国的左翼史学家，黄绍湘先生的美国史研究曾受到菲力浦·方纳的热心指导和帮助。这部《美国自由的故事》有助于中国知识界理解“自由”的多元含义和历史演变过程，为此我们要感谢译者王希。读了方纳这部著作，我们会懂得“自由”不是简单、绝对的状态，“不自由，毋宁死！”这类口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公民社会中的自由必然与法律、政府、道德、宗教有层层复层层的关系，超越社会的“自由”并不存在。同时我们也担心，商业化的社会在炒作“自由”概念，任何推销活动都可以假“自由”之名。《美国自由的故事》收有50张插图，方纳在选用过程中是费了不少心力的。20世纪初纽约一家饼干公司的宣传画上自由女神高举已打开的铁皮饼干罐，广告词是“自由女神喂养世界”。连芭比娃娃也做成了自由女神，不过胸前的一块牌子上有“马来西亚制造”的字样。最后一张插图是蒙塔那州右翼民兵组织“美国自由战士”的宣传网页，上面登载着的一条口号是“要么自由，要么受奴役”。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制造者麦克维就是这类组织的成员。“自由”已被滥用到这等地步，还值得津津乐道吗？
妥协的方纳并不想抛弃“自由”的概念，我们同情他的努力。但“美国自由”这类提法不免使人生疑。世界上每个国家都爱独立自主，抗拒侵略的伊拉克人也有“伊拉克自由的故事”。“美国自由”有酒精的效力，在它的作用下，一种罕见的疯牛仔病正在破坏世界和平。梁山英雄啸聚山林自有无数好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自欺欺人的“替天行道”的旗号必须高高飘扬。如果美国知道“自由”并不是为美国所专有，不再以“替天行道”之名行打家劫舍之实，愿意谦虚地听取他人的见解，并将别国的利益和尊严与自己的利益和尊严一并考虑，那将是世界的大幸，那将是真正的自由精神的体现。
事实并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