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某些流弊——读《美国历史散论》随想
一
笔者与杨玉圣同志从未有缘谋面，所以也许谈不上什么深交。提起我们的结交，竟与我国世界史学界的流弊之一——弄虚作假现象联系在一起。两年前，笔者供职的《史学月刊》刊发了一篇有关马基亚维利主义与意大利法西斯关系的文章。审稿时有关编辑认为该文运用了不少意大利文图书资料，殊为难得。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文章刊发后不久，作为《史学月刊》热心读者的杨玉圣同志就给编辑部寄来一封信，对该文注释之可信性提出怀疑，认为：就文章作者的身份（在读师专生）和所在单位的图书条件而言，作者不大可能亲自查阅过文章注释中提到的意大利文资料。一则作者可能并不掌握意大利文，二则即令作者有一定的意文基础，但是注释中提到的某些意文图书，在国内似不曾见有进口。经笔者与作者本人核实，果然不出玉圣同志所料。
发生这种事，对于在国内外颇有声誉的学术刊物《史学月刊》来说，无疑是严重的工作失误。在此亮出家丑，并非与本文主旨无关。从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从一个青年学者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严肃、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的气息，而且也可以发现，这种治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正是个别青年世界史工作者、特别是某些初涉史坛者身上所缺乏的。
杨玉圣同志在《散论》中不止一次地指出："撰文、著书作注释，本是一种正常的严格的学术范式，为的是说明某一论点或资料源自何处，这样既可方便读者查证，又是尊重引文原作者的劳动，同时也尊重自己的体现。甚至有的引文本系转引，却不作必要的说明，似乎是直接引用，以假乱真。如此流弊，泛滥学界，岂不哀哉？"（第17-18、39页）这种流弊对于洁净、严肃的史坛来说自然是一种不谐之音；目前，虽说不上已泛滥于学界，但确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严重性亦确实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
黄侃先生曾经说过："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转引自路广正：《当前注解古书的几个问题》，《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第85页）这虽是对治古汉语者而言，但文史自古不分家，它对于治史者同样是适用的。尽管人们经常呼吁治学应严肃、认真、负责，应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总有一些对此置若罔闻的急功近利之徒。自欺欺人、不负责任且不说，更有甚者，肆意"劫掠"他人劳动成果，还恬不知耻地以"突破"、"创见"自诩。因此，一些历史研究者的主体修养欠佳，不能不说是弄虚作假之流弊不但得不到根绝，且大有泛滥学界之势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此种流弊的产生与文章注释所固有的功能不无关系。诚如杨玉圣同志所言，文章的注释在于"说明某一论点或资料源自何处"，从而"方便读者查证"、"尊重原作者的劳动、同时也尊重自己"。但这只是文章注释功能之一。除此以外，注释还具有另一重功能，即：读者通过注释可以约略判断出文章论点的可靠性程度、作者对所论述课题相关的材料的了解程度，从而一窥作者学识的多少与功力的深浅。大凡阅读一篇研究论文，人们往往先浏览其注释，道理即在于此。正是文章注释的这重功能，使得一些治学态度极不端正、缺乏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而又急功近利者，为炫示自己的"学识"，在注释上大肆玩弄弄虚作假的伎俩，打肿脸充胖子，拔高自己。这种人不只属于个别，而是大有人在。因为不少青年史学工作者尤其是初治史者对此尚缺乏足够的和清醒的认识，更有甚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变相的剽窃和侵权行为，反而认为这是达到多产并因而成名成家的终南捷径。前述杨玉圣同志在给敝刊编辑部来信中所批评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在笔者与他的一次电话联系中，他就话语轻松地对笔者说："我原以为这无关紧要。许多人都是这样做的，并不就是我一个人。"言下之意，我们在这件事上是少见多怪、小题大做了。真是让人感到悲哀！
