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
【关键词】 美国经济；日本经济；新经济；泡沫经济
【作者简介】 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邮编：100044）；陈宝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邮编：100007）。
美国经济在2001年初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扩张，陷入衰退局面，特别是it（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使美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相似之处，这使人们产生“美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日本’”的疑问。[1]本文通过对谈方式，围绕20世纪90年代(简称90年代，下同)以来美日经济比较、美国经济会不会重蹈日本覆辙及其原因展开一些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日经济比较
冯昭奎（以下简称“冯”）：9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十年萧条”，1991～2000年年均实际增长率只有大约1%，这期间失业率从2%最高上升到4.9% （2001～2002年最高上升到5.5%），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持续的通货紧缩。人们普遍认为90年代对于日本来说是“失去的十年”。
陈宝森（以下简称“陈”）：1991～2000年美国经济持续繁荣，这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3.5%，失业率从7%下降到3.9%，同时通货膨胀持续下降，核心价格指数从90年代初的5%下降到2%。
冯：90年代美日经济表现的反差在于：90年代日本是处于泡沫经济破灭后时期，而美国则处于泡沫经济膨胀期，两国泡沫经济破灭大约错开了十年，正因为人们是在将美国泡沫膨胀期同日本泡沫破灭后时期进行比较，才觉得美国经济比日本好得多？最近我读了您的新著《剖析美国“新经济”》，陈宝森：《剖析美国“新经济”》，[2]一个感想就是不能把日本经济泡沫同美国经济泡沫相提并论。
陈：美国经济确实存在所谓it（信息技术）泡沫，与此同时“新经济”也是客观存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势头终于从2000年下半年发生逆转，转向减速甚至衰退，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信息产业衰退引发的，也可说是it泡沫破灭导致的经济衰退。由于受90年代后半期对信息经济前景过分看好的支持，1995～1999年it领域私人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28%，2000年与it有关的投资在企业总投资中的比重高达40%，这种带有盲目性的扩大投资，造成生产能力过剩，致使供过于求、库存积压。此外，由于统计失实，9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利润也有被夸大的倾向。
尽管人们对“新经济”持有不同看法，[3]“新经济”仍是客观存在，“新经济”存在的最重要证明或标志就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个事实并没有因为美国经济一时陷入衰退而改变。
冯：这就是说，日美虽然都存在泡沫经济，但两国“泡沫”有本质不同。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是以迅猛发展的it革命为背景，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泡沫；80年代末日本经济繁荣则是以大搞房地产和传统产业大搞“三个过剩”（过剩投资、过剩雇用、过剩债务）为背景。美国的泡沫经济犹如it革命这股“新经济”洪流之上泛起的泡沫，仅具有局部的性质；而日本的泡沫经济却是缺乏“新经济”背景的、牵涉到旧经济全局的问题。如果拿一杯啤酒做比方，日本的泡沫经济犹如杯底少许酒水之上全是泡沫；而美国的泡沫经济犹如浮在半杯酒水之上的泡沫。是不是可以说，正是有没有形成“新经济”这个差异，才导致日美经济出现如此大的反差？ 陈：事实正是这样。有没有形成“新经济”，不仅导致了90年代美日经济表现的鲜明反差，而且也导致了进入21世纪以来美日经济表现的显著差异。2000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长放慢的突出表现是it产业和制造业部门的企业投资不足和库存消化缓慢，而居民消费增长依然强劲。但是，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造成航空、旅游等行业的经营萎缩，从而使前一阶段尚能维持增长的服务业也出现收缩状态；居民消费也大幅萎缩，投资者信心和企业投资意愿进一步下降，失业人数明显上升，2001年第三季度gdp就出现了负增长。可以说，正是“9·11”事件最终锁定了美国的经济衰退。美国经济研究局认为，如果没有“9·11”袭击，2001年美国经济可能不至于下降到衰退的程度。
“9·11”外部冲击虽然恶化了经济环境，却并没有改变经济调整的基本趋势，2001年第四季度实际增长率已回升到2.7%，2002年第一、二、三季度分别为5%、1.3%、4%，全年实际增长率预计为2.8%。美国经济研究局综合考虑各种指标，确定二战后美国第十次经济衰退起始于2001年3月，但到了2002年第一季度经济已经走出低谷。
