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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危机的四人网上通信

更新时间  2003-07-22 作者:麦康勉、朱学勤、
按语:老麦,全名为barrett l.mccormick,现为美国马凯大学教授;老朱,即朱学勤,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老萧,即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八十年代初,老麦是南京大学第一批美国来华的研究生,老萧当时也是南京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他们当时就在乒乓房里成为了朋友。刘擎,扑美留学生,上海人,念硕士时老麦为其导师,现已离开老麦所在的学校,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候选人。科索沃危机发生以后,老麦给他在上海的老朋友朱学勤写了一封谈对当前中美关系危机的看法的信,表示了他作为一个美国学者的忧虑与不安。老朱把信转给了老萧,老萧读后很感动,就回了信。以下就是他们四人就中美关系面临的危机谈的看法。

一、老麦的信

  老朱:

  很久以来我一直苦苦思考爱国主义的问题。我感到自己是一个美国的爱国主义者。我希望美国应该符合美国的思想。我不要一个在国际上称霸的美国,也不要一个黑人与白人不平等的美国。有人说这样的思想并不是爱国的,是恨国的。

  最近几天我心里很痛苦。我早就预感南斯拉夫的战争会损害美中关系,可是没想到会有这第严重。我现在担心双方有少数领导人会利用这个可悲的局面谋取狭隘的利益。一些强硬派的美国领导会说,中国政府支持南斯拉夫政府的“种族清洗”,由于西藏的原因。他们也会喋喋不休地谈谈所谓间谍问题。他们也会说虽然美国领导已经多次抱歉,但中国人对此的回应是向大使馆投石头。可是他们的最根本的目标就是攻击clinton总统。

  而中国方面,有些人不会把任何抱歉看作是真诚的,也不会将任何调查认为是彻底的。有些强硬派的中国人好像特别愿意处在受害者的地位,因为这样就有理由表达他们公正的爱国愤怒。可能在中国最重要的受害者是朱熔基。可能有一部分“爱国主义者”不会为wto谈判的中断而悲哀,也不会为经济改革的减缓而担忧,他们更不愿意政治改革,一旦游行示威“失控”了,他们也会欢迎有机会来“治安”,从而使其它的批评也都销声匿迹。

  朱与克林顿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领导人,可他们都比另一些可供选择的领导好得多。我不愿意设想一个美国与中国敌对的世界,那是一个太过黯淡的世界。可是怎么来避免呢?你有什么意见?希望促进中美关系的人应该说什么话?应该跟谁联系?怎么才能鼓励温和态度与对话?恭听你的建议。

  barrett 麦康勉5月11日13:16

二、老朱致老麦

  老麦:

  我的文章摘要于五月四日发表,但是三天后,北约轰炸大使馆的消息传来,中国爆发有组织的大规模游行抗议,形势急转直下。

  生命高于政治,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政治。我不能忘怀所有被强权政治屠杀的生命。

  既包括此次被种族净化政策屠杀的阿尔巴尼亚民众,也包括在轰爆中丧生的南斯位夫平民。当然,更对些次使馆惨案中中国记者失去生命感到震惊。我认为,中国人到目前为止向北约提出的强烈抗议,要求他们作出公开、正式的道歉,调查事件真相,严惩肇事者,是合理的要求,是北约必须满足的要求。

  中美关系受到损害,已经是不可避免了,但我不希望发展为不可挽回的损害。今天我们这里的新闻开始报道三天前克林顿和北约领导人的道歉,但与此同时,也报道了俄国代表团抵达北京的消息。俄国人可能是此次危机的最大收益者,如果让中国回到过去的亲俄反美时代,美国会受损害,但中国的民族利益将受到更大的损害。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对我们这个民族危害最大的是两个距离我们最近的邻国,一个是日本,一个就是最近对我们特别亲善起来的俄国。

  我不后悔我的文章,最近发生的事态是在证实而不是反驳我的观点。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为何转向以俄为师?历史惊人地相似。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而且同样的灾难往往会发生两次。我又一次看到了历史的刀锋在暗中逼近,很可能会把我们这个民族逼回到过去的错误年代。在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肇事的北约军官不仅仅是杀害我国使馆人员的凶手,他们很可能是扼杀一个民族发展生机的凶手。怎么能原谅这些愚蠢的家伙?是他们把那把历史的刀锋逼向了中国。

