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彼知己的益举——评《中美长期对话》
关于中美之间的认识与形象问题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研究，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最近十几年来，围绕着中国人的美国观以及美国人的中国观，学者们已给予越来越多的关心和重视，并陆续有专门性的资料集和专著等研究成果问世。举其代表性者，如欧大伟(r.david arkush)、李欧梵(leo o.lee)编《没有鬼的土地——19世纪中叶至今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land without ghosts: chinese impression of america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沈大伟（david l.shambaugh）著《美丽的帝国主义者》(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1972-1990，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杨玉圣、辛逸、胡玉坤编《我说美利坚》（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7年重印）；张济顺著《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本森·李·格雷森(benson lee grayson)编《美国的中国形象》（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弗雷德里克·安格出版公司1979年版；乔纳森·戈德斯坦(jonathan goldstein)、杰里·伊萨里尔(jerry israel)、希拉里·康罗伊(hilary conroy)编《美国看中国》(america views china: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then and now)（利哈伊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景伦著《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保罗·埃文斯著《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侯且岸著《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t.克里斯托夫·杰斯珀森(t.christopher jespersen)著《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洪山、洪朝辉编《形象、认知与中美关系的形成》(image, perception, and the making of u.s.-china relations，美利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robert isaacs）著《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托马斯·博克(thomas bork)、丁伯成著《大洋彼案的中国梦幻——美国“精英”的中国观》（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与既往的研究著作相比，最新问世的成果已经突破了单向的研究中国人的美国观或美国人的中国观的模式，而是把中美相互之间的形象与认识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变化，因为这使得该问题的研究更加立体化了。无独有偶，刚刚出版的陶美心（maxine thomas）、赵梅主编的《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以“中美两国公众对对方国家看法的比较”为主题，也正好契合了这种新的立体化的双向研究取向。
“中美长期对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美国凯特林基金会自1985年以来长期进行的合作研究项目。原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先生、原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宦乡先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格雷厄姆女士等中美著名学者，均是该项目的重要发起人和参与者。自1986年以来，围绕不同时期的中美关系这个核心话题，两国专家学者轮番在中美多次举行专门会议，与会人士“坦诚相待，各抒己见，间或有激烈交锋，更多的则是友好交流。如果说‘长期对话’的初衷是增进双方了解，并把对方观点转达给本国政府的话，这一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 （王缉思《中美长期对话》“序言”，第1页）。
如果说这一历时长久的合作项目有什么美中之不足的话，那么，我觉得该学术合作计划的成果总结方面的工作，恐怕还不够及时和彰显。或者说，该项目历次会议的讨论成果，事实上并未有效地转化为可以共享的学术资源。这应该说是不无可惜的。幸运的是，这种状况终于有了明显的转变：1999年，“中美长期对话”项目将2000年讨论会的主题定为“中美两国公众对对方国家看法的比较”，这就为将“对话”与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提供了重要契机。
本书《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就是关于“中美两国公众对对方国家看法的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可以说是“中美长期对话”项目的标志性成果。本书编者称该书“既是对该项目研究成果的最新总结，也是对中美双方人士为此所做的长达15年的不懈努力的纪念”，可谓言简意赅，恰如其分。本书由3篇调查报告、10篇相关的评论性文章组成，内容丰富。从阅读心理的角度说，不同的读者可以发现自己不同的兴趣点。比如，资中筠先生的《中国人过去与现在的世界观——兼论“中国例外说”》，文短而意长，发人深思。不过，就我本人而言，最感兴趣的还是赵梅的《中国人看美国》和陶美心的《“中美对话”研究报告》、多博研究会的《美国公众对中国看法的深度分析》，这是三篇相当深入、细致的调查与研究报告，均立足于充分的定量分析的基础而展开严谨的定性研究，可谓交叉互补，相得益彰。这是其共同的特点和优点。
《中国人看美国》是在多次的问卷调查、访谈、专题研讨会等的基础上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到新世纪之初中国人对美国的整体认识、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的看法等生动有趣的侧面。尽管调查和受访对象主要集中在大学生、新闻界人士、公务员、工商业者和城镇居民，未能涉及广大的农村人群，但调查结果仍然弥足可贵。就我所知，如此认真地由专家主持进行如此主题明确而集中的广泛调查，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通过调查，可以更准确地掌握有关信息资料，为进一步分析、研究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复杂形象提供了可靠的基础。研究表明，“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第20页）。复杂的“爱恨”情结交织，而且在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中无甚差别，“其中‘爱’体现在多数中国民众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的正面印象上，而‘恨’则表现在多数中国民众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负面印象上。”（第20页）高度现代化、丰衣足食、科技发达、经济繁荣、人才聚集、综合实力强大、民主制度、多元文化、麦当劳、可口可乐、nba等等，成为受访者“一提到美国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自由回答时的首选词汇。同时，当回答“用一个词描述美国当前的国际地位”时，“霸道”一词居各组人群调查结果之首。一位新闻记者在一次小组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也可以作为上述调查的很好的诠释：“就美国国内的状况而言，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它繁荣、强大、富庶，以及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美国人把自己的国家治理的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让他们插手国际事务呢？