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关系与亚洲的冷战
一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冷战时期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在亚洲的安全利益构成了比苏联更为严重的威胁。1953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就宣称，美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就是“由侵略成性的和狂热的共产党政权同苏联结成紧密同盟并在苏联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国而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所构成的威胁”[1](p294)。1954年4月1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题为《美国加强在远东地区之力量地位的战略》的文件中再次强调，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共虽在战略和战术的机动性、空军力量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明显落后，但如果有苏联的支持，“即使仅仅依靠其极其丰富的人力资源，也能组成令人可怕的军事力量”。如果没有美国的抵制，“中共就可以征服整个东南亚”；对东亚地区的非共产党国家而言，主要的直接威胁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中共的进攻态势和正在增长的军事力量”。[1](p411-421)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在1954年4月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强调“美国亚洲政策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共”，并强烈建议不论是否有欧洲盟国的支持，美国最终会同中共发生战争而别无选择时，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完全赞同”。[1](p750-751)
因此，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践，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安全机制，遏制与抵抗苏联和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侵略”、“颠覆”和“扩张”。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至关重要的两个战略目标包括：第一，实行分裂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消除“中共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第二，加强同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保持“太平洋岛屿防御链”的完整。而台湾在美国实现上述两个战略目标中的地位起码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以前是至关重要的。有关美国第一个战略目标，1953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讨论第一个对远东的政策时就强调，没有中共从苏联的轨道中脱离出来，就永远不会演变出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的、同美国友好并愿意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下行事的中国”；而这种局面的出现，要么通过“北平政府对莫斯科的背叛”，要么通过国民党政权或亚洲其他反共力量“彻底消灭这个政权”。该文件甚至宣称，只有彻底消灭这个政权，才能实现美国的目标（注：1953年4月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8号文件(nsc148),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14:china and japan(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5),pp.175-179.）。同年11月6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题为《美国对中共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6/1号文件。文件强调，对中共做出任何让步或采取灵活性的政策，都不能“劝导中共按照美国可以接受的条件，同意解决主要的突出问题”。因此，美国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发展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通过削弱或至少是阻碍中共力量的增长，通过破坏中苏关系来削弱中共的相对实力地位。[2](p297-298)这种政策成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指导美国亚洲政策的基本纲领。在1959年9月25日通过的题为《美国对远东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913/1号文件中，美国坚持其亚洲政策的目标是：“在可能的范围内，阻碍亚洲共产党政权的发展，特别是中共的发展；削弱亚洲共产党政权的实力，特别是中共的实力；削弱亚洲共产党政权的地位，特别是中共的地位。”美国决策者无疑认为，“施加最大的压力迫使中共从俄国人那里要求更多的东西，从而给俄中关系造成更大的紧张。这样，福摩萨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就成为使中共与苏联分裂的重要工具”。[3](p1814)
同时，保持“太平洋岛屿防御链”的完整，是冷战时期美国亚洲政策的一个支柱，台湾在其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军方在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非常突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8年就认为，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保持台湾“有一个与美国友好的政府”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1954年4月至7月，美国陆军部派以范佛里特(james van fleet)将军为首的调查团到远东考察。在10月4日给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范佛里特认为，国民党军队“经过良好的训练，准备充足，战斗经验丰富，富于进攻精神，是美国远东政策的巨大财富”。他强调，美国过去在考虑使用韩国、台湾的军事力量时，过于偏重其防御能力，过于忽视其在对付共同的敌人——中共方面的进攻能力。为此，范佛里特建议，为准备同中共进行“无限战争”，美国要最大限度地利用韩国和台湾的军事潜力。[1](p953-955)1957年10月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题为《美国对台湾和中华民国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723号文件(nsc5723)。该文件肯定了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岛屿防御链中至关重要的战略价值，重申了国民党政府作为“以自由中国取代共产党中国的活动中心”的地位，并高度评价了国民党军队对保卫国民党控制的领土和对美国东亚基本军事安全战略所做的贡献。这样，“以自由中国取代共产党中国”决定了5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内容。美国决策者相信，“正是重返中国大陆的希望维持了台湾的士气，即使这个希望很遥远”。在杜勒斯看来，“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情也会在共产党中国发生，如果这种垮台到来，国民党军队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寻找的巨大机会”。因此，假如“大幅度改变”对台政策，“对自由亚洲的任何地区，特别是对东南亚地区都将是灾难性的”。[4](p612-616)
