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诞生记

刘绪贻

(一)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从同年8月8日到1978年4月22日，发表了4次讲话，淳谆告诫国人，一定要重视科学、教育，否则四个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他不独从理论上阐明了加强和发展科学、教育的重要性，而且还要求制订出具体规划，予以落实。在这种形势下，1978年夏在天津召开的史学规划会议提出建议：关于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美国史》的问题，由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牵个头。当时我们感到，虽然我们武汉大学早在1964年就成立了美国史研究室，但研究工作做得不多，而且对全国从事美国史研究工作的情况了解得很少，所以觉得很为难，迟迟没有行动。

同年10月，美国经济研究会在武汉召开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罗元铮副所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计划委员会、武汉大学等单位座谈，提出一个全国一盘棋地建立外国问题研究(和资料)中心的问题。比如在上海建立西欧研究中心，在吉林建立日本研究中心，在四川建立印度研究中心，在武汉建立美国和加拿大研究中心，等等，并向湖北省委备案。这样，虽然我们感到自已肩上的责任重了，但仍感到自已的条件不够，牵头的事仍不敢承担。

又过了两月，到197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党委冯修蕙副书记等特来我校，力促我们将此任务承担起来，并具体提出，要求在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以前，即1979年2月间召开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这样，我们觉得再不好推辞；虽然我们条件差，但为了促进和加强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工作，我们可以为大家服务，做些联络工作。

我们首先和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联系，就筹备会议的日期、议程、发起单位、参加单位等问题交换意见。1979年1月8日接到南开美国史研究室回信，10日又接到杨生茂教授来信，他们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后来，刘绪贻和杨生茂又几次交换意见，3月3日初步决定：关于筹备会会期问题，为避免过于匆促，同时又听说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延期，选定在4月下旬召开；关于发起单位问题，除武大、南开两个美国史研究室外，还邀请复旦大学世界史教研室和南京大学英美对外关系史研究室参加，并由刘绪贻函该两室取得同意；关于参加筹备会单位问题，拟根据天津史学规划会议上各自报单位确定；关于会议议程问题，我们原来想法是：既然美国史研究会是个学术性群众组织，在它的筹备会上，除成立筹备机构等事务性任务外，最好还能进行一些初步的学术交流活动和国内各有关单位美国史研究情况的信息交换；关于会议规模，确定在30人左右。3月12日，刘绪贻将这些初步决定函告冯修董副书记备案。

在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期间，湖北省历史学会开了成立会，武汉大学世界史教授吴于厪当选为会长。有些会员提出，在我国历史学研究工作中，中国史方面一向比较活跃，世界史方面比较沉闷；在开历史学会时，世界史往往被挤掉了，是否可以召开一次专门的世界史学术交流会，并建议正在筹备的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此交流会期间同时成立，而且学术交流以世界现代史和美国史为重点。我们当时认为这样可以互相促进，就同意了这一建议。基于这一情况，我们对筹备会议议程稍作修改，将学术交流活动取消，只为将于1979年第4季度召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会的学术交流活动作些准备工作，并函杨生茂教授取得南开美国史研究室同意。3月15日，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代表4个发起单位，向参加单位发出了召开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的通知。4月2日，刘绪贻致函冯修蕙和杨生茂汇报了准备情况。

(二)

1979年4月21—26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筹备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由于当时会议多，住宿条件限制，会议规模紧缩至20人左右。除发起单位南开大学杨生茂、张友伦，复旦大学黄瑞章，南京大字王明中，武汉大字刘绪贻、李世洞、李存训等以外，还有世界史研究所王振德、北京大学齐文颖、吉林师范大学(后改名东北师范大学)丁则民、河北师范学院黄德禄、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河北大学乔明顺、四川大学顾学稼、辽宁大学杨惠萍，以及出版单位人民出版社邓蜀生、北京商务印书馆陈廷祐、上海人民出版社金永华和陆凤章。会议由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王明中、黄瑞章轮流主持，并成立了由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代表组成的七人筹备小组，负责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

