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美国的“新经济”和“知识经济”
在人类即将跨入21世纪的历史时刻，美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新经济”的热烈争论。克林顿总统则提出“知识经济”的问题。鉴于这两个问题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的重要性，大洋彼岸的讨论已经引起国人的兴趣。这里谨就这两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新经济”与信息化、全球化
最早宣传“新经济”思想的是《商业周刊》，有些学者如保罗·克鲁格曼则坚决反对这种提法。《商业周刊》在界定这个名词时说：新经济“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已经死亡；不意味着我们将不会有另一次经济衰退，或经济周期业已消失；不意味着股票市场必将摆脱自我调整而永远上升，就像豆梗将直上云天那样。它也不意味着亚洲金融风波不会影响美国”，“谈‘新经济’时我们的意思是指这几年已经出现的两种趋势，第一种趋势是经济的全球化，第二种趋势是信息技术革命。”用于证明这两大趋势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新变化的依据是：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84年的17.7％上升为1996年的23.7％；高新技术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1984年的不到15％，增长到1997年的30％以上。在高技术领域，核心产业就业人数380万， 加上相关产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中的程序员、网络技术员，总就业人数达到910万，而汽车、飞机、船舶、铁路、航天等制造业加在一起的就业人数不过152万。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由1990年的1.3％上升到1997年的3.8％，公司利润由1990年约为4000亿美元，上升到1997年近7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失业率由1992年7.5％，下降到1997年10月的4.7％，而通货膨胀率则由1991年的4.5％以上，下降到1997年的1.5％。
90年代中期，在经济繁荣中同时出现低失业和低通胀并存的现象无疑是可以从信息化和全球化中找到原因的。首先是90年代初以来，美国公司抓住信息化的良好机遇，对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和改造，建立了企业的内部信息网和全球的因特网，精简机构，大量裁员，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企业在不涨价的条件下，又能使利润增长而不担心工资的上升。再者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传统产业中当工厂生产达到极限时，价格要上涨，生产率的增长要放慢，但是在高技术产业如半导体、软件等则不一样。编制一个程序或者试制一种新型微处理器要求大量投资。但是进入到芯片或软件大量生产和销售时价格却不断降低。下降的价格可以促进新的需求。信息化的另一个好处是信息产业的就业倍增效应比传统产业高，甚至比其他高技术产业也高。例如，微软公司每个就业机会可以创造6.7个新工作， 而波音公司每个就业只创造3.8个新工作。这一方面是因为微软公司的工资高，购买力强，高消费提高了就业的倍增效应；另一方面是因为其他制造业在全球化中越来越多地依靠外购件，而信息产业则较多地运用当地的熟练劳动。
全球化也给经济增长带来新因素。第一是给跨国公司带来更好的经营业绩。例如1990年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在《商业周刊》全球1000家最佳业绩跨国公司的排名榜上位居第五。1997年跃居榜首。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该公司实行了全球化和生产一体化战略。再如1990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全球1000家的排名榜上位居第二十三，1997年跃升到全球第二位。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实行了全球化和生产一体化战略。全球化给美国经济带来的第二个新因素是有利于平抑物价。现在美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集中生产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品，而从东南亚各国进口电子原器件，从中国进口玩具、鞋、箱包，从墨西哥进口纺织品，这样就使上述产品的价格在美国市场上保持低廉，这对美国抑制通货膨胀十分有利。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认为信息化和全球化是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出现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但这两条是否已构成充分条件却仍有商榷的余地。人们注意到，90年代以来，在信息化、全球化之外，导致美国经济繁荣的还有宏观政策若干原因，如联邦赤字的缩小，长期利率的下降，着眼于长远的政府投资，以及国际大环境使美国获得“和平红利”等等，其中有一些显然与信息化和全球化并无直接关联。因此，信息化和全球化对周期变化的影响是否已占绝对主导地位？传统的支柱产业在多大程度上已不再影响周期波动？如果说没有信息化、全球化以外若干因素的影响，是否也会出现具有当前诸多特点的经济繁荣？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探索。
（二）“新经济”与“知识经济”
在美国对“知识经济”的提法并没有发生大的争论。其实只要弄清美国是否存在“知识经济”，“新经济”的争论似乎也就容易解决了。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知识经济”做过细讨论，只能重点探讨一下美国“新经济”与“知识经济”的联系与区别。
“知识经济”最早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这一研究报告中提出的，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一份报告中也使用了这个提法。
“知识经济”是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经济”，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经济”相对而言的，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中的一个崭新阶段。知识是人类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没有知识人类就不能进步，生产力就不能发展。在“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时代也需要知识，但是所需知识的层次不同。“农业经济”时代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工业经济”时代是以一般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知识经济”时代是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在这里信息化、数字化起着关键作用，它们的大发展是在90年代，因此为什么人类能在20世纪末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也就不难理解了。
