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历任总统的信仰
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皮尤研究基金会 (pew research foundation) 注意到人们因乔治·w. 布什 (george w. bush) 在初选阶段直截了当地表明信仰基督教而就他的候选人身份发生争议而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以搞清美国人对谋求总统职位者拥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持何种见解。此次调查表明，高达70%的人希望他们的总统“笃信宗教”，尽管有大约50%的人说，如果总统在公开场合过多表达自己的信仰，他们会感到不舒服。在布什任职总统期间进行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约有58%的美国人认为，他公开信奉宗教的程度“接近恰如其分”。有趣的是，那些认为这位总统没有充分表达自己信仰的人居然比认为他过多表达自己信仰的人多出了一倍。美国政治舞台上众口难调。
欧洲人和其他外国访客常对美国人民的宗教热情感到惊异。令其备感困惑的是，自打民意调查问世以来，共有90%以上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信仰上帝，或至少信奉某个能够指导其生活的“更为强大的力量” 。他们还对每逢周日全美国有1/3的人可能在做礼拜这一现象感到惊讶。多年的民意调查发现，70%至8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为了确定他们之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福音派”(evangelical) 基督徒，调查提出了更为明确的问题，所得出的数字介于25%和40%之间。
“福音派”一词很难定义。与某人是否是个“福音派”相关的问题经常集中在他是否相信《圣经》 (bible) 是上帝的话语 (god's word)，或许还聚焦在《圣经》是否“绝对正确”上，这又是一个复杂的术语 ，以及他们是否认为基督徒应通过祈祷做出信奉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作为自己的救主 (savior) 和生命的主 (lord) 的个人承诺。
然而，美国的主流报纸、期刊和杂志不怎么反映美国内地 “宗教热忱”的情况。流行文娱节目也没有表达出一个虔诚的美国的印象。好莱坞 (hollywood)、强势媒体、学术中心和重要的金融基础机构多半是由放弃有组织的宗教，或至少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人们所控制。正如社会学家彼得·伯杰 (peter berger) 曾经说过那样，“美国是由精英瑞典人（即认为宗教大概都是骗人鬼话的有世故的世俗知识分子）治理的印度人（即渴望表达宗教信仰的人们）的国度。” 占据这个国家文化界顶层的那些人多半是些世俗人物，而美国的平民百姓则依然我行我素，去教堂做礼拜、捐助慈善团体、继续遵循十诫1 (ten commandments) 或山上宝训2 (sermon on the mount) 等似已过时的观念。
2000年的选举似乎如实地为这一文化上的二元分野涂上了栩栩如生的色彩。当选举分析家们将那些投乔治·w. 布什票的县涂为红色，将那些投副总统阿尔·戈尔 (al gore) 票的县涂为蓝色时，呈现出一幅对比鲜明的格局。从地理位置来看，红色各县确实处在这个国家的内地，而蓝色各县则集中于东、西海岸和中西部的大城市之内及其周围。形形色色的评论员对这一像似全国性分界线时或发表有趣的评论。例如，“红色”美国人更倾向于收听乡村音乐，或乐于观看全国汽车比赛协会 (nascar) 所举办的车赛，“蓝色”美国人则可能更清楚在电视剧《性与城市》(sex and the city) 的最新一集中谁和谁上过床。
与此同时，态度严谨的民意调查家们还注意到了某种更加希奇的事情：“红色”美国人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明显大于“蓝色”美国人。具体而言，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去做礼拜的美国人要比一心一意待在家中阅读周日报纸的美国人 — 事实上这些人几乎不去或从来不去教堂或犹太教会堂做礼拜 — 把选票投给乔治·w. 布什的可能性大一倍。在美国，这种支持或厌恶宗教的现象已经成为探讨美国“文化战争”景观的一部分。
自从大的城市中心开始在新繁荣发展的美洲殖民地上出现，整体而言，受教育程度高于乡村或小城镇同胞的城市居民对于从海外渗入这个国家或不时在美洲本土自发产生的新观念持更为开放的态度，这或许是真实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尽管存在着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分野，这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无疑强化了，从19世纪初起到美国来的每一个观察敏锐的外国访客无不对宗教在美国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印象深刻。
不首先求助于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3 (alexis de tocqueville)，考虑这一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在1835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一书中，德托克维尔最先生动地描述美国普通百姓的信仰习俗如何有力地影响他们生活的方式、他们在社区中的彼此关系，以及如何应对共和政体政治现实的方式。德托克维尔写道：
就基督教对人的心灵持有的影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美国；此外，就基督教的效用及其符合人性的特点而言，不可能有比地球上这个最开明和最自由的国度所最深刻感受的基督教影响更好的例子了。
