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西方国家相继恢复了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加上技术更新导致白银产量大量增加，世界上出现了金(价)涨银(价)落的现象[注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中村哲夫《民国金涨银落问题》，《民国研究》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当时的中国金融界曾广泛讨论这一问题，见《金贵银贱问题之讨论》1集，华通书局，1930年。]为稳定世界银价，美国、中国、印度等八个产银或用银大国，在1933年7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签订了一项《国际白银协定》。其中规定美国政府每年购银不超过3500万盎司，中国则承诺将不出售1934-1937年销毁银元所得之白银[注解：协定全文及中国的保留意见载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2-114页。]但是，一年不到，美国就违背了它所承担的稳定银价的国际义务。
为了推行其摆脱经济大危机的新政，美国罗斯福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国会内来自西部产银州的议员集团。这些白银派议员借机对罗斯福总统进行"政治讹诈"，提出了旨在提高银价的《1934年购银法》，以增加其所在州的经济利益[注解：schlesinger,arthur m .,jr.,the age of roosevelt:vol.ii,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8,p.251.]。《购银法》所造成的国际银价飞涨给中国这样的银本位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财政危机[注解：白银外流的数量及影响可参见阿瑟·扬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228-231、243-247页；《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55-158页。]而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中国下决心加速推行其酝酿已久的币制改革计划，放弃银本位，建立起现代的、容易管理的货币制度。在稳定货币以及走向币制改革的努力中，积弱的中国不得不寻求列强的支持。于是，由美国内政造成的白银问题在演变为中国的财政危机之后，又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焦点。美、英、日为控制中国的货币财政进行了一场暗中较量。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白银交涉集内政与外交、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诸问题于一体，最典型地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因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注解：国外最为详细的研究是美国学者迈克尔·罗素所著《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30年代美国白银集团的活动》一书(郑会欣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此书是一篇未在美国出版过的博士论文，主要利用美国档案，探讨美国白银政策的来龙去脉，美国国内政治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复旦大学汪熙教授在《门户开放政策的一次考验——美国白银政策及其对东亚的影响(1934-1937)》长篇论文中(载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28-74页)，着重分析了在30年代中期日本侵华的东亚国际关系背景下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的损害。郑会欣博士在《〈中美白银协定〉述评》(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280-294页)，具体研究了1936年《中美白银协定》的产生和影响。吴景平博士在《美国与中国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91年6期)，深入探讨了美国对中国币制改革态度转变的具体过程。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研究没能充分利用中美白银外交中中方的主要机构中央银行的档案。这批中央银行的英文档案后来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翻译、编辑，刊载在《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本文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美双方已公布的档案文献，从外交史和货币史结合的角度，抓住中美双边互动的特征，着重探讨白银外交的内容、特点和影响。
美国《1934年购银法》与中国寻求稳定银价的努力
1934年6月19日，在美国国会内白银集团的压力下，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1934年购银法》。它规定美国政府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的比重增加到1/4。经过罗斯福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 rg enthau)的努力，白银集团议员同意授权财政部长决定"购银的速度，时机和条件"[注解：john blum,from morgenthau dairies:years of crisis,1928-1938〖s tbz〗,boston:houghton mifflin,p.187.]。这样，摩根索在执行《购银法》时就有了相当大的灵活性。