  不要为我的处境担忧。尽管要网上已经出现了漫骂我的文字,甚至出现“吊死自由主义者”的叫喊,以后一段日子这些文学还可能增多。但我的具体生活环境还没有出现阴影。我像往常那样坚持我的观点,并争取能说服更多的知识界的朋友,包括持不同意见的朋友,我也愿意与他们耐心讨论。

  我能理解你的痛苦。有些人正在幸灾乐祸,乐意看到中美双方的友好人士为此难堪,强硬派人士为此兴高采烈。你问我,有什么办法发出温和派的声音?我会留意可能出现的机会,只要大陆的传媒也能让这样的声音出现,我相信,你不会反对我在阐述我观点的同时引用你的这封信,以此证明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帝国主义”,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希望看到使馆悲剧,他们和我们中国人一样悲痛,一样难过。

  老朱5月11日17:45

三、老萧致老麦

  老麦:

  你好!读到你给学勤兄的信,我确实十分感动。这几天我与你一样心中充满了忧虑。在两个伟大的民族之间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的情况下,从中得利的只能是双方中最不希望这两个民族友好的人们。而这种对抗只能使双方的保守派得到好处,使双方的温和派失利。我两年前一直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抱积极肯定的态度。现在的事实使我越来越认识到过去观点的片面。最近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一位最近采访过我的记者,引用了我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的话。其实,所有的民族主义走向极端都具有十分危险的一面。

  中国人致命的弱点是由于中国人历史上所受的痛苦太多,由于中国人在长期专制下受的压抑太深,现代化过程又充满各种不稳定的变数,民族主义一旦被激发起来,很容易走向非理性。从义和团到北大三角地“不惜与美国一战”的大言高论,似乎都表明我们的这个民族远远没有成熟。而最令人担心的是某些人们抵制不了民族主义煽情巨大好处的引诱。至于民族主义这只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怎么办?

  美国人致命的缺点是太自信,太相信自己在道德上的messianic emottion。(救赎主义的激情)在冷战时期,美国人还多少受到一些约束,现在则是忘乎所以了。我真弄不明白,美国人为什么要把俄国人逼到死胡同里去?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对美国人最大的不信任,是担心他们在搞跨南斯拉夫以后,就来搞中国。因为中国的台湾、西藏问题与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有些想象。还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这两点足够使美国的理想主义者们进行一场十字军东征。这一层担忧是导致中国政府与民众走向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人能帮助中国人消除这一层误解吗?

  我实在不能想象clinton会指示打中国使馆,除非他突然疯了。但误炸的理由实在又不能使人信服,如果没有有说服力的理由,难以使中国人平静下来。问题就在这里。是不是有人越过克林顿去做这件事?

  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能理智思考分析问题的人,竟然并不多见,真令人感到不安。而在大洋另一边的美国报刊上,却有人在傲慢地宣称,我们已经道过歉了,换了别的国家早就接受了,还要怎么样?把你们的使馆房子修复行不行?他们不理解,两个处于深刻信任危机的国家,事情决没有那么简单。我正在写文章,希望把我对目前事态的认识告诉人们。当然我也会寄给你。

  我要在课堂上把你的信读给我的学生们听,让他们知道一个美国朋友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让他们了解一个美国人的心情。

  人类各族最大的不幸是彼此误解对方,让我们共同来为建立人们之间的理解而努力。

  你在信中问,为中美之间的理解能做些什么,我突然有一个想法,你是否能把我们三个人的通信译成英文,投寄给美国一家报社,我也可以把这三封信整理后寄给一家报社,让中国人与美国人都能知道我们的想法。当然还要与学勤兄商量一下。

  祝好!

  功秦即日5月12日3:27

四、老麦致老萧

  老萧:

  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只要您觉得合适,怎么使用我的信都可以。只希望可以促进中国与美国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

  我的看法与您相近。美国也有人不相信“事故”的说法。最近,有一个著名的美国学者chalmers johnson 在一个电邮论坛中提出,轰炸中国大使馆可能是一个个无赖的cia人员组织。johnson设想,有一些人感到中国很危险而美国还没有对这种危险作出足够的关注,所以愿意引发中美冲突。这不是不可能的,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根据来支持这种说法。

  我设为,如果要理解clinton 的想法,就必须考虑他1998年去非洲的经历。他在非洲去过卢旺达。他在卢旺达也作了道歉。1994年在卢旺达有八十万人被屠杀了。在屠杀之前有不少人预告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可是clinton当时决定不去干涉。因为他觉得美国的老百姓不会对此关心,而且其它国家(特别是法国)不会同意干涉,所以他觉得最好还是不干涉。不仅如此,而且当屠杀正在发生的时候,他也拒绝承认这是民族灭绝(genocide)。他1998年到卢旺达去肯定是很痛苦的经历,他必须承认1994年的错误很大。过了几个月,他很可能觉得科索沃是相同的情况。