冯：与之对比，日本在“失去了”90年代之后，似乎仍是在“失去”而不是“追回”损失掉的时间。2001年10月日本经济转为萧条，进而陷入严重衰退，2001财政年度的实际增长率为-1.8%，是二战后以来最大负增长。2002年第一、二、三季度实际增长率分别为0.2%、1.0%、0.8%，政府在2002年5月称经济已到达谷底，但日本经济复苏极其乏力，而且主要靠出口带动。日本政府预测2002年度实际经济增长率仅为0.2%，估计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预测好一点。 在2001年度gdp减少1.8%之后，2002年度gdp即使能增长1%，日本gdp也不能恢复到2000年度水平。同时2002年日本的改革在一片吵吵声中进展甚微。小泉纯一郎曾信誓旦旦地说“没有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这句话本是小泉表示推进改革决心的豪言壮语，但在小泉执政一年多之后却成了日本经济与改革现状的真实写照：其一是“没有改革”（改革未取得进展），其二是“没有经济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2003年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为0.8%，2004年只有0.9%，“在oecd的30个成员中名列倒数第一”。
可以说日本经济陷入一种“特殊的萧条”，其特征是：（1）即便处于周期性循环的“复苏”阶段，也摆脱不了“萧条”阴影；（2）总是难以走出通缩困境；（3）作为调控宏观经济两大手段的金融、财政均陷入功能不全状态；（4）陷入“流动性陷阱”：即便实施极度的金融缓和政策，仍不能促使投资活动趋向活泼，七八成企业不是忙于投资而是忙着还债；(5)陷入“结构性陷阱”：决策者出于政治上的理由促使资源分配到“夕阳产业”，而对促使资本从低效益领域向高效益领域移动的市场作用进行妨碍，其结果导致财政支出的效果几乎趋于零。[4]
在日本经济研究中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有人认为对日本经济不能说是“衰退”。与之对比，我想问美国对“经济衰退”是如何定义的？
陈：由经济扩张转入衰退是2001年美国经济的显著特征。据美国经济研究局的定义，经济衰退（recession）指经济活动全面和大幅下降。该局主要根据4项指标(工业生产、就业率、制造业和贸易情况以及居民实际收入)确定经济周期扩张和收缩的起止期：（1）从工业生产指数看， 2000年9月为149，到2001年 9月下降到140，下降幅度达6%；（2）制造业和贸易销售额从2000年8月的8603亿美元下降到2001年8月的8515亿美元，下降 1%；（3）就业人口从2001年3月的1.326亿人下降到10月的1.318亿人，下降0.7%；（4）居民实际收入是4项指标中惟一保持增长势头的指标，但与就业相比，居民实际收入并不是严格的经济活动指标，近期居民实际收入增加是得益于劳动生产率和石油价格的支持，而不是就业增长。由于美国历史上经济衰退的平均情况是工业生产下降4.6%，就业下降1.1%。通过比较历次经济衰退的经验，可看出2001年经济收缩已与历次衰退的经验数据基本一致。
冯：日本经济学家不大用日语“衰退”一词，而用“后退”来反映经济循环的一个阶段，其实他们说的“后退”就是英语中的“衰退”。与美国经济衰退极少遍及全国相比，日本经济陷入不景气时，几乎是全国各地都不景气。我认为日本经济不仅是循环意义上的“后退”，而且也符合日语“衰退”一词的语意（指人因患宿疾，体力日益衰退），即它是一种源于体制、结构问题的不增长。有人说日本这么富有，哪里有什么衰退？其实当今日本是既富又衰，这两者并不矛盾，如同一个中年人身体很胖，但可能很虚，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尽管整个国民的收入比较平均，消费水平颇高，但整个国家内里的体制已经衰退，又得不到改革，因此可以说“衰退”是本质而“后退”是表现。总之，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可说是“富而旺”，而日本经济则是富而衰、衰仍富。
陈：您在这里所说的“衰退”，其实相当于美国人说的“萧条”（depression），按照美国人说法，衰退多指一时经济倒退，而“萧条”多指经济长期不振。
冯：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贸顺差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经常收支从1982年转为赤字以来，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常收支赤字国和最大债务国。在经济不景气、利率长期接近于零的背景之下，日本的资金大量流出，主要是流向美国；而美国却不断从世界各主要国家吸引大量资金，“向美国集中”成为90年代全球资金流动的一个重要特征。[5]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作为世界最大借债国的美国，多数人的日子过得挺红火，而在作为世界最大债主国的日本，多数人的日子却过得垂头丧气。
在“9·11”之后，经济活动中的安全意识增强成为世界性倾向，这也影响到美元，如果由于反恐形势出现变化或其他原因导致流向美国的资金大幅减少，美元汇率和股价就可能急速下跌。2002年美国经常收支赤字占gdp之比接近5%，吸纳外国资金减少可能直接影响美国经济的稳定。