由于对东亚政策的战略目标的考虑以及对中国炮击行为的基本认识和判断，美国首先把中国的炮击行为置于美国冷战战略的总体框架中加以考虑，把炮击视为中国在苏联的支持下对美国的全球利益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所进行的挑战，是进攻台湾的前奏。美国因此对中国炮击的反应是强硬的。1955年1月杜勒斯在向参议院阐述他对中共“侵略”的看法时说：“我绝对相信，假如美国不对中共的掠夺做出明确、强硬和坚定的反应的话……那么它们就一定会得寸进尺，把整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到那时，我们只能有两种选择：或发动一场对中共的全面战争……或完全放弃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注：1955年1月20日杜勒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参见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historical series,vol.7(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8).）杜勒斯在1959年1月16日同米高扬会谈时仍然强调，远东地区存在着引发战争的危险，其原因就在于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意在使用武力将美国赶出台湾和西太平洋地区。这种政策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不会被武力从其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集体安全体系中赶走。杜勒斯坚持认为，中国同越南、朝鲜和德国一样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以武力寻求重新统一几乎注定要导致全面战争。[5](p514-515)
美国在危机期间及其以后所执行的对华政策是强硬的和不妥协的。它拒绝承认中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坚持在军事上协防沿海岛屿。1959年1月14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格雷(gordon gray)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副国务卿赫脱(christian herter)，试图改变美国在两次危机中所体现的僵硬的对华政策。备忘录建议，考虑到中共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存在的现实，要求准备制定一项新的对华政策。赫脱在1月30日给格雷的备忘录中否定了上述建议，他指出，最重要的是，同整个远东局势割裂开来去单独制定对中共的政策是不现实的和不明智的。赫脱认为，面对中共力量的增长和扩大，美国基本上有两条不同但又相互补充的行动路线：一条是，“我们寻求在东亚地区保持强大的防御态势，作为遏制北平扩张的手段”；另一条同样重要的路线是，在中共的周边地带增加“自由亚洲国家”的力量和稳定，“中共力量对自由亚洲国家的存在所构成的威胁是决定和实施美国对这一地区政策的中心内容”。为此赫脱强调，鉴于这种考虑，制定新的对中共的政策，几乎必须同时考虑制定新的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政策；一旦新的全面的远东政策出台后，才能考虑对中共的政策这个“特殊的问题”。[5](p512-513,516-518)1960年12月6日题为《共产党中国》的《国家情报分析》指出：“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信条是在远东地区建立中国的霸权，这一政权将会继续强烈地反美，它会随时随地损害美国的利益，不遗余力地在亚非拉地区制造麻烦和混乱。”[5](p741)由于两次台湾危机而更加定型的对华政策，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在面对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国际态势时才有所松动、调整以至改变。
美国的危机决策过程还显示，信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多米诺理论”对危机决策的影响以及威慑战略在危机中的作用是极其明显的。美国之所以坚持协防沿海岛屿，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国炮击金门所凸现的问题不是沿海岛屿，而是台湾和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问题。因此，这些岛屿不仅对防卫台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在于一旦失去这些岛屿，国民党的士气将严重受挫，导致更为重要的其他地区的丧失，随之产生的“多米诺反应”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的信誉。杜勒斯在两次台海危机中始终坚信，如果金门由于进攻或放弃而丢失，这将对台湾岛上反共亲美“政府”的威望和军事能力产生严重的影响，从而导致颠覆以及（或者）兵变行动，这种行动可能会产生一个最终会赞同与中共统一的“政府”出现，并消除美国在台湾岛上的地位。如果上述情况发生，那将严重恶化由西太平洋上的岛屿和半岛据点所组成的反共屏障，这个反共屏障由日本、韩国、“中华民国”、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组成。东南亚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将可能会全面落入共产党的影响之中，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甚至还有冲绳，都是防守不住的，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日本将可能落入中苏的势力范围。当然这些事态并不会马上全部发生，但可能会在几年内发生。这在远东产生的后果，远比美国允许中共在苏联的援助和煽动下夺取中国大陆的后果更为深远和更具灾难性。这些不利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对西太平洋和东南亚毫无疑问是严重的，并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美国决策者无疑坚信，如果美国放弃沿海岛屿，将会动摇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整个亚洲国家在心理上的倾向将有利于共产党，北平的声誉将达到新的高度”。[5](p137)
因此，沿海岛屿就成为美国信誉的象征，美国甚至准备冒同中国乃至苏联发生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去协防这些岛屿。这种决策判断在美国的威慑战略中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在干涉黎巴嫩的决策中，美国决策者就对假如不积极应对而可能出现的多米诺式的连锁反应表现出深深的担忧。杜勒斯在1958年6月15日的白宫会议上指出：“如果夏蒙请求我们干涉，我们不做出反应，这将意味着整个中东地区的每一个亲西方政权的终结。这种局面使我们无法选择，即使这种选择是错误的。”在6月22日的白宫会议上杜勒斯再次强调，如果夏蒙请求而美国不采取行动，那将严重削弱外围国家的信念，“我们的失败不仅影响到中东地区，而且包括北非、苏丹和利比亚……以及整个苏联的外围地区……我们不作出反应将使得从中东到远东整个苏联外围亲西方国家丧失对我们的信任”。伊拉克政变后，杜勒斯7月14日在白宫会议上更为明确地指出：美国不采取行动将导致美国在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中丢掉影响，“不久我们将面临一个更为强大的苏联，处于更为虚弱的不利地位”。[6](p137,166-167,219)同一时期以及稍后的柏林危机同样说明美国的危机决策中所突出的上述问题。就亚洲的冷战而言，这种基于冷战战略的决策理念在两次台海危机中都得以充分的展现，同时也毫无疑问地成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重要根源。