中国对美国的《购银法》一直非常关注。该法还在美国国会中讨论时，中国的银行公会就致函罗斯福，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该法一旦通过，必将导致世界的银价上涨，其结果是中国国内的白银外流和金融危机[注解：罗素前引书，29页。]。但美国政府置中国的抗议于不顾，不惜违背自己在《世界白银协定》中所做的承诺，在8月9日开始执行该法，下令白银国有化并从世界市场购银。美国的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世界银价的飞涨，从1934年年初的每盎司0.35美元涨至10月份的0.55美元，到1935年4月一度涨至0.81美元[注解：扬格前引书，225、239页；blum,op.cit.,pp.190-191。]。其结果正如中国银行家和经济学者所预料的那样，作为中国通货的白银大量外流，银行银根吃紧，市场萧条，商家纷纷破产。8月20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顾不上正常的外交程序，直接向罗斯福呼吁，希望美国能够在今后购银时事先告知中国，以便中国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注解：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坎宁汉(cunningham)致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1935年8月20日，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4年3卷，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950年，440-441页。当时中国银元的成色为71.5%，含银量为0.7555盎司，一银元合0.34美元，折算起来每盎司白银=0.449美元，因此当世界银价超过这个值时，就意味着银元有被熔化成白银出售的危险，其结果自然是银元的流通量减少。参见扬格前引书，205、214、522-523页；孔祥熙与施肇基来往电文，1934年12月19、20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24-126页。]。虽然美国表示愿意就其购银政策与中国防止白银外流的措施相互协调，但回避了正面的承诺[注解：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坎宁汉，1935年8月20日，《美国对外关系》，1934年3卷，441-442页。]。既然美国拒绝配合，中国遂在美籍顾问阿瑟·扬格(art hur young)的建议下，告诉美方中国正在考虑逐步采取金本位，而美国正在购买白银，因此，美国可否同意用美国的黄金来换取中国的白银。但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 l)表示，金银互换不是政府间的事情，中国应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这种买卖[注解：赫尔备忘录，1934年10月2日，《美国对外关系》，1934年3卷，442-443、443-445页。]。不过，摩根索表示中美两国可以通过中国的中央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委托的美国银行进行售银交易。据此，1934年11月，中国向美国财政部出售了1900万盎司白银。美国购买了这批白银后，暂存上海。由于中国政府担心这批白银的外运会加剧金融恐慌，只好从伦敦购买了1700万盎司来垫付。而且，中国一再要求推迟交付时间，结果从1935年1月一直推到7月底，最后分几批运到美国。其中只有200万盎司是在1935年11月中国币制改革后从中国运出的。因此，这一交易并无多大经济意义，没有赚到什么外汇，主要目的看来是警告美国白银派议员，中国可能要放弃银本位[注解：这批白银交易不太为研究者注意，前引汪熙、吴景平、郑会欣文章均未提及这笔交易。扬格前引书，275页及附录15《1934-1941年中国出售的白银数额》，534-535页；blum,op.cit.,p.205;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月6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30页；美国国务卿赫尔与美国驻华使馆来往电文，1935年5月15、22日，《美国对外关系》，1935年3卷，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953年，582、585页。]。
在美国毫无诚意的情况下，中国只好自行设法阻止白银外流。10月14日，中国宣布从次日起，开征10%的白银出口税，以及根据世界银价波动而确定的平衡税。这样一来，不法商人遂通过大量白银走私来牟利，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浪人在华北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白银。12月，中国又颁布命令，加强了缉私的力度[注解：《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41-142、150-151页。]。但是，中央政府的软弱和日本的蓄意破坏，使这些限制措施难以奏效。中国只好再回头向美国求助以稳定银价，并提出了两项办法：(1)除美国国内自产的白银外，美国不在世界市场上购买价格高于每盎司0.45美元的白银；(2)希望美国向中国提供贷款，帮助中国重整币制[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4年12月8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23页；美国副国务卿菲利普斯(philips)备忘录，1934年12月10日，《美国对外关系》，1934年3卷，454-455页。]。
这时，美国大通银行(case bank)上海分行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中国人因为美国的《购银法》而产生的反美情绪有增无减。同时，日本人正在打算向中国贷款，以便控制中国的货币
[注解：菲利普斯致罗斯福，1934年12月10日，《美国对外关系》，1934年3卷，545-546页。杨玉圣简洁而生动地概括了当时中国经济界和金融界对美国的批评，见《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33-141页。]。这些报告引发了美国政府内部的一场政策辩论。美国国务院认为，白银政策损害了中国官员、银行家和商人等上层人物的利益，因而势必影响两国的关系。它希望财政部暂停购银，或把银价限制在每盎司0.45美元，至少应把在中国的购银留在中国。但它反对由美国单独向中国贷款，因为这会触犯日本的《天羽声明》。财政部则表示，由于《购银法》的限制，它不可能立即停止购银或降价，最好的办法是帮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并使之与美元挂钩。财政部还认为国务院对日本过于担心[注解：罗素前引书，62-66页。]。
作为最高决策者的罗斯福，他既不想改变购银政策，也无意给予中国贷款。罗斯福幼时常常听祖父谈论其19世纪在中国的从商经历，因此他自诩对中国"有一个多世纪的背景知识"，在对华政策上自有独立的主张[注解：blum,op.cit.,p.206.]。在此情况下，摩根索在征得罗斯福的批准后，向中方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1)美国将只购买中国中央银行的白银，每盎司价格不超过0.55美元，并在世界市场上维持这一价格；(2)美国可以随时中止这一做法，但会提前一个星期通知中方；(3)请中国尽快派代表来美国讨论有关问题[注解：财政部致国务院，1934年12月18日，《美国对外关系》，1934年3卷，457页；施肇基致孔祥熙，1934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25页。]。
