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战略组成部分之一的对外经济战略——《美国对外经济战略》述评
在长达7年严谨扎实的研究之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敏谦研究员基于大量资料文献，写成《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概括起来，这部著作具有三方面基本特征：（1）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史的经济方面，并且由此对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史、乃至战后总的国际政治经济史的展示和理解做出了贡献；（2）提供了战略史研究方面较短缺的对外经济战略史实例，而且是关于当代最重要国家美国的系统史例；（3）从对外经济战略的角度，提出了有助于战略理论丰富化的有关理论思想见地和系统、可靠的历史素材。
一 作为大战略组成部分之一的对外经济战略
国家大战略理论的核心，在于国家大战略概念。按照基于悠久和丰富的人类政治经验的经典定义，[2]国家大战略是国家政府的一种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即自觉地本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类资源，争取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具有优良的战略素质的国家大战略除了需要其根本目标合理、明确、集中、有限和内在平衡，连同国家多项重要目标互相间有至少基本恰当的轻重缓急次序外，还需要目标与手段（可用资源）之间大致平衡及不同类手段互相间大致平衡，前一要求用两位战略思想家的话说，决定了大战略是“基于手段和大目标这两者间经过深思熟虑关系的全面行动规划”[3]，后一要求则意味着必须求得不同类手段之间的恰当比例，或者说为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调而对它们各自打上合适的折扣。由于这些道理，大战略的精髓也许可以用两句短语来最简洁地表述：（1）大战略的全局观念；（2）政治目标的统帅地位。[4]
对外经济战略作为国家大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与其他构成单元如政治、外交、军事战略一样，都是实现国家根本目标的手段；不仅如此，它必须与其他类手段之间保持大致的平衡，这就决定了必须给对外经济战略打上种种合适的折扣，以求总体的协调。尤为关键的是，如何本着大战略的全局观念，确保政治目标的统帅地位不因一心追求对外经济战略目标而被忽视、轻视或受损，也就是防止出现迈克尔·多伊尔抱怨的一种失误：因为过于热衷大战略经济学（economics of grand strategy）而损及对大战略政治学（politics of grand strategy）的应有重视，或者将大战略政治学当作人们深切感知的美国经济衰退这一事实的派生物。[5]
实际上，一些战略史家和战略学家曾明确地从大战略角度出发，相当深入和系统地考察过一些大国在一些历史时期里的对外经济政策，例如英国在18、19世纪重大联盟战争中的经济战略、拿破仑大陆封锁、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卢登道夫式总体战中的经济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的东欧经济战略等。其间，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国际体系中的各领先国家都力图增进其财富和实力以达到（或保持）富强的地位，而本书所集中研究的，就是在此过程中经济和战略之间的相互作用。”[6]书中特别指出，在1803年至1815年英法间持续了12年之久的战争中，“经济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与战略交织在一起。”[7]
与此相比，对于作为当代大战略组成部分之一的当代对外经济战略，现有的理论认识和实例研究相对不足。就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史而言，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所作的著名研究更是寥寥无几。[8]这一学术背景决定了美国对外经济战略远未得到在美国大战略史框架中的足够展示和分析。虽然有局部性的专题努力，特别是美国国际政治学界和冷战史学界关于经济制裁、对外援助、西方同盟经济关系等方面的研究，然而它们的部分显著特征在于局部、零碎、“战略研究”色彩不足。按照一位学者的阐释，导致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冷战的政治/军事对抗性质过于突出，政治/军事战略几乎被误认为美国大战略及其历史的压倒一切的内容。[9]
张敏谦研究员所著《美国对外经济战略》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史的经济方面。该书的价值还在于给出了国家大战略中对外经济战略的理论性规定和理解，提供了有助于印证战略理论和使之丰富化的一些理论思想见地。该书根本的理论性规定和理解包括：国家对外战略的定义；国家对外经济战略同国家对外总战略的关系；它同国家对外战略中其他分支战略的关系；它同国家经济实力及国内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的关系。作者指出，国家对外战略作为指导实现国家整体对外目标的纲领和行动计划，“是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意识形态、核战略等领域的总体性协调和运用”。然而，由于受“战略即军事战略”这一西方战略传统的深刻影响，“中外学术界大都只偏重于政治（或外交）、军事战略等的研究，对于在国家对外战略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经济战略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与此相反，“对外经济战略作为整体国家对外战略的有机构成部分，不仅同国家的总体对外战略密切相关，而且与这一总体对外战略的其他构成单元如政治、军事战略等也相辅相成”。作者还强调：“对外经济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与国家的经济实力有直接关系。”[10]在本书主体部分的阐述过程中，作者还展示和强调了国内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对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大影响。
然而，从更高的期盼评判，《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在战略理论思考（即展示、分析、评价战略史和战略现实的理论性指南或启示）方面仍有几个重要领域尚需提出并予以深入的讨论，它们是：各类不同层次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大致平衡；不同类手段之间的大致平衡；关于成本效益的战略谋算；现当代自由民主制国家战略缔造中的两大关键问题——大众民主政治的影响和战略决策体制。
二 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及评析