会议期间，杨生茂教授就中国美国史研究以往及现在状况、研究力量协调问题、美国史综合研究问题、以及资料整理和理论准备等问题，作了大会发言，给会议开了个好头；李世洞介绍了“美国历史资料的搜集、储藏和管理”的情况；丁则民副教授对“美国‘中西部学派’创始人特纳的历史观点”进行了评介，都对与会代表有所启发。会议讨论了开展美国史研究和编写美国史应当遵循的一些原则，大家一致认为：既要以与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又必须坚决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既要注重理论，又要掌握史料，二者不可偏废；要坚持历史科学的完整性、系统性，不能把美国史只写成美国政治史或经济史：要冲破二战以后的“禁区”，一直写到接近书出版前的年代，这是广大读者的要求；还要坚持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重视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会议还交流了国内外美国史研究的动态，与会各院校研究人员、资料和成果的情况。

会议期间，经过与会代表的反复讨论和协商，一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关系和文化、教育交流日益发展，正确地、系统地和理性地认识和对待美国，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将有重大影响和意义。这种形势，就使得能够帮助国人科学地、深入地、全面地了解美国历史发展以至现状的《美国通史》，成为迫切的需要。但我国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美国史著作，而且从人力、资料等情况看，当时我国还没有一个学术机构能单独承担起编写这种《美国通史》的任务。不过大家认为，如果把一些有关单位组织起来，联合攻关，是有可能实现这一任务的。会议还讨论了美国史的分期和分阶段的问题，并据此认为可以编写一套多卷本《美国通史》。最后，会议决定由七人筹备小组和即将成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组织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6校有关部门负责，根据张友伦提出的意见，编写一套约150万字的6卷本《美国通史》，或先编美国史丛书再编写通史；并根据齐文颖、王振德、黄德禄、顾学稼等建议，推举南开大学杨生茂、武汉大学刘绪贻任总主编，后又确定杨生茂主要负责前3卷，刘绪贻主要负责后3卷。为配合这一任务，会议还要求6校有关部门就其负责编写历史时期提出重点研究课题，邀请全国有关学者参与研究，还要求6校陆续发表阶段性研究成果。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邓蜀生本人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美国史学者，深感当时我国需要新美国通史的迫切性。他不独在会议上一再为此出谋划策，还主动为编写者解决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代表人民出版社约稿，并自任责任编辑。

此外，会议还决定：着手编译120—150万字的美国史资料集；编写一部《美国历史词典》(注：这两项任务后来未落实)；创办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美国史研究通讯》，刊载有关美国史研究的论文、译文、资料、书评、动态等，先由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第1期；委讬武汉大学负责于1979年年底前在武汉召开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

(三)

筹备会议闭幕后，由于七人筹备小组成员散居各地，开会困难，当时又难用电话联系，仅靠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力量是完不成美国史研完会成立会筹备任务的。而且，作为一个学术性群众团体的筹备小组，无权无钱无专职干部，开展工作只能依靠群众。于是，我们展开了大量的通信联络工作。可喜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广大美国史教研工作者的热烈响应，特别是杨生茂、张友伦、王振德、邓蜀生、黄绍湘、丁则民、齐文颖、顾学稼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或缺的。综合起来，从1979年4月27日至11月26日这7个月期间，筹备小组大体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1.调查了解全国美国史教研工作人员情况，确定和通知参加成立会的代表。6月11日，我们首先确定和通知了郑州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等6校有关人员。9月29日，我们第一次对参加成立会的代表发出了正式邀请信，后来又发了补充通知，还对个别重要代表发了专门邀请。

2.征集论文。筹备会期间，我们就决定把成立会同时办成一次学术交流会，也算是第一次年会。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论文的征集工作，并要求作者重视论文的质量。

