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与理论创新——罗荣渠先生的学术道路（上）（20030830）
一
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９日，罗荣渠先生出生于成都一个书香之家，父亲罗文谟是知名的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别号“双清馆主”，与张大千、徐悲鸿等大师过从甚密，常泼墨于一纸。良好的家学熏陶和影响，使罗先生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生喜好诗词书画，其中在书法造诣方面尤深，曾有多幅作品选送海外展览。《北大史学》、《世界史研究年刊》（创刊号）等刊名题字亦出自罗先生手笔。罗先生生前为书画人才济济的北大燕园书画会会长。
罗先生少时就学于成都著名的成都县中（初中）和树德中学（高中），当时即已显露出其出众的文史才华。中学时，他曾与一批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发起、组织“四为学会”，以宋儒张横渠的名言为旨趣，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心忧天下，豪情壮烈。１９４５年，先生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社会系，次年复员北上，转入北京大学史学系。由此开始，罗先生与北大、与历史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罗荣渠先生在学生时代即已对中国文化史、中外交流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与其学术师承有密切关系。当时的北大，大师云集，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著名历史学家向达教授。向先生开设的中西交通史等课程，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外关系和西方文化史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罗先生生前一直珍藏着北大读书时的处女作如《古代“琉球”问题争论之总清算》和《古代中国文化西来说述略》，他的大学毕业论文选题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据先生自述，“在北大读书的几年，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向达先生。他给我的不仅是丰博的学识，更重要的是他踏实、严谨的求学作风，深厚的考据功底与贯通中西的治史方法，让我这一生都受用不尽。”事实上，罗先生后来从事世界史特别是美洲史研究时，也的确一向注重对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文化沟通的探讨，卓尔不群，成就斐然。
１９４９年７月，罗先生自北大史学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同年秋，先生往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工作，从事中苏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在《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十月革命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工人红军》等论著。１９５６年９月，经业师杨人 教授推荐，罗先生重返母校历史学系任教。
道路漫漫，苦苦求索，先生在北大执教凡四十载，桃李天下，堪称一代师表①。
１９９６年４月４日，罗先生不幸在北京病逝。
二
罗荣渠先生是我国美国史、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元老之一。还在六十年代初，他即围绕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外交关系史在《人民日报》、《历史研究》等连续发表了一批文章，对美国的侵略政策进行深刻批判。其中，最显其学术功力、在当时影响最大的之一是《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②，该文研究了早期门罗主义的起源、性质、作用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阶级实质。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门罗主义是美国早期对外政策的继承和重大发展。门罗诸原则不仅包含了美国早期对外政策旧质中的量变因素，而且在量变中有新的部分质变。门罗主义对美国传统政策的最大的发展，是它包含有美国对美洲的事务拥有合法干涉权的思想，包含有为保护美国的殖民利益而排斥欧洲的殖民扩张的战略原则，因此，门罗主义的提出为美国争夺西半球的霸权的斗争提供了最初的完整的理论准备。”至于门罗宣言的作用这一海内外学界
众说纷纭的焦点问题，罗总结道：“美国政府在门罗主义的不干涉原则上，完全是放空炮；而在美洲体系原则上，则是美国自己首先破坏自己订立的原则。”基于此，作者认为，“门罗主义不过是美国统治阶级利用当时的国际形势发表的一个投机性质的外交声明。所谓早期门罗主义所起的历史作用，不但是被资产阶级史学家所大大夸张了的，简直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这篇发表于３０年前的长篇论文，时值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美国对拉美挥舞大棒、横加干涉古巴革命之际，故而亦未免时代局限的烙印，但即令如此，也仍不失为自成一家之言的厚重之作。事实上，该文与此前此后发表的《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③和《古巴革命的胜利道路》④，应视为罗氏在美洲史领域功成名就的奠基之作。
时隔１５年之后，历经曲折与磨难，１９８０年，罗先生在《历史研究》上登高而呼：“美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他以特有的个性提倡：“尊重历史，如实地研究美国。”在他看来，每个国家不但都有自己的历史特点，而且还有自己的立国特长，“即使是我们的敌人也有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如果在研究外国历史时不采取尊重历史的态度，尊重别国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态度，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而是硬把自己的价值尺度强加于人，甚至把事物的一个片面夸大为全面并推到极端，那么历史必将变成一团荒谬。”尽管美国有许多污秽和丑恶之处，“而且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但这些丑恶的黑暗面“决不能代表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精神，不能说明它的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也不能反映它的人民的思想风貌”。这篇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的《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⑤，使学人思路豁然开朗，可谓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美国史研究界的思想解放宣言。
