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政治品德的危机 --城市史、城市生活和对城市的新认识
在本世纪中叶，人们对城市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强调个人选择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把倡导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视为美国文明的标志。这当然丰富了城市史和城市生活，但也产生了始料不及的一些严重后果，其中包括对城市和政治品德的含义的混淆和无视公共利益。这两个后果侵扰着城市史研究和城市的现实生活，不容回避。
就其积极面而言，对城市的新认识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史热，随之而来的是，学者们各选焦点，潜心研究，著书立说，成就斐然。这股热潮的成果不仅包括学术专著、教科书、选集、期刊、丛书，而且也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展览馆、社区和郊区史专项研究、历史协会、城市遗迹保护会、大众史研究会和大众史学史协会(两者都主要研究城市课题)、地区与城市规划史学会的相继建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了"城市史研究会"，会员逾600人，其中有档案馆员、城市遗迹保护人员、史学研究会员、博物馆馆员和其他不同专业中的城市史学家。该协会还发行两年一期的通讯，承办会议，每年都要表彰优秀的博士论文、文章及美国史与非美国史研究专著。
可以想见，骤然增长的这种研究热潮必然是以城市为背景寻求和探讨一系列新课题。目前，有人认为，城市史研究热起源于近年来的黑人、白人少数民族、妇女、劳工阶层、体育、大众文化、家庭及文化多元化等方面方兴未艾的历史研究。然而，从城市的角度研究这些及其他热点问题并不是新鲜事，实际上，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老阿瑟·施莱辛格就已经探讨了上述问题。他的同龄人或对其进行补充，或进一步对他所论述的问题深入展开、提出新看法乃至不同意见。『1』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城市的学者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一个在许多方面以社会宿命论为基础和原则的世界。他们相信，在历史和现在，不同的文化群体构成厂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单位，个人的认同感和生活方式源于他参与自己所属群体的生活。施莱辛格和他的同行们还认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各群体的文化认同感和生活方式根植于该群体所在地区的历史及他们自己的社会经历。根据他们的观点，可以认为，一个群体的文化产生于该群体在某一特定地域内生活的历史和社会经历，不管该群体是在阿巴拉契亚山区、南部、西部，还是在边疆、外国或某一城市的某个街区。但是，在一定地域内，一个群体在阶级、职业和性别方面的社会等级制也会成为该群体文化的来源和基础。
施莱辛格和他的同行们还认为，由于外在"力量"或"因素"的影响，各群体的文化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总的说来，在二三十年代，研究城市的学者们相信，群体的迁徙会导致各群体之间的相互接触、竞争，而彼此间的合作有益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进而又影响和改变了各群体的文化。这种过程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一些群体从偏远闭塞的农村迁入一个各群体接触频繁和碰撞激烈的城市。此外，施莱辛格和他的同行们还认为，在城市里，刚刚被城市化的群体的历史也是在"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这里，城市内的人口流动和融合会推动经济和技术发生变化。在这种条件下，那些城市生活经验最丰富的群体会优先蓬勃发展，因为他们的文化发展与当时的经济和技术发展阶段相适应。随着城市的日益现代化，这些群体在保留原有文化特征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那些缺乏城市生活经验的群体在经济和技术上必然是"滞后"的。在城市里，那些初来乍到的群体是如此落后，以至于他们进入城巾后就陷入了贫民窟的陷井，这不仅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文化，而且还孤立于城市社会生活之外。
对城市生活的这种新认识表明城市问题过去始终存在，而且将来还会始终存在。但是，施莱辛格和他的同行们都以乐观的态度去审视城市史和城市生活，因为在他们看来，城市是各种不同群体云集、彼此关系密切且互相影响的地方。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经济和技术也会发生变化，进而提高所有群体的生活水平，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容纳所有群体的民主社会，一种共有的文化特性维系着各群体之间关系。总之，这种观点把"进步"与城市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相信只要各群体以竞争和合作的方式相互影响，保持社会与城市安定，那么城市化就等于社会的进步。在施莱辛格和他的同行们看来，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结论是，那些思想深邃、善于处理不同群体间关系的"经理"都曾经成功地，而且将来也能够成功地规划城市生活，从而推动城市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2』