陈：近年来对美国的资金流入有所减少。这主要是因为企业的跨国兼并收购不如过去活跃。比如2002年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400亿美元，中国则超过美国达到523亿美元，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资金流入减少导致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扩大，促使美元趋于贬值，当然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会成为决定性因素。展望2003年美国经济走势，离不开对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因素的分析，它们之间的较量决定了美国经济既不会一蹶不振，但也不会立即恢复。如果没有更多恐怖袭击等非周期因素，美国经济将缓慢回升，其潜在增长率可能在3.5%到4%之间。但需强调的是，攻打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冯：近年来美国经济衰退虽不像日本那样惨，但确实出现了一些类似“日本问题”的症状，比如企业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接近历史上最糟记录，对企业财务进行大调整已在所难免；与90年代初日本股市泡沫破灭两年多之后出现房地产泡沫相比，前两年美国股市下跌之所以没有导致消费支出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房地产价格上涨抵消了股市上的损失，然而，近来美国人也在担心房地产泡沫破灭何时发生；此外，物价下跌是否意味着通货紧缩正在临近。美国经济学家s.罗契就预言：“美国经济可能在今后一年到一年半出现通货紧缩。”总之，人们担心美国是否会成为“第二个日本”似乎并非空穴来风。
陈：我认为美国经济不会重蹈日本覆辙，不会出现长期停滞局面。这是因为美国有两种优势，因此有可能避免两种危机。两种优势是指产业结构优势和竞争力优势，两种危机是指金融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危机。
从产业结构看，90年代美国对其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一个以信息产业为龙头、信息技术渗透到传统制造业之中、服务业占3/4的新型产业结构已经形成。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则成为美国经济结构性优势的集中表现，这也是美国“新经济论”的基本依据所在。近两年美国经济增长虽放慢，但劳动生产率仍保持增长，特别是2002年第三季度美国非农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1%，而从2001年第三季度到2002年第三季度则增长了5.6%。[6]这个成绩不仅超过了 1995年前20年期间年均1.4%的增长率，也超过了 1995～2000年平均2.6%的增长率。它说明90年代末期劳动生产率的高涨并没有停顿下来, 而是出现了更强劲势头，无论经济衰退或复苏疲软都未能阻止其前进步伐。显然计算机网络化和其他高技术的应用对生产率的优异表现是重要支撑，其作用可与20世纪初电力和汽车等的应用相媲美，而生产率高涨无疑有利于经济复苏，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提高工资及利润。而这种优势日本是不具备的。
冯：日本的问题是产业结构改革大大滞后，至今政府仍在保护低效率的、比较劣势产业，而新兴产业却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还需指出日本经济存在着明显的“双重结构”：一方面，拥有竞争力仍很强的汽车、家电、机床等出口型制造业，其劳动生产率比美国还要高出20%；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十分缺乏竞争力、效率很低的食品加工等面向国内的制造业、农业以及流通等国内服务业，其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63%。从两类产业占就业人数的比重看，出口型制造业仅占总就业人数的10%，而其他产业则占到90%，因此有人形容日本经济结构是“具有竞争力的‘一成产业’支撑着缺乏竞争力的‘九成产业’”的脆弱结构。
陈：从竞争力看，据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评定，自1998年到2002年美国的竞争力在全球49个国家（或地区）中始终名列前茅，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与企业效益都是连续5年排名第一；政府效率从1998年第5位上升到第3位；国家基础结构也处于首位。
冯：日本的竞争力在1989～1993年曾连续5年排名第一，但在1998年下降到第20位，1999～2000年下降到第24位，2001年第26位，2002年又降到第30位。从1998年到2002年，日本的经济表现由第5位下降到第29位；政府效率从第33位微升至第31位；企业效率从第29位下降到第35位；国家基础结构从第17位微升至第16位。[7]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最终决定于该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据“日本社会经济劳动生产性本部”于2001年11月发表的调查，1999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oecd成员国中占第2位（卢森堡居首位），日本居第19位，在7个主要发达国家中居末位，不过，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仍占第2位。
