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苦旅的足迹
“２０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是《历史研究》自１９９６年起创设的一个新栏目。应该说，由在海内外学术界有广泛学术影响和崇高学术品位的《历史研究》开办世纪回顾的专栏，实不失为一大可歌可颂的益举和盛举，因为以此为枢纽，前后左右，融会贯通，即可及时追踪、全面反映、认真总结中国史学的世纪行程，这是世纪之交中国史学自省意识觉醒的重大界标。惟有如此，顾后瞻前，登高望远，我们才可以迎接新世纪的史学的太阳。
由南开大学教授张友伦先生撰写的《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以下简称《百年回顾》），就是前述“２０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专栏最新刊出的长篇专论(《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我本人立即为之所吸引，拜读再三，除了多方面的收获，还有一言难尽的感触。
一
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缘于何故，在我国的历史学界特别是在世界史研究界当然也包括美国史研究界，人们长期以来对晚近本学科学术史的学理性研究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抵拒心理。虽说我们出版了不同版本、不同作者、不同名目的《中国史学史》，但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或变相的古代（晚清以前）中国的史学史，近年来开始有有心人注意到或着手开展近代中国史学的学术研究，并出版了吴泽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张岂之教授担纲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已故俞旦初研究员的个人专集《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等力作，但也仅只是可喜的第一步。而对当代中国历史学特别是晚清以来世界史学科（包括地区史国别史）艰难发韧、发展的历程的总结，虽也有个别学者进行过一些可贵的尝试①，但基本上还处于待开发的空白状态，至于从学术史的新视角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则几乎还没有人尝试过。与此相伴相生、甚至互为因果的另一现象是，绝大多数人不仅自身对这种原本不可或缺的晚近学术的清理不以为然，而且还善意或恶意地对其他少数人的类似工作评头论足、指手划脚，认为这不是“做学问”或“不上档次”等等，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人为地制造了学术的空白地带。这一后果的严重性已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具体就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界的情况而言，也不例外。尽管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②，还有人开始进行一些初步的摸索和尝试，并初见成效③，但依然是大有文章可做，特别是某些人的成见与偏见的主动或被动消除并非旦夕之功，故依然任重而道远。
正是在上述社会心理和学术背景下，当读到《百年回顾》时，确实是收获、感触兼而有之。我个人之非常看重这篇文章，是基于其直接的学术价值和潜在的历史意义而言的。首先，该文刊于《历史研究》这一中国超级学刊的“２０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这一特定专栏，因其“天时地利”这一特殊机遇，将格外受到海内外学界首先是美国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其次，该文系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活跃于我国美国史研究界前台的张友伦先生之手笔，张氏退休前长期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又长期出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１９８６－１９９６），有《美国工人运动史》等著述多种，因此与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同一主题的类似成果相比，《百年回顾》一文因“人和”这一因素也同样将受到有关人士的充分尊重。比如，美国同行欲了解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过去与现状，此文将极有可能
成为优选文献。再次，无论是赞同、不尽赞同甚或反对文中的一些描述、判断或评论，《百年回顾》本身的学术史地位是绕不过去的。最后，与以往有关论著相比，该文的确谋篇不凡，其学术时空前所少见。透过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来，作者的写作态度、行文的轻重缓急，也确实是费了心血、大致是有其定法、独立一家之言的。
二
《百年回顾》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不止以上几点，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层面还可以得出其他的观感或印象。本文想在这里着重讨论的是，由《百年回顾》还可获致哪些文本以外的收益？也就是说，“对研究的研究”（资中筠语）这一学术苦旅的全息性的学术观照，如何才能成为可能和真实？
在相对有限的篇幅内，如何尽可能地全面展现美国史学科的世纪行程？这是首先不能回避的难题，也是一大挑战。《百年回顾》一文，纵横交错，生动活泼，对晚清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美国史研究状况加以描绘和评论，给人印象甚深。
在对我国的美国史研究进行百年回顾时，据不完全统计，张友伦先生在文章中从不同角度介绍、论述、列举了大约１０１位中国学者的７９篇文章、７７部著作（文集）、１９部译作。不过,出自这１０１位学者手笔的１５６种论著（译作除外），分布显然有失平衡，比如，单是其中的１０位学者即囊括了６５种（著作２７部、文章３８篇），约占总数的４１％。
与此同时，《百年回顾》中似乎还疏漏了一些代表性学者的代表作，已有的某些论列之作亦未必适当。兹仅就个人管见，吹毛求疵，试作如下说明或补充或商榷。
其一，《百年回顾》一文的侧重点显然不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故该部分的述评显得相当单薄。有的地方尚有待增补或改进。举例而言，文章开篇伊始谈到晚清情况时，举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并说它“尤有参考价值”，其实该书作为容闳的个人回忆录，虽涉及其旅美