出于上述战略考虑，美国在危机结束后依然反对放弃沿海岛屿，特别是金门和马祖。1959年5月1日，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nathan twining)建议，美国必须清楚地表明，美国应协防金门和马祖，而不是其他沿海岛屿。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59年7月24日给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neil mcelroy)的备忘录中也强调：美国积极协防沿海岛屿的基本前提是，防止国民党的大量部队被消灭，保证台湾和澎湖的防卫安全。国务卿赫脱在1960年7月20日向国会议员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解释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时强调说，只要有必要对国民党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美国就会去协防沿海岛屿。[5](p559-561,575,699-701)而这一时期美国的情报机构也主张坚守沿海岛屿。1959年7月28日的题为《共产党中国》的《国家情报分析》判断，中共在最近一两年不可能对主要的沿海岛屿发起进攻，“除非北平逐步相信美国帮助中华民国防卫沿海岛屿的决心已经削弱”。1960年9月6日的《国家情报特别分析报告》再次强调了沿海岛屿对台湾和美国安全的重要性，文件突出了三点考虑：第一，不论是通过进攻还是由于撤退而丢失主要的沿海岛屿，都将对国民党产生沉重的打击，并使美国同国民党的关系极度紧张；第二，如果沿海岛屿由于中共的军事进攻而丢失，那将严重削弱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守卫台湾的能力将大大降低；第三，不论美国介入与否，一旦沿海岛屿丢失，那将损害美国在非共产党世界中的声誉，而“成功地协防沿海岛屿将使得非共产党国家更加信赖美国的力量和决心”。[5](p580-581,717-718)
在1962年的台湾海峡危机前夕，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就沿海岛屿问题再次展开政策辩论，军方坚决反对弃守沿海岛屿。1962年6月21日，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部长助理保罗·尼采(paul nitze)在一封致国务院的函件中，充分论证了美国不能放弃沿海岛屿的诸多原因。他强调，沿海岛屿同台湾、澎湖的防御密切相关，构成了从阿留申群岛到澳大利亚这条岛屿防御链上的重要一环。这些岛屿封锁了上海至广州之间的厦门和福州这两个重要的口岸，使得中共不能从那里发起对台澎的进攻。同时，它们还为台澎提供早期预警、监视侦察和心理作战的基地。如果美中之间发生战争，沿海岛屿可能是对华南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宝贵财富，从这种地方撤退在军事上是荒谬的。在军方看来，沿海岛屿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军事、政治、心理价值，保住这些岛屿连同保持“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澎的地位”，将继续构成中共占领国民党全部领土的严重障碍。美国在这里失败，将大大损害美国的威信，降低对美国有决心在世界各地坚定地防御共产党进攻的信誉。[7](p264-266)
国务院此时则倾向于判定沿海岛屿并没有那么重大的战略价值，主张对国民党给予极大的利诱或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其撤出沿海岛屿。这些意见曾反映在1962年3月国务院制定的《中华民国——国务院关于政策和行动的指导方针》的文件中。在收到军方上述反对撤出沿海岛屿的政策意见后，国务院也不得不承认：让蒋放弃沿海岛屿不是短期目标，现在不应修改政策。因此，当6月22日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averell w.harriman)把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请到家中喝茶时，借机探询中国在福建地区集结重兵的意图，并在谈话中强调说，如果中共攻打金门等沿海岛屿，就有把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多勃雷宁对此吃惊地问：“你们要协防沿海岛屿吗？”哈里曼回答说：“为什么不？”哈里曼虽表示美国相信必须和平解决争端，但对中共的进攻不会袖手旁观。[7](p264-265,267-269)
在坚守沿海岛屿的方针的指导下，第二次台海危机后期及危机结束后美国同国民党达成的削减沿海岛屿驻军的协议，并未得到有效地执行。金门驻军在1958年秋天时为86000人，而1960年6月仍为69632人。不仅如此，美国继续以先进的武器装备大力加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1959年4月4日，特文宁宣布，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更新飞机，以替换现有的f-86型佩刀式喷气机。同时，美国还向国民党军队提供新型驱逐舰和登陆艇，加强其海军力量。因此，1959年3月的《国家情报特别分析报告》着重指出，美国和国民党的关系并没有由于台海危机而受到损害，国民党的士气非常高昂。[5](p548)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清楚地反映出，冷战期间指导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观原则，是如何把对美国核心的国家利益只有有限的重要性或者根本就毫无重要性的边缘地区包括在内。
美国在两次台海危机中的决策是典型的危机决策模式。美国的危机决策不单单是考虑外交和军事上的因素，还涉及到美国国内政党政治、舆论、盟国关系等因素的互动关系。如前所述，如何处理沿海岛屿问题，是危机时期美国决策的关键。美国决策者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坚持“太平洋岛屿防御链”的战略思想，将协防沿海岛屿同维持国民党的士气、保卫台湾以及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和信誉联系起来。这种政策不仅导致危机的高潮，而且也使得美国的政策陷于困境。同中国处理危机的方式相比，美国的决策则表现得过于僵硬、被动和缺乏弹性。美国处理危机的真正决策者是杜勒斯，而不是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台海危机时期的重大决策，如联合国“停火案”的考虑、“新政策”的提出、封锁计划、雷德福—饶伯森使命以及如何处理中美日内瓦会谈等，第二次危机中的护航方案、处理同盟国的关系、美台《联合公报》以及加强沿海岛屿军事力量的建议等，均是由杜勒斯定夺，艾森豪威尔对危机决策虽有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但他基本上按杜勒斯的路线行事。同时，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处理危机的方式也并非是“坚定而灵活”地避免台海地区战争的爆发，他们实际上采取的是僵硬而危险的“战争边缘政策”，甚至计划使用核武器。另外，过分依赖情报机构也是美国危机决策的重要特点。美国的危机决策还表明，盟国和舆论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影响和制约杜勒斯的决策，相反却成为美国处理盟国关系特别是同国民党及同英国之间的棘手关系的主要借口和手段。
美国在两次危机中的决策反映出军事手段在解决冲突和危机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双重性。美国决策者毫无疑问地认为，美国在军事上的快速反应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促使了危机的解决。1958年12月下旬，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司令史慕德(roland smoot)在总结第二次台海危机时指出：对台湾紧张局势的遏止，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在部署军事力量方面的快速反应；美国的反应极有可能阻遏中共进攻一个或更多的沿海岛屿，并使国民党相信美国采取行动的坚定立场和能力。[5](p504)国务院1959年2月下旬完成的一份文件断定，中共尊崇的是强硬立场。中共进攻沿海岛屿的目的之一就是试探美国的意图，如果它们摸到的是软弱而不是力量，那就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进攻，其后果对各方面来说都是决定性的。因此，“抵御共产党此类侵略不仅需要美国保持强大的常规力量，同样也需要保持强大的核力量”。1959年3月的一份题为《中共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意图和可能的行动路线》《国家情报特别分析报告》，提出了一个同样重要的结论和判断：中共突然终止危机“主要是由于他们相信，如果加大军事压力使之可以成功地封锁金门，那将会带来同美国的敌对状态”，这是不可接受的风险。[5](p548)
