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政治哲学解读
近几个月以来在伊拉克问题上，国际社会和平努力最终未能阻止美国战车的自身逻辑。3月17日布什对伊拉克发出最后通牒，20日美国绕开联合国，不顾世界各国的反战浪潮，打响战争，将谜底展示给世人：不论国际社会作何种恳求，美国一定要攻打伊拉克。
美国为什么如此着迷地抓住伊拉克不放？有人给出两个解释。第一个理由是石油。伊拉克的石油，原来探明储量是世界第二，现在据说是世界第一，打了伊拉克，控制了中东，对全球战略的影响巨大。第二个理由是安全，讲“9·11”事件是对美国人民的安全意识的巨大冲击。突然间，美国人意识到原来所讲的安全依然是不安全的，现在必须有新的安全观，要先发制人，消灭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这些解释不无道理，但都不充分。美国的战争与石油有关系，但比石油问题要复杂得多，美国志在高远。而且，对伊拉克战争也不能完全用“9·11”事件解释。有一个材料，1998年2月，一群著名人士给当时克林顿总统写信，要求克林顿出兵攻打伊拉克。在信上签名的有今天的国防部长拉斯费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著名的共和党理论家威廉姆·克里斯托弗，伊拉克战争主要战略的制订者理查德·珀尔等。当时他们提出打伊拉克的理由，一是要解放伊拉克，使伊拉克人民摆脱独裁控制；二是认为伊拉克仍然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构成威胁。所以，夸大“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美国整个大战略的转变始自1994年。但“9·11”确实给右派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尽快说服美国人民接受他们的主张。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它下一步将会怎么做？
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研究现在美国掌握权力者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有何种全球战略。
对目前美国外交大权影响最大的势力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主要在共和党里面，也包括里根民主党派一些人。二战后，美国共和党经历了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
构成这种保守主义革命的主要有三股势力，第一股势力是所谓经济新自由主义。第二股势力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这股势力非常庞大。但这两股势力所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真正主导共和党外交政策的是新保守主义者。
谁是新保守主义者？有一篇文章对新保守主义做了描述：新保守主义是一帮“喜欢轰炸、喜欢帝国的重量级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是学者，很少有商界或军界出身的背景。这些人最近被称为“战争党”。文章描述他们“大部分人从来没有到过国外”，“从来不说外国语”———这个讲得不对，这些人虽不讲外国语，但很多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他们都好战，但从来没有在部队里面打过仗”。
新保守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理查德·珀尔，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在里根时期任国防部副部长，现任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拉克战争主要战略制定者。
保罗·沃尔福维茨，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在里根时期任国防部次长。布什政府上台前，他在华盛顿大学战略研究所当所长。他由康乃尔大学毕业。当时，施特劳斯的大弟子布鲁姆在康乃尔教西方政治思想史，沃尔福维茨非常爱听西方思想史的课，最后干脆就放弃数学，到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读博士。他是一个特别强硬的人，鹰派代表人物。布什主义的蓝本就是沃尔福维茨主义。
威廉姆·克里斯托，通常被称为共和党智囊、理论家。他原是副总统丹奎尔的助手、办公室主任，丹奎尔卸任以后，克里斯托在哈佛教书。他是现在美国最红火的右派杂志《旗帜周刊》主编，“美国世纪“协会主席。哈佛大学政治系毕业，师从曼斯费尔德。曼斯费尔德是列奥·施特劳斯在东岸的大弟子。
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杂志是《新共和党》、《旗帜周刊》，这是专门杂志。同时，他们又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著名报纸任专栏作家，特别是《华尔街日报》，这几年完全被他们控制了。
现在美国重要的智囊机构，除极个别外，全部是由新保守主义主导的。其中有“美国企业研究会”，“胡佛研究所”，“卡内基基金会”，“布鲁津斯研究所”。大概只有两三个机构是明确持反新保守主义立场的。其他大部分机构，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新保守主义是主流。
有一个说法是，美国大学里面的经济学系是新自由主义者控制的，社会学系是马克思主义者控制的，政治学系是列奥·施特劳斯学派、即新保守主义控制的。
2.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
要想知道新保守主义的战略，就要了解他们的政治哲学。
1994年美国共和党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老布什总统竞选落败后，共和党右翼发起了一个运动，要和美国人民签订一个“新契约”，这是共和党政治转变的里程碑。“新契约”刚一出来，《纽约时报》就发表长篇评论文章说，如果人们要理解这些新契约，一定要了解政治哲学教授列奥·施特劳斯，文章把施特劳斯称作新保守主义“教父”。
