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富到强：大国的成长之路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最近举行的一次中美文化关系讨论会上，学者们专门讨论了中国知识精英的美国观。自清末以来，在中国知识精英的眼中，美国有着持久不衰的魅力，其原因在于美国富裕而又强大的现实正是中国所追求的理想。的确，在20世纪世界历史中，美国将经济上的富裕与政治上的强大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但在19世纪后半叶，情况却不是如此。南北战争以后，美国迅速工业化，成为当时世界三四个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它在世界政治上的影响力却囿于美洲大陆，一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胜利，美国才成为世界性大国。尽管历史学家总是在问美国为什么会在1890年代开始扩张，但对大部分政治学者来说，鉴于国家经济实力决定其海外政治利益的法则，更有意思的问题却是美国为什么没有扩张得更多扩张得更早。美国政治学者、《外交》杂志原主编fareed zakaria的新作《从富到强：美国世界作用的不寻常的起源》就试图解释这一问题。

　　根据国际关系中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一个国家的利益通常是由它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实力地位（主要是它的物质力量）决定的，只要它扩张的成本和风险低于它的收获时它总是要扩张的。zakaria认为这一理论不适用于美国，因为这种把国家实力看作是决定一国外交政策最重要因素的观点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外交政策不是由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决定的，而是由政府决定的。简言之，国家政权（state power）而不是国家实力（national power）决定了一国的外交政策。他把这种注重政府特别是政府当中主要决策人的研究方法称为政府中心取向的现实主义，它坚持能力决定意向的现实主义原则，但强调国家实力的适用性受制于政权结构。国家政权的结构、规模和能力是解释一个国家是否积极卷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关键因素。

　　根据这一理论方法，zakaria具体分析了从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1909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期届满这一时期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成长过程。在内战后的十几年里，美国开始了财富急剧积累的进程，但在建立这一国家实力基础之上的却是一个软弱的国家政权。作为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者，美国总统和他的国务卿尽管一再试图把日益增长的国家实力转化为在海外的政治影响，但是，他们所控制的远非强大的联邦政府机构和微不足道的官僚机器既不能从各州政府那里得到人力和物力的支持，更不用说得到整个社会对其政策意向的认可。甚至在联邦政府中，国会如果不是总是的话，至少也是经常妨碍总统意志的执行。它拒绝通过有关文官制度和军事制度改革的立法，参议院还否决了几起行政部门提出的领土兼并议案。这一时期总统权力处于美国历史上的最低点。美国此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列强──经济上的大国政治上的小国（a strong nation but a weak state）。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标志着现代美国国家政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出现是为了应付由于工业化而造成的各种国内压力。管理日益庞大不断增长的国民经济的迫切性以及国会追求国家最高权力的失败，最终使得联邦政府建立起更多中央集权较少党派政治的政权结构。作为唯一由全国选举的行政官员，总统的权威得到了强化。国家政权结构的这种转型适应了国家实力的持续增长，到1890年代中期，行政部门已经能够绕开国会或迫使它同意在海外扩张美国的利益。

　　1898年美西战争的辉煌胜利不仅向海外而且也向美国国内显示了美国强大的实力。由于打败了一个欧洲大国，美国加快了它的扩张步伐，以前酝酿了几十年的扩张目标，诸如兼并夏威夷和萨摩亚现在几个月就实现了。

　　美西战争期间的威廉·麦金莱政府标志着美国现代总统制的诞生，其特点就在于国家行政部门主动推行一项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20世纪的美国历届总统几乎无一例外地继承了这一传统。继麦金莱之后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广泛地用总统行政协定来代替需要参议院批准的条约，由此来扩大总统的权力。而一向信奉国会政府的伍德罗·威尔逊在当选总统之后，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独断专行的决策者和扩张主义者。

　　作为政治学者，zakaria对美国扩张主义起源的探讨并不仅仅出于学术的兴趣，更多的是源于他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在他看来，在人类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其他的国际事件会象大国崛起那样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二千多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由于雅典的崛起造成，而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与德国的强大有关，因此列强俱乐部成员的每一次增减都会造成全球的不稳定甚至是战争。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统一的德国、富裕的日本和复兴的中国都开始了由富到强的大国成长的必由之路。国际社会只有恰当地理解和处理大国的崛起，这种大国的权力转型进程才可能是平稳与和平的，而各种误解和处置失当，则会给人类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zakaria的研究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他探讨了富国如何把其国内经济财富转化为海外政治影响从而使自己成为大国(great power)这一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但是，作为政治学者，他过于强调这种转型的普遍性，不切实际地试图找到它的内在规律。实际上，美国19世纪后半叶迟迟没有进行海外扩张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国家政权软弱，也是因为在1890年代以前美国有广袤的西部可以扩张，从而减轻了向海外扩张的压力。同样，美国走向海外扩张的时候，正好是帝国主义争先恐后瓜分殖民地的特定历史时期。以这样的历史经验出发，来推断21世纪大国的崛起也会造成全球的不稳定，显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全球化所造成的政治上的相互影响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改变迄今为止大国关系中你输我赢的零合角逐模式，特别是各种国际组织、体制和机构的存在，大大增加了大国间对话、交流、磋商、协调和合作的渠道与机会。尽管如此，我们中国学者仍然可以从zakaria研究中得到有益的启示，那就是在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日益增长特别是香港回归中国以后，中国如何利用它的财富来扩大它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如何利用这种政治影响来保护和促进它的海外经济利益。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michael mandelbaum曾说过，任何强国都是一样的，“它们扩张。它们派自己的士兵、舰船和公私代表到海外。它们打仗、防卫边界，管理着与它们的首都有着远为不同的语言、习惯和信仰的人民和领土。它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外国人。强国可以制于它国而不被它国所制(the strong do to others what others cannot do to them)。”纵观现代世界历史，mandelbaum所言极是。不过，当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屹立世界强国之林之时，这个东方大国必定会给一直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带去新的观念与价值，强国也将被赋予新的含义。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isbn: 0-691-044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