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两次美国大选
这一年康乃尔大学的政治系新聘了一位教授叫山姆·奥兹（samuel p．orth）。他原是克利弗兰市里的一位革新派的律师。他在该市以及其本州（俄亥俄）内的革新运动中都是个重要的领导分子，由康大自俄亥俄州的律师公会中延聘而来，教授美国政府和政党。我一直认为奥兹教授是我生平所遇到的最好的教授之一；讲授美国政府和政党的专题，他实是最好的老师。我记得就在这个大选之年（1912－1913），我选了他的课。
下面一段便是他讲第一堂时的开场白：
今年是大选之年。我要本班每个学生都订三份日报——三份纽约出版的报纸，不是当地的小报——《纽约时报》是支持威尔逊的，《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tribune）是支持托虎托的，《纽约晚报》（the new york evening journal）（我不知道该报是否属“赫斯特系”（hearst family）的新闻系统。但是该报不是个主要报纸）是支持罗斯福的。诸位把每份订它三个月，将来会收获无量。在这三个月内，把每日每条新闻都读一遍。细读各条大选消息之后，要做个摘要，再根据这摘要作出读报报告缴给我。报纸算是本课目的必需参考报，报告便是课务作业。还有，你们也要把联邦四十八州之中，违法乱纪的竞选事迹作一番比较研究，缴上来算是期终作业！
我可以告诉你，在我对各州的选举活动作了一番比较研究之后，我对美国的政治也就相当熟悉了。
奥兹教授在讲过他对学生的要求之后，又说：“……就是这样了！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听我的课好了！”
我对这门课甚感兴趣！
奥兹教授对历史很熟。历史上的政治领袖和各政党——从美国开国时期的联邦系（federalists）到20世纪初期的进步党（progressives）等等创始人传记，他也甚为清楚。他是俄亥俄州人，他对前总统麦荆尼周围助选的政客，如一手把麦氏推上总统宝座的大名鼎鼎麦克斯·韩纳（marcus hanna，1837－1904），他都很熟。所以奥兹告诉我们说：“看三份报，注视大选的经过。同时认定一个候选人作你自己支持的对象。这样你就注视你自己的总统候选人的得失，会使你对选举更为兴奋！”
他对我们的另一教导，便是要我们参与绮色佳城一带举行的每一个政治集会。我接受了奥氏的建议，于1912年的选举中选择了进步党党魁老罗斯福作为我自己支持的对象。四年之后（1916年），我又选择了威尔逊为我支持的对象。在1912年全年，我跑来跑去，都佩戴一枚（象征支持罗斯福的）大角野牛像的襟章。1916年，我又佩戴了支持威尔逊的襟章。
我在1912年也参加了许多次政治集会，其中有一次是老罗斯福讲演赞助进步党候选人欧斯克·史特斯（osar strauss）竞选纽约州长。在绮色佳集会中最激动的一次便是罗斯福被刺之后那一次集会。罗氏被刺客击中一枪，子弹始终留在身内未能取出。我参加了这次集会，好多教授也参加了。令我惊奇的却是此次大会的主席，竟是本校史密斯大楼（goldwin smith hall）的管楼工人。这座大楼是康大各系和艺术学院的办公中心！这种由一位工友所主持的大会的民主精神，实在令我神往之至。在这次大会中，我们都为本党领袖的安全而祈祷，并通过一些有关的议案。这次大会也是我所参加过的毕生难忘的政治集会之一。
该年另一个难忘的集会便是由我的业师客雷敦（j．e．creighton）教授代表民主党，康大法学院长亥斯（alfred hayes）教授代表进步党的一次辩论会。这批教授们直接参加国家大政的事，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我可以说，由这些集会引起我的兴趣也一直影响了我以后一生的生活。
大选刚过，我因事往见伦理学教授萦莱（frank thilly），当我们正在谈话之时，客雷敦教授忽然走了进来。他二人就当着我的面，旁若无人的大握其手，说：“威尔逊当选了！威尔逊当选了！”我被他二人激动的情绪也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两位教授都是支持威尔逊的。他二人也都在普林斯敦大学教过书，都深知威尔逊，因为威氏曾任普大校长多年。他二人对威氏出任总统也发生了不感兴趣的兴趣。
几年之后（1915年），我迁往纽约市。从康乃尔大学研究院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并住入哥大当时最新的佛纳大楼（furnald hall）。1915年不是个选举年，但是这一年却发生了有名的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五马路大游行。我目睹许多名人参加此次游行。约翰·杜威夫妇也夹在游行队伍之中。杜威教授并曾当众演说。1915年岁暮，杜威并直接参加此一群众运动。这一件由教授直接参加当时实际政治的事例，给我的影响亦至为深刻。