陈：高新技术的增长潜力对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关系至大。美日两国的研究开发投资都不少，但绝对量日本远逊于美国。另外美国的最大优势是企业家精神、风险资本、基础研究以及吸引国外投资的魅力。
冯：日本的企业家精神最差，排在第49位，大学教育排在第49位，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排在第47位。
陈：日本经济十年翻不过身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受银行呆坏账拖累。人们担心美国也有这个问题。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的银行系统在2002年金融丑闻和阿根廷债务危机中都较好地顶住了风浪。2002年前7个月中，美国只有8家小银行倒闭。美国银行系统比较健全的原因在于，自199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实施以来，美国银行普遍加强了资本建设，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银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银行通过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转移，规避了信用风险，比如一些大银行在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的特大破产案中，正是通过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而使自己幸免于难。美国的花旗、摩根大通、美洲等银行承购了世通公司的290亿美元债券，安排了80亿美元信贷额度，这些银行为转移信用风险将许多债权经过包装又在三级市场上出卖给了养老金基金、共同基金、保险公司以及个人，因而分散了风险。
冯：较为健康的银行系统是使美国经济有别于日本经济的一个重要差异。目前，美国的银行呆坏账占贷款余额的比例不到2%，仅相当于90年代初这个比例的一半；而日本的银行呆坏账占贷款余额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十几甚至更多，日本金融系统与呆坏账已经“作战”了十年以上，但呆坏账依旧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由于经济形势不振、经营恶化，还不起债的企业不断增加，致使新的呆坏账不断产生，而银行对呆坏账的处理速度跟不上呆坏账新产生的速度，结果导致银行呆坏账不降反升。例如，日本金融厅在2002年3月底公布了全国金融机构呆坏账余额达52.4万亿日元，比一年前增加了9.5万亿日元。
日本居民的金融资产有53%存放银行，日本企业资金筹措的大约60%经由银行，与这样一种过度依靠间接金融的结构相比，美国的直接金融很发达（美国居民的金融资产只有11.4%存放银行），因此企业受银行问题的影响也比日本小。此外，美国的银行数目非常多，平均每家银行的规模非常小，比如截止到2001年9月，美国有8149家银行和1533家储蓄机构，每家银行和机构所拥有的存款额平均为600亿日元左右。而在日本，即使行业内规模最小的信用合作社也平均拥有639亿日元存款。由于美国发生的银行破产基本上是小规模的，因此对社会整体的冲击很小。[8]
陈：再谈谈美国会不会发生房地产泡沫危机。过去7年美国房屋售价比通货膨胀率高出近30%，人们担心房价如此攀升可能会同股市一样存在泡沫并最终破裂。这是日本有过的教训。但美联储对此持不同看法，它们认为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房地产泡沫主要发生在商业房地产市场，而不是住房。在美国，住房价格居高不下有供求方面原因：一是移民家庭对住房的需求坚挺，他们占房屋需求的46%，而这些人是有购买力的；二是由于土地的限制，新上市的住房还是不能满足需求；三是房地产同股市不同，带有地区性，一个地区价格的变动不会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从宏观调控方面看，自2001年初开始，美国为了克服经济衰退实行了宽松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两年来联邦基金利率已下调了4.25个百分点, 现已降到1.25%，接近1958年的低水平，从理论上说进一步降息仍有可能，尽管回旋余地已经不大。在财政方面，由于经济衰退，税收减少，加上军费等政府支出增大，2002年美国财政出现了1585亿美元的赤字。不过，2002年美国公众持有的政府债券为34775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3.6%，[9]仍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2002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少于2%，也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总之，美国宏观调控的余地已经不很宽裕。但与日本比，美国这两个杠杆仍是可操作的。
冯：与美国人的低储蓄率（有时甚至出现负储蓄率）相比，日本人的储蓄率很高，高到“成了问题”。为刺激景气，日本在推行了多年“超缓和金融政策”之后，又在1999年2月实施零利率政策（在通缩状态下实际利率并非为零），这意味着日本的利率政策已没有调节余地，现在又议论搞什么通胀指标。在财政方面，与日本财政赤字高达gdp的8.4%（2002年数字）、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高达gdp的140%相比，美国的财政状况要好得多。
