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东问题研究: 理论、论战与影响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东研究 理论 论战 影响
九一一事件后不久，美国《中东研究》季刊主编马丁·克雷默（martin kramer） 的《沙滩上的象牙塔：美国中东研究的失败》一书的出版，引发了一场论战。如果没有九一一恐怖袭击的话，这场争论也许会同以前一样，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但九一一事件扩大了这场论战的范围和影响。《华盛顿邮报》、“路透社”、“美国之音”、《外交》等数十家有影响的媒体，发表了数百篇相关的文章和报道。批评方还专门建立了“校园观察”（campus watch）等一批网站，以监督美国中东研究学者在大学课堂上的言行。尽管这场论战现在似乎已偃旗息鼓，但它对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的影响却是深刻的。本文拟对美国的中东研究进行简要地回顾，介绍论战的内容，进而探讨论战所产生的现实影响。
一 简要回顾
跨学科的“地区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地缘政治的考虑外，地区间差异的现实是“地区研究”产生的重要理论依据。从一开始，“地区研究”就与政府、情报部门及基金会有着紧密地联系，并为政府决策提供服务。1946年，在中东有过实际工作经历的前外交人员成立了中东研究所（mes）。1947年，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第一个跨学科并以当代中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1958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第六法案》（title vi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地区研究的发展。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美国全国有180所高校开设了与中东有关的课程，并成立了8个当代中东研究中心。1966年12月北美中东研究协会（mesa）成立。
美国在本地区的石油及其他利益不仅是美政府提供有关研究资金的动机，也影响着学者的研究方向和内容。这一时期没有学者对这种学术研究和国家安全利益紧密联系的模式提出异议，而且学者研究的指导范式也是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厚的、西方优于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理论。【注释】参见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pp.3～21。【注尾】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常常研究非西方地区落后的原因，并将模仿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作为解决问题方法而加以推荐。【注释】参见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glencoe: free press, 1958）,pp.19～48。在相当一个时期，该书是中东研究和比较政治学研究生的必读书。【注尾】这些学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殖民扩张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渗透给本地区所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而是认为随着本地区更多地融入西方体系，“现代”价值观及实践将为当地的精英所接受，随之而来的将是民主和经济起飞。
然而，中东国家的现实发展正好与这些学者的预言相反，加上美国这一时期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的中心是维护中东地区，特别是亲美政府的政治稳定，防止该地区发生革命。类似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假设受到挑战。
60年代末发生在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对美国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者的作用成为辩论的话题之一。越来越多的人对学术成果为政府政策服务持批评态度。美国中东研究不仅在学术观点而且在组织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为1971年“新左派”和激进人士成立了“中东研究和信息项目” （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project）,旨在“真正地反映本地区的现实”和推动他们所支持的“反帝政治”，并开始定期出版有关中东问题的报道。 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在1977年北美中东研究协会的年会上，一些左翼学者成立了“另类中东研究会” （the alternative middle east studies seminar）。他们对主流学术观点持批评态度，并谴责中东研究的学者们对美国政府和大公司的中东政策表示支持或保持沉默。他们还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到弱势群体上（如妇女），并把阿以冲突作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美国中东研究协会所代表的美国中东研究成员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对美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加入该协会，其中包括与中东地区有着各种联系的学者。他们公开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和东方主义。