德托克维尔关于美国宗教基础的论述被如此频繁地引用，以致某些分析家有可能怀疑他这些观察有偏执之嫌。其实另一位法国人，即阿希尔·缪拉 (achille murat)，于1833年也发表了近乎一致的结论：
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拥有对宗教如此虔诚的人民，以至他们在外国人眼里显得太过份了。在美国，宗教社团的数量多得着实令人惊叹：其中有一些分发《圣经》；散发小册子；鼓励发行宗教期刊；劝化、教育未开化的人并使其皈依；使传道士成家；照顾他们的遗孀和孤儿；宣讲、弘扬、净化、维护、改良这一信仰；建造小教堂、资助会众、支持神学院；向海员、黑人和荡妇传道并劝其皈依。
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类情结都带有家长式的作风及几分优越感。但这类情结在美国创建时期却就存在了，而且从一开始便成为贯穿总统制的永恒主题。只要历史学家研究美国最初几十年的历史，有关美国创建者“信奉基督教”（与信奉自然神论、不可知论、一位论4等相比）的程度的争论无疑会继续下去。但是，只要不对任何形态的宗教信仰彻底地抱有偏见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出，所有创建者其实无不认为，美国的建立是与符合《圣经》的世界观紧密相连的，而基督教 — 不管个人是否相信其信条 — 是他们所认可的。诺厄·韦伯斯特 (noah webster，1758 - 1853) — 他的名字在过去两个世纪一直同一部杰出的英语词典相联系 — 曾断然宣称《圣经》是“世界上最具共和思想的书籍”。他还说：“我们的公民应当及早明白，纯正共和主义原则的真正源泉是《圣经》，尤其是《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或是基督教。”
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的56位签署者之中，有些人是自然神论者，或按今人对这一术语的理解，或许甚至是不可知论者，但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即基督教经典教义的信奉者，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个或那个教会的积极教友。其中许多人曾在传道士和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校长约翰·威瑟斯庞 (john witherspoon) 门下就读。此君曾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者”。 从威瑟斯庞门下共涌现出一位美国总统、28位美国参议员、3位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大法官、3位司法部长、一位国务卿、两位美国高级外交使节和数十名大陆军 (continental army) 军官。
1776年5月17日，威瑟斯庞作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出名之一，当然也最有影响的布道演说。在演说时，他引用了《圣经》中以色列人与统治他们的国王之间的矛盾，以此支持殖民者反对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三世 (king george iii)。威瑟斯庞的这篇布道词曾反复印制并分发到殖民地各处的数以百计的长老会 (presbyterian) 教堂。 这篇演说最为重要的主题或许该是“天道的教义” 。威瑟斯庞说，上帝的旨意是借着自然灾害、战争、政治斗争以及影响并经常磨练个人与国家的其他所有各类的动荡显明的。威瑟斯庞指出，抗击英国暴政斗争的进程表明，天意正在帮助美国争取自由的斗争。不仅如此，甚至在知悉乔治·w. 布什这个名字之前数百年，威瑟斯庞便在详尽阐述自由源于上帝之手的观点了。
一如神学家、作家、前美国驻外大使迈克尔·诺瓦克 (michael novak) 在《凭借双翼：美国立国的谦卑信仰与常理》(on two wings: humble faith and common sense at the american founding) 一书中对美国独立斗争的神学和哲学内核作精妙分析时所指出的，“威瑟斯庞的论点内涵是：自由是上帝的恩赐，上帝创造万物的目的就是要它们甜美地、自由地，无忧无虑地享受。”威瑟斯庞的原话是这样的：
因此，在困难艰苦时期，唯有在既有信仰和又有信念的人中，我们才可期望找到未堕落的爱国者、合格的公民和不可战胜的士兵。愿上帝保佑美国土地上的纯正宗教和公民自由两者牢不可分，愿上帝让试图摧毁这两者的非正义者结果反倒维护和建立了它们。
诺瓦克指出，殖民者顺应天意公开反抗英国人的依据主要来自《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即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以及其中关于一个民族与上帝订立盟约的概念，而不是《新约全书》— 基督教神职人员可能被认为为支持美国新事业而理应引自《新约》。据诺瓦克所述，在革命战争时期为证明殖民地暴动是正当的布道演说所使用的《圣经》经文有大约3/5出自 《旧约全书》。
然而，为了避免人们误以为只由新教 (protestant) 神职人员将天道与自由之道相联系，我们可以引用托马斯·杰斐逊5 (thomas jefferson) 所说的话。“而且，当这些自由唯一的坚实基础，即这个民族心目中关于这些自由是上帝恩赐的信念，被破坏殆尽时，一个国家的这些自由还会被认为是牢固的吗？”杰斐逊并非基督徒，而是自然神论者。但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他对上帝如何处理人类事务的理解却是与威瑟斯庞那样正统的基督教新教神职人员的观点不谋而合。