但另一方面，危机也暴露出核武器的作用在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中的局限性，核武器在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决定削减驻扎海外的美军；同时，为了解决由于常规力量的削减而可能出现的军力下降的问题，艾森豪威尔下令以每天一件的速度生产核武器。他雄心勃勃地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对新武器的依赖将完全证明削减常规力量是正确的。”以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新面貌”和“大规模报复战略”，无疑使得美国决策者在解决危机和冲突时更寄希望于核武器。但两次台海危机反映出美国决策者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并成为危机后美国决策层反思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太平洋舰队总部在1958年底呈送太平洋部队司令费尔特(harry felt)的一份总结报告中明显怀疑核武器在危机中的作用。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台海危机表明太平洋舰队能够采取“快速紧急应急行动”虽然是没有困难和不费力气的，但“由于过分依赖使用核武器，紧急行动的计划是有欠缺的”。为此报告建议，“应该检查使用常规武器系统的能力和计划，为在除核战争以外的各种情况下采取行动提供更大的灵活性”。[8](p141);[9](p390)国务院1959年2月初的一份文件也明确指出，当外交谈判、政治压力和世界舆论都一起反对侵略者的时候，常规武器起到一种缓冲作用，可以阻遏进攻，或起码可以阻遏继续炮战。此次危机显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就是防止敌对行动扩大为一场核战争。假如美国在此次危机中仅仅依靠核武器，那么“我们就面临着要么共产党夺取金门，要么进行一场核战争的残酷选择”。文件虽然同意，尽管这场核战争在军事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政治上是一场灾难，并会带来大规模的伤亡。依靠常规力量所采取的逐步升级的威慑方法，起码暂时阻遏了中共的炮击；然而“我们最终还是危险地接近了使用核武器的边缘”。[5](p538-542)
更可以说明上述问题的是，在1962年的台海危机中，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依然要求可能会使用战术核武器协防沿海岛屿，并建议军方做出相应的准备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给肯尼迪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明确反对这一建议。他认为，只要有美国的支持，不使用核武器也能有效地防御这些岛屿。他强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准备提议为协防沿海岛屿的目的而使用核武器。[7](p280)
因此，美国决策者在危机中有关使用核武器的设想和计划，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过分依赖核武器屡次导致美国在面对危机和冲突时面临着决策选择的有限性以及引发核战争的前景，这种情况促使美国决策者重新审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并在肯尼迪的总统任内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台海危机在这方面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
通过系统研究两次台海危机，至少可以从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两个层面来考量中国对台湾政策的变化和在危机中的决策，它基本上反映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变化及其影响，并由此形成了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指导中国外交的若干政策方针。
两次炮击金门的目的是大为不同的，体现了中国外交战略从“温和路线”逐步转向“激进路线”的过程。第一次炮击的目的是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的，而其中军事目的是明确而重要的，体现了1949年以来中国力图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当炮击的实施无可避免地带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最后签订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和敌视的时候，中共中央决策者特别是周恩来非常关注和重视英国、印度和周边其他国家对缓和危机所展开的外交努力，并积极向美国传递相关的信息，其结果便是万隆会议的作用和中美日内瓦会谈的开始。而第二次炮击毫无疑问缺乏明确的军事目的，政治目的显然是首要的，是中国外交开始推行“激进路线”的一次突出的体现和实践。中国在危机进程中强烈抨击英国的政策，反对印度、柬埔寨等周边国家的调停，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和变化。1959年2月，中央外事小组的一份文件对第二次炮击金门的政治意义做了如下总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掌握之下，我国就台、澎、金、马问题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震动全球的胜利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我们不仅再一次使美帝国主义的实力地位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遭到失败，而且还运用绞索政策击破了美国从金、马脱身的政策，使美国进退维谷，空前孤立。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力量虽然强大但就其全局来看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的本质，揭露了美国有其强大的一面又有其虚弱的一面这种实际情况，极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力地支持了亚非各国人民特别是阿拉伯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扩大了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美国和它的同盟国之间的矛盾。”[10](p38-39)这样，通过炮击所展示的中国外交的变化，同这一时期苏联所提倡和实践的“三和路线”特别是同西方进行缓和的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毛泽东虽然认为，1958年炮击金门是在美国在中东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增加美国人的困难方面，这个步骤是有用的，但他在1959年底也承认：“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10](p600)因此，炮击金门所表现的中苏在意识形态以至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成为中苏分裂的一个重要起因。