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78年，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赛义德出版了颇具争议的《东方主义》一书。所谓东方主义就是西方对东方社会文化历史研究的一个学科。赛义德这样解释:“（东方主义）有好几个层面，而且在我看来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最容易接受的就是学术这个层面，实际上，许多学术机构仍以它冠名。任何讲授、书写和研究东方的人，无论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无论是进行具体还是泛泛的研究都是东方主义者（orientalist），他或她所做的事或说的话就是东方主义。……与学术传统相关的、意义更为宽泛的东方主义是建立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东方”和“西方”的差异之上的一种思维方式。因此相当多的作者，这其中包括诗人、作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和殖民地行政管理人员把东西方的这种基本的差异作为与东方、它的人民、风俗、精神、命运等有关的描述的起点。”【注释】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p.2～3.【注尾】
而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东方主义，是对“东方”非真实的描述及形成的一些套话，包括：东方是一种没有差异的社会，权力集中在独裁君主身上，国家的权力彻底打碎了社会力量；东方社会的专制、奴役及家长制限制了人的个性与自由，遏制了精神的发展，窒息了个人与民族的创造性。专制导致文化和经济的停滞；东方专制与停滞的原因是感官纵欲主义，同时，东方民族还是道德堕落、思维混乱、不负责任、不讲信用的不成熟民族。
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用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福柯话语分析方法系统揭示伊斯兰世界、中东及“东方”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间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平等关系，探索了殖民知识与殖民权力之間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作为权力的知识的概念——通过了解东方，西方逐步地占有了东方，并假设东方主义一直是欧洲在东方进行的帝国主义活动的认知论诱因与认知伴随品。【注释】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pp.4～18.【注尾】
赛义德还认为当代西方对阿拉伯文化的描述中也能见到东方主义的身影，阿拉伯人被描写为非理性、险恶、不可信赖和不诚实的。西方将这些观念作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基础。
作为一种理论，赛义德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他认为东方主义歪曲了伊斯兰世界和整个“东方世界”，他所隐含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真正、客观的伊斯兰世界和东方世界。
尽管如此，赛义德的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启了后殖民地这一领域的一系列研究，同时改变了人们对所谓“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的看法，特别是对美国的中东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注释】因“对中东研究的重大贡献”，美国北美中东研究协会授予赛义德为其荣誉会员的称号。另外，首届世界中东研究大会（the first world congress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也授予赛义德“杰出贡献奖”。【注尾】 赛义德的批评者认为：“赛义德在他1978年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对中东研究的攻击促使（该领域）认知体系的崩溃。”【注释】martin kramer, “mesa culpa,”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ix, no.4. (fall 2002) at http://www.meforum.org/article/500【注尾】
伊朗伊斯兰革命及中东地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蔓延对美国的利益及海湾亲美政权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同时，对美国中东研究本身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它不仅进一步显示了中东学者所预言的现代化进程模式在本地区的破产，而且其在政策分析层面的作用也受到怀疑和批评。
这以后美国中东研究呈现出分化：一些学者转向从事与军事和安全有关的研究，另一些则研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原因，还有一些则承担起回击美国媒体和思想库的反伊斯兰的倾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学术界与政府的共同话语越来越少。正如两位美国学者所总结的那样，尽管“本领域没有成为激进的反美温床， 但在过去几十年所产生的学术成果同早期相比更加多元化、更具批评性和更加独立于政府所关注问题。”【注释】lisa hajjar & steve niva, “(re)made in the usa: middle east studies in the global era,” middle east report, oct./dec.1997 at http://www.merip.org/mer/mer205/remade.htm 【注尾】