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无论历史还是现在，在不同群体间培养相互理解和宽容的心理是维护社会与城市秩序，鼓励各群体在文化上兼容并蓄的世界主义的必要前提。在城市里，对落后群体实行隔离的居住模式也能达到维护社会安定的目的。然而，他们又认为，这种隔离是动态过程中一种暂时的必要步骤，因为通过隔离和宿命论中诸种因素的作用，加上合理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会逐渐地使各群体在经济和技术上具有竞争力，从而使落后的群体能迎头赶上，并开始进入一个在文化上与其他群体具有共性的时代。这种融合进程更容易维护社会和城市的安定，促进民主社会的发展，使隔离的居住模式最终变为历史的陈迹。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种社会宿命论的"渐进主义"(gradualism)并没有促成各群体间的相互宽容、理解和融合，也没有迎来一个社会与城市和谐发展的时代，更不用说苏联和德国了，因为那里的其他宿命论观点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后果。事实上，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宿命论思想的潜在危害性以后，便重新审视施莱辛格等人的观点，并且在50年代对其质疑批驳。『3』这种变化是以两种观念的变化为前提的。第一，对城市新认识的核心是强调社会的基础单位是个体，而不是群体；第二，新认识偏重于个体选择和界定其自身文化的能力和义务，而不是个体吸收和消化其所属群体文化的能力和义务，尽管这种选择(如果是自愿选择的话)具有其合法性。『4』
在文化生成中强调个人选择，最终导致了新城市史学的产生。这种新史学的第一部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是理查德·c·韦德的经典之作《城市化的边疆》(1959年)。它以全新的视角考察了美国的地方主义。韦德推翻了宿命论思想，认为在经济和技术发展所处的阶段，以相同的梯进方式开发不断西移的边疆，不仅使美国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在超越各地区和各文化群体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精神和文化。实际上，韦德在整体上避开了宿命论的观点，特别是宿命论中关于边疆开发和地方主义的观点。他不仅强调西部城市超越农业开发阶段的模式，而且把边疆城市视为一个不同文化群体汇聚一处、致力于界定和确立其生活方式的地方。他注意到，这些群体中多数无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而是刻意要建立一个与故地文化颇为相似但确有改进的文明，这在客观上使边疆城市在各个方面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文化杂质性特色。
韦德还抨击了种族关系中的"渐进主义"。他指出，一个文明社会对黑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实行了非自愿性种族隔离。这种行为导致了黑人在城市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社会机制和生活方式。韦德相信，种族隔离并没有在不同群体间促成相互理解和宽容，而是加剧了群体间的恐惧和相互怀疑。由于白人对黑人的厌恶心理不断增强，他们于1829年在辛辛那提发起了长达三天的种族骚乱，企图将黑人赶离该地。但是，韦德注意到，由于白人之间产生了分歧，驱逐黑人的努力失败了。这次失败使黑人将选择生活方式的问题推向另一个层次：即由原来争取在该市的居住权上升到在该市"争取更好的生活权利"。
《城市化的边疆》首次面世后，许多历史学家用同一视角考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问题。尽管他们研究的焦点、形式、政治倾向及生活方式中的偏见等各不相同，但是，这些新史学对基本相同的史实--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为行使选择权而进行的从未完全获得成功的斗争史实--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也是这种研究方法促成了1950年以后"大众史学"的勃兴。与此同时，城市史档案、史学研究会、博物馆、城市遗迹保护项目和协会等纷纷应运而生。对城市的新认识使史学家们把文化发明和民众在设计和点缀其生活时所用的手工制品均视为历史资料的来源，民众生活又是人类创造历史并使之得以延续之关键所在。这等于提醒人们，在历史上，个人也在创造文化，也在寻求自己所要选择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提示无非是要说明，在创造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个人的行为都有其合法性。
由于对城市的新认识强凋个人选择在文化生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因而其后果已超出了历史研究范畴。例如，它为人们憎恨共产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现在，共产主义似乎成了"非自愿性文化归同"的代名词。这种理论不仅对美国发起冷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而且还最终侵蚀了社会主义国家中文化归同思想的合法性。它为美国人在对待城市和城市居住模式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奠定了基础，为社会上鼓励民众自我选择生活方式的趋势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鼓励自我选择的趋势产生于五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和70年代黑人、白人少数民族、同性恋者、年迈者、身残智弱者等所追求的"解放"。所渭解放，就是个人行使界定、选择和改变自我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权力，并且把自己的居住地设计或选择在与"自我"相一致的民族社区。