是不是可以说，美国经济不会重蹈日本覆辙的一个原因在于美国有日本这样一个“反面教师”。比如美联储在2002年发表了题为《回避通货紧缩：90年代日本经验的启示》的论文，其中提到了如果9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银行采取更积极的金融缓和政策，或许可能避免90年代后半期的通缩局面。而恰恰是在2001年，美联储实施了十分积极的金融缓和政策，导致了股市、企业、房地产和家计这4个部门的后退相互“错开”，即先是股市、企业这两个部门出现后退，而房地产和家计一时依然比较坚挺。而日本的特点是这4个部门同时后退，特别是紧接着股市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泡沫也跟着破灭，使日本经济在这两大泡沫破灭的打击下陷入了长期低迷状态。为什么美国经济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冯：说到美国经济不会重蹈日本覆辙的原因，就需要讨论日美之间更深层次的差异。 陈：美国社会封建残余少，日本则背负不少封建包袱。反映在国民性上，美国敢冒风险，长于创新；日本则偏于保守，创新精神不足。
二战后日本在科技方面进步很快，但基本上属于追赶、模仿和引进型，自己的创新不多。在90年代美日的角逐中，日本在信息网络化上输给了美国。
冯：在对信息化的适应性方面，日美确有很大差异。在工业化时代日本曾是成功的追赶者。正如日本评论家屋太一所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先学德国接着学美国，到了80年代实现了人类社会史上罕见的、比欧美更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大量生产的社会，达到了德美等国都未能达到的高度工业化水平。”[10]日本媒体曾说：“在80年代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在纺织、钢铁、造船、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等制造领域，美国完全输给了日本。”
有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又有人说成功是失败之源。可以说日本在工业化时代追赶欧美的成功使日本人骄傲自满、日趋保守、不思改革，结果孕育了当今日本的“经济战败”。反之，20世纪80年代美国输给日本，却激发了美国人的危机感，他们甚至还借鉴了二战后日本企业的成功经验，那时美国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排着大队到日本企业参观。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通过创建“新经济”和推进it革命而取得十年繁荣的成功。日本学者小关哲哉说：“在当今世界上，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每况愈下，而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却生气勃勃……，日美两国的差距正进一步拉大。不言而喻，最主要的原因是信息技术革命。”[11]日本学者野口悠纪雄还指出：“与it容易融合在一起的经济结构是市场经济体系”，而“在当今世界上最接近市场经济模式的要算美国的经济”，这导致美国型经济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it的成果，至于日本经济由于存在着大量非市场经济因素，“包含着与it不相容的因素”，因此导致日本型经济在it时代落后了。[12]因特网正在成为各种新的经济、政治制度创新的“试验田”，这使擅长于科技与制度创新的美国“如鱼得水”，而日本的官僚体制、大藏省金融体制则与信息化时代的行动方式格格不入。
陈：美国之所以能较好适应it革命，与美国企业的新陈代谢之旺盛分不开的，美国的企业容易进入市场，也容易被淘汰出局。比如在日本开办一家新公司要花3万美元，而在美国或者通过上网，或者花几分钱打个电话，公司就办起来了，而且没有资本要求。由于办企业容易，所以每年有许多新公司出现，优胜者很容易脱颖而出，特别是风险投资和风险企业十分兴旺。美国企业以直接融资为主要资金来源，投资者对企业效益十分关注，企业经营不好利润下滑，投资者就会抛售股票，使企业破产，这就是所谓“用脚投票”，在此情况下经理阶层必须千方百计地搞好经营管理，使股东得到回报。2002年《财富》杂志评出的500家大企业中，美国占了197家，接近40%；其中赢利最多的50家企业中美国占了26家；在赢利最多的10家大公司中美国占了8家。
冯：日本企业竞争也很激烈，但大公司通常有财团做后盾，即使经营不善也难得淘汰出局，又因为企业以向银行贷款作为主要资金来源，如果经营不好，面临破产前景，银行也不愿意企业倒闭，因为企业倒闭就会使银行贷款泡汤，所以许多应当破产的公司也会不死不活地苟延残喘，其结果就是使经济丧失活力。日本的中小企业新陈代谢明显弱于美国，例如1999～2000年美国每年新开张企业约100万家，破产企业约90万家；而日本每年新开张企业只有约7万家，破产约8万家。it革命时代应是风险企业大显身手的时代，然而根据gem（对风险企业进行国际比较调查的学术组织）的调查，日本的风险企业能力和社会环境在被调查的美欧日等29个国家中居倒数一二位。