信息技术在“知识经济”中起关键作用，它把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这是因为它大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现代的“感测与识别系统已经能够以比人更高的敏感度和分辨力来获取外部事物的信息，增强了人类的感知能力；通信与传播网络已经能够以比人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容量来传递信息，使世界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地球村’，便利了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计算与智能系统已经能够以比人更快的速度、更高的精度和更强的记忆力存取和处理信息，在很大的程度上强化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控制与显示系统已经能够以比人更强的力量、更好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来调节和改变外部事物的状态，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改造和优化世界的能力。因此当代智力工具已经给人类带来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
高科技，包括信息技术，其共同特点是由经过高级训练的复杂脑力劳动创造出各种有形和无形产品，因此也创造出远远高于一般产品的劳动价值。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一张软盘的原料价值不过几毛钱，但是一旦加以程序化，变为软件就值几百美元，甚至几千美元。从一个企业看，信息业公司资本投入相对较少，但产值则高得不成比例。英特尔公司是1968年以250万美元资本起家的，但是到1980 年该公司的年销售额已达85亿美元。知识产业的就业人数、产值和资本投入均已超过其他行业，上述其他指标也都位居世界前列，因此说美国已经跨入“知识经济”的门坎是并不夸张的。
（三）发展“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经验和问题
美国在本世纪末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经验对其他国家不无借鉴意义。
首先，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的结合。
在美国宪法保护发明创造，技术创新蔚然成风。然而创新如果不同产业化相结合是形不成生产力的。美国的成功之处在于产品的创新因市场机制的促进，很快就实现了产业化，改变着国民经济的面貌。手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资料，自19世纪末以来，差不多每隔20年，在美国就有一种新产业跃升为国民经济的龙头，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前进的动力。如1880年的纺织工业，1900年的机械制造业，1920年的铁路机车制造业，1940年的汽车业，1960年的飞机制造业，1980－1990年的信息业等等。
第二， 探索出一条产、学结合，技术创新与风险资本相结合之路。典型的例子是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等技术创新的孵化器。 在这些地方，高等学府精英们的知识与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创业资本与创新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世界各地向那里输送最优秀的人才。一批崇尚创新，敢于冒险，不怕失败而又有敬业精神的人，以最大的热情，每周7天，不分昼夜地工作，他们把思想化为物质， 成为技术创新的火车头。
第三，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刻意引导。如克林顿政府首倡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实行研究与实验机构的课税减免，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增设几十个新的制造技术推广站，促进国防科研的转轨，把国防科研和国家实验室的力量与产业界的科研力量结合起来，共同进行研究与开发。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革等。
“新经济”也好，“知识经济”也好，表明美国社会生产力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但是在美国，一个老大难问题则不仅尚未解决，反而更加激化了，这就是“技术富人”与“技术穷人”的分化问题。这个受到克林顿关注的问题，在美国已经发生了。数据表明，“中学毕业生的收入与大学毕业生收入的差距拉大了。1980年，男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男性中学毕业生高1／3，到1993年这个差距扩大到70％。”这种趋势甚至引起了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的不安。他说：“不受羁绊的私人利益和自由放任政策可能从内部把资本主义搞垮。”两极分化不仅在美国国内继续发展，在国际上也是一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力发展报告》中指出：虽然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激增，但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受益。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贸易、劳务和金融市场等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它们每年损失金额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它们每年接受外援总额的10倍。目前占世界人口10％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份额已下降到0.3％，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 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穷人口占世界总收入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1％。
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是政治动乱的根源。这个问题不解决，世界就不得安宁，这是在“新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必须解决的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