然而，对城市的新认识并没加强社会的安定，相反，它在生活方式并不协调的各群体之间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冲突，因为个体选择权的神圣化表明，一个人或其所属的群体的选择不得妨碍他人或他人所属群体行使其选择权。所以，这种激进的个人主义引发了十分广泛的社会病毒。在专家学者看来，有这种思想的人常常欲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使那些愿意做出让步的人也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或做出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但是，要行使这种权力，就必须居住在与"自我"相一致的群体的社区。这种思想使政府政策变得软弱无力。而联邦、州和市政府都似乎谨慎地尊重各社区的"价值观念"，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加剧(而不是解决)了不同群体依其生活方式和其他选择而界定的社区"边界"上日益增多的相互冲突。
我认为，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的根源是近些年来，城市公民的身份日渐淡化，关心公众利益的思想黯然失色。这些问题是二三十年代的城市史研究中所没有遇到的。社会宿命论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群体。它相信，在社会上"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各个社会群体能够相互影响并促成"社会进步"，其标志是，所有群体的生活水平都能提高，各个群体都能享受到民主权利，各群体在文化上都有某种共性。换句话说，在二三十年代，施莱辛格和他的同行们都认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城市和政治进步是密切相连的。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公民履行其良好的公民义务，增强群体间的理解和宽容，为城市和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而牺牲个人的利益，都是维护和推进多元文化进步的基础。所以，他们的著述中所包含的信念是，应以叙述的手法，把历史变为有价值的遗产，并依据城市政府所得到的选民敬重和忠实的程度，来判断和分析它在推进大众利益方面的成败。
但是，自从对城市有了新的认识后，上述思想被取代了，并且产生了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它把我们从宿命论的监禁下解放了出来，为许多人提供了更多的行使自己权利的机会，使尊重和保证他人行使权利成为绝对之必要。可以肯定，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愿意放弃获得解放的机会和我们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在尊重别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同时，即丧失了公民应有的城市和政治美德，对公众利益漠不关心。
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场城市和政治品德的危机，其根源在于反叛宿命论后所产生的另一种后果中--美国生活中的心理学解释。这种现象在四五十年代已露端倪。当时，人们对"自我"这一概念的兴趣骤然锐增。到60年代后，强调充分发挥自我才能，完全实现心理上的"需要"已成为社会上颇为广泛的超越党派的热点。其倡导者认为，个人需要且应致力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实现自我价值"这个概念和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做法冲淡了公民应尽其城市居民义务的思想，以前那种以关心大众利益为个人最大之满足的思想也不存在了『5』。强调"自我价值"并将其作为个人心理上的奋斗目标，这不仅使许多人把个人利益置于民众利益之上，而且还重新界定了政治和城市活动的含义，并且以此为手段去实现个人的价值，而不是去推进大众利益。
当然，公民对城市忠诚感日渐淡化，对公众利益漠不关心，由此引起的不安并非新鲜之事。自50年代起理查德·韦德等人就一直关注着这个问题，到70年代，它也引起了其他观察家的不安。在这10年间，美国人的自恋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讨论，卡特总统也称它为"折磨"美国社会的"小病"。到80年代这种担心有所减弱了，90年代又开始出现。在1992年总统选举期间，保罗·聪格斯和其他总统竞选者的警言中这种不安的心情表现得最清楚。现在，我们都陷入这种不安之中，需要大家作出牺牲，相互关照，共同解决我们社会中的问题，其中包括因财富和机会分配不均而引起的长期不平等现象。这是对"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讽刺。
如果院外集团和国会近来的行动及民意测验能导致一项议案的产生，那么，对我们中间的有些人(尽管人数不多)来说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即使我们在某些政策的适度上存有分歧，我们应该利用城市史研究的繁荣，推动这项事业。我们应该传递信息，表明政治与文化多元化的存在必须以群体问的宽容和妥协为前提。理查德·韦德等人作为学者、城市居民和政治活动家，他们对城市的新认识已经为我们超越自我开辟了巨大的空间、使我们能够把人们对政治和城市的热情转化为推进大众利益的力量，拓宽公民自由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还应该牢记，在历史和现实中，人们始终都有(有时有更多的)时间和自由去关注自己的城市身份及经济上、文化上和心理上的问题。这种立场有助于我们把关心大众利益的思想置于我们的城市和政治生活的中心。这种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所需要的试金石。以此为核心，我们在心理、文化和经济冲突中，可以通过对话达成妥协，清除群体间的反感情绪。正是群体间的冲突，社会上敌视政治和政府的情绪，才使政府政策软弱无力，这在客观上又孕育了腐蚀社会的犬儒主义思想，削弱并威胁了城市与政治美德思想及公正而持久的民主制度。