随着冷战的结束，一方面，福山在哲学层面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假设；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重新在许多地区得到确认。在此背景下，西方发展模式的现代化理论在中东研究中又有了新市场，民主、市民社会、政治开放成了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相关的专著、文章层出不穷。【注释】本文在此仅列举两本代表性著作：iliyaharik and denis j. sullivan, eds., privat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augustus richard norton, ed., civil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1 & 2 （leiden, netherlands: e. j. brill, 1995）.【注尾】 还有学者认为，如果西方学者没有偏见的话，广泛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市民参与体系，是一种民主，尽管与美国的民主形式不同。美国人必须超越他们自己狭隘、具有种族优越色彩的民主概念才能理解伊斯兰的民主。【注释】john o. volland & john l. esposito, “islam's democratic essence,”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i, no. 3（september 1994）at http://www.meforum.org/article/151.【注尾】 换言之，“现代化”的理论是适用于中东地区的，只是对“民主”需要重新定义。然而，九一一事件却似乎推翻了这一假设，也引发了相关的论战。
二 论战要点
论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首先，美国中东研究是否归于失败。批评者认为九一一袭击是美国中东研究失败的最新例证。美国中东研究的学者理论脱离实际，对中东地区的政治、社会现实缺乏真实的了解和客观的评价，这使美国人对中东地区伊斯兰运动的兴起缺乏必要的警惕，因而对九一一恐怖袭击缺少必要的准备。马丁·克雷默强调：“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20年里美国中东研究学者没能预见和解释中东政治和社会演变的重大事件。一次又一次，学者们被他们的研究对象弄得不知所措。一次又一次，他们的研究范式被中东发生的事件所抛弃。不断的失败使得学术界名誉扫地。 ”【注释】martin kramer, ivory towers on sand: the failur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 (washington: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1), p.2.【注尾】 从理论上讲，这一指责涉及学术研究的目的问题，即学术研究是否一定要为政府政策服务？是否必须与美国人民所关注的问题保持一致？考虑到美国大学一贯强调的学术自由的传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美国中东研究协会前主席本宁（benin）强调，美国高等教育，即使是公立大学也不直接为美国政府服务。除非学者们选择这样做，否则从事这类预测性研究不是学者的任务。既然如此，就很难得出中东研究失败的结论，因为学者完全有权利选择他们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在选题方面，美国中东研究协会现任主席指出:“的确，一些内容被排除在学者的研究计划外，特别是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一直都不是研究重点，然而，学者们应该研究他们认为是急迫的问题。另外，作为一门学科，恐怖主义研究一直没有什么显著的成果，这一事实解释了政治学避免使用‘恐怖学’一词的原因。”【注释】martin kramer and lisa anders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what went wrong? special policy forum report,”policywatch, december 16, 2002 at http://www.campuswatch.org/article/id/406.【注尾】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与其说中东研究学者是出于政治偏见放弃对基地组织之类恐怖组织的研究，还不如说更多地是出于实际考虑，因为这类组织根本不欢迎学者对他们的研究。对九一一袭击感到意外的不仅是学术界，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安全机构同样也感到意外。实际上，是安全和情报机构而不是学术界承担着防止恐怖组织袭击的责任。“另外，并非对本·拉登的忽视是九一一悲剧的原因，美国许多情报机构多年来一直在监视他。美国国内防范方面存在许多漏洞及有关方面对恐怖分子可能采取的具体的袭击方式缺乏想象力，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注释】f. gregory gause iii, “who lost middle eastern studies?”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2.at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20301fareviewessay7979/fgregorygauseiii/wholostmiddleeasternstudies.html.【注尾】