然而，与明目张胆地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相比，在引文及其注释上弄虚作假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学术上的剽窃行为堪称是一种性质十分恶劣的"学术犯罪"。为了沽名钓誉，有的人是很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的。他们在肆意"劫掠"别人的科研成果时，很能做到平心静气，颇有脸不改色心不跳的"英雄气概"。由于缺乏求实、苦干的精神，加之利令智昏，思念功名心切，个别人以至于闹出如此笑话："如果被剽窃者的原书或论文有疏漏或欠确之处，（剽窃者的作品也）错。更有甚者，本来人家正确无误的，（剽窃者）在作'迁移'手术时，也节外生枝。"（第34页）这种在转引甚或剽窃时所出现的拙劣的现象，笔者在《史学月刊》编辑部从事世界史编辑工作这几年，审阅来稿时不止遇到过一次。《散论》收录的《沉重的思考》一文，集中对"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的抄袭、剽窃行为"、"40多年来中国美国史学界的最大丑闻"进行曝光（第42页），可谓切中时弊，更为净化学术环境、匡正学术风气做了件大好事。读杨玉圣同志的此类书评，不仅令人顿生神清气爽之感，而且亦令人深感在历史学界开展一场"打假"活动之必要。
说实在，在汹涌的"商潮"和"向钱看"的思潮的强力冲击下仍能不为之心动，安贫乐道，甘于"坐冷板凳"，兢兢业业地埋首于史学研究者已经为数不多了。如今，在依然身处"此岸"的这批研究者中，偏又出现不只属于极个别的急功近利、弄虚作假之徒，怎不令人深以为忧呢？笔者猜想，杨玉圣同志在撰写诸如《沉重的思考》这类评论时，不仅是以敢于主持"江湖公道"的极大勇气，而且也确实是以极为沉重的心情秉笔直书的。也许杨的某些措辞有尖刻之嫌，但即便如此，也是由于他对美国史、中国美国学这两门学科爱之深切，从而对出现于其中的不良学风责之也切之故；特别是，惟其如此，才能收良药苦口之效。作为一个涉足史坛不久、且从事世界史编辑工作的人员，笔者真心希望广大青年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准备涉足和已初步涉足世界史坛者，都能认认真真地读一读《散论》中的《沉重的思考》这篇发人深省、而在当时却生发出一场轩然大波的评论，把它当作是在我们耳边常鸣的警钟，更应对该评论中所批评的"学术现象"引以为戒。如是，"一个相对洁净、严肃的学术氛围"（第43页）就可指日而待。
二
"史实之准确与否是科学的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基础之一。"（第94页）这就是说，历史研究非但离不开对资料的辨析，更离不开对史实之准确与否的考证和对欠确的史实的纠正。设若研究者所据史料缺乏真实性和可靠性，所述史实缺乏准确性，那么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研究结论就很难谈得上正确，更不必侈谈贴近于历史之真和寻绎出真正的历史发展规律了。这个道理对于治中国史和治世界史恐怕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思想认识上，对于治中国史者和治世界史者并未达到同等的水平。
众所周知，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重视考实性研究，而且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实性研究方法，如训诂学、校雠学、辨伪学、考据学和史源学等。这些体现我国古代史学中的"史纠"传统的考实性研究方法连同"史纠"传统本身，在解放后的中国史尤其是古史学界不仅得到了继承，而且有所发扬光大。在中国史学界 ，由于此类著作、文章太多，亦确有个别钻进了死胡同者，以致一些学者对此颇为反感。笔者在苏州上大学本科时，就曾听到过出自治中国史学者之口的此类微词，认为：考证汉武帝之母到底是何年何月"得幸"而怀上了汉武帝、洪秀全究竟有没有长胡子之类的问题，于有关的历史研究毫无助益，纯属无聊。事实上，如果说将考实性研究视为"小儿科"，无多大作为，持这种想法的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史学界仅是个别的话，那么在我国世界史学界恐怕不在少数。