陈：在对待经济全球化的观点上，美国既重视对外输出资本，也重视从国外引进资本，所以美国的全球化战略是双向的。汽车业是美国的支柱产业，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竞争不过外国品牌，国内市场越来越被外国品牌占领，美国人并不以此为耻。《商业周刊》2002年7月有篇文章说：“底特律的确是丢掉了市场份额，但随着外国公司把美国变成全球汽车产业中心，美国成为大赢家。”[13]美国人算了一笔账，由于外国公司在美设厂，三大汽车公司自1995年以来丢失了10%的市场，但随着全球化在美国生根，巨大的人才资源和资金注入美国，现在美国汽车市场比任何时候都健康。
冯：在全球化问题上，日本看到“挑战”的一面较多，而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重视不够。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全球化程度”排名，日本在31个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中，日本在“对外全球化程度”方面居第29位，在“对内全球化程度”方面居第31位，在“信息全球化程度”方面居第25位。这就是说日本在“对内全球化”、即“国内的国际化”方面“名列倒数第一”。
日本对输出资本很积极，但在引进外资方面，不仅政策保守，而且缺乏魅力。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企业选择国家的时代，然而据imd调查，日本吸引从事制造、研究开发等的企业的“魅力”，在世界各国或地区中排名第26位，在7个主要发达国家中略好于意大利，居倒数第二位。日本所谓“产业空洞化”的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不仅本国高科技风险企业成长得不顺利，而且也没能通过导入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大批外国高科技企业到日本来。比如在2000年世界各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日本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仅占0.6%，仅相当于美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不到3%，2000年日本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占其国内固定资本投资的比例只有1.1%，比世界平均水平（16.3%）低得多。
陈：在宏观经济决策上，美国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运用财政金融杠杆调节经济方面有很大进步。比如格林斯潘在1987年股市暴跌的黑色星期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11”恐怖袭击后所采取的措施都比较得当，对保持美国经济117个月的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在宏观决策方面则动作迟缓、屡屡失误，有些则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做出的错误决策。
冯：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失策可说是接连不断，我曾列举、分析了1987年日本产生泡沫经济以来政府有8项重大政策失误。其中确实有您所说的“在美国的压力下做出的错误决策”，例如诱发泡沫经济产生的、1987～1989年过度延续的金融缓和政策，“指导”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一再依靠增加公共投资来刺激景气、1990年日美协商产生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等。这些政策实际上是把美国所要求的“国际协调”置于日本本国利益之上，把满足美国的要求视为己任，甚至令人弄不清是“为了美国的政策”还是“为了日本的政策”。[14]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日美安保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条约”，这个“以美国利益为优先”，不仅反映在安全方面，也延伸到了经济方面了。
当然，90年代日美经济形成如此鲜明反差，归根结底是日本在“制度改革的竞赛”、“改革速度的竞赛”方面输给了美国。萨缪尔森曾说“富国必保守”，然而同为“富国”的美、英等国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实现了金融改革或大爆炸，日本至今也“爆炸”不起来。由于各种利益集团林立、各种利害关系交错，政官财各方人士对改革往往是“总论赞成，分论反对”、“抽象同意，具体反对”。小泉上台一年多来日本各界围绕改革问题吵个没完，各种政党和派别的政治家又唱反调又唱高调又唱怪调，本质上多是为了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1996年桥本首相的一个审议会报告早就提出警告，“在改革之际，费时议论如何维持现存秩序，就如同船正下沉，而船上乘客还在议论坐在哪个座位上能更好眺望景色。”那些为既得利益争得不可开交的政治家正是那种在“船正下沉”之际仍在争座位的乘客。与美国两大政党围绕如何治理国家展开激烈竞争相比，日本的政党制度导致政治家更关心自身的选举利益而对国家前途缺乏责任感和危机感。2002年5月克林顿对小泉首相说：“如果在美国通缩持续十年，说不定会发生暴动。”这是因为在美国如果出现经济严重萧条的情况，失业率上升等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国民不满会很强烈，这迫使政治家立刻做出及时有力的对应。而日本直到目前国民生活受经济萧条的影响并不大，失业率上升幅度也不是很大，以致人们的感觉依然不错，然而经济社会活力就在这种“感觉不错”之中日趋消耗。