施特劳斯是犹太人，生于德国，1930年代因怕纳粹迫害而离开德国，先到英国，后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教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写了一大批优秀的书，更重要的是他带出了一大批学生，现在在美国政坛上最活跃的那些人都是他的徒孙。
应该说，施特劳斯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几乎是单枪匹马颠覆了几百年以来的自由主义话语。就从批判自由主义的角度言，所有后现代主义、社群主义和施特劳斯比较起来，都显得肤浅。
自由主义是什么？它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新教改革后引发了基督教的分裂，导致长期的宗教战争，造成欧洲巨大的痛苦，在此背景下，欧洲发展出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颠覆古典政治哲学。西方古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寻求美好生活，古代人相信存在美好生活，人必须追求它。这种观念也浸透到基督教理论中。由于新教改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经常互相打仗。自由主义作出一个大贡献，就是提出文化多元主义或价值多元主义。也就是将美好生活的问题从政治剥离出来，使它成为私人信仰问题，政治只解决秩序问题，就是让俗人、庸庸碌碌的大众能够在一起过一种和平生活。自由主义把美好生活降低为和平生活。
自由主义核心是价值多元主义或某种价值相对主义。它把解决美好生活的任务交给个人，交给不同的宗教。
以这种哲学为前提，洛克发展出了宗教宽容理论：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都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政治不需要卷入其中。政治的任务就是提供秩序，这里，政治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就国内政治说，秩序就是主权国家，就国际政治说就是国际法。
近代国际法的创立者都是广义自由主义者，如格劳秀斯、边沁等。自由主义构成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秩序的基本框架。在国内，它要求政教分离，政府只关心秩序，个人有信仰自由、舆论自由，美好生活的问题由个人选择；在国际上，它主张不同的主权国家都有寻求不同美好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同的主权国家为了保证有一种秩序，就发展出了国际法。国际法目标就是秩序、和平，而不是保证所有国家都追求一种美好生活。
对于主权国家内部生活方式，包括政治统治方式，国际法无能为力。
这套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始自1646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一战后有进一步发展，二战后仍沿袭这一制度，直至最近，一直是这个秩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前提就是承认政教分离。
后来，德国优秀法学家施密特激烈批评自由主义，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政治的概念》。该书目标是批评魏玛共和国的自由派。在施密特看来，自由派致命的缺陷就在于弄不清楚什么是政治，头脑里有很多规矩：国际法、国际道德、国际秩序。什么是政治？
施密特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解释：政治的前提是区分敌人和朋友，政治就是保护朋友、杀戮敌人。
自由派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种具备“正当性”的政治，而施密特则认为政治本质上讲是关于敌我冲突的。当然，有许多冲突是用非政治的方式解决的，像经济、文化方面的冲突完全可用非政治的方式解决。但有一类问题涉及到根本的“身分”问题，涉及到你是谁、我是谁的问题，就是朋友和敌人的问题，这就是政治。政治的最高形式就是杀人，没有多少道理可讲。
施特劳斯看了《政治的概念》后写了一篇书评，这是理解施特劳斯的关键。他认为施密特讲得非常好，但问题在于，施密特还没有彻底摆脱自由主义的“毒素”。在书评结尾，施特劳斯说：“我们讲过，施密特在自由主义的世界，承担起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在此我们是指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发生在自由主义的世界之内，他的非自由主义倾向仍然受制于无法克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因此，人们只有成功地突破了自由主义世界，才算是完成了施密特提出的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为什么说施密特仍在自由主义世界里面呢？在施特劳斯看来，施密特根本错误在于，他是在政治神学的基础上区分敌友的。在施密特那里，朋友和敌人是平等的，基于政治神学，不同身分、不同信仰的敌人和朋友本质上并无正确与错误、高尚与卑劣之别。在施特劳斯眼里，这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仍是自由主义的文化多元论，因此施密特并未跳出自由主义的视野。
要想彻底批判自由主义，必须跳出自由主义的视野，这一点构成了施特劳斯毕生著作所关怀的重大主题。
怎么跳出自由主义视野？施特劳斯他写过《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其中right应翻作“正当”，即《自然正当与历史》。他研究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柏拉图、苏格拉底，构建了一个对西方思想史的全新解释。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寻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并非因人而异，而是只有一种美好生活：符合自然正当的生活。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是古希腊智慧的告诫。