第二，赛义德及东方主义的影响。批评者认为美国中东研究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赛义德理论的影响。马丁·克雷默在其《沙滩上的象牙塔：美国中东研究的失败》一书的第二章中，用了一章的篇幅分析批判赛义德的理论，并认为该理论对“美国中东研究的广泛的学术思潮有着深远的影响。”【注释】martin kramer, ivory towers on sand: the failur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 (washington: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1),p.37.【注尾】另一位批评者也认为，“现在对非西方文化的研究中，没有一种范式有后殖民地理论这样大的影响。尽管赛义德试图否认，但他的理论的实际结论是没有一个西方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能够得到公正和真实的有关非西方文化的知识。”【注释】stanley kurtz, “edward said, imperialist : the hegemonic impulse of postcolonialism,” weekly standard, vol.vii, no. 4.(oct. 8, 2001), at http://www.travelbrochuregraphics.com/extra/edward_said_imperialist.htm.【注尾】
批评者认为这个结论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美国中东研究人员构成发生的变化，有50%的研究人员来自中东地区。早在1996年，迪· 阿特坎（de atkine） 和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就指出： “（研究人员的）本土化使美国的中东研究协会从一个对中东感兴趣的美国组织变为一个碰巧在美国开会的中东组织”。他们还在文章中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弊端：一是将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矛盾带到美国的中东研究中；二是中东研究人员过于情绪化妨碍了正常的学术讨论；三是由于阿拉伯国家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来自中东的研究人员有亲朋好友在当地，因此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的学术研究，根本无法做到畅所欲言。【注释】norvell b. de atkine and daniel pip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what went wrong?” academic questions, winter 1995～1996, at http://www.meforum.org/article/pipes/392.【注尾】但这其中最根本的含义是：美国中东研究协会已不再代表美国的国家利益。
也有学者认为有关赛义德的理论对美国中东研究的影响的批评，言过其辞。他们认为，《东方主义》一书是20多年前出版的，当时流行的学术环境现在已不复存在，而且在中东研究的所有专业中，政治学是受赛义德理论影响最小的。“当《东方主义》一书出版时，大多数政治学者已经用更大的学科理论取代了早期的具体的地区研究范式。大多数中东政治专业的学生早就把有关东方主义的辩论抛在一边了。”【注释】f. gregory gause iii, “who lost middle eastern studies?”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2.【注尾】但马丁·克雷默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坚持认为，“所有学术圈的人都知道这一看法绝对是胡说，今天，赛义德是仅有的两位（另一个是乔姆斯基）能在任何他们访问的大学吸引大批听众，并总能得到长时间热烈欢迎的学者。”【注释】martin kramer, “congress prob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martin kramer.org, june 23, 2003, at http://www.martinkramer.org/pages/899529/【注尾】
另有学者认为，对美国中东研究人员构成的指责，一种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攻击，这与当年的麦卡锡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事实上，这些来自中东的学者绝大部分早已成了美国公民，其中一些学者，特别是早期的学者，如菲利普·希梯（philip hitti）、艾伯特·豪瑞理（albert hourani）等对美国中东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美国中东研究协会主席莉萨·安德森（lisa anderson）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指出：“这一指控在偏见和厚颜无耻方面令人震惊。很难想象能够用同样的方式来描述其他类似的群体。即使他们仍然对他们以前国家的政治感兴趣，人们能说进行(这种)学术研究的华裔美国人，或阿根廷、希腊、乌克兰美国人不再是美国人吗，显然不能。”【注释】lisa anderson, president's letter, survey: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mesa), february 2003, at http://fp.arizona.edu/mesassoc/onlinenews/03presletter.htm【注尾】尽管他们中有人“在分析视角和对美国政策有很大的分歧，”但这却导致了“许多建设性的和充满热情的关于中东问题的症结和解决问题方法的辩论。至于本领域许多人来自中东地区，他们来到美国正是因为美国给了他们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注释】martin kramer and lisa anders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what went wrong? special policy forum report,”policywatch, december 16, 2002, at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watch/policywatch/policywatch2002/691.htm【注尾】 美国中东研究协会前主席约耳·本宁（joel beinin）也认为，这一现象使那些致力于充当知识和公众话语警察的人，那些持狭隘美国利益的人感到不安，有时甚至感到恐惧，“我们应当对此感到骄傲”。