《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对应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外经济战略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作者简明扼要地称呼的“盟国复兴战略”、“治理危机战略”和“确保优势战略”。
按照作者在该书内言而有据的系统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优势的显赫权势及其世界政治经济观使美国的经济和战略扩张不可避免，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怎样界定其“领导者”角色。在与苏联进行权势、制度和意识形态竞争时，美国决策者们从冷战肇始就将贫穷视为导致祸乱和共产主义的祸源。基于这一判断，他们认为美国遏制（甚而最终压倒）苏联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在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优势。其次，核武器及其显而易见的巨大毁伤力、特别是美苏之间核恐怖平衡的出现，实际上排除了两个超级大国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主战场上的心理战和边缘地带的有限战争成为美苏冷战时期的主要战争样式，[11]这就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实力、经济优势及相应的经济战略在确保冷战成功方面的关键作用。[12]通过总结和借鉴英国在19世纪后期催生和领导国际支付与贸易体系的历史教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力推行多边主义，[13]以确保高效的国家大战略，同时不致“过度伸展”（overstretch）乃至毁损美国争取世界主宰这一根本的长远目标。
战后初期，欧洲主要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东亚的日本由于战争而经济凋零，然而其工业/军事潜力和地缘战略价值对美国实现遏制至关重要，因而美国政府一方面强化对苏联的军事政治遏制，另一方面大力强调西方主要工业大国必须以全新的根本途径进行协作和联合，重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共同对付苏联和共产主义威胁，确保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安全。通过经济开放、多边体制和共管模式，特别是依靠美国这个硬通货供应商、最终的出借者和至关紧要的军事保护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新秩序赖以建立，并且基本达到了遏制苏联势力扩展的大战略目的。作者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以苏联为对手而实施的对外经济战略，总括为“盟国复兴战略”。
作者从大战略角度指出：“‘盟国复兴战略’作为冷战的产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于形成一种对苏战略‘遏制’态势。其核心则是通过推动盟国的经济复兴，形成以美国、西欧、日本为中心，其各自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为外围，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战略同盟，进而在全球力量对比上获得对苏战略优势。”[14]
尽管从冷战根本格局和美国头等利益的角度看，“盟国复兴战略”取得了成功，然而作者强调：“美国在实现了‘盟国复兴战略’预期目标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扶植盟国实现经济复兴之后，也人为地为自己树立了众多的竞争对手；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义务’严重消耗了本身的实力；由‘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影响扩展到干涉他国内部制度的选择，使其陷入了一场导致全面危机的越南战争。”[15]这一切使得美国60年代末70年代初虽然仍然占据独一无二的军事首强甚至经济首强地位，但它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两大根本挑战：第一，在军事—战略领域，能否在美国认为不可缺少的国防需要与美国履行承诺的手段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第二，与此密切相关，世界生产结构能否相对地不受侵害而保持其美国占优势的技术和经济基础。[16]此外，至少是从越南战争往后，美国体制本身的效率大受怀疑（其中包括本书第5章“体制转换的压力”中展示的四大体制障碍）。
所有这些首先促成美国决策者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基辛格主张的“哲理升华”（philosophical deepening），[17]包括：（1）认识权势的多面性（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power）及由此而来的权势转换和补偿的可能性，即在一个领域的损失可以在其他领域得到补偿，例如美国在越战中的损失可以通过打开中国大门得到补偿；（2）净化对外政策中某些有关国际秩序属性的观念，特别是放弃将变革其他国家的国内性质当作美国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确认美国的安全几乎完全依赖于地缘政治；（3）承认美国能力的有限性，主张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与其可用手段之间必须平衡。[18]据此，美国在70年代初80年代末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调整，包括实施一套被本书称为“治理危机战略”的对外经济战略。
作者指出“治理危机战略”的目标是：在服从冷战需要的大前提下，通过调整与盟国的经济关系，着力解决美国自身的经济问题，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以稳定对苏优势的实力基础，最后以经济手段从内部瓦解分化苏联阵营。其主要内容包括：放弃需要美国付出高昂代价的世界经济体制，代之以能保障美国利益的新体制；发展美国主导的盟国共同协商机制；采取具有威胁性的贸易保护措施；推动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以经济援助和最惠国待遇等贸易手段向苏联阵营的核心地带渗透；实施长远的能源战略，并且争取攻克“滞胀”危机顽症等。通过这些举措，美国基本上保住了自身的经济实力优势，并且最终拖跨了竞争对手苏联。