孔祥熙对美国第一次表现出来的合作诚意感到高兴，遂进一步向摩根索提出，0.55美元的价位仍然过高，希望能将价格稳定在0.50美元。他还表示，中国愿意与美国就此签订一个长期协定。否则，中国只好考虑放弃银本位[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4年12月31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26页；施肇基致赫尔，1934年12月27日，《美国对外关系》，1934年3卷，458页。]。孔祥熙显然过于乐观了。摩根索非但不能接受中方的建议，而且在白银派的压力下，连原来的承诺都没有坚持下去。1935年元旦，他通知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说，一个星期后，美国将不再把银价维持在每盎司0.55美元的价位。不过，他也表示了愿与中方合作的诚意。在与罗斯福商量后，摩根索决定邀请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访美，讨论白银问题。但美国国务院担心，由于宋子文是一位反日派，他的来访必然会引起日本的反对，损害美日关系。加之宋访问成功的机会甚少，因此，国务院坚决反对这一访问[注解：摩根索致赫尔，1934年12月31日，《美国对外关系》，1934年3卷，461页；赫尔致施肇基，1935年12月31日，《美国对外关系》，1934年3卷，461-462页；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月1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27页；罗素前引书，71-73页。摩根索后来曾想利用到葡萄牙度假的机会与中国代表会面，未果。blum,op.cit.,p.210。]。
中国只好取消宋子文的行程，并在19日向美国提出了一份非正式的备忘录，希望美国仍能限制银价，至少采取措施不要购买从中国走私的白银。美国再次表示不能限制银价，因为《购银法》是命令式的。不过，它在购银时，"可以把中国的意见考虑进去"[注解：孔祥熙与施肇基来往电文，1935年1月19、26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30-132页。]。
就这样，中美两国就白银问题的第一轮交涉结束了。在这第一轮交涉中，中国政府一再希望美国稳定银价。不论是国务院还是财政部，美国决策者都认识到了美国的白银政策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但是，对于如何减少这种损害，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财政部提出过对华贷款的设想，但由于担心日本的反应而被国务院拒绝；它也提出过稳定银价的方案，但囿于国内政治的限制而未能坚持[注解：1934年11月26日，摩根索曾告诉罗斯福，由于白银政策，"美国正在做可能帮助日本的一切"。转引自罗素前引书，55页。]。不过，财政部还是在它的职权范围内，在1934年11月从中国购买了1?900盎司白银，这一购银行动成为以后美国大规模从中国购银的先河。由此可见，美国财政部的态度还算积极。
中国的币制改革与美国态度的转变
在稳定银价无望的情况下，中国一步步走上了币制改革的道路，并力图得到英美等国的理解和支持。1935年初，宋子文曾向英国表示，希望借款2?000万英镑来稳定中国的货币。但英国拒绝了这一要求，强调中国目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的白银政策，因此，"最明显的解救办法就是与美国政府就购银达成谅解"[注解：罗素前引书，74页。]。这样，中国只好再向美国寻求帮助来进行币制改革。
1935年2月5日，中国秘密通知美国，计划放弃银本位，采取金银合用的复本位，并将这种新货币与美元联系，以稳定中国的汇率。为此，它建议：(1)中国向美国提供美国《购银法》所需之白银。中国至少可以在第一年出售2亿盎司白银；(2)中国希望美国能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或长期基金和一笔以未来中国白银出口作抵押的同样数目的备用贷款。中国强调，在解决白银问题和建立新的货币体制过程中，"美国的作用是实属不可少"[注解：中国驻美公使馆致美国国务院非正式备忘录，1935年2月5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33-134页。]。在此之前，宋子文还向他的好友、正在华盛顿述职的美国驻苏大使布利特(william bullitt)发出类似的电报，试图通过他与罗斯福的个人关系来争取罗斯福的支持[注解：宋子文致布利特，1935年1月31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32页。]。
中方的这一要求再次引发了美国政府内部的两种意见。在国务院起草的给中国的答复中，强调只有当中国向其他列强提出这一计划并使它们对之感兴趣时，美国才会和它们一起"探讨共同给予中国所寻求的援助的可能性"。但摩根索认为这种联合行动"不切实际"，美国应该"单独行动"。他还认为这纯粹是货币问题，应由财政部"随意"处理。但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斯坦利·亨贝克(stanley hornbeck)则强调这一计划的政治影响，指出日本将反对任何其他国家联合或单独的援华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摩根索只好同意国务院的意见[注解：〖z k(〗亨贝克备忘录，1935年2月14日，《美国对外关系》，1935年3卷，536-537页。]。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的态度比上次有所改变，并不一味反对援华，同意考虑联合援华的可能性。但是，罗斯福比国务院还要小心谨慎，他认为这个答复的最后一句语气太强了，容易被理解为"美国准备与别国合作"同意"援华"。因此，根据他的要求，国务院把最后一句话改为建议"中国把这一计划交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中国币制改革有兴趣的其他国家"[注解：赫尔与罗斯福来往函件，1935年2月20、21日；赫尔致施肇基，1935年2月26日，《美国对外关系》，1935年3卷，540-541、542-543页。《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35-136页上所译的美国的答复实际上是美方的初稿，而非中方得到的定稿。]。