罗先生率直坦言：“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历史中引起我们兴趣的问题非常之多，而过去我们很少注意的问题，正是这个民族的“本质上的特点”即它的长处和优点，以及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和内在力量。……美国史上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很多。由于美国是在一个没有旧的封建传统的新环境中独立地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因而就更加值得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的注意。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有可能较易于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明确的线索，探索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是不是一种成功？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需回避，应该遵循经典作家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初期阶段的美国历史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帝国主义阶段美国历史的新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探索。”可以公正地讲，这篇论文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开放与大度的心态以及深厚的理论思考，实际上具有相当超前的丰富蕴含；罗先生的这一学术个性与品德还一再体现于其学术探索的历程之中。
在我国，兼治美国史、拉美史、中国—美国关系史、中国—拉美关系史、美国—拉美关系史等美洲史诸领域，罗先生很可能是迄今为止的第一人。⑥他对中国与美洲的历史联系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国人发现美洲这一世界之谜的探索上尤其卓有成效，为海内外同好所称道。 “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的假说最早是１７６１年由一位法国汉学家提出的。在中国，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到著名学者朱谦之、邓拓等亦皆顺应此说。然而，罗先生独辟蹊径，早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一文中即对此进行了出色的证伪研究。他从《梁书·诸夷传》这一研究扶桑国问题最早的原始资料入手，从地理位置、物产、社会组织和风俗、佛教和慧深、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等方方面面，追本溯源，力驳所谓扶桑即墨西哥说。
八十年代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外水下发现“石锚”，有人将它作为公元前一两千年中国沉船的遗物，视为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的“新物证”；有关“石锚”的新闻遂不胫而走，对外广播、科普读物甚至历史著作广为引述，宣扬是古中华的光荣；甚至据说还有外国电影商来中国拍摄一部以中国人发现美洲为主题的电影。基于对这一涉及地理发现史重大课题的关心和责任，罗先生冥思苦索，撰就《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⑦这一传世之作。他在前文的基础上，具体辨析了《惠深年谱》的似是而非、《淡墨》虚构的美洲扶桑国,指出“扬帆美洲三千年”是一种“并无实现可能的航海可能论”,“石锚”尚未“水落石出”；《梁书》有关扶桑国的记载“疑点甚多”，其本身即“足以否定扶桑即墨西哥的假说”。“根据现有资料，对扶桑国的猜想只能作出两种推论：一、根本没有这个国家，扶桑国传说不过是西域游僧编造出来的海外奇闻；二、确有其地，其地应在中国之东，即东北亚某地离倭国不太远之处”。罗先生感慨道，“如果把封建中国不去做、事实上也很难做、历史上莫须有的事情，强加给几个云游四海的和尚，把他们打扮成伟大的探险家，岂不是缺乏对历史的严肃态度吗？”由此，作者还进一步阐释了人类历史上的文化传播这一敏感问题：从人类移居美洲大陆之后，两半球的文化基本上是相互孤立、平行发展的。西半球因与旧大陆长期隔绝，文明的每一进步较之旧大陆要更为艰巨。南北美洲面积广大，而从南到北的距离特别长，新大陆的文化传播要比在旧大陆的条件下困难许多倍。“至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哥伦布以前时期只能是零星的偶然的”；“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几方面的影响都是存在的。这些影响不仅是偶然的、次要的，而且一般是间接的，即通过很长时期、经过很多中介的过滤逐渐渗透到美洲某个局部地区。同时还必须考虑到长期孤立发展的水平低的文化对外来的陌生事物具有强烈排斥性的一面”。无论如何，不应把旧大陆文化传播方式全部硬套到美洲大陆。“古代美洲文明只能是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长期辛勤劳动的独立创造物，绝不可能是外来的。对某些相似与巧合的东西也要研究，具体地分析哪些是不谋而合的创造，哪些是间接渗透的影响，哪些是直接接触的产物，绝不能本末倒置，主次颠倒。”罗荣渠教授中肯地告诫人们，“加强对于文化传播的历史研究对增进各族人民间的友好和文化交流是有好处的。但这种文化传播是在各种不同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研究时应进行具体分析。没有必要把一切活动都扯到人民友好的文化交流上来。”文章发表后，学界瞩目，广受关注。该文既有无懈可击的微观考证，又有严谨的宏观分析，气势磅礴，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其独具一格的论证方法，也堪称绝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是否由中国人首先发现美洲这一世界之谜问题上，罗先生的研究独领风骚，卓然大家，即使可超也不可越。