  即使这是他的想法,他的政策的结果是不好的。不仅有中国人死了,也有其它一千多人失去了生命。最糟糕的是,损失这么大却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科索沃还是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口被赶出家园。很明显,clinton的政策效率很低,没有做好全面充分的考虑和计划。

  中国人看到nato在科索沃的政策会感到可能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了,我完全理解。我也完全同意科索沃的问题最好是由联合国来解决。可是很清楚,联合国不会采取有力的措施。假如clinton与nato对此袖手旁观,会不会又有几十万人被屠杀?历史会如何评价clinton?我想这是很烦恼的问题。忽视联合国,引起中国与俄国愤怒是非常危险的决策,但无视民族灭绝也是不能接受的。

  我候中国领导绝不会像milosevic那样大规模屠杀少数民族。中国老百姓也不会赞成任何民族灭绝,不论要科索沃还是在西藏。

  我最深切的愿望是,中国人、美国人和全世界都不仅能够互相理解,而且能够共同建设一个各个民族都受到尊敬的世界。我当然同意这些问题很复杂,而我的看法也许片面,但我希望通过与中国朋友的对话来纠正我的错误。

  老麦5月13日15:17

五、老萧致老麦

  老麦:

  你好!这几天来,中国人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事态已经向好的方面发展。看来,江与克林顿都不愿让事情走得太远。其实,他们都是温和派。在他们还掌权的情况下,使事态得到控制,对他们以及对两国关系都是有利的。

  但这一事件表明,两国之间存在着相互理解的困难。你的信中提到,克林顿在非洲种族事件上的态度如何影响到他对南斯拉夫问题采取积极干预的立场,这一点是中国人很少想到的。而这一点对于理解问题又十分重要。我想,中国与美国之间要相互理解实在太重要了。

  我还想了解,即美国干预南斯拉夫,被不少人认为是走向美国干预中国西藏、台湾与新疆问题的第一步。接下来就会轮到对中国进行干预了。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很希望听到你对这一问题的意见。这一点也是起中国政府与一般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祝好!

  功秦即日5月15日11:03

六、老麦致老萧

  老萧:

  我想美国攻击中国为促使西藏独立的可能性极小。中国与南斯拉夫的情况很不同。

  首先,南斯拉夫的领导milosevic 的个人历史特别糟糕。在科索沃危机之前,他与他的支持者就已经在波斯尼亚犯下了类似民族灭绝的罪行。的确,美国是有人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是没有任何严肃的人会指中国领导与milosevic相提并论。

  其次,由于南斯拉夫贴近西欧,就有不少西欧人特别注意。法国人、德国人开车开几个小时就可以到南斯拉夫过暑假。恐怕有不少人会觉得,要是非洲人或亚洲人作任何恶劣的事情就无所谓,可是在欧洲,标准就要高一点。北约没有干涉east timor,克什米尔,斯里南卡或非洲的几个内战。

  第三,美国外交政策也有一定的实际性。可能有些中国人感到中国还没“站起来”,可是美国领导很清楚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成员。而且,中国有核武器。南斯拉夫的经济也没有中国的经济那么重要。在美国现在甚至没什么人支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更没有人愿意跟中国打仗。

  总的来说,我想原来北约的领导并不支持科索沃独立。可是他们感到科索沃人绝对享有留在家生存的权利。到现在,有一批人说只要科索沃还属于南斯拉夫,科索沃人就不可能享有这个最基本的权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结束这个危机的关键。反正,西藏人可能有些困难,可是绝对没有这样严重。

  台湾的问题要复杂一点。假如有一天中国政府突然觉得现在的情况不行,要用武力手段来解决问题,美国总统会不会支持台湾就很难说。问题在于台湾不仅有民主,也跟美国有历史关系。目前好像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尽量试图说服台湾政府为要刺激大陆,以免引起这样的危机。我想如果三方都维持耐心的态度,完全可以避免危机。

  中国美国并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冲突。相反,两个国家合作对双方都会有利。可是美中谈判还是很复杂,需要双方的善意。恐怕没有善意就可能会有不必要的冲突。可善意好像越来越少见了。

  老麦5月18日11:50

七、刘擎致老朱

  学勤兄:

  你好!读过你的《科索沃危机与五四》,真是“以史为鉴”的力作,我转发到网上的一个讨论小组,大多数留学生还是赞赏你的观点。今天老麦又转给我你们三人的《网上笔记》,让我校对一个他的中方翻译,我帮他做了些修饰,只是为了更清晰明确。我读得很感慨,如何(果)中美双方能像你们这样对话,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请代我向萧功秦致意!