经历，但对美国本身的介绍则相当有限，又因为原系作者用英文写成，故其在晚清流传不广。相对说来，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倒不失为“尤有参考价值”，但被《百年回顾》忽略了。还有把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当作不同作者的不同著作的情况，如１４９页第二节谈到“美国的传教士高理文还在华人协助下翻译出版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紧接着在第１５０页第一节又举出了“裨治文的两卷本《联邦志略》……”实际上，裨治文、高理文虽译名不同，但实为一人，即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其所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系目前所知第一部中文美国问题专著，清人文献中亦作《美理哥志》、《合省国志》等，初版于１８３６年，因生逢其时，后数度易名再版，如《亚美理格合省国志略》（１８４４年）、《亚美理驾合省国志略》（1846年）、《大美联邦志略》（1862年）、《联邦志略》等。第１５０页第三节介绍到华盛顿会议时曾列举了《太平洋会议之参考资料》等著述，但我觉得，周守一撰《华盛顿会议小史》（３５４页）是一部相当厚实的著作，自１９２２年上海中华书局初版后，到１９２８年已印行６版。第１５０－１５１页举出了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一些著译作，但似乎还不足以显示该时期美国史著述的全貌，因为至少以下各有千秋、各具特色的论文、著作、译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如钱智修的《威尔逊新自由论》④、
史国刚《美国宪法之背景及其特点⑤、吴清友的《美国工业化过程之分析》⑥等论文，无论其选题还是立意，给人的印象甚深。著名学者胡适的《美国的妇人》⑦，本是其１９１８年９月在当时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有名的讲演，这大概也是中国人最早专门介绍美国妇女的有价值的文章，应当给予重视。留美学者、民族学家吴泽霖的《东方人在美国所处之地位》⑧及法学家丘汉平的《美国排华之过去及现在》⑨，堪为传世之作。政治学家张金鉴撰《美国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张培均撰《美国市政之革新》（上海新中国建设学会1936年版）和张金鉴编撰《美国之市行政》（南京正中书局１９３７年版），即使按照今天的学术眼光判断，也属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上乘之作，后两者还可以看作是国人研究美国城市问题的创始之作。叶建柏编撰的《美国工商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
是出自中国人之手的第一部有价值的美国经济史专著。对罗斯福新政的研究，吸引了当时相当多政论界人士和学者的注意力，涌现了大批的有相当深度的学术价值或思想价值的论文、评论（10）和专题著作，其中后者至少有王纪元著《美国经济复兴运动》（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３年版）、何炳贤与陆忠义合撰《美国复兴问题》３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蒋恭晟编撰《美国复兴运动》（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和孙慕迦编撰的《美国经济复兴与政策》（南京正中书局１９３７年版），既来之不易，又难能可贵。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至少还应提到，李祥麟撰《门户开放与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著名学者王造时译的《美国外交政策史》（j.h. latane著），先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３月《万有文库》之一（８册）,旋即于１９３６年８月收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９５１页）,1937年又纳入该馆《大学丛书》（８６３页），影响广远。至于其他有价值的名家名著的翻译，不能不特别提到以下三种：陈建民翻译、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美国革命史》（g.o.特勒味连著）计４卷、１２册，初系《万有文库》之一，1937年３月初版,到１９３９年９月即再版，同年１１月又纳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４册）；陈瘦石翻译的《美国资本主义之胜利》（哈克尔著，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初版）；何希奇翻译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比尔德著），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９年初版。该时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万里的《华盛顿》、孙毓修的《富兰克林》、钱智修的《林肯》等知识性读本，更是一版再版，脍炙人口。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的前辈先人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甚至是特殊的艰难困苦和心血的结晶，张友伦先生感慨说,“这一切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珍惜,但毕竟太少了”（第152页），我基本认同这一说法，但想把这一句话中的后半段颠倒一下语序，即：民国时期学者们对美国史的惨淡经营,可能论著数量“太少了,但毕竟值得珍惜。”
其二，对１９４９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美国史研究的回顾，也想提出几点意见。我国学者对美国的整体认识、美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以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为时间标志，较之以往有了转折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抗美援朝及全国范围的“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思想教育运动的大规模开展，即使是纯学术活动也难免沾染上时代的痕迹，在今天视之或许是不正常的，但在当时又恰恰是正常的。（11）其后是一代人之间的中美热战与冷战，加上两国内部政局的变乱等因素的刺激，使得和平时代的美国史研究一直处在动荡颠覆之中而不能自拔。对此，《百年回顾》的总结可谓恰如其份：“从新中国成立到七十年代末期以前，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在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取得了引人嘱目的成就，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它在多变的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下，历经曲折，甚至被迫中断。由于‘双百’方针不能贯彻落实，人们的思想被禁锢，美国史研究除了反映那些能够配合形势需要的内容之外，几乎都是‘禁区’。‘左’的影响已经深深渗透这个学科，研究领域十分狭窄，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也往往受这种影响而缺乏实事求是。”（第１５４页）