在我国世界史学界，除治世界上古史者比较重视考实性研究外，其余各段世界史教学和研究者"似乎对（考实性研究）重视不够，有的人甚至简单地讥之为乾嘉遗风之类"（第95页）。世界史学界出现这种流弊，实在是不应该的。因为，无论是从研究的起点还是从研究的基础来看，我国世界史研究都不如中国史研究。对此，杨玉圣同志从我国美国史研究的角度出发，认为："第一，美国史研究本来就起点较低、基础尚属薄弱，加之很长一段时期内曾受到非正常因素的干扰。第二，迄今仍存在资料相对匮乏、信息相对不灵、论文发表很难（著作出版更难）等客观条件的严重局限。第三，中美文化背景、文化传统及历史进程终究迥然有异。我们对美国缺乏深入研究。我们对美国历史中的许多事件、人物、现象和规律尚缺乏深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提倡'坐冷板凳'的苦干精神，扎扎实实，推进研究……"（第95页）虽然杨玉圣同志在这里是针对我国的美国史研究而言的，但笔者以为，上述三方面（实为四个方面）的问题不只是存在于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中，也存在于其余的国别史、地区史和断代史研究中。因此，其道理对于我国的整个世界史研究来说都是适用的。以此而论，如果说队伍比较庞大、研究机构众多、实力较为雄厚、与被研究国之间的学术交往频繁于别的国别史或地区史研究、硕果累累（参阅黄安年编：《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1840-1990）》，内部发行本，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北京师大历史系，1990年版；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的我国美国史研究尚需重视和加强考实性研究，那么，在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状况相对来说不如美国史研究的其他学科忽视考实性研究、认识不到考实性研究对促进本学科发展的重要性，这恐怕是很不应该的。
见之于行。杨玉圣同志经常推出考实性研究的成果，努力为消除有关考实性研究的"成见加偏见"（第6页）尽心尽责。《散论》收录的《美国史若干史实辨》、《〈独立宣言〉史事考》、《关于〈宅地法〉开始实施的时间》、《代役租初探》、《中国美国学史：一个新的研究课题》等等，足以说明这一点。事实上，《散论》中的每一篇美国史研究论文、每一篇美国史著作评论，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杨玉圣同志的注重考实性研究的学术个性，这也正是《散论》一书令人捧读不释的魅力之一。在《〈独立宣言〉史事考》一文中，他不仅吁请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研究者重视和加强考实性研究，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具体意见：第一，"提倡'坐冷板凳'的苦干精神，扎扎实实，推进研究"；第二，"人们应当逐渐对……考实性研究有一个相对正确的态度与认识，至少要尽可能清除有关成见或偏见"；第三，"考实性研究成果应受到应有的尊重"；第四，"有关著作及教材应及时追踪、关心和重视考实性研究成果，尽可能更新相关的内容，从而使人们在更新内容的基础上更新其历史认识"；第五，有关专业杂志对考实性研究应伸出扶助之手，"更多地给予此类成果面世的机会"（第95页）。
这些建议无疑是很有远见的。因为正如杨玉圣同志所言，设若我们精心"搭建的史学殿堂""缺乏考实性研究为基础"，那么"有如奠基于飞沙走石之上，与海市蜃楼无异"（第94-95页）。的确，历史研究搞"客里空"，有百害而无一益。这，并非没有这方面的例子。比如，代表国家级学术水平、我国迄今最具有权威性的世界史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仅以有关美国史部分条目而言，据杨玉圣同志的细心辨析，就出现不少的"硬伤"和欠确之处（详见第21-23页）这种状况的出现，不能不说是我国世界史学界长期以来忽视考实性研究而酿成的恶果。因此，如果说考实性研究确如某些人所讥，是"乾嘉遗风"之类，笔者倒是期望这股在中国史学界历久不衰的"遗风"也能劲吹于我国世界史学界，更期望每一位世界史教学和研究者都能像杨玉圣同志这样，不以考实性研究为"小儿科"，为在我国世界史学界重振"乾嘉遗风"尽一份自己的责任。我国世界史学界考实性研究蔚然成风之际，必定是我国世界史研究真正进入一个新境界之时。
三
"书评难写，因为若把握不好，即得罪人。批评式书评更难写，因为无论如何把握，总是要得罪人。此外，批评式书评即令写出来，也不见得能顺利问世（往往是胎死腹中）。这种状况很难说是正常的。"（第43页）这是《散论》作者发自肺腑的感慨之言。然而，感慨之余，人们又不能不直面这种极不正常的现实。于是乎，我们大多数书评作者（这里主要就世界史著作的评论者而言，下同）便将批评式书评视为不敢跨越的"雷池"，从而甘心于当一名"吹鼓手"、"广告商"。这种状况同样是极不正常的。由此导致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时下的书评已形成一种模式化的格式，我们不妨称之为"书评的八股化"现象（早在1985年，齐世荣先生就在一篇短论中呼吁：书评应避免八股化。见《世界历史》1985年第6期，第54-55页）。