3.国际交流活动。改革开放前，我国学术界非常闭塞，除苏联外，我们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美国史研究情况很少了解，有的甚至一无所知，对我国美国史研究极为不利。因此，尽管我们知道开展这类工作不无艰险，但我们还是开始了一些活动。首先，我们和美国最大的两个历史学会“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取得了联系。1979年11月12—18日，刘绪贻陪同“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在武汉市讲学、访问一周，并邀请他在我们的成立大会上作了书面发言。除热情祝贺外，他还提出要帮助我会获取图书资料，邀请我会学者参加该协会活动。此外，该协会与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历史系共同编辑《1945—1980年美国以外各国美国史研究指南》( guide to the study of united states history outside the u. s. ,1945—1980 )。(关于此事详细情况，可参阅黄绍湘：“回顾我会初创时期为编写《指南》中国部分与美方打交道的复杂过程”，《美国史研究通讯》2003年第1期，第20—23页。此处不赘。)我们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联系，是我通过访问武汉大学的美籍华裔肖亮林教授的沟通取得的。1979年8月1日，我接到“美国历史学家组织”执行秘书理查德•柯肯德尔(richard s. kirkendall)的信，很热情，除寄来5本杂志外，还表示非常愿意和我们联系并进行学术交流。9月1日，我给该组织的负责人威廉•威亷姆斯(william a. williams)教授去信，但因他是该组织的当选主席，8日回信的是现任主席尤金•杰诺韦塞(eugene d. genovese)。他也表示愿意和我们联系，尽可能帮我们获取美国史图书资料，并邀请我国美国史学者参加他们的组织。10月17日，我函复柯肯德尔教授致以谢意。我们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联系，虽然我接见过美国使馆官员，并于1979年11月14日收到该馆一秘约翰•汤普森(john c. thompson)信件，但主要是通过齐文颖进行的。由于她的努力，该使馆文化处很热情，提出在我们召开成立会时，派人参加，并赠送一批图书资料，放映有关美国历史的电影。这本来是件好事，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而受到干扰，未能实现。

4.为全国美国史教研工作者提供图书资料。(1)在召开筹备会以前，我校美国史矸究室王锦塘即巳着手编写《马恩列斯毛论美国》一书，筹备会期间，大家觉得这本书当时很有用，要求订购。于是我们研究室钟文范又加入该书的编写工作，以期早日编成。(1980年下半年由我们研究会出资免费印发会员) (2) 1979年6月下旬，我们研究室派李世洞、钟文范去北京图书馆查阅和复印图书资料，发现该馆编有《外文有关美国书目》13000余种，分成6册，其中西文部分4册，俄文和日文部分各1册。于是，我们商清该馆赠阅这些书月，蒙其应允，赠送我们30余套，我们分发给各有关单位参考。(3) 从1975年起，我们研究室即开始编印《美国历史研究资料》，分送各有关研究单位交流，到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前，巳出15期。此后，我室和该会共同编印，共出31期。(4) 筹备会期间，为交流各研究单位有关美国史图书资料，曾商请各单位印发其馆藏美国史图书资料。后经智促，有些单位比如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杭州大字、九江师范专科学校等，作出了积极的响应。(5) 筹备会期间，曾决定出版不定期内部刊物《美国史研究通讯》，以交流美国史研究情况，促进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其内容可包括论文、译文、国内外研究动态、书刋评介、史学流派评介、研究资料等。第1期由武汉大学负责。这一期内容包括“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纪要”、丁则民和李世洞在筹备会的发言摘要、北京大学邀请的两位美国学者的报告、“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简介。我在1979年8月30日校完全部稿件，9月付印分发。(6) 成立会的具体筹备工作：一是参与世界史学术交流会暨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及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会的组织、经费筹措等活动；二是拟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章程》(初稿)；三是在挂靠单位世界史研究所的指导下，与各有关单位协商，共同拟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会和顾问名单；征求顾问意见的函件，是9月29日发出的。