不过，沉埃落定，沙里淘金，我们仍可以找到某些纯粹意义上的美国史学术精品，除了《百年回顾》中已经评述过的黄绍湘著《美国简明史》、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杨生茂《“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兼论美国“边疆史学派”》等老一辈专家的论著外，至少还可以列出经济学家厉以宁的《美国“新政”时期的反农业危机措施》（《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６３年第５期）、已故历史学家罗荣渠的《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６期）以及英年而逝的经济学家吴承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特征》（《学术月刊》１９５７年第１１期）等论文，均高出流品甚多，可以说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考验的学术佳作。
顺便指出，《百年回顾》在谈到五十年代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比较系统和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代表作时曾有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152页）。这确实“是一本富有特色的书”（12），但第一，它写成于１９４７年、初版于１９４８年，它属于解放前而不应归入五十年代，尽管直至１９７８年，该书仍一版再版。第二，它虽也涉及到中美政治关系史，但其主干毕竟不在于此。据作者自述，“在本书中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的反动派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怎样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等。”（见初版“序言”）
其三，《百年回顾》的重心是１９７９年以来的美国史研究（第１５７—１６５页），文中述及研究机构、学会、国内外学术交流、学术成果、争论问题等主要方面。这里重点就文中未能论列而至少在我看来也属学术创获或其他特殊意味的著作加以补正。
文章总结学者们研究美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时，没有提到陈宝森著《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和何顺果著《美国“棉花王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似不应该；前者虽出自经济学家之手，但基本上是一大部头的当代美国经济通史（从罗斯福到里根时期），后者则拓展了美国区域史新领域。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遗漏了两大卷的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可能是一重大缺失。此外，在中美关系史领域的一些有重大学术价值或影响的成果，如袁明等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牛军著《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从延安走向世界》（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任东来著《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版）、钱满素著《爱默生与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三联书店1996年版）、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百年回顾》均弃而未及。在概述对美国的民族问题的研究时，文中忽视了吴泽霖、吴景超这两位著名前辈学者的重要学术贡献（13）。文中例举了美国史学史研究的一系列文章,但未能包含满云龙的《共和修正派与当代美国思想史学》（《历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４期）等重要专论。文章虽专门述及美国现代化史研究，但遗憾的是，由中国人撰写的最早的两部专著——洪朝辉著《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李庆余等著《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百年回顾》只字未提。最能体现妇女史研究新成果的王政著《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也未在有关部分中加以论列。庄锡昌著《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滕大春著《美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ht〗、蔡良玉著《美国专业音乐发展简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版）、侯文蕙著《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都是相关领域填补空白之作，《百年回顾》也付诸阙如。近十几年来已初见成效的美国殖民地时期史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也同样未能在该文中得到任何反映。
对美国历史文献的翻译和整理以及有关名家名作的翻译出版（14）,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史学科发展中一大胜景；包括美国史硕士生、博士生在内的高级人才的培养，１９７８年以来，从无到有，不断发展，成效显著，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界的头等大事之一。不过，以上情况都未能在《百年回顾》中得到应有的体现和重视。
与上述情况形成对照的是，《百年回顾》中论列了某些一般性论著或读物，还有的则缺乏学术力度和代表性。（15）
此外，可能是笔误或误排，文中还出现了一些其他讹误。（16）
三