陈：美日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口因素。 美国人口相对年轻，出生率在逐年上升，人口总量以每年6%～8%的增长率上升；而日本人口正在迅速老化，出生率逐年下降，人口总量将从2007年开始下降，预计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从现在的1.27亿下降到1.01亿，日本的劳动年龄（从15岁到64岁）人口已经从1995年就开始持续下降。
冯：美国人口也在趋于老龄化，但在人口问题上美国与日本有三点不同：一是日本人口老龄化比美国更严重；二是日本除去老龄化外还有一个“少子化”问题，即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趋于下降；三是日本的一个突出保守之处就在于它不想大规模吸收外来移民，这将是导致日本经济与社会缺乏活力的一个根本原因。据联合国人口局2000年3月发表的“1995～2050年各国所需‘补充移民’的年均规模”，为了阻止总人口减少，日美分别需要补充移民31万人和11万人；为了阻止生产年龄人口减少，日美分别需要补充移民61万人和32万人；为了阻止人口高龄化进行，日美分别需要补充移民1000万人和1077万人。[15]近10年来美国已接纳了超过1100万人的移民，这可能还没有把非法入境的800～900万人算在内。与之相比，据日本《在留外国人统计》，2000年底在日本国内登记的外国人为169万人，此外，估计非法入境者为23万人，日美在接纳移民方面相差悬殊。总之，美国经济优于日本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善于吸收利用“移民的活力”。
---------------------------------------------------------------------
[1] david leonhardt, “japan and u.s.: bubble, bubble, toil and trouble,”the new yoyk times, october 2,2002.
[2]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3] 也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表现甚佳主要是在1995～1999年这4年间，仅仅依据短短4年间的经济表现就预言美国进入了“新经济”时代、甚至“迎来了第二个‘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有夸大其词之嫌，参见《学习时报》，2000年5月29日。
[4] 罗伯特·h.达嘎：《日美经济的走向》，载［日］《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报》，2002年12月15日/2003年1月合并号，第13页。
[5] 仅以直接投资为例。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0年10月3日发表的最新统计，1999年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0000亿美元，而美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2760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额的1/3，成为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吸收国。
[6] business week, december 16,2002, p.30.
[7] 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竞争力年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429页。
[8] 参照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2002年资料。
[9] u.s.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analytical perspective, budget of the u.s. government 2003, p.271.
[10] 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 屋太一谈：《日本处在“知识价值革命”时代》，载《世界知识》，2000年第7期，第29页。
[11] ［日］小关哲哉：《日本能不能在信息技术上与美国决一雌雄》，载《时事解说》，2000年8月25日。
[12] ［日］野口悠纪念雄：《构筑适应it的社会》，载《中央公论》，2001年4月号。
[13] business week, july 15, 2002, p.98.
[14] 冯昭奎：《日本：战略的贫困》，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97～142页。
[15] 引自联合国资料：《补充移民》，2001年度，转引自《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7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