第三，关于伊斯兰世界。尽管表述比较委婉，美国著名中东伊斯兰教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几十年来一直发表自己对伊斯兰世界的独到见解，如穆斯林对欧洲现代化的误解、穆斯林把犹太人和西方人作为他们自己社会问题根源的倾向等。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就预言，尽管伊斯兰教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它为无数的人带来幸福，使许多穷人得到尊严和生活的意义，它教导不同种族的人要兄弟般地相处。它促进了伟大的文明的诞生，同时也丰富了世界文明，“但是如同其他的宗教，伊斯兰教也曾有过这样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它使一些追随者有仇恨和暴力的情绪。很不幸的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绝不是所有，甚至也不是大多数）正在经历这样的时期，而且许多（不是所有）这样的仇恨是对准我们的。”【注释】bernard lewis, “the roots of muslim rage,”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266, no. 3.( september 1990),p. 48.【注尾】对这一预言，大多数美国中东研究学者不予认同。赛义德早就认为伯纳德·刘易斯的观点是“挑起争端”、“非学术研究”，其一贯的“目的是想表明伊斯兰教是一种反犹的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注释】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317.【注尾】
马丁·克雷默在其书的第三、四章里，论述和分析了他所认为的美国中东学者关于伊斯兰教和市民社会所犯的集体错误。他认为由于学者们害怕被贴上“东方主义者”的标签，所以这些学者尽一切努力寻找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正面的东西，而忽视了这一运动对美国利益所构成的威胁。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中东研究学者对中东市民社会的研究。这些学者希望通过此项研究发现阿拉伯社会潜在民主运动根源。他认为，一些中东研究学者们不是根据客观事实，而是凭主观愿望，预言中东将出现各种各样的、温和的、非暴力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这些运动将对西方提出挑战，但不会威胁西方。这些学者否认伊斯兰复兴运动存在着潜在的恐怖主义倾向，并对提出这一看法的人持蔑视的态度。另外，他们还预言阿拉伯世界将出现多元化，市民社会将得到迅速发展。其结果是做出了错误的政策预测，误导了美国民众。
对于这一指责，美国中东研究协会的前主席约耳·本宁认为，苏联解体后，许多从事国际研究的美国学者对市民社会研究非常感兴趣，显然这不是中东研究的独有现象，只是在“中东研究这一环境中，研究常常涉及到在多大程度上伊斯兰教与民主兼容。这个研究方向并非是那些希望掩盖伊斯兰教真实特征的反美极端分子的阴谋。这项研究得到美国政府和接近美国政府的一些人的鼓励和支持。” 【注释】joel beinin, “middle east studies after september 11, 2002 mesa presidential address,”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bulletin vol. 37, no. 1 (summer 2003) at http://fp.arizona.edu/mesassoc/bulletin/pres%20addresses/beinin.htm.【注尾】 另外，尽管许多学者对伊斯兰教缺乏宽容持批评态度，但“他们退回到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上——作为外人我们缺乏道德权威和社会知识来评判另一种文化。”【注释】norvell b. de atkine & daniel pip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what went wrong?” academic questions, winter 1995～1996.【注尾】
第四，恐怖袭击和仇视美国的原因。在此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是一方认为“我们的行为”与恐怖袭击有着因果关系；另一方则认为遭到袭击和憎恨是因为“我们的属性（what we are）”，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信仰等。
约耳·本宁用历史回顾的方式，阐述了美国政府的政策与恐怖袭击之间的关系。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美国使馆被伊朗学生占领，52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被扣为人质长达444天，而这一危机的直接动因是被推翻的伊朗国王巴列维前往美国治病，激进分子要求美国将他交给伊朗。从表面看这是激进分子的极端行为，但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策动政变，迫使伊朗国王逃离伊朗，同年又帮他恢复了王位。因此伊朗激进分子认为巴列维国王到美国实际上是他东山再起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了解这段历史，人们就会觉得伊朗激进分子的这一想法并非完全空穴来风。1979年的人质危机同1953年的美国对伊政策之间有着因果关系。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得到当时里根政府的同意。后来达成了一项协议，巴解组织撤出其在黎巴嫩的武装人员，美国保证留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但后来在黎巴嫩难民营发生了马龙教派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屠杀及其他暴行。