美国国务院的答复令孔祥熙大失所望，他责问道，难道不是美国的白银政策与中国的财政危机有着特殊的关系吗?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其他列强已表示，中国与美国就白银问题取得谅解是解决中国财政问题的前提。他再次重新提出金银互换的计划，并希望美国在收购中国白银时给予中国一定的期限。孔祥熙对这一措辞强硬的电报能否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没有把握，因此请施肇基来决定是否把这一电报交给美方[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3月4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36页。笔者没有在美方的文件中找到这一电报。看来，施肇基没有把电报转给美方。]。
在争取美国援助无望的困境中，中国政府在其美国财政顾问的帮助下，决定利用世界银价高涨之际，出售白银，换取外汇，建立外汇对兑本位制[注解：扬格前引书，461-462页。]。中国的币制改革酝酿于20年代。由于当时世界上金(价)涨银(价)落，中国作为银本位大国，其对外贸易因此大量入超。1929年，中国财政部邀请美国专家甘末尔(edwin kemmerer)一行来华，帮助中国设计币制改革方案，计划逐步过渡到金本位。但这一计划因为世界经济危机，银价进一步下跌，以及九一八事变等原因而未能实现。不过，中国政府在1933年4月宣布"废两改元"，将银元的价值固定在7.15两，成功地完成了银本位币制的统一，"为币制改革先著一筹"[注解：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67页。]。到1935年10月，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币制改革方案。
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至少是大量购买中国的白银，在币制改革的前一周，孔祥熙电告施肇基，要他"用最强烈的理由，向美方表达最恳切的要求，以取得美国的支持"。孔祥熙已意识到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的分歧以及摩根索相对积极的态度，因此他指示施肇基通过摩根索直接把中国的请求提交给罗斯福，希望美国能在两个月内以0.6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从中国购银5?000万盎司，接下来的四个月中国还可以向美国提供5000万盎司。此后如果美国愿意，中国将在半年内再向美国出售1亿盎司。为防止国务院的干扰，孔祥熙特别向摩根索强调这是一次"纯商业行为"[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0页。]。
10月28日，施肇基前往摩根索的家中向他转达了孔祥熙的建议。摩根索表示，如果中国告诉他币制改革的详细方案，并通过他在中国的代表金陵大学教授约翰·卜凯(john buck)向他汇报中国外汇基金的用途，他会考虑中方的要求。他还希望中国将售银所得的外汇基金存放在一家美国银行而非英国的汇丰银行。第二天摩根索非常高兴地告诉罗斯福，"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让中国的货币与美元而非英镑挂钩"。国务院这时也表示愿意让财政部来处理此事[注解：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0月28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2页；罗素前引书，142页；菲利普斯备忘录，1935年10月29日，《美国对外关系》，1935年3卷，628页。]
为了能及时地把中国的币制改革计划告诉摩根索，施肇基在周末从华盛顿驱车赶到纽约乡下摩根索的别墅。经过连夜的讨论，摩根索提出了具体的从中国购银的计划和条件：(1)从中国购银1亿盎司，在美国船上交货，如果双方满意，可以考虑续购；(2)中国售银所得必须全部用于稳定通货；(3)成立由三位专家组成的平准委员会，其中两人是美国人；(4)中国售银所得存于纽约的美国银行；(5)由中国确定某种形式的法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注解：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1月3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3-244页；菲利普斯备忘录，1935年11月5日，《美国对外关系》，1935年3卷，632页。]。
由于形势紧迫，中国一方面在11月3日宣布币制改革的法令，一方面答复美国说，它无法接受摩根索提出的第三和第五项条件，因为中国已宣布法币不与任何外国货币挂钩，并成立了中国银行家组成的货币准备委员会以及包括美英等国银行家在内的咨询委员会。施肇基对摩根索解释道，有了这个咨询委员会以及中方答应通过卜凯向他提供所有有关外汇基金用途的资料，中方实际上已经满足了他提出的第三项条件。摩根索虽然接受了这一点，但是仍坚持最后一项要求，强调如果法币不与美元挂钩，肯定会与英镑联系，因此，美国"不会投资6?500万美元来让你们的货币与英镑相联系"。施肇基称，如果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中国可以考虑美国的要求。摩根索表示美国不愿意单独提供贷款。最后，施肇基请美方提出新的方案供中方考虑。美方的新建议仍然是变相的挂钩，即通过固定法币的含金或含银量来与美元挂钩[注解：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1月6、7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4-246页；菲利普斯备忘录，1935年11月7日，《美国对外关系》，1935年3卷，637-638页。]。
对摩根索的这一做法，连美国国务院都认为行不通。国务院国际经济顾问赫伯特·费斯(her bert feis)指出，这种做法毫无益处。首先，一旦中国的货币出事就容易把美国牵扯到中国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当中；其次，可能会把中国推到英国甚至是日本一边；最后，即便没有更好的办法，中国也可以在世界市场上抛售它的白银[注解：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顾问费斯致菲利普斯备忘录，1935年11月5日，《美国对外关系》，1935年3卷，633-634页。]。中方对摩根索的无理要求更是不满。11月8日，孔祥熙明确指出，这种纯财政安排不应受到美国额外的约束。中国不愿让法币与某种外币挂钩的原因之一是避免外国的反对。孔祥熙诘问道，如果中国同意法币与美元或黄金挂钩，美国是否愿意向日本做出解释?他最后不得不与美国摊牌，表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仍可以在市场上抛售白银，但这对双方都不利"[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11月8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6页。]。尽管摩根索承认中国迫于内外压力无法让法币与美元挂钩，但是他仍然怀疑是英国在唆使中国放弃银本位，接下来英国属下的香港也会这样做。11月9日，他告诉罗斯福防止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抛售白银的办法是让银价跌落到每盎司0.40美元。罗斯福则担心，银价一旦下跌，就可能很难再上去了，无法向白银派集团交代。于是，他们决定在中国满足美国条件之前先从中国购银2?000万盎司来稳住中国，避免它在国际市场上抛售白银[注解：摩根索当时提出购买2?500万盎司，罗斯福只同意先购买2?000万盎司，可见后者比摩根索还谨慎。参见blum,op.cit.,pp.213-214。]。
