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中的两个23年
无法改变的现状和趋势。正因为如此，就需要有人去记忆历史，去阅读世界，去思考现实，这就是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义务。
历史学者的思考灵感常常来自现在，但他的职业习惯却总是要求他回顾过去。谈及今天的中美关系，不能不从23年前邓小平访问美国开始。那是1979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身体力行，以古稀之年出访美国，向世界展示了古老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的成熟心态，以及中国必将实现现代的充分信心。在美国两位布什总统的家乡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邓小平头戴牛仔宽边帽，向美国公众挥手致意的友好和自信的形象，定格在历史中，成为中美关系一个永久的象征性符号。在此前的几个月，正是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最后关头，临门一脚，以求同存异的方式，踢开了妨碍正常化的最后一块顽石，最终促成了中美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建立。此举改变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为这一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同时也给中美两国人民经济、教育和文化的交往创造了无数的机会和可能。
中美关系正常化前，中美人民的交往、特别是中国人民前往大洋彼岸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还必须绕道海外第三地；他们也无法享用美国人视为平常的现代技术成果、特别是家用电器；他们对美国的制度文明，诸如经济上的连锁经营、教育上的研究生院、媒体中的报业集团、投资中的共同基金，交易中信贷消费，等等，毫无概念，犹如天方夜谭。可是，曾几何时，这些源自美国的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从北京、上海和广州起飞的巨型波音飞机，一年365天，周而复始，源源不断，把好奇的中国人带往一个虽缺少历史但却充满活力和现代性的国度。
同样，还是这些飞机，又从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把成千上万的美国投资商人、求学学子和渴望了解中国的游客，送到这个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国家。哪些或是把中国定格在留辫子的晚清时期，或是想象为一片红海洋的文革时代的普通美国人，突然发现他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中国的产品。是中国产的闹钟把
他们从睡梦中唤醒，是中国产的牙刷帮助他们清洁牙齿，来自中国的家用小电器为了准备了热咖啡和烤面包。当他们晚上入寝时，穿的是中国的真丝睡袍，垫的是中国的高支棉床单，盖的则是中国的拉花毛毯。而他们上大学的孩子，此时此刻，可能正在用产自中国的鼠标和液晶显示屏，与他们来自中国的教授交流，向他们讨教现代科技的奥秘。
当我们从这些日常的生活中，去观察中美两国的关系时，我们不能不惊叹中美之间的和解和交往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实际利益。的确，中美两国之间为台湾问题、为人权问题、为贸易逆差问题、为知识产权问题，有过摩擦、争吵、甚至对抗，而且，一些问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很难得到彻底解决；同时，中美两国之间也出现过1999年“炸馆”和2001年“撞机”事件，没有人能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类似的突发事件，但是，过去的经验证明，只要双方能够求同存异，只要双方不是恶意地去看待和对待对方，只要双方认真地考虑两国人民的长远福祉，两国的领导人一定会有足够的智慧来妥善地处理这些分歧，把分歧对两国关系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更需要看到的是，比起过去23年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给中美两国带来的繁荣与发展、给亚太地区带来的和平与稳定，中美之间的很多分歧和争执只是某个方面的局部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发展中的问题，因此也能够在新的发展中得到解决。
如果把眼光进一步放远，从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震惊世界的“破冰之旅”，再往前推23年，也就是1949－1972年，就会发现当时中美关系的对抗格局和最近的23年是多么的不同，而这种对抗格局给两国乃至亚太地区造成的损害和不稳定，又是多么地严重。
历史学者不应该苛求前人，也没有资格去做世间是非功过的裁决者，更不应该扮演卫道士的角色，指手划脚。他的责任是帮助公众记载历史、理解历史，因此，笔者不想去探究当时中美两国冲突和敌对的历史根源和道德责任（这还有待于学者对当时的情形进行更加具体和细致的研究）。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1949－1972年的23年里，主要是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所引发的中美对抗，导致中美双方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亚洲的两次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为此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物质和生命代价，同时还导致了1955年和1958年台湾海峡的两次军事危机。结果，东亚变成了世界上最危险地区的之一。
中美对抗还使中国把极为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以“分散、进山、入洞”为特征的所谓“三线”建设，原来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时刻准备战争的前线，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了发展的机会。而美国则把巨额的资金投入到越南战争的无底洞，非但没有任何收获，而且一度把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拖成了美国著名参议员富布莱特所形容的“跛足巨人”，而当时美国约翰逊总统旨在消灭国内贫困问题的“伟大社会”计划，更成为空中的楼阁、水中的明月。
更为可怕的是，中美对抗完全摧毁了两国人民在过去的岁月中，特别是太平洋战争期间，通过抗日同盟形成的各自客观甚至是美好的印象和形象。竭力妖魔化对方成为当时两国媒体的重要任务。“美国鬼子”和“红色中国”这样的咒语几乎成为称呼对方的代名词。一时间，两个伟大的民族居然成为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仇敌，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哀。
对此，美国已故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曾经感慨道：“在20世纪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在长达四分子一的世纪内，相互敌对，几乎没有任何的接触和交往。”只有了解这23年极为不正常的两国关系史，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最近23年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才能够充分了解中美关系的健康和稳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成就和重要影响。
如果鲍大可还还活着，这位生在中国、毕生都致力于这两个伟大民族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学者，一定会用同样感慨的口气概括说，“过去的23年中，没有哪两个大国，能够像中美两国的交往和合作那样，给亚太地区，给包括两国人民在内的近20亿人口，带来如此持久的和平与稳定、进步与繁荣”。在是在中美合作的格局中，东亚从世界最危险的一个地区，一跃而成为世界最繁荣和充满生机的地区。
这样了不起的进步，与中美两国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早在13年前，中美关系最困难的1989年12月，邓小平这位已经退休的一代伟人告诉来访的美国客人：“中美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结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七年后，他的老朋友、同样也已退休的美国前总统布什对一批年轻的中国学子说：“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种关系比中美关系更为重要。在下一个千年中，也没有一种关系比中美关系对于长久的和平更为重要”。这是两位经历了中美两国从合作抗日到敌对冲突，再从敌对冲突到合作发展的智慧老人的肺腑之言。对此，在最近出版的《布什与美
国》一书中，南京大学教授蔡佳禾教授满怀信心的指出：“记住他们的话，中美这两个伟大的民族就会和睦相处，这个世界就会有和平与稳定”。而最近一年，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不同寻常的三次会晤，不正是在实践这两位前辈的谆谆教诲吗？他们的外交努力一定能够为新千年的中美关系奠定新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