最后，这些提示还有益于恢复城市居民身份的思想，可以解决我们耳濡目染的叙述史和分析中的问题：即如何展示历史，并把它作为一个有情节的故事，有上、下限；在分析上，围绕城市职能、权限、连贯性、业绩和失败等，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这样的叙述史不仅能满足美国大众利益的需要，而且还能在全球斗争中增强我们的实力，实现超越自我。这可能是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一场斗争。正如瓦卡洛夫·哈弗尔所说："在当代多元文化的世界中，通向和平共处和创造性合作的可靠途径不是从政治观点、信念、敌对情绪或同情出发，而是始于所有文化的共同基点，是从人类灵魂深处出发，从超越自我开始。"『6』
注释：
[1] see, e.g. arthur m. schlesinger, "new viewpoints in american history" (1922), and "the rise of the city, 1878 - 1898" (1933), a volume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fe series," edited by sehlesinger; see also the other seven volums in that series published before the late 1920s.
[2] for a compatible but slightly different take on schlesinger' s work in the 1920s and 1930s, see terrence j. mcdonald,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new history: reading arthur meier sehlesinger' s the rise of the city,1878 - 1898",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20 (september, 1992),pp. 432 - 445.
[3] see, e.g. 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the city in american history'',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27 (june 1940), pp.43 - 46; and zane l. miller, "pluralism chicago school style: louis wirth, the ghetto, the city", and "integration",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18 (may 1992), p.265, p.272.
[4] see forrester b. washington's review of benjamin quades frederick douglass, in the social service review 23 (march 1949), p.121.for additional evidence of the shift, see zane l.miller and bruce tucker. "the revolt against cultural determinism and the meaning of community action: a view from cincinnati", in jack salzman ed., prospects: an annual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vol. 15 (1990), pp.413- 445.
[5] on the rise of interest in the self and on self-fufillment as self-ac-tualization, see muzafer sherif, "self-concept", in david l.stilis, 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14 (1968), p. 150; r.h. stensrud, "self-actualization", in ragmond j. corsini, ed.,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vol.3 (1994), pp.359-360; and r.c.wylie, "self-con-cept'', p.360.
[6] vaclav havel, "the new measure of man.' new york times, july 8, 1994. a15.c.5.for a critique of the recent emphasis on civic asopposed 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virtue, see jean l.cohen and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199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