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与理论创新——罗荣渠先生的学术道路（下）（20030830）

思想家顾准尝言：“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而本身既是专门家又是思想家的罗荣渠则一言以蔽之曰：“历史学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罗先生分析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不可能成为时代的“显学”，历史研究也不可能都直接围绕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来开展，但这绝不意味着时代可以离开或者不需要历史学；与此同时，历史学作为一门基础社会科学，又须同新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但历史学家应当有鲜明的时代感、责任感，面向未来，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对发展中的中国历史学而言，罗先生认为，也同样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左”的影响。以世界史研究而论，实事求是，就是用生活的实践来检验历史的理论；解放思想，就是把长期以来附加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的许多不实之词予以批判性的澄清。全部历史都应该重新研究，历史学应当适应时代的需求而加以改革。比如，教材建设是历史学改革的首要任务，也是历史学学科建设的一大课题。当前历史学教学中突出的问题之一是教材陈旧、落后，世界史教材的问题尤为突出，几十年一贯制。过去的教材受原苏联教材的影响很大，近年来虽有所更新，但从结构到内容，大同小异，真正创新的极少，与现实需要严重脱节。为此罗先生一再呼吁，历史学在保留传统的学科特点的同时，必须开拓一些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必须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历史课题进行创造性的新探索”，甚至增设新专业。“世界史学科建设本身要适应现代化”。

罗先生治学视野开阔，博通闳识，融古汇今。除上述美洲史、现代化研究外，他还在史学理论、殖民主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领域写作、发表过一言九鼎之作。比如，先生早就对二战史有过深入研究（27），在１９９５年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他主张“紧紧把握反法西斯战争这一主旋律”，正视历史，反思战争（28）：人类能否记取二战的教训？如何面向未来、安不忘危？他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胜的历史经验、苏联和西方在阻止法西斯侵略战争上的重大失误等一系列问题重新加以研究。对那个苦难的时代的历史，年轻的一代要认真学习，以提高全民族在未来的更加复杂的世界发展进程中的自主性和识辨能力。《辉煌、苦难、艰辛的胜利进程》一文提醒说，“一个人老了往往患健忘症，但一个民族不能患‘集体健忘症’，更不能受那些有意制造‘集体健忘症’的人误导。那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之一。”（29）罗先生发现，日本虽在战争中被战败了，但并未真正认输，“它只接受了战败国的冷酷现实，却从没有真正的自我认罪。”在日本，悔罪还是拒不认罪，这个五十年前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至今还没有真正解决。“尽管日本已从战败中重新崛起，但它仍未解脱那场战争的精神包袱。尽管在经济上日本已成为世界大国，但仍未改变那种岛国心态。尽管日本输入了大量的西洋文明，但它在骨子里仍包藏着被扭曲的大和民族之魂。”（30）

在学术界，罗先生的历史研究之独具品质，有口皆碑。他一向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他从不闭门造车，而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他一贯主张独立思考，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勇于坚持真理，独树一帜。罗先生始终保持对理论的热情，特别强调理论思维对历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性，强调高质量的历史研究应具有理论深度。他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跨学科的知识根蒂，在研究中从历史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历史，有机地熔理论与历史、中国与世界的研究于一炉，推陈出新。他主张历史学必须借鉴各门社会科学的“解剖刀”来剖析广泛收集的史料，注意世界学术新动向、吸收新成果，致力于把历史学从传统的人文学发展为真正的社会科学。他常以剥笋、聚焦、削铅笔为喻，教导学生要浸淫于所研究的问题中，反对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式的不实学风。（31）他为史学振兴而奔走呼号，提倡历史学论文应遵循严格的国际学术规范，（32）呼吁逐步建立有规范性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估制度。（33）这些都是罗先生治学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34）。