大凡阅读书评，我们总有"似曾相识"之感，并且正如《散论》一书的责任编辑刘雪枫同志在该书"出版纪言"中所说，总是"让人看着不舒服"，亦确如杨玉圣同志在"后记"中所言："真正值得读，而且亦确实耐读者，大约就不是很多。"（第388~389页）书评味同嚼蜡，正是书评八股化的反映。八股化的书评往往建筑在对所评著作的粉饰的基础之上，所以在文章的结构或行文格式上自然就不谋而合：先是大致介绍内容，接着便不惜笔墨地进行吹捧，什么"填补空白"、"实现突破"、提出若干"新观点"、具有若干"特点"或"特色"，诸如此类，就构成了一篇书评的核心；最后，为装装样子，写上几句所谓的"美中不足"之类的话；旋即，这种不疼不痒的所谓评论就为"瑕不掩瑜"、"缺点在所难免"之类的另一番话语所推翻。这就是我们通常读到的历史著作书评文章。
书评的八股化，决非一日之功，亦决非偶然。从客观上讲，一是由于我们的学术界人际关系始终错综复杂；二是由于我们的报刊等学术媒体为避免得罪人和断不完的笔墨官司，一般不愿意刊发批评式书评；三是"不少人对书评尚缺乏应有的尊重，也谈不上理解。在某些人眼中，似乎唯有所谓的'论文'才算'成果'，书评则不然。写了书评，更不用说多写几则书评，即未免这样或那样的议论，似乎不务正业什么的。"（第388页，"后记"）久而久之，形成了广告式书评一枝独秀的图书评论格局。从主观上讲，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书评作者与所评著作的作者一般都有良好的私交，或为老朋友、同门师兄弟，或为师生、老同事、同行，写书评往往是出于受人之托，因此，"碍于情面，书评中尽量说好话，少说或不说缺点"（石卞：《关于书评的杂感》，《世界历史》1992年第3期，第115页）。设若因一篇书评之故而断了师生、师兄弟之情谊或朋友之交，何苦来着。在这种心理支配下，评论者自然以粉饰所评著作为己任。况且，这样做了，还可以增进与所评著作作者的友谊，何乐而不为呢！此其一。某些书评实际上是所评著作作者自己炮制的（当然，在发表时借用了他人的大名或使用了化名、笔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此其二。一些书评作者对所评著作论述的课题不是缺乏必要的了解，就是缺乏一定程度的研究，大多数情况下，评论者对所评著作论及的问题在学术界、理论界的研究状况和现有水平，即有关的学术发展史知之甚少，由此"只好大段摘录原书中的段落以充篇幅，只有介绍，没有评论，即使有一点评论也是隔靴搔痒，文章洋洋洒洒，却说不到要害处"（石卞：同上文）。此其三。书评作者对书评的性质和功能缺乏正确的和全面的思想认识，简单地认为书评无非就是一种变相的图书广告，目的无非是帮助友人招徕读者，扩大销售量。此其四。有此四端，历史著作评论无论客观环境如何，也难逃八股化的厄运。
其实，写世界史著作书评，并不比写世界史研究论文来得容易些。这倒不是因为写书评容易得罪人，而是因为写书评除了和写研究论文一样，要求作者必须具有相当的思维敏感和理论素养，以及必须胸有全史--既指某一学科的全史（如美国通史），也指某一课题的学术发展史（国内的和国外的）——以外，更需要作者具有实事求是、公正无私和与人为善的态度。简言之，评论者必须真正做到"德、才、学、识兼备"（刘雪枫语），而史德是第一位的。如果评论者胸无全史，学术功底浅薄，理论素养更是欠缺，那么就不可能在书评中准确地判断所评著作叙述的史实是否准确、可信，论据和材料是否新颖、充实，也不可能正确地把握所评著作的学术水平，更不可能"在较高层次上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黄安年先生语）；如果评论者缺乏公正无私的品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与人为善的气度，那么就会把书评写成通篇充斥着溢美之辞的图书广告，对读者起误导作用，又不可能进行平等的、同志式的、正常的学术争鸣，甚至还会染上文人想轻的陋习，把书评写成曲意贬低他人、乃至给他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肆意侮辱他人人格的泼妇式的谩骂之文，从而人为地使学术界本已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更趋复杂化。因此，评论者的主体学养如何，对于书评写作和学术繁荣都是极为重要的。
