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二百年
在这样的时候，简单地回顾一下美国的外交史，我们也许可以有所教益。
一、华盛顿总统的不干预政策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相对于欧洲的西方社会，和亚非的东方社会，美国是拥有大洋作为天然屏障的新大陆。在两百多年前建国的时候，这里地广人稀，自然资源可以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丰富，而在经济上、军事上却还相当落后。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针对欧洲的战乱，确立了美国的中立立场。不干预主义是美国最早的外交政策。一七九六年，他坚辞竞选连任总统。他在著名的告别演说中说：欧洲的利益冲突和美国没有关系，欧洲的频繁的争议和冲突的原因和我们关心的理念很不相同。所以，美国应该保持对所有国家的善意和正义，和所有国家和睦相处。在这样做的时候，最忌讳的是一面反对某个国家，一面又和另外一些国家过于亲近。应该对所有国家都一视同仁，最重要的规则是，尽可能扩大贸易关系，尽可能避免政治结盟。
整个十九世纪，美国的国力还相对有限，大多数美国总统都遵从了他们的建国之父定下的国策。埋头建设制度，完善法制，发展经济，开展教育，提升道德，全方位地打下了二十世纪强国的基础。一八二三年，门罗总统针对当时欧洲的战事声明说，“我们永远不参加”。所谓“门罗主义”强调美国在西半球的地位和作用。
这样一种“好自为之”的对外政策，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作为基础，它不需要通过对外掠夺来获取关乎生存的自然资源，也没有必要非打败别国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它没有百年的宿敌。它要紧的是料理自己内部的事务和家门口的事务。
这样一种政策，基本上有延续性地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这一百多年中，尽管在世纪之交麦肯利总统任内，美国参与了列强迫使清政府“开放门户”的政策，尽管在八国联军中有美国，但是率先宣布放弃庚子赔款是美国，立法将庚款用于帮助中国发展现代高等教育的是美国。
上世纪初，经过工业化，美国成为世界强国。这时候它仍然奉行从乔治·华盛顿发端，经过门罗主义而延续的好自为之的政策，它的外交活动的舞台是有限的，主要局限在西半球周边地区。这种政策有制度上的根源。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权是在总统和国会之间分配的，总统有很大的处置权，而国会有对外宣战权、条约的批准或否决权，以及国防预算的批准权。美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当然是照料美国人民的国家利益，而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活动，必须满足有着深厚宗教情怀的美国民众对“师出有德”的要求，否则，两年一次的众议员选举、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六年一次的参议院改选，会让违背民众道德要求的总统、议员当不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要说到把政府和人民分开的话，在其他极权国家可能是对的，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恰恰是民心在政府决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威尔逊总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王储费尔南德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第一次世界大战随之爆发。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不仅公开宣布了美国的中立立场，还在战争一爆发就呼吁民众，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不偏不倚。但是战争不顾及中立者。英法宣布封锁对德贸易，德国则宣布用潜艇攻击来往同盟国的船只，包括中立国的商船。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德国潜艇用鱼雷击沉英国商船露西塔尼号，丧生者中有一百多名美国平民。威尔逊一面发出警告，一面在交战双方中间斡旋和平。斡旋没有成功。一九一七年初，德国宣布无限制地用潜艇攻击战时海上商运，交战国还是中立国不论。威尔逊总统宣布和德国断交。二月二日，他要求国会宣战。四月六日，国会通过了战争决议。美国正式参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热兵器的世界战争。战争中用枪炮坦克和飞机杀人，相比于几千年来人类用刀棍和矛杀人，使得个人参战的残酷性降低，从而战争更容易动员和发起，却使杀人的规模和后果更为严重。一次大战后，威尔逊总统看到了这种严重危险，极力倡导建立国际组织，通过国际社会的对话协调，来防止下一次战争的灾难，这就是成立国联的倡议。但是，美国民众中弥漫着孤立主义的情绪，一次大战本来和美国没有关系，美国没有从战争中得到任何东西，凭什么让美国小镇上的男孩们远渡重洋去受难、去牺牲呢？
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到处奔走，呼吁民众支持建立国联，支持让美国参与国联事务。按照美国宪法，参与国联是一种国际条约，这样的国际条约必须得到参议院的批准方能成立，而国会议员是民众选出来的，是草根层的民众代表，只有民众能够影响他们。只有先说服民众，才能争取得到国会批准。
可惜，那个时候的美国普通老百姓看不到未来的世界战争会逼到他们头上，他们从来不想把手伸得那么长，他们不想干涉远处的事务，他们指望好自为之。孤立主义占了上风。威尔逊总统在全国各地演讲，直到中风瘫痪。一九一九年秋和一九二○年春，参议院两次表决，都否决了美国加盟国联的条约。威尔逊呼吁全民公投没有成功。于是，由威尔逊倡导建立的国际联盟，美国却反而没有参加。