中国外交的这种“激进路线”还形成并完善了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指导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的一些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包括：其一，反对苏联的“三和路线”，坚持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进行斗争，支持世界革命。对于苏联的外交政策，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他赫鲁晓夫，在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呢？是草（母）鸡！[11](p607)毛泽东在1959年4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谈炮击金门时还说：“去年炮打金门是我们先打的，不要赖在美国人身上。我们就是要欺负一下美国人，因为它们在中东混不下去了。”在1965年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支持世界革命。但中国有时故意大喊大叫，比如在金马问题上，在中国的领海内放几发空炮，能起什么作用。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注意，在于美国没有安全感。[12]
其二，同第一个方针政策相适应，中共中央领导人坚持不怕战争，实行同对手进行“战争边缘政策”的战略，并相信国际紧张局势所产生的是有利形势。中共中央认为：“这次炮击金门，说明我们有权利攻击沿海岛屿，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同时也教育了全国人民，锻炼了军队。”毛泽东后来指出：在金门事件过程中，可以看见双方都在搞“战争边缘政策”。“美国人在搞边缘政策，调动那么多军舰，而我们也是一万、两万发炮弹这么打……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争边缘，两方面都处在战争的边缘，我们是以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注：1959年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190页；同样的观点，参见1959年5月毛泽东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9-380页。）1958年12月21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时说，世界上终究还有一些战争狂人，要搞冒险，他们可能会找机会将局部战争扩大为全面战争。“我们力求避免这种情况。但它们要挑衅，我们也要有所准备。它们来了，我们就打，打完以后再搞建设。它们要打时，你愈是怕，它就愈要打。我们说美帝是纸老虎，这是从战略上从发展前途来说，从战术上美帝仍是活老虎。在每个斗争中，都要认真和它打，不要怕，要把它当作活老虎来打。未来争取和平的十五年也是斗争的十五年，随时准备它们闯乱子的十五年。世界上再来一次战争的话，帝国主义是要消灭的。当然，最好是不打起来，但它们要打，我们也不要怕。”[13](p484)中共中央领导人还认为，炮击金门“第一个成功”就是证明了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破产。
至于炮击所产生的紧张局势，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紧张给我们带来好处，如干劲更大，工作更好，速度更快。有一个金门、马祖在那里，我们的海军、空军、陆军、炮兵都得到训练的机会。我们要打就打，要停就停。也更有利于动员全国力量搞建设，增强国家力量，增加兵工生产，提高技术和加快掌握尖端科学”。同时，有个帝国主义摆在那里，有个美帝国主义摆在那里，“就时常会使我们闻鸡起舞、卧薪尝胆，加快我们的建设，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13](p516-517)同时毛泽东更加相信，国际紧张局势“可以使全世界人民想一想，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动员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能多增加几个共产党人”。[14](p20)
其三，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炮击金门再次证明了“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以及“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和判断的正确性。周恩来指出：“我们炮击金门，帝国主义也可以打，可是它就不敢打。对于帝国主义，我们要认真组织战役，以武松打虎的精神，一个一个地把它打垮。我们炮击金门，就是认真组织战斗，就是打活老虎。我们打，证明它在战略上怕我们，它是防御的。它想从金门撤退，我们现在抓住它，不让它走。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在战略上轻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而还明确指出：“事实证明美国是采取恐吓政策，它所说的实力地位、战争边缘政策是虚张声势的、吓人的，中国人民不怕吓。但我们也要做好打的准备。我们要更快地建设国家，增强国防力量。如果再有五年、十年，国防力量加强，那时情况就要变化。国际上一系列斗争的结果都证明，帝国主义表面是强大的，有现代化武器，有原子弹、氢弹，有很大兵力，但真正到了要摊牌时，又缩了回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政策，不主动向帝国主义进攻。但如果打起来，我们敢于抵抗，能把帝国主义打垮。”[13](p483-485)毛泽东甚至说：“我看，还是横下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14](p412)这种“准备打仗”的方针政策长期影响和指导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
两次炮击金门最为重要的后果就是中共中央对台湾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其主要依据在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美国政策的判断和结论。从1949年中共中央开始准备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以来，先行占领沿海岛屿被视为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因此每一次炮击金门和随之展开的占领浙江沿海岛屿的战役，则是为顺利占领福建沿海岛屿和最终攻占台湾创造条件。第二次台海危机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得出美国的政策实质和目的是制造“两个中国”的重要结论，并由此改变了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方向，防止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军，强调“一揽子”解决台湾问题。中共中央认为：“金门打炮，把美国调动起来，扩大美蒋矛盾。美如果迫使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走，我就再打炮，也许单双日的规定要改变，如发现蒋从金门撤兵，我就打，不让他撤。美国这个办法不会成功。蒋帮对撤退金门、马祖不愿意。停火问题，我们根本不谈，美国无办法。”中共中央通过第二次台海危机还明确判断，美国是脱身政策，让蒋介石的军队从金门、马祖撤走，“拿台湾海峡把我们隔开，隔海而治。蒋介石第一步想把美国拖下水，要美国出兵帮助防卫金门，或参加金门战斗来进攻大陆。第二步是赖着不走。美国怕接触、怕引起战争。我们不让它脱身”。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认为沿海岛屿的紧张不一定引起战争。美国不会为沿海岛屿打仗，“我们也不会为此和美国开战。我们在金门的策略是防止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很主动，我们不急于解放台湾，甚至金门都不急于解放。要解放的话，就一下子都解放”。[3](p482,487)这个被中共中央领导人视为炮击金门的“第二个成功”，就是用金门把台湾拴住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因为如果不打金门，杜勒斯就会压蒋介石把金门送还给中国，然后再把台湾、澎湖夺走。“我们这样一炮击金门，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就连在一起了。蒋介石也就好说话了。”因此，美国决策者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政策变化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共对“两个中国”的强烈反对，无疑在其停火决定中起到了作用；因为中共认识到自己的“侵略行为”而产生的紧张局势损害了中共的国际声望，并将导致国际上的调停，特别是亚非国家的调停。同时，任何国际调停机构都可能建议“中华民国”保有台湾，或举行可能导致台湾脱离北平控制的公民投票，而这些都是中共不能接受的妥协方案。[5](p538-542,548)