(四)

1979年11月26日至12月6日，湖北省世界史学术交流会暨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和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会，在武昌洪山宾馆召开。我会出席代表40余人，提出论文34篇，约占大会收到论文总数的一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于11月29日正式成立。我作了筹备经过的报告，靳文翰宣读了“美园历史协会”主席约输•富兰克林的书面贺函。经过大家讨论，确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代表们提出的论文，体现会议的学术气氛，肯定会议同时具有第一届年会的意义；讨论和通过《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章程》；选举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理事会，聘请顾问；讨论和确定《美国通史》编写计划；讨论下届年会时间和地点等。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34篇论文具有一定的质量，有些论文的质量还比较高，而且整个说来，涉及美国历史的面也很广。邓蜀生于是提出，可从中选出一部分，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成《美国史论文集》，由三联书店出版。(注：后来此书选了27篇论文，于1980年9月出版，选编工作实际上是邓蜀生一人完成的)关于研究会章程问题，大家认为宜简不宜繁，便于会员阅读和记忆。最后修改通过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章程》(见1980年3月10日印发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第一期，第1—2页)，只有4条12款，全文不过531字。关于理事会的选举问题，大家认为应有两条原则。第一，由于本会是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理事会不能带官气，理事最好从较有成绩的美国史学者中产生，不要过于集中在一两个地区。第二，为了便于联系和活动，理事会成员不宜过多。根据事前调查和协商，经过代表们无记名投票，最后选出理事13人(以姓氏笔划为序)：丁则民、邓蜀生、刘祚昌、刘绪贻、齐文颖、苏更生、杨生茂、吴世民、张梦白、顾学稼、黄绍湘、颉 普、靳文翰。12月月6日，理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黄绍湘为理事长，杨生茂、刘绪贻、丁则民为副理事长，秘书长由刘绪贻兼任；同时，还聘请宦乡、陈翰笙、陈翰伯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关于编写《美国通史》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拟订出《美国通史编写计划》(全文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第一期，第4—6页)。该计划规定，编写一部约150万字的6卷本《美国通史》，读者对象主要是高等学校美国史专业学生和专业工作人员以及社会上的业余爱好者。编写原则应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又要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还要摆脱苏联和西方史学传统观点的束缚，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要认真掌握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较新颖观点；要全面论述美国历史，不能只写成简单而片面的美国政治史、经济史或外交史；要做到观点明确，文字流畅，全书人名、地名、专门名词统一。编写分工为：第1卷写殖民地时代，由北京大学负责；第2卷写独立战争前夕至内战前夕，由南开大学负责；第3卷写内战至19世纪末，由吉林师范大学负责；第4卷写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由四川大学负责；第5卷写30年代至50年代初，由武汉大学负责；第6卷写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由南京大学负责。计划还提出了初步编写进度，要求1985年完成初稿。当然，这只是个初步计划，后来实际执行时，有过相当大的变动。关于下届年会，时间定为1980年10月，地点暂定茌烟台师范专科学校或苏州江苏师范学院。

除上述主要任务外，第一次理事会还根据成立会上意见，作出如下决议：关于《世界历史译丛》约稿问题，由南京大学吴世民负责组译一组关于美国独立两百周年纪念论文，丁则民负责组译一组美国史学流派论文，刘绪贻负责组译一组评罗斯福“新政”论文；关于参加1980年4月“全国性的世界史研究动态情报资料会议”的问题，由黄绍湘提交其关于美国独立革命各流派观点的文章，由李世洞整理一篇美国的美国史研究动态材料，由张友伦、王贵正整理一篇苏联美国史研究动态资料；关于会员的问题，规定凡出席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人员，均为本会基本会员。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终于诞生了。虽然由于经费困难，没有专职干部，我们的能力有限，许多应做的事还没有做，但据各方面反映，比较起来，我们这个研究会还是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

2003年8月9日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