美国允诺的2?000万盎司的购银量与中国的要求相差太远。这时，11月12日拒绝向中国政府交出白银的日本正金银行突然冲击中国的外汇基金，秘密购进大量美元。包括刚刚售出的2000万盎司的白银收入在内，中国的外汇和黄金储备仅存5?000万美元。因此迫切要求美国再从中国购银8?000万盎司[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11月12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7页。]。施肇基在向摩根索转达这一要求时，又有意把这一数字压低到3?500万至4?000万美元，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币制改革危在旦夕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摩根索急忙给罗斯福打电话，两人商量后，同意把从中国购银的数量从2?000万增加到5?000万盎司。他还承诺美国将买下中国想要出售的所有白银，条件是中国保证不在伦敦市场上售银[注解：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7-248页。第二次购银的价格为每盎司0.656美元，中国答应1936年2月11日以前交货，协议内容见赫尔致美国驻华大使詹森，1935年11月13日，《美国对外关系》，1935年3卷，641-642页。]。
美国这次的购银决定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摩根索对东亚国际关系的新认识。从1935年夏天以来，他一直认为在中国存在着美元、英镑和日元之间的货币战。因此他在反对日本扩张的同时，也对英国的意图表示怀疑。但是，日本对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使他"对日本侵略的憎恨终于压倒了对于英国的怀疑"[注解：扬格前引书，264页。]。他这时甚至告诉英国驻美国的财政代表，如果英国向中国提供贷款，他将不反对法币与英镑挂钩[注解：罗素前引书，151-152页。]。
中国总算度过了币制改革后的第一道难关。12月初，日本银行再此冲击中国的外汇基金。10日，中国希望美国再从中国购银1亿盎司，并表示可以在次年5月1日前交货。如果美国不能收购，中国只好在伦敦抛售[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12月10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9页。]。对中国的这一要求，摩根索又犹豫了。他指出，在美国1934年11月购买的1?900万盎司白银中，还差200万盎司尚未从中国运出，而上月所购的5?000万盎司订于2月11日前交货，但至今还未从中国起运。因此，在这些白银交付之前，他不打算考虑续购[注解：扬格前引书，269-270页。]。
实际上，摩根索拒绝考虑续购的主要原因是他已经决心改变美国的购银政策。12月上旬，摩根索和罗斯福开始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怀疑美国把白银价格人为地维持在每盎司0.65美元的明智性。首先，这会鼓励银本位国家和地区放弃银本位。香港政府已在中国大陆之后放弃了银本位并开始向世界市场抛售，其他国家也可能效仿，而这与《购银法》维持高银价的初衷相悖。其次，日本从中国的白银走私中获利巨大，从而加强了它在伦敦海军会议上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12月9日，摩根索在与罗斯福商量之后，下令改变美国在伦敦市场的购银方式，即由美国开价改为卖主开价。白银投机商立即意识到这一变化可能意味着美国不再支持世界银价，银价遂开始下跌，40天后，银价便从每盎司0.65美元降至0.45美元[注解：罗素前引书，156-157页；blum,op.cit.,pp.196-199。由于国会内白银集团的分裂，到1935年11月，他们已经无法在国会操纵有关立法的表决，因此，罗斯福不再感到他们是一种政治威胁了。详情见罗素前引书，146、185页。]。在这种情况下，摩根索自然不愿出高价从中国购银。
因此，当中国在1935年底前分别运出应付的200万盎司和4?000万盎司，并表示在1月7日将所剩下的1?000万盎司运出，从而满足摩根索最初的要求时，摩根索依然拒绝了中方的售银建议[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5年12月30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9页。]。由于中国的法币准备金主要是白银，因此这时银价下跌贬低了法币准备金的价值，削弱了市场对法币的信心，中国只好再向美国寻求稳定银价[注解：孔祥熙致施肇基，1936年1月21、26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50、253-254页。]。在这种情况下，摩根索表示希望孔祥熙或宋子文来华盛顿与他直接讨论中美之间的财政问题。尽管国务院仍反对邀请宋子文来访，但摩根索却表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下决心与中方解决白银问题。在罗斯福的支持下，他告诉施肇基："宋子文的访问是财政部的事，不是外交使命。宋来的越早越好"[注解：罗素前引书，159-160页；blum,o p.cit.,pp.218,200。]。
但是，这次是中方打退堂鼓了。宋子文和孔祥熙都表示在此财政困难之际，无法离华访美。宋子文推荐资深的外交官王正廷赴美。但摩根索更希望中国的代表是一位财政专家而不是政客或外交官。由于摩根索的助手劳海(archie lockhead)原在纽约化学银行工作，与中国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有业务往来，对陈光甫的人品和能力均很尊重。根据他的建议，摩根索希望中方给陈光甫一个财政部高级顾问的身份率团来美[注解：孔祥熙与施肇基往来电文，1936年1月21、26日、2月8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50、253、254页；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贝克备忘录，1936年3月4日，《美国对外关系》，1936年4卷，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954年，467页。]。