  最近从网上读到不少文章,有些激烈抨击美国媒体的虚伪。这两星期以来我每天都看几个小时的媒体报导,对这种指责有不同观感。我的一点议论附在后面,供你参考。

  附:被妖魔化的美国主流媒体

  刘擎

  几年前曾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揭露美国主流媒体如何丑化中国形象,在大陆相当走红。最近,由于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而引起民众示威爆发以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媒体再次成为抨击的对象。美、加两国都有爱国侨胞抗议媒体对大陆游行的歪曲报导。近日又在《明报》副刊上读到甘阳先生的大作《自由主义与爆炸》,其中指责“美国媒体堕落为美国战争宣传部”。这一切都不得不令人发问:西方的所谓“自由媒体”是否完全没有客观公正可言?

  其实不仅是中国的爱国侨胞,西方自己的知识分子对媒体的批评从未停止过。最近就有著名左翼思想家乔姆斯基在接受美国radio nation 和加拿大广播公司(cbc)采访时,批评“主流媒体”很“虚伪”,实际上被大的利益集团所操纵。但是令人寻味的是,所有这些尖锐的批评却恰恰是媒体发表和传播的。甘阳先生在文中引述的哲学家罗尔斯对广岛投掷原子弹的诘难意见想必不会是私下用email 发给他的吧?如果不是媒体反映了民众的呼声,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压力,美国联邦邮政总署未必会收回原子弹五十周年的纪念邮票吧?

  有人会说,我们指责的是西方“主流媒体”。什么是主流?采访乔姆斯基的radio nation 和cbc是不是主流?甘阳先生开篇引用的文章发表在《新共和》上,这算不算主流?美国之音(voa)是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可在美国本土不能播出,因为政府卷入媒体被认为违背新闻自由的原则。老实说,我留学北美八年也没搞清什么是“主流媒体”,或者准确地说,搞不清持什么观点才算是主流。美国毕竟没有“联邦中央宣传部”,没有统一宣传口径。所以愚笨如我者,想要听出来个清晰的“主旋律”,真没那么容易。

  美国的cnn算是主流了吧!但我看到的是,在北约开始轰炸行动的第二天晚上,南联盟的外交部长就在cnn的黄金节目“larry king”中慷慨激昂地计伐北约轰炸,向美国人民宣布这是野蛮的入侵、是违犯国际法的罪行。中国使馆被炸后第三天,cnn下午的谈话节目就有新华社记者作为特别来宾对此进行控诉。当天的讨论中,有现场观众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道歉,怎样做才会被中国人民看作是真诚的道歉得以接受?这位记者用“很慢”的英语说了很久,而主持人和大家都一起洗耳恭听。这时有一位美国观众发传真到演播室表达“异议”,导播把他的几句话用全屏幕打出:请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美国的大使馆被中国误炸,我们会如何反应?对方给我们道歉就行了吗?(大意)

  如果这样的主流媒体可以被称不“战争宣传部”,那么他们从业人员也实在太不称职,至少要请邓立群同志来从头教起吧。相比之下,中国的民众从媒体中知道了多少事态的动向?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克林顿在事发后不久就给江泽民打“热线电话”而一直被拒,直到克林顿在中国大使馆吊唁册上签名时由李大使告知江主席现在可以接电话了,中美元首才得以通话?

  南加州大学的一位美国教授曾对我说,在克林顿性丑闻被大肆炒作的时候,他正在开会讨论《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便拿出当天的几家大报和《人民日报》对克林顿事件的报导相比较,大家一致认为美国报纸对克林顿的“妖魔化”远比《人民日报》厉害得多。由此得出结论:美国媒体不是对中国有特别的敌意,谁都有可能被它“妖魔化”一下,连自己的总统也不能幸免。今天,美国媒体对总统的“妖魔化”刚刚过去几个月,就突然被甘阳先生“委任”为总统的“战争宣传部”,不知他们是否会“受宠若惊”。