美国未能兑现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的承诺，而它对以色列的支持使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产生了强烈的反美情绪。1983年4月，一辆汽车炸弹在美国驻贝鲁特使馆爆炸造成63人死亡，其中包括17名美国人。同年10月，另一辆汽车炸弹在贝鲁特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地爆炸，炸死241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另外，从1982～1992年间有45名西方人被扣为人质。约耳·本宁认为，美国人为1953年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行动和1982年同意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与九一一恐怖袭击相比，受到伤害的人要少的多，袭击发生地在德黑兰和贝鲁特而不是在华盛顿，但道理是共同的: 美国在中东和世界各地不负责任地使用其巨大的实力，最终使美国人的生命和利益处在危险中。【注释】joel beinin, “middle east studies after september 11, 2002 mesa presidential address,” at http://fp.arizona.edu/mesassoc/bulletin/pres%20addresses/beinin.htm【注尾】
另一些美国中东问题学者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特别是军事支持，对伊拉克的制裁造成对伊平民的伤害，当年对阿富汗各种圣战组织的支持，与九一一袭击有着密切的关系。批评者将这种用历史的视角进行因果关系分析的研究方法，称为“首先责怪美国”，并在政治上对中东研究学者的“忠诚”和是否“爱国”提出质疑。
上述争论的实质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学术，另一个是政治。在学术层面，研究者在选题上的确有脱离实际、孤芳自赏，或者只给少数同类欣赏的倾向。在研究方法上，一些学者热衷于用一些流行的理论，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作为自己研究的理论框架，用批评者的话说，即“中东研究的学者倾向于用难以辨认的象形文字和他们学科晦涩难解的理论及福柯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术语进行写作，这些与外部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关系。”【注释】norvell b. de atkine & daniel pip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what went wrong?” academic questions, winter 1995～1996.【注尾】 应该说，这种现象在人文学科中普遍存在的，并非中东研究领域独有。对于这方面的批评，被批评方也没有什么异议。实际上，早在1994年当时的美国中东研究学会主席拉希德·哈利德（rashid khalid）就在题为《中东研究还有未来吗？》一文中敦促中东研究的学者接触社会，不要孤立在自己的学术孤岛上。换言之，与同行进行更多地互动，在进行研究前先问问自己的选题有没有实际意义。【注释】rashid khalid, “is there a future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1994 presidential address),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bulletin, july 1995 at http://fp.arizona.edu/mesassoc/bulletin/pres%20addresses/khalidi.htm.【注尾】
在政治层面，一些政治上属于新保守主义，就职于保守主义思想库和新闻媒体，与以色列有着密切联系，并被穆梯达·汗（muqtedar khan）称为“美国外交政策文化第三方”的学者或前外交官对美国中东研究的现状早就不满。他们认为，中东研究充满了反犹、反美，后殖民主义和“第三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成了由信奉这些意识形态的左派所把持的独立王国。这个王国不许有不同的声音，只有群体思维（group thinking）。“第三方”的“政策促进者”把以色列的利益等同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等同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并把反对美国外交政策看作是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不爱国行为，特别是当学者们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而进行这类研究时。他们对“中东研究的学者和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看法正在趋于一致，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注释】作者列举了大量事实表明,从长远看,学者的观点往往是正确的。作者还把美国政府公开阐述的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策与学者的立场进行比较，认为两者非常接近。作者认为正是这一原因才导致了“政策促进者”对中东研究的学者们的攻击。参见 m. a. muqtedar khan, “policy entrepreneurs: the third dimension in american foreignpolicy culture”, 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 journal, vol. v, no. 3（oct. 1997）at http://www.mepc.org/public_asp/journal_vol5/9710_khan.asp【注尾】感到担心。他们利用保守色彩很浓的布什当选美国总统，以及九一一袭击后美国人内心深处对伊斯兰世界态度的变化为契机，试图影响美国对中东的政策。用拉希德·哈利德的话说：“他们现在所做的就是通过诽谤我们来排除公众辩论中不同意新保守主义共识的看法，这一共识在对伊拉克和巴以冲突的政策中占主导地位。”【注释】转引自 “proisrael group puts academics in its site web dossiers decried as mccarthyism,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6, 2002 at https://lists.resist.ca/pipermail/projectx/2002-october/000692.html.【注尾】 另外，有一点也非常耐人寻味，马丁·克雷默是美裔以色列人，丹尼·派普斯是犹太人，而赛义德出生在巴勒斯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论战是巴以冲突在学术界的继续。