施特劳斯的学生布鲁姆的名著《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认为美国许多人不读古希腊哲学，因此弄不清楚人要追求一种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具有特定内涵，它符合自然正当。
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样一种追求是伟大的传统，但近代以来逐步被自由主义破坏了。罪魁祸首就是实证主义，把美好生活忘掉了。所以施特劳斯提出伟大号召：回到古希腊，追求自然正当（美好生活）。
有一些事情自然就是正当的，有一些事情自然就是不正当的。这样一来，施密特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在施特劳斯这里彻底完成了。施密特的核心是把政治化为敌我的冲突，取消了加在政治之上的一切道德和法律束缚；在施特劳斯这里，道德和法律束缚并没有回来，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就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争。
3.美国国际战略的政治哲学分析
这种政治哲学对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国际政治有什么含义呢？我们先比较新保守主义和其他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理论。
首先，新保守主义显然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前述传统的自由主义寻求国际法、国际秩序、国际组织，寻求一种更高的道德。就国际政治而言，它寻求一种国际的治理和国际的组织，寻求一种集体安全，它尊重现存国际法的基本秩序，试图把这个秩序从虚的国际法进一步细化，建立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新保守主义也不同于法西斯主义。施密特的理论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最好阐释。从施密特理论看，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防御性“理论。在国际政治方面，德国法西斯主义最核心的部分是“新门罗主义“－－“中欧是中欧人的中欧“，提出要给德国开辟生存空间，加入国际政治权力俱乐部。法西斯主义从来不奢望改造整个世界、拯救整个世界。
新保守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譬如摩根索、基辛格等人的观点。现实主义追求的是各国在一个秩序里面的权力平衡，主张用权力制约权力，它并不追求一个远大理想或目标。
今天，新保守主义目标是新帝国。为什么叫新帝国？上文讲新保守主义者不讲外语，但他们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有许多人都是古典问题专家。他们热中于讨论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尤其是罗马帝国，激起新保守主义的无限向往。罗马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罗马共和国从建立到解体，前后近千年。罗马共和国时期恰是罗马军事力量最强、打仗最厉害、占领领土最多、帝国事业最鼎盛的时期。今天，在新保守主义看来，罗马人把人类追求共和的理念与个人美德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伟大共和国。当年美国的国父们在写作《联邦党人文集》时所用的笔名都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人名。在他们心目中，美国就是罗马共和国的再生。
当代美国新保守派觉得，美国完全可以超过罗马，超过大英帝国，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帝国－－既能体现人类美德，又能让全世界人都过一种美好生活。
今天，在美国国内，研究罗马共和国史特别时髦。古罗马帝国为什么灭亡？孟德斯鸠解释说因为共和国转变为帝国，丧失了自由。美国人能不能够做到既对外扩张又在国内不丧失自由，从而完成一个全新的帝国？
追求新帝国的目标，具体要干什么呢？这里要讲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本是自由派，他看到世界上秩序没办法统一，提出文明的冲突。对文明冲突的研究却为新保守主义提供了大致的图景，使人们对西方文明与它的边缘有了一个大的了解。在他们看来，有两块地方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块是中东，一块是亚洲。几千年以来，那里传承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中东与亚洲不仅挑战西方文明，而且它们本身具有文明。如果完全没有文明，像非洲那样，则无所谓，因为没有文明就没有凝聚力。但在新保守主义看来，那里的人们所过的可能是一种邪恶的生活，受了蒙蔽而不自知。
这样，为了实现新帝国的理想，为了能让这些在邪恶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过上“美好生活“，新保守主义者大致勾勒出他们的全球战略目标。作为该目标的第一步，伊拉克必须打！打任何国家都不如打伊拉克对阿拉伯文明震动大，“擒贼先擒王“。伊朗虽然也被列为“轴心“之一，但它是一个波斯国家，与阿拉伯文明不是一回事。伊拉克则是阿拉伯文明的核心，天然的领袖。不要忘记，这些新保守派中很多人都有犹太人背景，攻打伊拉克既可实现美国的愿望，同时也能实现他们的理念。伊拉克非打不可。
打下伊拉克后，下一步目标会是谁呢？克里斯托曾在国会作证，认为沙特表现很不好，“911“事件与沙特的恐怖分子联系很多。如果在伊拉克能够建立民主制度，就会对沙特起到示范作用。如果美国再帮助沙特进行民主化，就可能在两个重要阿拉伯国家建立起美国可以信赖的政府。且最大的两个石油国家就被控制了。伊朗、叙利亚、利比亚都属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或“轴心“国家，将逐步一个一个地被解决。新保守派一个学者写了一篇文章《下一个是谁？》，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作了描述，讲得十分直白。
4.新保守主义的困境：道德帝国与邪恶帝国的悖论
新保守主义是否会成功？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目标是否会实现？我们首先要分析美国新帝国主义目标的内在困境，也就是道德帝国与邪恶帝国的悖论。