  我并不天真地相信西方媒体“自由客观公正”的神话,因为我同样也看到一些失实和歪曲性的媒体行为。当代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认为,实现理想的理性社会的关键在于建构理性交流的公共言论空间。在哈贝马斯向往的世界来临之前,所有的媒体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操纵,纯粹意义上的“自由公正媒体”绝不存在。

  但必须指出的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特别区分不同的媒体在什么意义上、以什么方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什么力量所操纵。道理很简单,我们不会因为“没有人绝对健康的”,就人人都去急诊室,或者,反正也痊愈不到“绝对健康”的水准。因此,认为“凡是媒体都被操纵,中国外国都一样”就是轻率之言,有“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虚无感。

  美国的媒体当然也是祁各种金钱、权力力量所操纵,但却不是(在体制上)直接由美国政府所控制,这个区别不是无关紧要,而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不要忘记,也有无数人在为相对自由公正的媒体而不断地斗争,这包括一些独立的知识分子、正直的新闻从业人员,以及集结起来的美国普通民众,包括弱势族群的成员。他们的斗争也不是毫无结果的,否则,我不会在cnn上看到那条“异议人士”的字幕。所以,作为左翼的知识分子,在遣责美国政府不义之举的同时,不要把他们一起侮辱了。

  刘擎5月21日21:15

八、老萧致刘擎

  刘擎兄:

  读到你对甘阳文章的评论,我觉得写得很好。海外的知识分子批评新左派思想谬误,有一种独特的优势。因为新左派以西学中的左派思潮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对西方文化又作情绪化的解读,往往很容易便那些具有狭隘民族主义倾而又不真正了解外面世界的国内知识分子感到情绪上的满足,于是就会化腐朽为神奇。似乎由此取得话语上的优势。

  我不想猜测新左派们鼓吹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究竟为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当此浪费我们民族为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而支付的如此高昂的学费。但一个真正对民族前途负责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起来反驳他们,那就太自私了。有些国外留学的朋友觉得自己远离祖国,在文化沟通与交流方面不能做什么具体的在益的事,现在真不必如此看了。你们所起的解惑作用,可以从你写的文章中体现出来。这种作用是我们国内的知识分子有时想做,而为一定做得很有力的。

  国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这场危机情景中的表现,表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还实在很不成熟。有一位上海知识分子电视里公然声称:“中国历史地、义不容辞地要在二十一世纪站出来与美国抗衡。”(大意)实在不知道他是不是准备下一次要批判邓小平的“不要当头”是“对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些类投机分子与左派内外呼应,真不知想把中国引向何处?

  “德不孤,必有邻。”当中国面临这场危机与新的选择的关头,我无条件地支持你对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批判。我们都热爱自己的祖国。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不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宁,我们都应该反对霸权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

  中国人如果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功利目的而支持米罗塞维奇,到头来只会迎出一个中国的米罗塞维奇登台亮相。说不定中国未来的米罗塞维奇,会挥舞“回到文化大革命与大寨去”的老左派意识形态大棒,与投机者相结合,反过来对付那些天真的新左派。当然,主张新左派观念的朋友与极端民族主义者并不是一回事,许多坚持左派理念的朋友确实出于知识上的真诚。但我确实看到新左派的浪漫情绪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联系。

  功秦5月21日

九、老萧致老麦、刘擎

  老麦、刘擎兄:

  前几天我给本校大学生上《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课后,我专门增加了一节课,联系最近发生的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事件与“五八”游行,给学生讲了民族主义思潮的政治影响问题。在课上,我还把一个月前《中国日报》英文版上克林顿与江泽民向民众挥手致意的大幅照片展示给同学们看,我提出这们一个问题:难道中美二十年来好不容易发展下来的关系从此就要结束?难道我们希望看到双方希望友好的人们从此将处于困境,而双方希望关系恶化的人们将从此兴灾乐祸?我还把老麦写的信读给同学们听,让他们知道,美国人决不是铁板一块,正是有着许多像老麦这样的美国朋友,在为中美关系的恶化而感到焦虑不安。我还谈到在关键时期,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当时我确实十分激动。我的这一堂课使学生们颇受触动,他们还希望与我再进行一次讨论。

  说实话,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的那些原教旨主义者确实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们绝对不了解中国,又自以为是地保持着对他们新教式理念的忠诚。把中国复杂问题,简单地化作一个抽象的符号,一种传统的“白种人的负担”。然而他们却有着话语霸权。好多事情都是他们首先发难,中国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就这样一步步被激活了。然而,以牙还牙的民族主义就是好东西吗?