三 论战的现实影响
此次论战最大的影响是美国中东研究学者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被边缘化，而属于“第三方”的“政策促进者”却占据了主导地位。【注释】2003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名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 为美国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of peace）的负责人，而丹尼尔·派普斯就是这次论战批评方的主要人物之一，引起很大争议的“校园观察”网站的创建者和《中东论坛》的主任。7月，美国国会对这一任命由于有分歧推迟了表决，但从中可以看出批评方对美国行政决策者的影响。【注尾】 如果说过去对伊斯兰复兴运动性质、恐怖袭击可能性的争论还是一个学术问题的话，那么九一一袭击则使这些争论尘埃落定。在美国公众眼里，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学者的确是失败的。这使中东研究的学者处于不利的地位。在马丁·克雷默等人成为公众人物，频频亮相于电视、广播的同时，另一位资深学者伯纳德·刘易斯对伊斯兰社会的分析则为美国社会广泛接受，成为主流观点甚至是政策基础。【注释】据彼得·沃尔德曼（peter waldman） 在发表于2004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九一一事件不久，刘易斯为部分白宫官员、军事助手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就阿拉伯伊斯兰问题作报告，阐述阿拉伯的反美情绪源自阿拉伯国内而非由于美国的行为。他还会晤过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副总统切尼，他的文章也出现在布演讲资料里，并有显著的标记。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称，“伯纳德教我们如何理解中东复杂而又重要的历史，并为我们下一步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行动指明了方向。”见https://lists.resist.ca/pipermail/projectx/2004-february/005552.html【注尾】
九一一事件发生时，伯纳德·刘易斯的新书《问题何在？：西方的影响与中东的回应》正在印刷。虽然他的新书中只是重复了他几十年来一贯的观点，但该书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书，这与这场论战不无关系。
他的书横跨从伊斯兰兴起到18世纪末开始走向衰落近千年的时间。他强调在此期间伊斯兰世界是一个不仅在军事、经济，而且几乎在所有领域包括科学、文化、艺术都繁荣并领先的文明，而欧洲却处在相对原始的阶段。在穆斯林眼中“欧洲野蛮人”的最佳希望“是融入到哈里发帝国中以得到宗教和文明的好处”。正因为如此，对穆斯林来说，目前的现状是极不正常的。结症何在？他概括伊斯兰世界内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尽管书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仍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妇女的作用被否认，二是政教合一, 三是缺少现代时间概念和精确的时间协调。换言之，问题出在伊斯兰社会内部。他把中东对西方影响的回应概括为两类：谁造成了这一切？我们在哪里做错了？他认为第一种回应导致反犹等仇外行为。第二种回应有可能产生类似英国宗教改革的结果。但目前在阿拉伯世界第一种回应占主导第位。【注释】参见 bernard lewis，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注尾】 读完该书后，人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伊斯兰社会的内部问题，而不是美国的行为是其遭恐怖袭击的原因。 刘易斯在2002年1月的《大西洋月刊》杂志一篇类似题目的文章里更明确的指出，曾经强大的伊斯兰文明在现代落后的原因是缺少各方面的自由。【注释】ber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the atlantic monthly，vol.289, no. 1( january 2002), p.43.【注尾】 这一分析思路成为九一一后美国主流媒体分析美国为什么遭穆斯林恐怖袭击的共识，而客观上伯纳德·刘易斯为这一分析逻辑提供了理论基础。用胡佛研究所库尔茨（kurts）的话说：“在普林斯顿教授伯纳德·刘易斯这位当今最重要的中东伊斯兰历史学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许多评论员论述了九一一袭击的动机是把西方，特别是美国作为中东没有能够现代化的替罪羊。”【注释】stanley kurtz, “ root causes”, policyreview, no.112 (april & may 2002), at http://www.policyreview.org/apr02/kurtz.html.【注尾】尽管着重点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从阿拉伯内部来寻找反美和恐怖袭击的根源。