通过两次炮击金门，中共中央领导人无疑意识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台湾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谈判的途径和平解决。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在认识上的一个质的转变，也是两次台海危机所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后果之一。1959年10月，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谈话时指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可以考虑借鉴苏联的经验；苏联在22年中没有对波罗的海三国采取军事行动，但它们最后还是回到了苏联的版图之内（注：1959年10月毛泽东同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的谈话，引自安东诺夫日记。安东诺夫日记收藏于tskhsd(storag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documents of russia),f.5,op.49,d.235,1.89-96,see"soviet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a documentary sampler",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3,fall 1993(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中共中央领导人显然意识到解决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因为“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用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的”（注：1959年10月5日毛泽东同拉丁美洲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82页。）。1959年10月2日，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谈时强调：“我们在金门打了炮，实际上并不是战争。我们并不想一下子把台湾等地拿下来，可以把它们放在蒋介石手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关系。金门、马祖可以不拿下来，并不想为此而打仗。”（注：1959年10月2日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谈话。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80-381页。）
在这种变化了的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台湾问题不可能孤立地解决，肯定是要跟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随着国际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中美的问题是国际问题，中美要和平谈判，不要武装斗争。“但是美军就在台湾海峡，你要武装解放台湾，当然要碰到他。如果他的军队不退，那我们就没有法子用武装去解决。美国是要拿金门、马祖来换台湾、澎湖，我们是要台、澎、金、马合在一起，要解决都解决，要不解决都不解决。我们在军事上不能孤独地去设想台湾，应该整个地作一个战略的布置，设想如果战争起来，我们怎么办？如果不起来搁在那个地方，放它十年二十年，有什么关系呀？所以军事上要想更大的问题，想远一点，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因此，“我们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我们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的争端。我们在国际活动中，一切都是为的争取能够有十年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有利于我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点是我们努力的方向”。[13](p514-515,507)
因此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再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政策变化的信息。1960年5月25日和26日，周恩来同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会谈时强调：“我们一向主张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不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改善中美关系的先决条件是：一、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二、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有了这两个原则，可以一方面同蒋介石谈判如何使台湾回到祖国，另一方面同美国谈判如何撤军的问题。如果美国把军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我们就没有理由使用武力。我们力争和平解放台湾，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如果台湾不干，并且使用武力，那么我们就只好用武力解决。”同年8月和10月周恩来同斯诺的几次会谈中，除重申上述原则外，他甚至还表示，至于美国武装力量什么时候撤以及如何撤的具体步骤是下一步讨论的事。只要美国政府不采取侵略中国的政策和不以武力相威胁，就必然会得出这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美国如不放弃侵略政策，不放弃战争威胁，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注：1960年5月25日和26日周恩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以及1960年8月30日和10月18日周恩来同斯诺的谈话。参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527-529、536、541页。）。
两次炮击金门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更加相信核武器对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的重要性，更加相信国家的实力地位对推行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意义。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谈炮击金门时承认：“我们现在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跟一个有原子弹的敌人开战，不是好办法。因此在炮打金马过程中，我们的方针是小心谨慎。美国军舰护航，我们不打美国军舰，专打蒋介石的军舰。我们是打我们自己国内的人。美国人也很小心谨慎，也是采取这样的方针，不触犯我们。”（注：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卷，第185页。）因此，对于美国对中国进行核战争的意图，中共中央领导人有着明确的认识。他们认为：“目前美国空军和海军中都有一些战争狂人叫嚣要对我们进行局部战争，叫嚣要向中国扔原子弹。如果美国真正对我们发动原子弹战争，我们想也可能以牺牲自己一部分人口的办法换得持久的世界和平。全世界人民都将坚决反对美国，以后它就不敢对谁丢原子弹，而且局部战争将把美国拖住，长期不能脱身。实际上美国政府不敢接受这些战争狂人的计划，因为任何局部战争都有发展成为世界战争的可能。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这样在最坏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不致处于完全无准备的状态。”[13](p480)不过中共中央领导人承认，中国当时还没有制定好一个应付原子战争的作战计划（注：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同胡志明的谈话。参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499页。）。由于美国在两次台海危机中对中国所发出的核威慑的影响，发展和拥有核武器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重要的国家利益，这一问题也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之一。