张友伦先生的《百年回顾》以及此前此后的其他有关成果表明，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史的研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学者们的问题意识和探索视域。关键是，如何由此再进一步、更扎扎实实地推进这种研究？客观地说，从事这一类课题的研究，看似轻易，实在殊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是再贴切不过的写照。大概也与此息息相关，到目前为止的几乎所有的此类成果（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写作的东西在内）尚鲜有尽善尽美者，比如材料残缺不全的，述而不评或评而不述的，不敢褒贬或褒贬失当的，甚至连基本史实都搞错了的硬伤，等等。这又反过来使得此类作品难以取信于人或不能树立起自身良好的学术形象，久而久之，自毁长城。这是一个迄今还未能引起学界普遍重视、更未妥善解决的一大难题。
为此，我想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力争尽早、尽可能全面地摸清晚清以来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家底，这是开展该学科学术史清理和研究的基本前提。否则，没有目录学、文献学的先行和储备作基础，匆忙上阵，是不大可能搞出高质量的成果的。虽然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在进行（17），但其人力物力的投入仍远远不够。汪熙先生的呼吁——“重视中国美国学的信息建设”（18），依然值得引以充分关注。编辑出版包括美国史在内的综合性的《中国美国学文献总目录》，应当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学术史研究的崛起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化学术建设的一大新景观，“学术史热”正方兴未艾。（19）这就为我们对包括美国史学术历程在内的中国美国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氛围。因而，应当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从开展个案研究、专题分析、规律寻绎、学者评议、书评研讨等切入，使以往的荒寂状态逐渐有所改观。只要假以时日，日积月累，那么,即使“不问收获”，也必有收获。待时机成熟时，编撰出版《中国美国学史》。
第三，应关心、了解和研究我国台湾学者历年来包括美国史在内的学术研究成果，这理所当然也是中国美国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可惜这种有益的信息和学术交流至今仍困难重重，我们也非常希望有关方面和人士能做更多的疏通和联络，这将是学术的福音。
第四，一旦进入学术史这一公共视域，即应从纯学术建设的基点出发，将有关的学术现象和对象加以历史的考察，无论是人、书、事或其他方方面面，均应力求戒除感情因素、人际关系或其他功利企图的干扰。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向来讲求人情的国家，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处理但又不能不面对的一大关卡。比如，学术史研究中必然会涉及到有关学者及其著作、见解等的议论，即应当超越师生、同好等情份而一视同仁，实事求是。这当然很难，但必须逐渐去做。学术史并非盖棺论定，也可以而且应当展开平等、民主的讨论和争鸣，心平气和，求同存异。
第五，学术史虽以学术为取向，但也不排除抑恶扬善的道德立场。对学术历程中的曲折甚至个别人的不道德行径遮遮掩掩或视而不见，同样是不正常的。特别是对已经出现的粗制滥造、抄袭剽窃甚至连博士学位论文也存在此类丑闻的现象，应当理直气壮地加以排拒。（20）缺乏正气的学术，不可能是健康的。
第六，学术史的开展特别是像对美国史学科史的研究，还须考虑国际美国史研究界特别是美国学术界的最新动向和进展这一大背景。是否建树这样一个国际参照系，对于制约人们的学术识见和思想是大有关系的。在这一方面，已有个别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21），今后更应光而大之。
注释：
①参见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１９４９－１９８９）》，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陈启能主编：《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与前景》，《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王觉非：《英国历史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对英国史研究的回顾》，《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②参见刘绪贻：《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史学月刊》，１９８６年第６期；资中筠：《中国的美国研究》，《美国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期；汪熙等：《我国３５年来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复旦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５期；杨生茂等：《美国史［研究四十年］》，载肖黎主编：前引书；黄柯可：《［建国以来］美国史［研究概述］》，载陈启能主编：前引书；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宪法观》，《美国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９年第５期；杨玉圣：《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国学——回顾与思考》，《美国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４期；黄安年：《十年、四十年和一百五十年——美国问题中文著译作综述》，《美国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９１年第１期；黄安年：《一百五十年来我国出版的美国史著译作纵览》，《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９０年第８期；杨玉圣：《开展中国美国学史的研究——几点初步想法》，见《美国历史散论》（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③参见李本京等著：《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台北正中书局1991年版；杨玉圣：《中国美国学史：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兼评李本京先生等的新著》，《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资中筠、陶文钊主编：《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安徽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④《东方杂志》，第９卷第９号、第９卷第１０号连载（１９１３年３月、４月）。