2001年10月8日《洛杉矶时报》一篇署名文章把矛头直指阿拉伯国家现政权。文章认为从表面上看，美国支持以色列、对伊拉克制裁造成对平民的伤害是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压制性”的政府，“阿拉伯国家缺乏释放不满情绪的民主途径，形成了产生本·拉登和基地组织这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滋生地。” 【注释】t. christian miller, “washington is allied with repressive governments and hasn't pushed democracy，” los angeles times，monday october 8, 2001, 8th edition.【注尾】
在美国《新闻周刊》2001年10月15日的一篇特别报道中，扎卡利亚(fareedzakaria)从阿拉伯历史、宗教和现实政治分析了恐怖袭击的原因，并认为除非美国满足阿拉伯国家消灭以色列和立刻解除对伊拉克制裁的要求，否则,在外交政策上无论美国怎样向阿拉伯妥协都不会消除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而这两点美国是不可能做到的。文章中，他还提出了“国家重建” （nationbuilding）的概念，认为这是一个艰巨、甚至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但“稳定的政治发展”是减少对美国安全威胁的关键，因此，美国除了参与“国家重建”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他还强调：“美国必须帮助伊斯兰融入现代社会。这听起来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挑战，但美国甚至全世界面临一个可怕的安全威胁，除非我们能够阻止（阿拉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崩溃，而这正是阿拉伯世界愤怒的根源，否则这一安全威胁不可能被消除。” 【注释】fareedzakaria，“the roots of rage,” newsweek, vol.119, no.43(oct. 15, 2001), p.21. 【注尾】
《外交》双月刊也发表了多篇与此有关的文章，美国国际事务全球研究中心（the global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enter）主任巴里·鲁宾（barry rubin）在2002年11/12月期的一篇题为《阿拉伯反美的真正根源》一文中认为，这种敌意在很大程度上是阿拉伯社会内部各种集团为了自身利益操纵的结果，这样可以转移公众对其他更严重问题的注意力。他还向政策制定者建议，既然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来自阿拉伯内部的需要而不是美国的罪行，美国进行公关宣传或是改变政策都不会起任何作用。美国这样做，其结果很可能是事与愿违，“美国的绥靖行动只会向中东的激进分子表明他们的反美战略取得了成功。”【注释】barry rubin, “the real roots of arab antiamericanism,” foreign affairs, vol.81, iss.6, (november/december 2002.), p.85.【注尾】
普林斯顿大学的迈克尔·多兰（michael scott doran）在2003年1/2月期题为《巴勒斯坦、伊拉克和美国的战略》一文中认为，“尽管巴勒斯坦是阿拉伯政治象征的中心问题，但实际上，在阿拉伯政治实质中它却是一个边缘化的问题。如同1991年，如果确实有一条使巴勒斯坦局势平息下来的道路的话，那么这条道路必然要经过巴格达。”【注释】michael scott doran，“palestine, iraq, and american strategy,”foreign affairs,vol.82,iss. 1 (january/february 2003), p.19.【注尾】
曾为美国总统特别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近东事物助理国务卿，现为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的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也撰文，要求布什政府吸取海湾战争的教训，即“美国支持开罗和利雅得的独裁政权导致了基地组织（的产生）。”同时，他也承认美国政策处在一种悖论中：支持独裁政权会产生基地组织，而要求开罗和利雅得实行政治改革则有可能帮助本·拉登实现自己的目标——推翻这些政权。他认为“出路是走一条中间道路。”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是否有“致力于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伊斯兰国家为其他国家提供效法的榜样。”他认为约旦也许就是这样一个榜样。 【注释】martin indyk, “back to the bazaar,”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1(january/february 2002）pp.80～83.【注尾】
梳理这些文章，可以发现除了布什政府选择了伊拉克作为“中东国家的民主样板”外，布什政府对中东和伊拉克的政策似乎是“政策促进者”建议的翻版。当然，不能由此得出这些人左右了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结论，实际上，布什政府中的一些官员也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他们与“政策促进者”有着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政策促进者”对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的影响却是非常明显的，至少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无论哪方比重更大，这场论争的现实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正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