道德帝国是美国人的自我感觉。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是罗马共和国的再生，认为自己是道德帝国。邪恶帝国则是冷战期间西方理论界用来形容苏联的，由里根总统首先提出。
但是，道德帝国的行为又有邪恶帝国的特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这种道德帝国的理想与其对实际利益的追求分不清，其自身的利益总是与道德目标混在一起。第二，由于要追求自然的正当，因此这种道德帝国可以完全不顾或完全蔑视所有现存的道德和法律。它要带人们跨越近代自由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所造成的后果，跨越文艺复兴所造成的后果，跨越中世纪基督教，直接回归到古希腊，寻求正义、自然的正当。这是非常独特的理论。
布什的宣战声明里有一些话值得分析。他说，美国要“解放“中东饱受苦难的人们，经受很多折磨的人们，给他们带来更文明的社会。即是说，发动这次战争不需要考虑世俗的法律、道德，而要追求自然的正当。这里的自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古希腊的自然。自然理性告诉人们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正当的就去做。所有世俗的法律、人间的道德，在施密特看来，都是自由主义懦夫们创造出来的。自由主义非常懦弱，它在国家利益之上加上了更高的人道的东西。
该理论以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为口号，阉割了这些口号所包含的人本主义内涵。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不同的大文明在世界不同地方生存、延续。在自由、民主这些价值观被许多人接受以前，几大文明就共享着一些基本的价值，其核心就是人道的观念，对生命的尊重。
在新保守主义价值观里，这些抽象的、普世的价值观不具有任何意义，具有意义的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分，是正义与邪恶的区分。由于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他们是独裁的国家，我们对他们的一切不人道行为都具有神圣性。一些美国人可以在充满爱心地谈论人权的同时心安理得地轰炸手无寸铁的平民而丝毫不含愧疚之心。对帝国的追求、爱国的信念在逐步蚕食这个民族的道德良知，美国民族在蜕变为一个道德上破产的民族。
新保守主义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阻力。
首先是西方以外的文明恐怕不会轻易接受“美好生活”的诱导。在伊拉克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接受一种由巡航导弹运载的“美好生活”，它要反抗。
人类社会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留下今天几个大的文明。这些文明，如阿拉伯文明，有其自身的智慧与凝聚力，决不是可以轻易被消灭的。
第二是老欧洲跟不上美国的脚步，从而导致西方的分裂。美国人由施特劳斯带领，穿过时空，超过了启蒙运动，穿过文艺复兴，抛弃了基督教，一直回到古希腊，从柏拉图那里汲取营养。而欧洲人不喜欢战争，他们受自由主义“毒害”太深，满足于近代文化多元主义秩序。它也没有回到古希腊、古罗马实现大帝国的梦想，法国德国是最明显的例子。
当然，法国和德国也有战略的考虑，它们对美国的抵制实际上重申了他们在欧盟的领导权。如果法国和德国在联合国不和美国较一下劲，欧盟就麻烦了，法国和德国站起来，就在危难之中为欧盟重新确立的方向，这是非常大的事情。德国、法国站起来之后，可能会导致老欧洲的保守主义政党逐步被排除出政治的舞台。就留下英国孤苦伶仃，支持美国，但英国的利益还在欧洲，以后会面临很大压力。而且由于法国和德国在联合国不给美国开绿灯，导致美国在伊拉克周边国家不能够顺顺利利地开辟很多战场，大大延缓了美国得胜的时机。
第三是美国两大传统之间的张力。
美国有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传统。一方面，共和主义传统强调美国是一个大的共同体，强调为共同体而战，为了国家利益而战。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人的权利、人的价值，强调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人道主义的追求。
施特劳斯把人们带回到古希腊，把自然正当、自然正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作为至高的东西，把美国人的共和主义传统带到区分敌我的政治上来。
但是，美国还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有宗教的传统，有追求人道主义的传统。这样必将造成美国人内心的深深张力，这种张力会折磨美国好几代人。在布什发表最后通牒之后，美国一位最老的自由派参议员的讲话表达了这种张力，他讲到，“今天，我为美国哭泣。美国再也不是那个强大、仁慈又热爱和平的国家，那个受到国际尊重的国家。”他警告，美国将会为帝国梦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也就是不少美国学者所标榜的“软权力”的丧失，美国在世界上可能会相当孤立。美国可能低估了世界各国追求和平的愿望并将为此付出代价。
这种张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今后若干年国际战略的走向。美国战略的天平向哪边摆，伊拉克战争至关重要。
如果战争顺利，新保守主义就会更进一步得势，进一步追求新帝国的梦想。反之，如果战争损失较大，或在战后问题很多，追求新帝国的势头就会有所遏制。
一百多年前，韦伯在分析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时提到，公元9年罗马人在条顿堡一次不起眼的战争的失败是罗马衰亡的转折点。这次战争后，罗马人逐步放弃了战争与扩张的战略，从而导致罗马经济的危机。今天的伊拉克战争相对于美国的战争机器而言是一场微不足道的战争。但战争的惨烈、零伤亡神化的破灭、战争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是否会使这一场小小的战争成为新帝国的条顿堡之战，我们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