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力的自我评估与美国战略介入形式的调整
越战以后迄今，美国内各界对美国实力的评估众说纷纭，高低不一，但若以时间划线，则大体可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前一阶段对美国实力的看法主要有“衰落”和“反衰落”两种观点。衰落论者以美军事上越战失败，与苏联比较美军力不占上风；政治上意见歧异，难得一致；经济上则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长滞缓，失业率上升，外贸逆差，财政赤字，债台高筑；等等诸多困难为据认为美国已步入困境且难得解脱，甚至有可能像当年大英帝国一样一步步衰落下去。其代表人物为1987年推出畅销书《大国的兴衰》的美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其主要观点为“帝国的过分扩展”导致了美国的衰落，为免衰落自然就必须进行适度的“战略收缩”。“反衰落论”者则以哈佛大学的几位知名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小约瑟夫·奈伊（joseph s·nye，jr.）等为领军人物，明确提出美国在各方面都占有巨大优势，在意识形态感召力、社会凝聚力乃至思想文化活力及影响力等软实力方面更是独步全球，因而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衰落论者”提出的各种困难不过是暂时的（按我国官话，即所谓“发展中的困难”），经过一个较短时期的调整（少用硬多用软，避短扬长）后美国定会再创辉煌。当其时也，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势头则不相上下，“衰落论”还时占上风（有民意调查结果为证）。因美国影响遍及全球，故这一争论也在全世界激起了广泛的回响。中国大陆各界因敌对意识形态，单纯经济观点（gdp崇拜症），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的国民性等原因，便几乎是一边倒地成了“美国衰落论”者，以至当时竟有多家知名出版社几乎是同时译介推出了《大国的兴衰》这一衰落论代表作；而对“反衰落论”代表人物的相关著作——如小约瑟夫·奈伊的《理应领导：美国实力变化的实质》等则乏人问津，厚彼薄此，一至于此，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美国实力看衰的同时，对中国实力看好的论调却在中国大陆初行其道，渐次走红。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曾在大陆风行一时的“21世纪是中国世纪”、“中国可以说不”等高调硬腔均滥觞于当时。当然，唱反调者也是有的。一些对美国情况较为熟悉且有独立思想的学者，不媚流俗，力排众议，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女士，记得她明确提出，鉴于当时美国对全世界一流人才的巨大吸引力，说明美国的用人机制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方面非常有效，这样的国家活力充沛，起码在当时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绝无衰落的可能（大意）。笔者对资女士的上述见解深以为然，不仅是同意她的结论，更对她将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具体数据视若无睹，却牢牢抓住人这个万物之灵、万国之魂及其相关机制作分析的研究方法和由此表现出来的思想高度深表钦服。弃小抓大，忘形得意，人为上，制度为重，是为至理。
时移势易，伴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对美国实力的评估态势亦风水大变。衰落论者匿迹销声、几近于无；反衰落论者却趾高气扬、声势万丈。至海湾战争后更已难觅“衰落”这一不吉之词之踪迹，而“单极世界”、“唯一超强”、“pax americana”（通译“美国治下的和平”）等美誉赞词则铺天盖地、风行一时。高自称许、笑傲全球之余，美在对外关系实践中一度出兵动武次数明显增多，直接硬介入频频，如此一来虽有可观的正面效应：如越战以来之丧气颓势为之一扫、民气国威随之复振，美国战略利益得以确保、国际声望亦有提升，等等等等。但负面影响亦不容小视：开支浩大、人员伤亡不说，有时还吃力不讨好，反使自己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如出兵索马里维和不久即遭惨重伤亡被迫狼狈撤出，前年出兵科索沃泥足深陷至今进退两难，等等。为因应此种形势，美国政府自去年以来实际上已经实行了若干战略调整——主要是战略介入形式的调整，如对非洲塞拉利昂内乱，美之直接介入仅限于出兵撤侨，着力点在支持区域组织（如西非经济共同体）和尼日利亚等地区强国出头干预，而自己则缩在后面。
针对前述直接硬介入过度造成负面影响多多的实际情况，再考虑到近几年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大有扩展，硬软实力（特别是软实力）显著增强仍无法用全面直接硬介入的方式一一顾及的尖锐矛盾，以及全球协调（欧洲明显——欧盟与北约的扩展）、均衡（亚洲初现——东亚危机后日本实力自信影响等均大受打击，而中国则基本抗住危机并成功收回港澳，东亚局势较前均衡）、自主（不少区域强国均出现此种苗头——仅亚洲近期就有韩朝接近、印巴核试等）等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全球性发展趋势的萌生显现，不少美战略学家乃据此提出因应之道：美今后将进行适度的战略收缩，并尽可能多地采用间接、联合（主要由欧亚大国和其它区域强国出头）、短期、有选择，且以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等非军事的软介入方式来处理与美有关的国际事务，并以此来确保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前总统克林顿访问巴（基斯坦）印、调解巴以；经济上拉拢中国、政治上支持日本；暂停nmd等诸种举措，都是此种战略调整的实际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番美战略学界又唱出与20世纪80年代的“衰落论”相似的“收缩”老调，但却有一点根本的区别：即与80年代相比，美目前之实力空前强大优越，独超地位亦因此而愈加稳固（有关这方面情况的数据资料极多，为省篇幅，恕不赘述），于是美各界无不自信满满，全无当年“衰落论”者担心美国即将沦为“二流国家”的杞忧。因而此时之“收缩论”显系一种“着眼未来，先机调整”、“继续努力，好上加好”的主动，而全无80年代提“衰落论”时的那种被迫被动。此外，那就是目前世界各国对美国的强大均有相当明确的认识，因此各国大都对美采取合作或至少是不直接对抗的方针。而以上种种显然在主客观上都为美推行并完成前述战略介入方式的调整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后迄今，美国的综合实力和战略利益都有长足的扩展，但两者之间仍有较大的矛盾（将来这一矛盾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于是美国已经并将继续做出战略调整——特别是战略介入形式由硬向软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方向则与我国各界不少精英特别是军界人士的主流看法大相径庭（科索沃危机后，我国各界特别是军界的主流看法是美国将以武力为主的硬介入方式 “扫平”全世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办？原来好像是打算以硬对硬，以至于少数人甚至鼓吹为此可以不择手段；现在人家软了，窃以为我们似亦应循人变我变的原则来个以软对软，方为上策。值得注意的是，硬碰硬虽然不容易，但到底这方面过去的经验较多；而如何才能软得恰到好处则确实还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认真探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