因为，它在国际事务中，太傲慢与霸道了，实在让人难以接受。”（第6页）更应值得重视的是人们对问卷“您是否认为美国正在衰落？”的回答：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目前非但没有日趋衰落，反而在20世纪末因信息革命而有了新的发展，有的受访者还提出了“美国正在走向强大”的观点（第7页）。这说明，在看待美国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国家及其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上，中国人的认识不仅越来越平和，而且也开始日趋务实和理性了。假如我们回首过去五十年来中美关系及其各自形象的莫测变幻，那么，就应该承认，这是一个看似不起眼、而实则了不起的转化和进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非常赞同赵梅所作的如下论断：“同60年代相比，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无疑是大为改观了，公式化的文字和被扭曲的形象不见了。同80年代的‘美国热’相比，当前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更加趋于理性化，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始被抛弃。如今中国人既看到美国好的一面，也看到不好的一面。在他们眼里，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我认为，这种理性的审视态度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正常的状态。”（第18页）然而，历史老人可以作证，为了此一对美国认识的“较为成熟的、正常的状态”，我们在过去究竟走过了多少弯路，岂堪回首？
与《中国人看美国》相对应，美国学者的两篇研究报告提供了一幅可供比较思考的参照。从《“中美对话”研究报告》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不同阶层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而且还可以领会美国学者开展类似课题研究而使用的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美国公众对中国看法的深度分析》表明，“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很少”，“大多数美国人不了解关于中国的新闻”。尽管在不少美国人的心目中，工作勤奋、有创造力、爱好和平、谦虚、守纪律、重视教育、讲求礼貌等成为“哪个形容词可以最恰当地反映你对中国人的看法？”时的主要选择性答案（第44页），但“人口过剩和拥挤”、“侵犯人权”、“歧视妇女以及包括强制堕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贫穷而后经济落后”等（第46页），强烈地构成了同一批受访美国人的另一幅中国图景。这说明，如何切实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和理解，确实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无论是在闭塞的过去还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中美之间相互存在的形象和认识，就总体上而言，既有正面的、积极的方面，也有负面的、消极的另一方面。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卓有成效的努力，尽量将这种负面的、消极的形象和认识转化为正面的、积极的。可以说，消解误会，减少隔阂，加强对对方国家的全面了解和深刻理解，无疑是富有挑战性的艰巨任务。作为负责任的学术研究者，在这一方面，不仅任重道远，而且大有可为。以《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一书的出版为开端，我们期待着“中美长期对话”项目一如既往，在促进中美两大国知彼知己方面继续担当起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
注释：
（1）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新书《有限的对手：中美在后冷战时期的相互形象》(limited adversaries, post-cold war sino-american mutual images)。关于该书，笔者尚未拜读。据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王建伟先生的评论介绍：本书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认知—感知方法(perceptual-cognitive approach)和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些理论和概念为依据，建立了一个独特的理论框架来指导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采访了近三百位中国人和美国人（知识分子、商人和外交官）。通过对采访所得资料的分析，作者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中美之间相互形象的“结构”？在哪些层面上中美之间的相互看法是吻合的？在哪些层面上是冲突的?第二，中美之间的相互看法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是如何演变的？存在哪些不同的演变模式？第三，中美之间相互看法的形成和演变的主要依据和来源是什么？这些依据和来源对相互看法的各个层面的影响有哪些不同?最后，中美之间的相互形象在后冷战时期有哪些新的特点？它对中美关系的走向会有怎么样的影响？王建伟认为，“以往的著作多半是单向的研究，即中国人如何看美国或美国人如何看中国。而《有限的对手》则是首次把中美之间的相互看法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进行比较研究。这就打破了以往这类研究‘各说各话’的局面。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可以更系统地了解到中国和美国的相互看法和形象的异和同。”从王建伟先生的书评，我们可以得知，该书相当具体地讨论了中美之间相互形象的四个不同层面：第3章“关于人民的相互形象”论述了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对对方作为一个民族和个人的相互看法。提出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同时，相互之间对对方作为个人的看法也存在着许多负面的形象。第4章“关于社会的相互形象”着重分析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对方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形象，表明双方对对方国家和社会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美国人对中国作为一个社会的看法相对比较积极，而对中国作为一个政体则持相当负面的形象。中国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对美国作为一种政体多半持肯定的态度，而对美国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则不敢恭维。第5章“关于文化的相互形象”探讨了中美相互形象更为抽象的层面。认为中美在文化上有一种相互的吸引力，但其原因对双方而言，各有不同。对美国人具有吸引力的是中国的古代文化，而对中国人具有吸引力的是美国的现代文化。与此相联系，美国人对中国的现代文化、中国人对美国文化的底蕴，均颇多微词，持相当否定的态度。第6章“关于国际行为的相互形象”，探讨了中美两国对对方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基本看法。双方对对方国际作为的判断标准在后冷战时期既有和冷战时期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又有不同于冷战时期新的参照系。该章分析比较了中美双方判断对方国际行为的两种基本模式：传统标准和后冷战标准以及它们之间的异同。详见王建伟：《为什么我看你不顺眼？——评<有限的对手：中美在后冷战时期的相互形象>》，全球论坛网（http://globe.jfdaily.com/epublish/gb/paper99/1/class009900001/hwz199654.htm）。
（《美国研究》200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