由于威尔逊总统对于防止战争的上述努力，他获得了一九一九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国联没有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不是因为国联这样的国际组织没有意义，恰恰相反，是因为国联没有强有力的干预力量，来惩罚和阻止野心勃勃的侵略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国联派出了军事调查委员会，一年后国联决议要求日本撤出中国东三省，日本当场退出国联。国联除了宣布不承认伪满傀儡国之外，没有实力惩罚日本。一九三五年，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国联宣布的制裁也没有实际效果。
中国人民异常艰巨的抗日救国战争，以及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至少可以说明，在世界人道、进步、民主的阵营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大国，没有一个有道德诉求的大国人民的强大干涉，对弱国、小国，对世界上的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其他种族和政治上的弱势人群，对于整个人类世界，是坏事而不是好事。
所幸的是，罗斯福总统是看到这一点的。美国要从孤立主义中走出来了。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
今天，中国人民依然记得抗战时期的艰难困苦。那个时代，中国积弱多年，外忧内患。面对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中华民族前景险恶，凶多吉少。东三省沦陷，伪满洲国成立，中国政府根据国联章程第十六和第十七条提出要求国际社会干涉。国联只有谴责日本的决议，却没有惩罚日本的决心和实力。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洲战争爆发后，欧洲列强自顾不暇，纷纷对日本“保持中立”，所谓“绥靖政策”。一九四○年六月十九日，英国和日本签署天津协议，六月十八日宣布关闭缅甸公路三个月，而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通道。在英日天津协议第二天，法国和日本签订协议，关闭了云南——印度支那通道。物质因此无法进入中国。九月二十二日，日本和印度支那达成协议，日本军队进入印度支那，利用那儿的机场轰炸中国西南。同时，日本和在军事上一路占上风的德国、意大利达成盟约。
那个时代，中国是一个弱国，亡国在即。那时候有谁能在国际上出面干预，阻止野心勃勃一路无阻的日本皇军？
只有一个国家这样做了。只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道德心，有强国的实力，有具备道德勇气和历史远见的政治家，能够站出来逆向干预国际事务。那就是美国。
美国在三十年代遭到了空前的经济困难。一九四○年八月，刚刚从大萧条中走出来，罗斯福总统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汽油。十月十六日，美国宣布对日本禁运生铁和钢材。这等于掐住了日本这一个本身没有汽油和钢铁资源的岛国的战略喉咙。正是美国这一忘我仗义的行动，把日本逼得向美国挑战。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日本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的中立条约，在条约中他们互相承认满洲国和外蒙古，这是原来中国版图上的两大块。两天以后，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利坚合众国将按照租借法案中对待英国和希腊的同样条件，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罗斯福总统说：
“中国表明了它的亿万人民反抗肢解他们国家的伟大意志。通过蒋介石元帅，中国要求我们的帮助。现在美国说，中国会得到我们的帮助。”
美国这种主持正义的行为，出自于什么？
我们曾经在美国街头偶然遇见过一位美国老人，当年的飞虎队员。由陈纳德将军率领的这支航空队，是来自于美国民间的志愿队。他们在美国和日本尚未开战的时候就来到中国。他们在云南和日军作战，战果辉煌。他们维持了著名的“驼峰航线”，使艰难的中国抗战能得到来自外界的物质支持。不知有多少美国男儿长眠在中缅边境的崇山峻岭，尸骨未还。
在那个时代的美国人中，有一个人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罗斯福总统的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赫尔在外交活动中，是最坚决地代表美国支持中国的权利的人，这种态度建立在他的强烈的道德立场基础上。当美日之间就战略物资禁运问题展开谈判的时候，赫尔提出的条件，包括日本无条件地从中国撤出，废除傀儡满洲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赫尔向日本递送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日本放弃在中国的全部军事占领，撤出中国。这就是著名的赫尔备忘录。几天以后，日本偷袭珍珠港。
显然，美国珍珠港的被袭击，战争被强加到生活在另一个大陆上的美国人民头上，是因为美国在战前干涉了“国际事务”。可是，如果美国不干涉呢？也许我们中国人是最应该问这个问题的。美国是那个时代和中国打交道的西方列强里，唯一对中国没有任何土地、军事、资源要求的国家。如果没有美国的干涉，如果没有几百万美国士兵远渡重洋的参战，如果没有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的浴血战斗牺牲，那么，有没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没有在二战结束时台湾重新回到中国人手里的一天？有没有一九四五年中国成为世界五强之一，成为世界民主主流中的一员的一天？