这一时期中国对美国的白银外交已从寻求稳定银价转为争取美国支持和配合中国币制改革。它首先是想获得美国贷款，继之是希望美国购买中国的白银。美国在考虑中国的要求时，力图在其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摩根索想利用这一机会坚持让法币与美元挂钩，以便扩大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担心日本会利用中国的财政困难进一步扩张，他又不得不支持中国的币制改革。当这两者相矛盾时，他最终选择了后者。
陈光甫使美与1936年《中美白银协定》
在准备接待陈光甫使团的两个月(1936年2月至3月)里，美国财政部从孔祥熙、卜凯、财政部驻中国海关的代表以及国务院处得到了大量有关中国局势的报告，它们不仅涉及中国的币制改革，也涉及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这使摩根索在关注中国财政问题的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大国在中国的均势结构。摩根索对中国开始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积极态度。
1936年4月初，陈光甫、郭秉文(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顾翊群(中孚银行副总经理)一行三人抵达华盛顿。中国最初在确定陈光甫使团时有两个目的：(1)以较好的价格向美方出售白银；(2)恢复1933年美棉麦贷款的未动用部分[注解：1933年5月29日的《中美棉麦贷款协定》规定，美国在三年内向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以购买美国的棉麦。由于日本干扰等原因，中国实际上只用了1?710万。中国几次想恢复未动用部分。参见扬格前引书，430-436页。]。但是，美国国务院一再告诉中国不要指望讨论贷款问题[注解：国务卿赫尔致上海总领事皮克(peck)，1936年3月4日，《美国对外关系》，1936年4卷，367-368页；罗素前引书，160页。]。同时，它也告诉摩根索不要与中方讨论贷款问题。但另一方面它却希望把中美私人间的债务纠纷列入摩根索与中方的讨论议程。摩根索同意不讨论贷款，但拒绝了后一要求。4月8日，摩根索在第一次会见陈光甫时就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惟一的兴趣是帮助中国......财政部只关心纯粹的货币问题。我们感到在帮助你们时，我们可以是被动的工具，但从长远来看，我们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们感到帮助中国加强它的货币对世界和平是至关重要的"[注解：blum,op.cit.,pp.222-223.]。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摩根索对中国的要求尽量予以考虑，并彻底放弃了法币与美元挂钩的要求。双方的讨论相当顺利，4月23日，专家小组便达成了协议。5月12日，摩根索确认了这一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1)美国将从中国购银7?500万盎司，6月15日前购1?200万盎司，以后每月购500万直至1937年1月15日，价格根据当时的市价确定，美国可以根据中国的要求支付黄金[注解：这是美国的一个让步，因为美国原来拒绝向非黄金本位的国家出售黄金。]；(2)中国的售银所得存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3)中国货币储备中至少保持25%的白银；(4)中国扩大白银在艺术和工业中的用途；(5)中国将在美国铸造含银量为72%的一元和半元辅币；(6)中国改变其法币与外汇的报价方式，以避免造成法币与英镑挂钩的印象[注解：原来的报价方式是先确定法币与英镑的汇率(1比0.125)，然后再根据英镑与美元的汇率来折算法币与美元的汇率。]；(7)以中国存在纽约的5?000万盎司的白银作抵押，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外汇基金[注解：郑会欣：《中美白银协定》；扬格前引书，272-273页。1937年底，摩根索决定放弃第三、五项规定，并购买中国已铸好的300万盎司白银的银币，见blum,john,from morg enthau diaries:years of urgency,1938-1941,boston,1965,pp.272-273。]。
已有学者指出，这一协定基本上是中方接受美方的要求[注解：参见郑会欣、汪熙前引文；资耀华等《国民党政府在法币改革前后依附帝国主义和彼此间钩心斗角的内幕》，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36页。]。比如中国原打算接受英国的建议铸造含银量为50%的辅币，孔祥熙对此的坚持曾一度使已拟定的中美白银协定前功尽弃[注解：含银量过高的结果是一旦银价上涨，银币有被熔化成白银出售的危险，这是中国在这场白银风潮中的惨重教训。因为当时中国银元的含银量是71.5%。这就是孔祥熙一度反对铸造含银量72%的辅币的原因。陈光甫与孔祥熙来往电文，1936年5月21、22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56-257页。]。但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陈光甫一开始就主动向美方提出，中国法币准备金中将保留25%的白银，这看来不是屈服于美方的结果。因为早在1月21日孔祥熙给美方的电报中就提出这一点[注解：罗素前引书，162页；孔祥熙致施肇基，1936年1月21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50-251页。]；其次，摩根索开始只打算购买4?000万盎司的白银，显然是在陈光甫的争取下，才决定购买7?500万盎司[注解：blum,from morgenthau diaries:years of crisis,1928-1938,p.224.；第三，2?000万美元的外汇基金看来是美方提出的，但与中国早先提出的备用贷款很接近[注解：劳海在为美方准备谈判方案时曾提出这一建议。见罗素前引书，161页。]。
更值得注意的是，据代表团成员顾翊群回忆，中美双方还有一项默契："今后中国将期待与美国进行更多、更好的贸易和更大的合作"[注解：罗素前引书，167页。]。应该说，这一默契在谈判期间就已经在两方面表现出来。首先是中美双方同意携手把世界银价稳定在每盎司0.45美元上下。为了证明中国无意在向美国售银前提高世界的银价，中方接受摩根索的建议，当5月初世界银价涨到0.464美元一盎司时，遂在伦敦出售了价值250万美元的白银，使银价回落到0.45美元。这一举动使摩根索相信了中国的合作诚意。他告诉陈光甫美国的政策是把银价维持在0.45美元，因此如果银价上涨过高，中国就卖；如果下跌过多，美国就买。他甚至具体建议，如果中国愿意在0.47美元的价位封顶，他就愿意在0.42美元的价位托底。他还声称，现在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了解美国的白银政策了。其次，他明确向陈光甫表示了支持中国抵抗日本压力的立场。他告诉陈光甫他不得不会见来访的日本财政专员富田洋太郎。他会告诉富田洋太郎"中国的改革进展顺利，要求他们配合"。陈光甫回答说，这样的话，中国的公债可能会上扬两元半[注解：blum ,op.cit.,p.225.另据扬格记载，中国这次在伦敦抛售的白银数量为200万盎司。扬格前引书，75页。]。在随后会见富田洋太郎时，摩根索的确赞扬了中国的币制改革，并批评日本在华银行拒绝交出白银的行为[注解：亨贝克备忘录，《美国对外关系》，1936年4卷，477-478页。]。