⑤《东方杂志》，第３０卷第７号（１９３３年４月）。
⑥《新中华》（复刊），第２卷第８期（１９４４年８月）。
⑦见《胡适文存》（四），上海亚东图书馆１９２５年版，第４０－６１页。
⑧《东方杂志》，第２０卷第６号（１９２９年３月）。
⑨《东方杂志》，第３１卷第１２号（１９３４年６月）。
（10）详见杨玉圣：《大洋彼岸改革潮的东方效应——三四十年代中国政论界与罗斯福新政》，《美国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11）参见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12）已故中国近代史权威陈旭麓评论道：“１９４７年胡绳同志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是一本富有特色的书,从标题到文字给人以新颖之感……因为它是从‘论’出发，依次举事例为证，引用的材料是典型的，也是片断的。读者如果没有近代历史的基本知识，可能是雾里看花，不甚了然。”（见《陈旭麓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卷，第５１６－５１７页）胡绳先生在该书１９５２年重新排印本出版时曾特地说明，“这本书因为只写到１９２４年，所以其实是一本未完成的书，估计在短期内也没有能力写完它。”到１９７７年７月，作者在该书“六版序言”中也曾自谦道：“这本书难免带有一个青年写作者的弱点，加以写作的时间比较仓促，所掌握的材料也很有限，这本书是有缺点的。至少在有些部分，有些方面是论述得不充分和有疏漏的。”
（13）参见吴泽霖著《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吴景超著《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14）如《美国的历史文献》（赵一凡编）以及多卷本的《杰斐逊集》（刘祚昌等译）、《爱默生集》（赵一凡等译）、《林肯集》（朱曾汶等译）等等（均由三联书店出版）。名家名著的翻译如布尔斯廷《美国人》三部曲（时殷弘等译）、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国良译）、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二巨册（纪琨等译）。
（15）比如，在例举八十年代初学术界重新评价罗斯福新政的主要论文时,《百年回顾》曾举出邓蜀生的《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罗斯福新政》，其实这篇短文只是应《外国史知识》之约而写的一篇讲座稿（１９８２年第１１期），邓氏此时关于新政研究的代表作应为其长篇专论《罗斯福新政述评》（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版）。文中例举的《美洲印第安人是土生的还是外来的？》（《外国史知识》１９８０年第６期），不过是一篇译介性的短文，至少不是中国人研究印第安人史的代表作（其实，
有文中对李剑鸣的主要有关成果的推介足矣）。再如，第１６５页在介绍宗教史等方面“不少值得一提的成果”时曾举出了“黄兆群主编《美国宗教史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也可能考虑欠周。因为该书正文基本上是一“编译”或者是“译编”之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出自中国人手笔的专著；该书的版本记录也混乱不堪，如封面署“黄兆群主编”，扉页署“主编：黄兆群、梁茂信、王东波”,而版权页上则署“黄兆群等著”。（其实，黄氏的研究专长是美利坚民族的研究，有《美国的民族与民族政策》等专著行世。）
（16）例如，文中将《东北师大学报》误作《东北师大史学》（第１６４页）；将《外国史知识》误作《外国历史知识》（第１６４页）；《史学评林》误作《史学译林》（第１６２页）；《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被写成了《伟大的历程——西奥多•罗斯福传》（第165页）；《有关罗斯福“新政”的几个问题——与黄绍湘同志商榷》被省略为《有关新政的几个问题——与黄绍湘同志商榷》（第163页）；《略论美国的政党制度》被弄成了《略论美国的政变制度》（第１６０页）；《试论美国民主党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的转变》被印成了《试论美国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政党的演进》（第１６０页）；《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因一字之差而成了《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略》（第１５７页）；《美国的党争》被误植为《美国的竞争》（第１５０页）；《合省国说》被误植为《合省图说》（第１４９页）；蒋恭晟被误作蔡恭晟（第１５０页）；刘尊棋被误作刘尊祺（第151页）；卿汝楫被误作卿汝辑（第１５２页）等。
（17）参见四川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组编:《美国史论文资料索引（1901－1949）》，［中国］美国史研究会，１９８１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组编：《美国史论文资料索引》（１９４９－１９８２）》，［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983年；黄安年编：《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１９９０年；杨玉圣等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18）汪熙：《重视中国美国学的信息建设》，《美国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19）参见陈平原编：《学术史与规范化》，云南人民出版社将出。
（20）详见杨玉圣：《“博士论文”与“文抄公”——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中华读书报》，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０日；杨玉圣：《学者的自律及其他》，《中华读书报》，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
（21）参见黄安年：《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成果及其国际比较》，《世界历史》，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本文原载《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