我想把1916年的大选在此也顺便提一提。此时老罗斯福的光彩对我已失去兴趣，而我对那位国际政治家威尔逊却发生了极深的信仰。先是在1914年，我曾以职员和代表的身分参加过一次世界学生会议。这个会是当时“世界学生会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clubs）和“欧洲学生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students of europe）所联合举办的。先在绮色佳集会之后，再会于华盛顿。在华府我们曾受到威尔逊总统和国务卿白来恩（williamsjennings bryan的亲自接见，他二人都在我们的会里发表讲演。
我清楚的记得正当1916年大选投票的高潮之时，我和几位中国同学去“纽约时报广场”看大选结果。途中我们看到纽约《世界日报》发出的号外。《世界日报》是支持威尔逊的大报之一。可是这一次的号外却报导共和党候选人休斯（charles e．hughes）有当选的可能。我们同感失望，但是我们还是去时报广场，看时报大厦上所放映的红白二色的光标，似乎也对威尔逊不利。我们当然更为失望。但是我们一直坚持到午夜。当《纽约晚邮报》出版，休斯仍是领先。该报的发行人是有名的世界和平运动赞助人韦那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我们真是太失望了。我们只有打道回校。那时的地道车实在拥挤不堪，我们简直挤不进去，所以我们几个人乃决定步行回校——从西42街走回西116街（约5公里）的哥大校园。
翌日清晨，我第一桩事便是看报上的选举消息。所有各报都报导休斯可能当选，但是我却买不到《纽约时报》。它显然已被人抢购一空了。我不相信其他各报的消息，乃步行六条街，终于买到一份《时报》。《时报》的头条消息的标题是：“威尔逊可能险胜！”读后为之一快，乃步行返校吃早餐。你可能记得，这一旗鼓相当的大选的选票一直清理了三天，直至加州选票被重数了之后，威尔逊才以3000票的“险胜”而当选总统！
另外当时还有几个小插曲也值得一提。就在我差不多通过所有基层考试的时候，因为我希望在1916至1917年间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我觉得有迁出哥大宿舍的必要。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差不多都集中住于三座宿舍大楼——佛纳、哈特莱（hartley hall）和李文斯敦（livingston hall）。中国同学住在一起，交际应酬太多，影响学业，所以我迁至离哥大60条街（三英里）之外，靠近西172街附近的海文路92号一所小公寓，与一云南同学庐锡荣君同住。我们合雇了一位爱尔兰的村妇，帮忙打扫，她每周来一次做清洁工作。在1916年大选之前（那时妇女尚无投票权），我问她说：“麦菲夫人（mrs．murphy），你们那一选区投哪位候选人的票啊？”
“啊！我们全体反对威尔逊！”她说，“因为威尔逊老婆死了不到一年，他就再娶了！”
数周之后，我参加了一个餐会。主讲人是西海岸斯坦福大学校长戴维·交顿（david starr jordan）。他是一位世界和平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当大家谈起大选的问题时，交顿说：“今年我投谁的票，当初很难决定，我实在踌躇了很久，最后才投威尔逊的票！”他这席话使当时出席餐会的各界促进和平的士女大为骇异。所以有人就问交顿，当时为何踌躇。交顿说：“我原在普林斯敦教书，所以深知威尔逊的为人。当他作普大校长时，他居然给一位教授夫人送花！”这就是戴维·交顿不要威尔逊做美国总统的主要原因。其所持理由和我们的爱尔兰女佣所说的，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后在我一生之中，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中国驻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参预实际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社会应有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