《散论》是以书评为主的一部文集，其中书评和书评性文章共23篇（含"附录"），占篇目总数的57.5%，内容上约占全书篇幅的44%。作者曾言："不知是犯了哪根神经，这几年来我不知天高地厚，陆陆续续写作，发表了一些书评。虽说没少招惹事非，但仍冒傻气，颇有'痴心不改'之概。"（第258页）可见，杨玉圣同志对书评的确是情有独钟。纵览他的这些书评，可以发现，它们明显与时下八股化的书评大异其趣，不仅有很强的学术性和讨论性，而且有很强的可读性。当然，杨玉圣同志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所以，《散论》中的书评，除个别金刚怒目式的批评式书评外，其余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广告色彩"。但这并不构成该书所收书评的特色。详细指出所评著作欠确、疏漏或失误之处，并提出相应的修正意见；在评论中融入自己对所评著作论及的美国史中某一问题或史实的见解；结合所评著作的实践，提出一些学科建设方面的建议——简而言之，言自己所言，感自己所感；有所侧重，而非面面俱到；实事求是，敢于褒贬；探索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美国学史的学科建设之路，这些构成了《散论》收录的书评的鲜明特色。这种熔广告性、学术性、讨论性和可读性四者于一炉，不为评论而评论，特别是把对历史著作的评论与有关学科的建设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的评论方法，在我国世界史图书评论界似不多见。
从《散论》收录的美国史著作评论中，我们约略可以寻绎出世界史著作评论应有的功能。第一种功能可以称为广告功能。具体地说，图书评论的目的之一是对所评著作进行恰如其分的广告性宣传，以引导学界注意所评著作，特别是其中贡献于学界的新见解和新论点。这在历史学不怎么景气、学术著作出版艰难的今天尤为重要。第二种功能不妨称为建设性功能。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图书评论不能只褒不贬，甚至褒之过分；否则，无助于所评著作的进一步完善及其作者的提高。道理很简单：所评著作的作者即令他/她是硕学鸿儒，也并不能保证他/她在著作所论及的各个领越、各个方面都有同等程度的深入研究，总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这种薄弱环节往往是著作者最容易出现材料不充分、论据陈旧、解释欠确、甚或疏漏和失误的地方。对此，评论者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评论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来，并提出商榷性意见或修正意见，从而帮助著作者消除因著作中的欠确、疏漏或失误等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并在有机会再版时予以弥补，同时也帮助读者免入歧途。即令是著作者深有研究的问题，评论者若不同意其观点，同样可以展开讨论，以加深对问题的探讨。当然，这需要著作者心窗八面来风，具有虚怀若谷的度量，对图书评论的这种讨论性功能持正确的思想认识。其二，学术性。上述即已含此意，这里要强调的是，一篇好的世界史著作评论应该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把握所评著作的学术价值及其出版意义，寻绎出有利于学科建设的一些好的经验或建议。世界史研究，不论是哪一学科，都面临着如何体现中国特色的问题。我国世界史研究若缺乏自己的特色，就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因此，对国人世界史著作的评论，不仅要在学术上分析其成败得失，更应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分析它在世界史研究的中国特色方面的探索情况，以便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这无论是对著作者还是对有关学科的建设，都将助益良多。
由此可见，时下大多数世界史著作书评文章存在的问题集中于过分强调书评的广告性功能，而过多地忽视了书评的建设性功能。因此，要解决世界史著作书评的八股化这一流弊问题，除历史研究者必须加强自身的主体修养之外，还应该适当弱化书评的广告功能，着重强化书评的建设功能。
对于书评的写作，杨玉圣同志有一番精辟之论，笔者深有同感。兹移录于此："正如通常所说文无定法一样，书评该怎样写，谁也定不出一个‘规则’来。只要他自圆其说、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而非流于吹吹打打、肉麻兮兮，这书评大体上就可以说是好书评。"（第258页）
四
杨玉圣同志以考实性研究见长，但《散论》一书还是出现个别欠准确和不应有的失误之处。