《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在下篇着重论述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大力推行的“确保优势战略”。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其实力优势和强权态势可以说大致达到了顶峰。虽然面对一个更复杂、更多变的世界，但美国政府立意缔造新的“美国世纪”，由此出发将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和经济优势当作其未来世界主宰的一大基石。“确保优势战略”就是美国基于新的世界形势、结合本国实际而做出的对外经济战略新调整。这一战略旨在通过强化和提升美国的经济竞争能力，确保在世界上享有长远的经济优势。为此，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内努力造就相对优越的宏观经济环境，特别强调从人力、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增加对未来的投资，对外则通过依赖政府干预的“操作性贸易”、“公平贸易”等手段，积极扩大美国产品的出口，同时致力于构建多层次的世界“大市场”结构，进而为美国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奠定长期的稳固基础。此外，美国在事实上减少对外援助的同时，相应地加大了经济制裁的范围和力度，其“单边主义”越来越严重。然而，即便美国优势显赫，“霸气”飙升，但它在21世纪不可能避开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是冲突还是协调这一基本的挑战性问题。
通过对“盟国复兴战略”“治理危机战略”和“确保优势战略”的系统研究，本书较为全面和深刻地展示了整个战后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经济方面。不过，50和60年代那些旨在冷战对抗和冷战竞争的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大致被忽略了，或者说着墨不多。事实上，其中涉及许多至关重要的历史图景，包括对苏联、东欧、中国、古巴等的经济冷战、对欠发达世界内美国盟友的冷战/热战军援和经援、对中立主义国家的经济诱惑和经济压力等。此外，关于“全球化与美国的战略”写得略欠充实。
注释：
[1]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y in war and pea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
[2] 关于大战略的理论和大战略概念，参见b.h. liddell hart, strategy (new york, 1967), 2nd revised edition, part iv;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new haven, 1991), chapter 1; williamson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1994),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时殷弘、魏长春：《保罗·肯尼迪的战略思想》，《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
[3] paul kennedy, john lewis gaddis, et al.,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syllabu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spring/fall 2000.
[4] 时殷弘：《论美国反恐怖主义战争：一项从大战略视角出发的回顾和评价》，《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6期。
[5] michael w. doyle, “politics and grand strategy,” i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a. stein,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2.
[6]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1页。
[7]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60页。
[8] 即使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家对外战略史而言，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不是从传统的外交、经济、意识形态或军事视角出发，而是从大战略视角，即在目的与手段、意图与能力、目标与资源之间的基本关系框架内对于战后美国国家大战略所作的深入探究，几乎只有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名著《遏制战略史》(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保罗·肯尼迪和科林·格雷在这方面的杰出论文则简略得多(肯尼迪的论文见其主编的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格雷的论文见williamson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9]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载于t. v. paul and john a. hal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26.
[10] 张敏谦：《美国对外经济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导论部分，第8-10页。
[11] 参见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dominoes and bandwagons: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2] 参见diane b. kunz,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nationstate,” 载于paul kennedy and william i. hitchcock, ed., from war to peace: altered strategic landscap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0),pp. 219-220.
[13] kennedy and hitchcock, ed., from war to peace, p. 122.
[14] 张敏谦：《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第105页。
[15] 张敏谦：《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第111页。
[16] 参见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626页。
[17] henry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77), 3rd edition, pp. 29, 79, 97.
[18]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 277-279.
（载于《美国研究》季刊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