作为学者，罗先生一身正气，刚正不阿，道德文章兼备，“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其著述，谋篇气势宏大，分析丝丝入扣，文辞壮美，气象非凡。作为学者，他总是志存高远，锐进不懈，不仅才华横溢，而且一向勤于耕耘。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他专心从事学术工作，为了弥补失去的岁月，总是废寝忘食，加倍努力工作，很少有时间休息（包括星期天）。为了发展和繁荣中国的历史学研究，罗先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改革开放以来，罗荣渠先生一直活跃在我国史学界的前沿，他生前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世界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世界史学科评议组副组长，还被聘为荷兰莱顿大学外籍研究员等。

注释：

①林被甸:《漫漫长路 苦苦求索——罗荣渠先生的学术生涯》，《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总第２２期（１９９６年９月）。

②罗荣渠：《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美国早期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６期。③罗荣渠：《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６２年第４期。

④罗荣渠:《古巴革命的胜利道路》，《人民日报》，１９６３年１月３日。

⑤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⑥详见杨玉圣：《罗荣渠教授与美国史研究》，《美国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３期。参见罗荣渠著:《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⑦罗荣渠：《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该文的修订稿，见罗荣渠著：《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中国与美洲历史联系论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⑧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⑨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10）参见董正华：《罗荣渠教授和他的现代化研究》，《中国研究》（东京），１９９６年6月号。关于罗先生对现代化研究的杰出贡献，请详见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11）罗荣渠:《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３期。

（12）杜跃进：《为现代化铺垫理论基石——访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罗荣渠教授》，《了望》，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13）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14）罗荣渠:《西方现代化史学思潮的来龙去脉》，《历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期；罗荣渠：《发展：跨世纪的挑战——近四十年发展思潮述评》，《现代与传统》，第７辑（１９９５年）。

（15）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1997年第2次印刷)；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１日、２６日。

（16）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17）《现代化新论》一出版即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高度重视。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５日，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三十多位教授、专家，专门就罗著《现代化新论》一书进行了研讨。学者们公认，《现代化新论》是作者近十年心血的结晶，“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宏观史学角度探讨世界现代化总趋势的一部开创之作”，不仅为现代化的跨学科研究建立了典范，而且也为历史学发展指出了一个新方向，它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突破。（详见尹保云:《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突破——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研讨会综述》，《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王加丰长篇书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的开创之作——读罗荣渠〈现代化新论〉》认为，《现代化新论》一书“充满时代感和历史家的责任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它体现了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历史观，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现了新的现代世界发展的宏观构思，是不可多得的开创之作。（详见《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18）罗荣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19）罗荣渠:《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０年第５期。

（20）详见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１９９５年第２次印刷、1997年第3次印刷）。

（21）罗荣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22）罗荣渠:《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１８４０年代—１９４０年代）》，载汪熙、魏斐德主编：《中国现代化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罗荣渠：《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23）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１９９６年冬季号。

（24）罗荣渠:《二十世纪回顾与二十一世纪前瞻——从世界现代化进程视角透视》，《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25）罗荣渠:《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东方》，１９９４年第５期。罗荣渠先生在《全社会都来关心精神文明建设》（《华夏文化》１９９６年第２期）中指出，“经济发展是文化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发地带来健康、向上、优秀的现代新文明；高科技也解救不了精神危机。这是今天全球发展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大问题。”就我国来说，“当前的问题是不能坐而论道，必须起而行动，把加强精神文明的措施落在实处”；“决不能经济腾飞，而让精神扫地！”

（26）罗荣渠:《历史学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世界历史》，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27）罗荣渠著:《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版。

（28）罗荣渠：《伟大而艰难的联盟——略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胜的重要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４期；罗荣渠：《人类能否记取二战的教训》，《中国教育报》，１９９５年６月７日；罗荣渠：《面向未来 安不忘危》，《群言》，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29）罗荣渠:《辉煌、苦难、艰辛的胜利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30）罗荣渠:《日本的战争忧思录——第二次世界大战５０周年访日观感》，《东方》，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31）参见杨辰起：《博通闳识 锐进不懈——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32）罗荣渠:《展望２１世纪史学的一点浮想》，《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330参见张原：《应重视制定文化发展战略——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人民政协报》，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２日。罗先生指出：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教育事业出现的新问题及其解决方式，探索以现代物质文明来促进现代精神文明的新思路，应制定与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战略；“《教师法》的制定是一件好事，但还不够，还应制定加强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性和改革性文件及有关立法，切实贯彻‘双百’方针，引进竞争机制，逐步建立有规范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估制度。”特别是要实现学术管理制度的现代化，完善博士培养制度，在人文社会科学有关学科中建立院士制度，与自然科学一视同仁。