三
通过对两次台海危机的系统研究，大致展示出亚洲冷战的几个基本的特点。
首先，亚洲的冷战带有更为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就美国而言，20世纪50年代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起源在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除冷战战略的安全因素的考虑之外，意识形态无疑是决定美国对危机反应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杜鲁门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经过内部辩论后，推行采取继续承认国民党政权、敌视和遏制新中国的政策；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以阻止台湾落入“敌对势力的控制之下”、使台湾成为“取代共产党中国”的决定性力量作为长期的政策目标。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继续执行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并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积极支持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各种军事行动，其目的就是遏制和削弱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地位和力量的发展，最终达到“消除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的目的。因此，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敌对和冲突“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大搏斗”，其意义不言而喻。所以，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逻辑和连续性，是两次台海危机的一个重要起源。同样，两次台海危机更加强化了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依然是危机结束后较长一个时期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和有关重大决策的主要出发点。
毫无疑问，台湾问题所涉及的是中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这个特征在第一次炮击金门时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是，进入50年代中后期以后，由于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和“中间地带”理论，中国外交开始带有更为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呈现出“激进路线”的基本特征和表现。正如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实践所展示的，这种“激进路线”的外交并不要求同西方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进入联合国。周恩来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作关于中国外交问题的报告时，再次明确阐述了对西方国家的基本方针：“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跟它建交，不急于参加联合国，最好推迟，就是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集中力量孤立美帝战争集团。”（注：1958年3月19日周恩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参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449-450页。）毛泽东也明确指出：“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它承认我们，我们也不那么高兴……我们国家没有美国的外交代表，我们很舒服。”[14](p18)同时，这种“激进路线”要求中国支持世界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这同赫鲁晓夫当时推行的“社会主义外交政策总路线”特别是“三和路线”、与美国搞缓和有根本的分歧。而1958年炮击金门无疑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自己这些观点和思想的具体实践。
其次，亚洲的冷战更具有导致大规模冲突的潜在可能性。由于中美双方在20世纪50年代的强烈的相互敌对，在两次台海危机中特别是在第二次危机期间，中美双方推行的都是“战争边缘政策”，中美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似乎是一触即发。由于对中国炮击金门意图的错误估计，美国在危机期间所设想和制定的以核武器协防沿海岛屿和进攻中国大陆的规划，毫无疑问地带来危机的高潮，并导致美国的政策陷入僵局之中。而中共中央对美国对沿海岛屿政策的错误判断，也大大增加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对此，美国国务院在1959年2月初的一份题为《从台湾海峡危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和教训》的文件中强调指出：“共产党总是可能以一种看起来同它们那些有争议的目标不相称的方式来进行冒险。因此，它们发动对金门的进攻，显然是希望美国人认为这些岛屿不值得牺牲一个美国男儿的性命，希望美国也不会支持国民党协防这些岛屿。这种希望不仅可以导致它们夺取这些岛屿和消灭国民党三分之一的有生力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导致台湾士气的崩溃，以及共产党从内部接管这个大岛，否则中共明白自己不能占领台湾。”[5](p538-542)中美双方这种基于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而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错误估计和判断，是亚洲冷战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时也使得这一地区长期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中。