尽管国内学者大多强调《中美白银协定》满足了美国的要求，并使其能通过掌握存在美国的中国外汇基金控制了中国的金融[注解：参见汪熙、郑会欣和资耀华前引文。]，从理论上讲，这一论点固然不错，但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个说法未必准确。首先，存在美国的外汇基金只是中国货币准备金外汇的一部分，其余存在中国内地、香港和伦敦等地[注解：据中央银行的统计，抗战爆发前夜，中国法币的准备金(外汇、黄金、白银)为3.789亿美元，其中2.482亿美元存在海外或在运往海外途中。1934-1936年中国三次向美售银所得为6?763万美元。参见扬格前引书，表19，80页，附录15，534-535页。]。其次，将大部分货币准备金存于海外未必是件坏事。显然，中国与日本处在准战争状态，这样做较为安全，对于保持市场对法币的信心、巩固币制改革的成果，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二战期间，英国也曾经出于安全的考虑把一部分黄金转移到美国。因此，在特定条件下，一国的外汇基金存于某国，并不意味着该国就会控制这笔基金。
结语
30年代中美白银外交可以说是以闹剧的形式在美国开场[注解：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1934年的《购银法》完全是一场美国式的政治游戏，它使美国政府花费了15亿美元的代价，维持了不到5?000人的白银生产行业，因此，在经济上毫无意义。schlesinger,op.cit.,p.252。]，以悲剧的形式在中国展开，最后以多少带有喜剧色彩的形式在两国关系的互动中结束。它最典型不过地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联系性。先是美国国内政治导致《购银法》的出台，继之转化为中国的财政危机，接着又演变为美英日为控制中国的货币财政而进行的一场国际角逐。
当时正在蚕食中国华北的日本，利用中国财政危机的机会，一方面通过武装走私白银、拒绝交出白银、冲击中国的外汇基金以及反对美英援华等手段，极力破坏中国的币制；另一方面以提供贷款为诱饵，试图控制中国的财政[注解：资耀华等前引文，14、25-26页。]。在华经济利益较多的英国，囿于欧洲的紧张局势，不想触犯日本的《天羽声明》，损害英日在亚洲的关系，试图通过美英日某种形式的联合行动来帮助中国摆脱财政困境[注解：罗素对此有详尽的叙述，见罗素前引书，5、6章。]。英国的建议既得不到日本的响应，因为后者想独占中国，也得不到美国的配合，因为美国认为这绝无成功的希望。
美国决策者清楚地知道它的白银政策是中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摩根索等人也的确想帮助中国减轻危机的程度，但这一想法受到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限制而难以实现。对美国财政部来说，它必须满足《购银法》的规定；对美国国务院来说，它不想开罪日本。因此，美国不仅拒绝了中国稳定银价的要求，更推翻了提供财政援助的可能性。只有当中国放弃银本位并决定抛售白银时，也就是中国的售银和美国的购银相一致时，美国才真正开始与中国合作。
在美国决策者中，摩根索是最积极主张与中国进行合作的一位。推动其帮助中国的原因主要是他对日本在华扩张的担心。早在白银危机初期，1934年11月20日，他就告诉罗斯福，"美国正在做可能会帮助日本的一切"，他自己好像是被日本所雇佣。到了1935年12月，他甚至怀疑日本正在从中国的白银走私中积累资金用于建造军舰，以便与美国进行军备竞争[注解：罗素前引书，60、156页。]。因此，在美国1935年11月和1936年5月的两次购银决定中，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扩张一直是摩根索和罗斯福考虑的重要因素[注解：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1月3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243页。]。
摩根索不仅担心日本的扩张，而且，他也忧虑英国对中国货币的影响力。他认为，伦敦和东京都企图把中国的货币与它们的货币挂钩。因此，他对法币与英镑之间的技术上的联系非常敏感[注解：从技术上讲，法币与英镑的确有关，因为法币的汇价是根据币制改革前五年中国元与英镑的平均汇价决定的。]。当中国向美国求助进行币制改革时，他自然认为这是把法币与美元挂钩的极好机会，故一再坚持其购银的条件。摩根索的做法印证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johnson)的看法，美国过去在中国的金融问题上，一直是二流角色，现在却因为白银问题而拥有了巨大影响，中国货币的前途"取决于我们的白银政策"[注解：罗素前引书，130页。]。
只是在中国一再拒绝、保证法币不会与英镑挂钩以及日本威胁加剧的情况下，摩根索才放弃了他的条件。需要指出的是，摩根索在决定帮助中国时，常常以恩人自居，视中国为"穷鬼"[注解：这是他私下里对罗斯福讲的话，blum,op.cit.，p.216。]，充满了白种人的傲慢与偏见。
对中国来说，美国的《购银法》所造成的灾难实在是飞来的横祸。中国为了摆脱危机可谓绞尽脑汁，先是请求美国稳定银价，同意以金换银；继之做出放弃银本位的姿态威吓美国的白银派议员[注解：施肇基致孔祥熙，1935年1月2、6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28、131页。]；最后不得不下决心改革币制。在与美国交涉过程中，施肇基比较准确地判断出摩根索与赫尔的分歧，因此紧抓住摩根索不放[注解：早在1934年底，施肇基就从"秘密渠道......闻知国务卿与财政部长意见不一致"，施肇基致孔祥熙，1934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25页。]。同时施肇基与孔祥熙的私交极好，两人配合默契，直接联系，绕过了外交部，几乎不受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汪精卫的节制[注解：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曾想用顾维钧代替施肇基，国民党中央也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由于孔祥熙的反对而未果。见《顾维钧回忆录》(2)，中华书局，1986年，322-323页。]。