对错综复杂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史的研究，罗先生也贡献良多。还在１９８０年他即率先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批判地、全面地探索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他说,只有具体分析各种复杂的矛盾（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作用,才能对中美关系的变迁作出全面估价。“过去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时，一般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去看世界，而很少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这样往往给容易使我们的视野受到一定的局限，甚至难免不自觉地受到闭关自守的因袭观点的影响。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⑧比如，从多向度的历史视野来看，“门户开放主义尽管完全是根据美国利益的需要提出来的，但并不能以此而简单地否定它在中国的国际政治中起过某种微妙的历史作用。”这种作用并非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有时也并不取决于某个国家的主观意图，而是由于国际政治斗争极为复杂、各种交织的相互矛盾的力量的合力所致。因此，“研究‘门户开放’政策的实际后果，必须把它放在既定的国际斗争的全局中去进行考察”。由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成为东亚国际矛盾的焦点，俄、日、德、英、法急于瓜分中国的领土，“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使欧洲和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复杂化，形成多角对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国家例如沙俄和日本瓜分中国的势力起了制衡作用。”在《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⑨中，罗荣渠从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这一新视角，具体研究了早期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知识、教会学校对西方文化的传导、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留学生与西学东渐等历史现象；通篇视野开阔，取材宏富，立论独到。通过这种研究，罗先生总结出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独特之点：“近代中国从闭关自守走向门户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在西力的冲击下逐渐解体、蜕变和转向现代化道路的复杂而痛苦的历程”；“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输入和传播，是刺激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外来因素。”
三
现代化研究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最为关注的显学之一。对这一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新课题的拓殖和研究，凝聚了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的无数心血与劳作，而罗荣渠先生作为新时期我国现代化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创始人，尤其是功彰绩伟。（10）
开拓现代化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这一新课题，是罗先生还在八十年代初首次赴美访学之际会见普林斯顿大学ｃ.布莱克教授时即已萌生的新念头。１９８４年，他正式著文提出，“‘现代化’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范畴，从新的宏观视角开阔了我们对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的视野。”这是一个对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直接现实意义、对历史研究也能起推动作用的重大课题。在思想锋芒毕露的罗先生看来，“当前的问题不是讨论这个研究课题是否必要的问题，这个与当代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早已是现实的存在。当前的问题是如何组织力量开展我们自己的研究，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11）这位忧国忧民、爱国报国的历史学家感到，“我国搞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运动，但却没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这是今日中国现实给我出的一个题目”。（12）罗先生认为，在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形下艰难崛起的中国，在赢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备尝“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毕竟不是治本之策，“旧病未除新病又犯”亦决非偶然；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不首先着眼于根本的理论建设与创新。“现在是改变这种理论严重落后实际的情况的时侯了。”当时已近花甲之年的罗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回应现代化这一新浪潮的挑战、开拓现代化研究这一前沿学科,他放弃了胸有成竹、正在写作中的《美国的历史与文明》，“重打锣鼓另开张”。以发表《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13）为标志，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罗先生全力投入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这一难度极大的新课题，以高昂的热情去开垦一个艰辛的史学新园地。