再次，亚洲的冷战更加体现了联盟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后果和影响是巨大的。作为美国最大的盟国英国和作为中国最大的盟友苏联在台海危机中的反应，一方面不仅充分说明了盟国在制约危机决策中的相对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更为突出地反映出联盟作用的有限性和潜在的危险性。英国在危机中一直反对美国协防沿海岛屿的政策，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政策将可能导致英国全面调整和修改其亚洲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英国在危机中所主张的政治解决方案屡次遭到美国的反对，这同美英在欧洲问题和中东问题上的政策协调有着明显的差别。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要求美国改变政策，要求美国说服国民党撤出沿海岛屿。美国则将英国的这一政策视为“绥靖”。杜勒斯在危机高潮时曾强硬地对英国人说：如果不考虑美国的立场，英国要担负“极大的责任”[15](p387-388)。虽然英国在影响美国危机决策中作用甚微，但由于“台湾地位未定论”是英国决策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上看，英国同美国在处理台海危机的方式上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而且在美国强硬立场面前，考虑到英美的“特殊关系”，英国最终亦屈从于美国的政策，从而使得英美在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更趋一致，这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更为突出。对英国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所采取的政策，曾经担任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时任外交部助理次官的欧念儒(con o'neill)明确指出，英国危机决策的动因就在于，英国自己“低估了我们在诸如沿海岛屿危机这类次要问题上影响美国行为的能力”（注：1958年9月9日欧念儒致劳埃德的备忘录，pro,fo371/133529 fcn1193/165,see tracy lee steele,"allied and interdependent: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8",in anthony gorst,lewis johnman,w.scott lucass,eds.,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1931-1961: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the policy(london and new york:pinter publishers,1991),p.238.）。麦克米伦首相的私人秘书菲利浦·德朱略塔(philip de zulueta)认为，英国的问题就在于，尽管美国不断请求英国提出政策建议和帮助，但外交部从来拿不出任何有用的建议，因为中共和国民党人都不会妥协。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英国只有支持美国（注：1958年9月6日德朱略塔致麦克米伦的备忘录，pro,fo371/133532fcn1193/275,see tracy lee steele,"allied and interdependent: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8",anthony gorst,lewis johnman,w.scott lucas,eds.,op.cit.,p.233.）。有关危机在英美对华政策协调方面所造成的影响，英国驻美使馆参赞德尔梅尔(de la mare)对美国官员公开表示，“在对华政策上，英国和美国之间目前已没有重大的差别了”。负责东南亚事务的专员罗伯特·斯科特爵士甚至坚决反对英国承认中国，并公开声称当中共坐在联合国里的时候，“那一天对世界和联合国来说都是悲惨的一天”。（注：tracy lee steele,"allied and interdependent: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8",anthony gorst,lewis johnman,w.scott lucas,eds.,op.cit.,p.243.）不难看出，美英在危机过程中的矛盾和分歧仅仅在于如何判断和处理沿海岛屿的地位，并不是对整个东亚地区国际关系认识的根本分歧。
危机对中苏关系造成的后果较之英美关系却截然不同，苏联在危机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决策困境。在苏联决策者看来，中国的炮击和美国的强硬反应，极有可能使苏联卷入一场同美国的全面战争。苏联对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反应就相当消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第二次炮击金门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从而使之成为中苏关系走向破裂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看似一致与合作的表面，深藏着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的重大分歧。第二次台海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同时危机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赫鲁晓夫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和样品。因此第二次台海危机清楚地表明，中苏两国的矛盾和分歧开始由意识形态领域向国家关系特别是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成为中苏矛盾和分歧公开化以及国家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最后，亚洲的冷战更加缺乏有效的缓和途径，敌对双方所进行的谈判难以产生相应的良性互动。通过对第一次危机结束后开始的日内瓦会谈的系统研究以及中美两国对会谈的政策看，日内瓦会谈虽然是双方努力的结果，但对缓和危机的态度与缓和的目的，中美双方有着本质的差别。中共中央出于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的考虑，在炮击金门的目的部分实现后，便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措施，希望促成中美之间的直接谈判，其目的不仅能在近期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一些实际问题，还希望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寻求途径。而美国对待谈判的态度是消极的，并以“台湾地位未定论”以及继续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谈判的基础。这是日内瓦中美会谈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华沙会谈再次突出了谈判并不能有效缓和危机的特性。从中国对待谈判的政策和具体操作看，中共中央决策层毫无疑问非常重视华沙会谈，其原因在于希望通过谈判了解和掌握美国的战略意图，以确定相应决策，其目的并不在于缓和危机。因此，在危机的前期，中国在谈判中所强调的是美国必须从台湾地区撤军，并希望通过谈判迫使美国压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军。而在危机的后期，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判断美国政策的实质是制造“两个中国”，因而中国则以强烈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为谈判的主要内容。就美国方面而言，杜勒斯在整个危机期间从来就不对会谈的结果抱有任何希望，也反对通过其他渠道特别是第三方来缓和危机。同时，由于华沙会谈是在危机中进行的，任何一方的让步都会对中美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形象和威望产生更大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期望通过谈判实现局势的缓和，无疑需要一方或另一方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因此，华沙会谈对中美危机决策的影响各不相同。中共中央决策层由此调整和改变了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而美国则可以较为从容地应对盟国和国内舆论的不利反应，摆脱政府在决策中的困境。
【收稿日期】200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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