（34）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汉在《悼念罗荣渠教授》一文中指出：“罗荣渠教授的史学研究领域广阔，融会中外，尤以富于创见性、宏观气魄和理论性为特征。他的史学思想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３期）沈汉的笔触悲痛而深情，“论年龄和精力，罗荣渠教授本可以和我们这一代人一同跨入２１世纪的。但他加之于自身的负荷太大，他对自己要求太严，他的时间表安排得太紧，他的工作热情与激情已经超过了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所能承受的限度。这样，正当我们瞩目于他，追随于他，欲就许多问题向他讨教时，他却离我们仙逝了。这对于中国史学界是何等的损失，而对青年学者又是何等的悲痛啊！”

附：致周颖如编审（二封）

周老师：

您好！

回来后，我即读您回忆罗老师的文章，非常感人；其实，对于像罗老师这样一位兢兢业业、埋首于学问的人，只要写实，无须精雕细刻，即不失为文情并茂的佳作。您与罗老师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几近半个世纪之久，因而，哪怕是点点滴滴，连缀成篇，即是罗老师道德文章的缩影或再现。

您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想了解罗老师半生坎坷、非凡学术成就的读者而言，您的现身说法是最有权威的。一般人只是表面上看到了罗老师生前的辉煌成就，而未必深晓罗老师的成就是如何不疲倦地上下求索而换来的。罗老师的学术成就，除了他本人的绝顶聪慧外，还离不开他对学术的敬意、对社会的责任感、勇于进取的精神、辛勤耕耘的干劲、对跨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敢于也善于推陈出新的气魄、家学源渊和国学根基，等等。现在，相当多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也许正是在上述方面，与罗老师相比，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罗老师已经为吾等后学以其身体力行矗立了一座无形的精神丰碑。

这还使我想起您提到的如何看罗老师的学术地位的问题。我觉得，按罗老师的实绩，在当代中国历史学界、在同代人中，他的学术成就可以说是很少能与之比肩的。这样说有三个理由：第一，罗老师是凭了自己的真才实学在学界闯荡天下的，他在美洲史、现代化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地位，将是学术史上不争的事实。第二，罗老师集思想家和专门家的双重品质于一身，这是他区别于一般的历史学工作者的根源。其学术地位即奠基于此。因为成为一个专家相对并不是太难，但又是专家、又是思想家，这在中国当代的历史学界几乎是寥若晨星了（当今能达乎此境界的或许仅有如黎澍、陈旭麓、吴于廑、罗荣渠、章开沅等极少数学者）。第三，在我国史学界，虽也有些学者名满天下，但大多是风云际会、靠了做官、玩“花架子”或者甘心做“风派”之类，而其学术成就却是应大打折扣的（这类人目前还相当不少），但罗老师的学术地位却是完全凭借货真价实的学问，靠了其新见迭现、论著不断。罗老师是搞世界史的，但其影响力却远远超乎此而括及整个史学界；不仅是国内史学界，罗先生的学术影响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界及海外史学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罗老师的名篇如《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无疑会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经典。《现代化新论》、《美洲史论》将是体现罗老师学术成就的主要代表作。经历了那么多坎坎坷坷、失去了那么多宝贵时光，在人过中年之后，罗老师始得一展学术抱负，不到二十载光阴，即突飞猛进，卓然大家气象。学术成就如罗老师者，放眼当今历史学界乃至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界，能有几人？

罗老师是你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典范。对罗老师的学术思想加以研究和传播，将是我今后重要的工作之一。我自信这一工作将具有未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值得去做，也应该去做。