赫尔在战争中致力于联合国的筹备和组织。他看到了一战以后国联的教训，必须建立一个舞台，通过以大国为主的协调来防止新的战争。罗斯福总统后来称赞赫尔为“联合国之父”。赫尔得到了一九四五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在二战时期的美国人中，还有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马歇尔将军（george marshall）。
珍珠港事件的时候，马歇尔是美国军队的参谋总长。和多数美国高级将领不同，他不是毕业于西点军校，而是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其他高级将领一样，他也是从一次大战就从军参战，身经百战。他是在德军入侵波兰的同一天被任命为参谋总长的。在战争期间，他领导组织军队，训练新兵、研制武器、挑选军官。他也许没有巴顿将军、麦克阿瑟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那样的赫赫战功，却有敏锐的政治和人道眼光。战后，他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国务卿。他看到，战后一片废墟的欧洲，被战火摧毁的经济是世界不稳定的一个因素，所以，必须尽快地恢复欧洲经济。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座上提出了欧洲恢复计划，这就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
国会在一九四七年底通过了这个计划。马歇尔计划使得欧洲迅速恢复。现在人们几乎不再记得，当初，马歇尔计划也以同样条件向苏联提供，但是苏联拒绝了这一计划。对于我们绕有意味的是，马歇尔曾经在战后以美国特使身份出使中国斡旋和平，可惜无功而返。
一九五三年，马歇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个时候，他是唯一的以军人身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
四、美国和今天的世界
二战后国际社会五十年的进步，体现在先进国家对和平信念的日益坚定。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二战之前被普遍接受的、以战争获取领土或经济利益的思维方式，从你死我活转为双方退让争取双赢。美国两次介入世界大战，作出重大牺牲，目的都是让世界重返和平。应该说，以美国开始创导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实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原先战火不断的欧洲大国，如今有了自己的联盟，相互开放了边界，甚至有了统一的货币。这样的和平景观，是二战以前所无法想象的。这是文明的发展，是联合国成立以后，世界以大国为主协调和平、防止局部区域的战火酿成世界战争灾难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由于文明发展的不平衡，五十年来局部战争仍然不能避免。这些战争造成巨大伤亡，但是由于有了国际协调和干预的机制，这些区域战争终未扩展而酿成世界范围的战争。参与运作的国家和他们的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已经支付和正在支付着巨大的生命和金钱的代价。而他们艰难努力所带来的世界和平，不仅给他们自己的人民带来安宁，也使全世界所有的平民受益，其中包括那些战火纷争不断的当事地区的人民、和那些看上去远离事发地点的地区的人民。
参与这样工作的国家，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犯错误。但是，在不断完善中的这样的机制，仍然是今天维护世界和平的必需。它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改变，因为人的智慧还远没有达到全球一致坚持和平的地步。而在今天世界的发展程度下，任何地区的局部战争都可能影响世界和平。以美国为主、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大国，还是必须继续履行他们的历史职责。这是一种道义责任。这样的认识，已经是世界上各文明国家的共识。因此，不论遭到怎样恶意的武力攻击，美国都不可能再退回孤立主义。
由于中国的加速开放，必然将推动它在世界上地位的逐步上升，可以预见，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参与调节和干预制止战争行为的份量，也会在未来逐步加重。这些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各种可能的手段扑灭战火、迫使非理性冲突的双方都退让出他们的一部分利益，以妥协达到和平。这些工作本身一定是危险的。冲突地区大多处于非理性状态，大多没有利益退让达到双赢的思维习惯，大多存在一些带有偏执和狂热的组织或个人。参与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必须理解，这样的工作必然会招致敌视、嫉恨和误解，甚至恶意的武力攻击。美国只不过因为它今天在这项工作中的实际地位，首当其冲而已。事实上，假如没有美国的参与，中东的和平进程可能至今没有开始。中东和平进程的每一个重要步骤，几乎都是在美国完成的。这就是今天在美国受到攻击后，以色列的领导和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都表示极度震惊和谴责的原因之一。
我们在这里介绍美国走出孤立主义，走向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必须说明的是：攻击美国事件的本质，是一个反人类的罪行。今天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民都已经进入这样的文明阶段：面对这样的罪行，不论它发生在哪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会出于本能地、如条件反射一样的作出反应，那就是不究其任何原因地谴责暴行、为受难者哀伤和对受难国表示支持。这是人类良知的必然反应。缺乏这样反应的地区，在未来的世界事务和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将还有相当一段艰难跋涉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