第一，个别提法欠确。在第169页的末尾，作者提出："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首先应当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并予以尽可能贴尽历史真实的解释。""贴尽历史真实的解释"，这一说法有些似是而非。从这段话的意思来分析，作者所说的"历史真实"当指"客观真实"，即"没有任何主观意识的渗入"的"一切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本身的自在状态"（刘克辉：《论历史真实》，《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第100页）。其实，无论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还是"贴尽历史真实"，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客观真实"不过是"历史真实"的含义之一；除此之外，"历史真实"还包含"史料真实"和"认识真实"两层意思，它们大致相当于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所说的"记录真实"和"解喻真实"。绝大多数史学理论工作者都只把"历史真实"理解为"史料真实"和"认识真实"。就此而言，所谓"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贴尽历史真实的解释"就更加不可能了。因为，"历史真实"中除"客观真实"具有绝对意义外，"史料真实"和"认识真实"都只有相对的意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渗入了记录者和认识者所在的阶级、所处的时代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所谓"一切历史皆当代史"，道理即在于此。另一方面，历史即是"过去"。过去了的东西是"不可能在一种客观的、纯物理意义上再生的"（刘克辉：前引文）。不可重复，无法再现，这是客观历史本身的最大特点，也是历史学家最无可奈何之处。我们常说"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一幕"，但也仅仅是"惊人相似"而已，绝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史料真实"的相对性和客观历史本身的不可重复性，决定了历史学家的能量：只能在"史料真实"和"认识真实"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贴近"客观真实”，勾勒出相对清晰的历史原貌，但永远达不到再现历史的原始面貌（即"贴尽历史真实"）的那一步，或者说永远不可能做到把历史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还给历史本身的地步。当然，历史学家可以以此作为自己努力的向度，也可以存此美好的奢望，但不要、也不必期望它变成现实。因此，笔者以为，这句话改成"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应当对历史的内容给予尽可能贴近于历史真实的解释"比较妥当；或者为简便起见，将"贴尽"一词改为"贴近"（第92页第9~10行："……更加贴尽了历史的真实"，"贴尽"似亦应改为"贴近"）。虽只一字之差，但更合乎情理。
第42页倒数第3行所谓"不道德的非法侵权行为"，这一提法也是似是而非。任何一种行为，只要它构成明显的侵权，那么从法律上讲，它就是"非法的"；不存在"合法的"侵权行为。所以，"侵权行为"一词本身即已含"非法"之意，再在前面缀上"非法"一词，显然是多余的，且容易引起误解，故不如删去为好。
第二，某些遣词用字值得斟酌，个别地方显然属明显失误。比如，第11页第4行"耳闻目染"，欠确。"耳闻"一般与"目睹"搭配，而与"目染"连用的是"耳濡"。第15页第3行和第87页倒数第2行"筚路蓝褛之功"，其中"褛"显然系"缕"之误。第16页倒数第2行所谓"奢谈史学繁荣"，其中"奢谈"应为"侈谈"。我们一般说"奢望"、"侈谈"，而不说"奢谈"、"侈望"。此外，还有一些编校方面的错误。比如，第296页倒数第6行和第297页注①第1行"抽掉文章"、"抽象文章"，均系"抽样文章"之误。
第三，从编辑美学的角度讲，有些地方在编排上缺乏丰满和紧凑感。比如，第85、93、111、180、296、297、298、299、306、341、378等页正文之末，并非系一篇文章或某一节的结尾，却无端出现一大段空白处，少则四五行，多则达十行。这从编辑美学角度讲是很不应该的。
上述第二、第三类失误均系技术性问题。但正如杨玉圣常说的那样："这些技术性问题设若处理好了，谅必亦会使本书另收锦上添花之秀。"（第369页）
最后，书中"附录"收录了三篇与全书核心关系不大的书评和一篇论文，笔者以为似欠妥。《散论》虽系一部文集，但收录的书评和论文，不是围绕着美国史这个核心，便是围绕着中国美国学史这一核心。因此，"附录"中的几篇评论（除最后一篇外）和一篇论文，尽管是以"附录"的形式出现的，但终究与上述二个核心都不相干，亦与书名不相符。《散论》是一部文集，但毕竟不是一部书评集。这是笔者的妄论，聊供作者姑妄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