盼周老师多保重！

匆此

玉圣

1996年12月1日

周老师：

您好！

现将关于罗老师的学传《历史研究与理论创新——罗荣渠先生的学术探索历程》修订稿（复印件）寄上，劳您过目。

对我来说，写这篇文章，可谓力不从心。其原因，当然首先是以我目前的功力，实在难以全面把握（更不用说是全面评价）罗先生的学术成就；其次，缺乏这一方面可资借鉴的成果，或者说，目前人们对罗先生的杰出贡献的研究还注重不够（比如齐世荣教授在《历史研究》发表的一篇引起广泛重视的专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状况的长篇文章中，虽也提到了罗先生的两篇论文，但也只是说罗先生的文章“有理论的深度”，正华三天前与我通电话时，也对此大不以为然；因为以罗先生的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地位，怎能仅以“有理论的深度”这六个字即可以打发掉呢？）可以说，对罗先生学术经历及其成就的研究，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不是也不可能是朝夕之功即可应付的，这需要时间。我相信，对罗先生的评价，不是想抬高即可抬高、也不是想贬低即可贬低的。大浪淘沙，时间、实践将是最好的裁判。

您可能误会了；其实我是一个最不注意“关系”、也不会搞“关系”的人（不论是学术还是非学术），否则的话，也就不至于“四面树敌”、得罪人了（其中相当多是学术上的原因）；对于一些我看不上的人（如“风派”之类），我甚至懒得搭理；对于一些无学有术、奉迎拍马之徒，是绝不会有“关系”的。我倒是自觉自己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当然，这个性是好是坏，是一回事；而且，往往不见容于人。说话做事，一本良心，活得有人情味儿，这是自己的追求。其他的，如名利、金钱、地位等等身外之物，虽还不能完全超脱，但已经看得越来越淡了。

罗老师不幸逝世后，我一直深感悲痛，特别是感念于罗老师晚年对自己的爱护，又不满于一些无聊之人的闲言碎语，所以，断断续续，先后写了若干有关罗老师的回忆或纪念文章（载《美国史研究通讯》、《中华读书报》、《美国研究》等），只是抒发自己对罗老师一言难尽的缅怀之情。

我虽在读研究生时系统听过罗老师的课，如果也勉强算是一个学生的话，那么，我肯定不是为罗老师最争气的学生，但罗老师的去世及前前后后的一些变故，给我的震憾却是极大的。所以，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顾虑，但还是忍不住要写罗老师。我不想充罗老师的门生，更无意“垄断”关于罗老师的研究（事实上我即使想做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确实是情不自禁。罗老师由八五年时的将我事实上“拒之门外”，到他晚年之有意“收留”我做弟子（还在电话里说毕业后即留在他身边、做助手），以罗老师的个性和地位，他能有如此之大转弯，我真是不胜感动之至。现在罗先生走了，除了惋惜、遗憾和悲痛，我深感还应尽己所能，打破有的人有意或无意造成的“沉默”状态，写出我心目中的罗老师的学者形象。此外，也的确有不少人想了解罗老师，但目前尚缺乏这方面较详细的材料（如李慎之先生几天前即来电话，要我提供罗老师的论著目录，以便进一步了解罗老师的学术研究情况）。这当然很难，但自己总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问心无愧，即于愿足矣。

至于《世界历史》的这篇文章，先有正华等执笔，后由林被甸老师与我合作，最后变成我一个人来完成，既是一个过程，亦非自己本愿。沈永兴先生讲，“中国著名世界史学家”专栏登完罗老师这篇就停了，他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把这篇作“压轴”的。因为时间限制、篇幅限制，最主要的是我自己的素养有限，这篇文章很可能是不同的人看了将会有不同的意见（包括赞成或反对）。虽然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和林老师合作的产物，但既然由我一个人署名，自然也就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既非罗老师本人的授意（因为他没有对此发表过任何意见），也不代表您或者林老师的观点（尽管你们都关心此文并提出了意见、而我在文中也程度不同地吸收了）。至于文章本身的水平高低等等，大概只能是别人愿意怎么说即随便了，因为文章一旦发表，就不再纯粹是自己的东西了，而是得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评头论足”了。

随想随写，也只是说明一些情况，望您鉴谅。

匆此

玉圣

1996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