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通过中央银行一共向美国出售过三次白银。第一次是在1934年11月，数量为1?900万盎司。孔祥熙等人显然从这次交易中认识到，利用银价飞涨之际，中国可以通过向美国出售白银获得外汇来进行币制改革。因此，1935年2月以后，努力说服美国从中国大量购银成为中国对美交涉的主要目的之一。第二次是在1934年11月，数量为5?000万盎司。这次售银加强了受到日本冲击的外汇基金。第三次是1936年5月的《白银协定》，数量为7?500万盎司。它巩固了币制改革的成果，弥合了因白银问题所造成的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创伤。一位美国学者称，由于美国的支持，中国政府在"几乎一夜之间"，没有经过一个金本位过渡阶段而使其货币现代化[注解：everest,a.s.,morgenthau:the new deal and sil ver,ny:kings crown press,1955,转引自罗素前引书，169页。]。这虽有夸大之处，但的确道出了中美白银交易的重要性。
考虑到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中国通过售银而与美国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陈光甫与摩根索良好私人关系的建立，为其以后从美国争取援华贷款打下了基础。而摩根索至少在抵制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方面与中国达成了默契，把中美财政问题牢牢地限定在"纯金钱"的层面上，限制了对日持绥靖立场的美国国务院的干预，从而为1938年以后的名为商业援华实为政治支持的对华贷款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注解：对于1936年以后的中美白银交易和美国贷款援华，参见拙作《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39页。]。
如果进一步把眼界放宽，从中国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及现代化进程来考察中美白银外交的话，可能会得到某些有意义的启示。西方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学者常常问道，是哪些力量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塑造了近代中国的面貌?在50-6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是费正清等人所倡导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以及帝国主义的解释模式，在这里，中国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到了70-80年代，美国的中国历史学者又发展出一种被柯文(paul cohen)称为"中国中心论"的注重中国内部力量研究的方法[注解：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论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最近，新一代美国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又撰文指出，"民国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性质界定并塑造了民国的历史，因此最终也必须根据这一关系的性质来解释民国的历史"。在他看来，中国中心论虽然在过去20年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做出了许多贡献，但解释民国史未必有效，因为这一时代的所有大事都有国际的背景。"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用一句德语来说，彻底穿透(durchdringend)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注解：william kirby(柯伟林)："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 a",china quarterly,no.150(june,1997),p.433.]。
30年代的中美白银外交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证明了柯伟林的这一论点，但是，重要的不是这种"彻底穿透"的对外关系，而是这种对外关系是如何与中国内部的力量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注解：罗荣渠教授曾指出，"不论是'西方中心'观还是'中国中心'观，都是片面的。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作用的'合力'所推动的。这一巨大的转变过程应该按其本来的复杂性，从单向度研究改为多向度的综合研究"。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38页。]。中美白银外交以及中国的币制改革正体现了这种互动关系。白银外流除了造成中国财政危机外，还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一场事关国家财政政策、中国国际地位的"大鸣大放"[注解：杨玉圣前引书，139页。]。正是在这种财政困境和知识界的无形压力下，中国政府，特别是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才积极主动与美方交涉，利用美英日三大国在东亚微妙的均势关系，以及有限的谈判资本，不厌其烦地向美方晓明利害，最终说服美国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与中国合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的外交并不总是被动消极的。应该指出，经过近百年与西方的接触和交往，中国人已经拥有了与西方人相同的知识背景，至少是在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和掌握上不逊于他们的谈判对手[注解：一位外国研究者注意到，民国时期的外交部"从全中国招募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最具有国际眼光的年轻人"。julia strauss,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cs:ersonal policies a nd state building in china,1927-194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 ss,1998,p.246,转引自柯伟林前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