他系统介绍海外学术理论的新动向（14）、深入挖掘近代以来我国现代化启蒙运动的精神遗产（15）；发起、组织召开全国性及国际性的现代化理论研讨会；组建领导我国唯一的现代化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各国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主编大型学术丛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他是“现代化历史进程比较研究”这一全国唯一的以现代化为博士生研究方向的唯一的博士生导师；他满腔热忱地倡导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新理论体系，不遗余力地创建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一批批开创性论著接连被推出，其中论文如《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16）等脍炙人口，专著《现代化新论》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17），先后荣获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首届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罗先生是从宏观历史学的新视角来研究现代化这个大课题的。他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18），立足于创立现代化研究的综合理论体系，提出了从宏观到微观五大系列的研究重点，这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尚属破天荒第一次。《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19）一文，提出了现代化三次世界性浪潮的新观点，对工业革命以来两个多世纪的世界巨变作出了成功的宏观概括和理论总结。罗先生把现代化界定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把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大转变的世界进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加以整体性研究，对现代化理论、世界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20）。他借助于其首创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这一新理论思维，阐释了以大生产力形态演进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的新发展观，从而凸显了中国人大胆探索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变迁而形成的新现代化观。他把现代化的“现代”界定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性变革这一急剧变迁的新时代，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是对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变革与发展的特殊进程的称呼”。（21）最近几十年来，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崛起，这一进程的速度、广度和发展机制大大强化了。现代发展是时代的中心主题，席卷全球的发展大潮是跨世纪的历史主流。现代化的本质即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凡属成功的经验都是具有独立自主性的选择性现代化，而盲目崇外、照搬外国模式的现代化未有不累遭挫折者。”我们绕不过历史。“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每个国家都将思索：它将如何在这个急剧变化的、分裂的、不平衡发展加剧的世界中找到自己发展的平衡与重心。”
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学理性探究，是罗先生始终关注的重心所在。按照罗先生的解释，中国现代化是经历了三次发展模式转换、三次现代化的局部断裂的“被延误了的现代化”；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是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这四大趋势错综复杂的多线性、多方向的矛盾运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即现代化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只有现代化才能概括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变的广泛的内容与宏大目标”。（22）罗先生晚年所作《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一文总结道，“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罗先生主张，从革命史取向转为现代化取向，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罗先生认为，研究历史，是为了正视未来。用革命化代替现代化的错误，在实践中已经改正过来，但在理论上尚未得到认真地阐释。“为了创造性地探索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认真深入研究过去探索中遇到的挫折与教训，打破一些自我的思想禁锢，实事求是地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实在是一件重要的工作。”（23）他指出，在跨世纪的现代化挑战和机遇面前，我们中国人必须努力防止主观原因造成的本可避免的错误。“在国际国内都面临重大转折的新形势下，中国将面临许多新问题，迎接许多难以预料的新挑战，对此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和充分的思想准备。由于历史遗留的一系列重大失误与难题，给一个十二亿以上人口的大国的改革和发展限制了非常苛刻的条件”，罗先生在《二十世纪回顾与二十一世纪前瞻》（24）这一去世前不久撰写的新作中警示说，“必须戒骄戒躁，把握好跨世纪的新模式转换，牢牢抓紧时代的机遇，绝不允许再犯历史性的大错，特别是不能再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这不正是以学者的良心写过《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25）的罗荣渠留给我们的“示警预报”吗？
全中国正在进入史无前例的现代化变革的时代大潮之中，古老的历史学究竟应如何适应新形势？我们在彷徨之余，亦不无欣慰：“就历史学而言，老调子永远也唱不完，但却不是永远只唱老调子。”（26）——痛定思痛，但愿我们勿忘罗荣渠先生这位纯粹的中国历史学家的盛世危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