  两年以前,我本人认为,中国转型时期的民族主义可以作为国家凝聚力的新资源,对此我曾有过乐观的期待。现在看来,我的看法过于简单。民族主义固然在弱势国家在受到威胁时具有聚结人心的自卫作用。然而在和平时代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复杂问题时,民族主义往往有以下几个致命的缺陷。

  首先,民族主义本质上是诉之于人的亲缘本能,它主要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而不是理性诉求。在具有这种亲缘本能的同群体一致对外的群体运动状态中,任何过激行为由于“法不责众”,因而都是最“安全”的。因此极端主义者很容易把这种集体行动引向极端。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矛盾使人们正常渲泄的渠道受到压抑的情况下,这种非理性渲泄就场为最“安全”的爆破口。这种激进行为的暗示作用与示范效应,会使群体行为在互动过程国“后浪推前浪”,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五八事件”充分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果政府不是及时控制,其后果难以设想。

  其次,民族主义是通过把其它民族作为对立面来凝聚人心的,就人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内在的“大我主义”,它必须以“大我”与“大他”的利益互不相容,“非此即彼”作为前提。而每个“大他”就其自身而言又是“大我”,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宽容、妥协与谅解是没有插足之地的。其结果使人类怨怨相报,这种恶性循环只会变本加厉。

  第三,在情绪化状态下,以民族利益至上的简单化的口号,将会而为压倒一切其他理性声音的优势话语。任何不够激进与不够极端的声音,都会被攻击为“投降主义”、“为敌作伥”、“第五纵队”、“内奸”来加以压制。人们不应该忘记,反对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的袁昶、许景澄,就是被慈禧太后以“语多间离”的罪名予以杀头的。当然,中国人反对北约轰炸中国使馆而进行示威游行的行动,不能与义和团非理性的行为相提并论,但极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的优势话语,对理性现实态度的“高屋建瓴”,则与此相似。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另一方面的非理性的态度的反弹,并使另一方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这种情况就会形成双方互动过程中的非理性的强硬派得势,使现实主义的温和派受困。反过来将会使任何理性解决问题的机会出现更为渺茫。前几天一家美国报纸记者对我电话采访时,我就谈到,在这种恶性互动过程国,江泽民、朱熔基与克林顿这些为建设中美战略伙伴关系而努力的温和派,如果他们对民族主义极端化势力没有足够的认识的话,最终将在自己国内的保守的强硬派的强大压力下受困,而诉之于极端民族主义话语的保守的人士,则可以从中渔翁得利。二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中美友好关系将由此而毁于一旦。而美国国会山里的那些自以为是“理想主义都”正等着这样的机会。

  第四,要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都是机会主义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去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正如老麦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不少前苏联国家,都存在着民族主义与反对经济改革的机会主义者结合,形成阻碍经济改革的政治势力。从近年来国际上民族主义的煽性作用往往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的大量事实来看,凡是煽起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好结果。

  当然,这种情况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中国政府在五八事件以后的态度,至少还保持着相当的理性。但一些激进民族主义泛滥的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国人深省。至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饱受西方侵害,从来就不缺乏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温床。在不久以前,五八事件中,我们学校有的女大学生甚至幼稚地提出“不学英文”。这种温床之存在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北约轰炸中国使馆是极为严重的事件。无论怎么说,中国人都是值得国际社会同情的受害者。中国人当然要表示自己的义愤并作出自己的反应。但在采取何种反应方式的问题上,并不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把“五八事件”中的激进民族主义行为视为受害者理所当然的权利,那就无疑意味着要把极端民族主义从潘多拉盒子中放出来。其结果又将如何?

  考克斯报告于前几天正式发表,在中国国内,相传有人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真是雪上加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在此信中谈到的“鹰鹰互动,温温受窘”可以说不幸而言中。

  我给你的那封信不知怎的上到华岳网上去了,正是应了那句话,email 中无私信。这样也好,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国内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想法。令人惊讶的是,那些附在我的信上的贴子,没有几个是严肃谈问题的,真有点像是“随地吐痰”似的。网上文化一定意义上也侧面反映了一个民族心态,不知其他民族的网上文化是不是也是这样?有朋友说这些贴子的作者大多是失意的绿卡族,也有的说是学理工的中国学生和“知识经济”的新贵。但不管怎样,都是我们的同胞,同胞啊同胞,什么时候我们能心心相印?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联系信箱:ahrachin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