美国的创建者不愿在论述天意的著作中使用基督教术语是有充分理由的。例如，他们宁愿把上帝称作造物主 (creator)、立法者 (lawgiver)、审判者 (judge)、上天 (providence)、无形之手 (invisible hand)、至高无上的存在 (supreme being）。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深恐基督教各派之间发生的神学争论会损害那个更为重要的概念，即无论号称是全能上帝 (almighty) 的人干出何种蠢事，全能上帝依然要美国人互相团结，共同努力。对于这个概念，下列三种人也都能接受：像威瑟斯庞那样，信仰主要源于新教和清教 (puritan) 传统的那类人；如杰斐逊那样，完全不是正统的基督徒的那类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位论派教徒，即约翰·亚当斯6 (john adams) 和约翰·昆西·亚当斯7 (john quincy adams) 那类人。
18世纪末叶是美国启蒙运动8 (enlightenment) 的许多观念被受过教育的人们广泛接受的时期。但是，这也是紧随第一次“大觉醒”9 (first great awakening) 而至的时代— 18世纪30年代末因来访的英格兰人乔治·怀特菲尔德 (george whitefield) 和土生土长的乔纳森·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的传道而在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大部分地区掀起的福音热潮。尽管欧洲的知识界与神职人员矛盾重重，但在美洲诸殖民地，启蒙思想似乎与基督教信仰关系甚佳而共存。
因此，在 《独立宣言》于1776年7月发表后那艰难的数月中，由大陆会议 (continental congress) 颁布法令，将1776年12月11日定为各殖民地的禁食悔改日。法令规定：“所有公共团体及个人要尊崇和仰望上帝，因为 是万事的至上处理者和各国命运的主宰者。”
国父乔治·华盛顿10 (george washington) 在公开表明信仰时，显得相当超然物外。他在弗吉尼亚州 (virginia) 北部的一座圣公会教堂 (episcopal church) 做礼拜，但从不在那儿领圣餐。他当然拒绝接受加尔文宗11 (calvinist）关于人类本性堕落的概念，而威瑟斯庞以及他之前的乔纳森·爱德华兹对此教义却深信不疑。华盛顿相信人性善良是与生俱来的。这绝非基督教的概念。然而，他依然坚定地信奉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作为大陆军司令，他严禁使用亵渎语言和酗酒，并命令他的军官都要把向官兵们宣读祷告文作为一天的开始。他于1776年7月发布命令，要求军官们为自己的部队配备随军牧师。
他向基督教的所有派别展示广博的同情，与许多不同的新教团体的领袖互通信函，敦促他们和谐相处。在军中，他试图减少敌对天主教的表现，而这种现象在那个时代普遍存在。
尽管如此，那时仍有许多虔诚的新教徒 — 无论是俗人还是神职人员— 都对华盛顿的信仰持怀疑态度。他是不是自然神论者?或无神论者（但愿不是）?为什么他不明确说出他究竟相信基督教福音的哪些内容？无人能够否认他那无私的爱国主义以及在拒绝因领导这个初创国家而应获得的奖赏和荣誉时所表现出来的赤诚胸襟。在别的国家，人们可能把他推崇为国王，或至少是独裁者。
因此， 1789年4月30日在纽约市 (new york city) 的联邦大厅 (federal hall) 举行美国首任总统就职典礼时，许多人都很纳闷，他将如何处理就职宣誓这一问题。他们本不该心生疑惑。华盛顿把右手放在《圣经》上，道出了“忠实履行合众国总统职责”的誓言，然后出人意料地撇开讲稿，说出了一句话：“我宣誓，上帝助我。”接着，他躬身来亲吻《圣经》。虽然华盛顿不在圣公会教堂领圣餐，更不是加尔文宗的信徒，但他懂得象征性地对基督教的仪式和准则表示忠诚的重要意义。
但是，华盛顿在就职典礼上的举动并不仅仅是个仪式。一如他在就职演说时明确表明那样，他相信美国与天命订有正式的盟约。华盛顿坚信有一位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并将它的前途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认为，与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相比，美国人更应认清这一点。 他于1792年3月11日给约翰·阿姆斯特朗 (john armstrong) 的信中写道：
我确信，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比美国人民更有理由承认，上帝介入过他们经历的诸事；如果美国人民忘却了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革命时期时的多次彰显或是他们未能认为全能的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保护，我会悲哀痛苦的。
华盛顿又一次表达出这样的见解，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知道和他一起密谋反英的盟友几乎毫无二致地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坚信宗教信仰 — 显然，他清楚这信仰就是基督教 — 对美国未来的和谐至关重要。在其被称之为《告别演说》(farewell address) 的一段被多次引用的文字中，这一信念得到了明确的表述。在这篇虽被广为散发，却从未宣读过的演说中，华盛顿写道：
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国民性格和习俗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支柱……我们还应当告诫自己不要耽于幻想，认为道德没有宗教也能维持。尽管良好的教育对于特殊结构的意识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
尽管美国革命的真正的开拓者托马斯·杰斐逊并未以如此直白的方式就这一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对宗教效用上，看来他的确与华盛顿持有相同的见解。尽管他对传统的基督教教义表示强烈反感，他还是允许每个周日都将国会大厦 (capitol) 用来举行国内规模最大的礼拜仪式。
伊桑·艾伦 (ethan allen) 牧师曾亲笔记下一件小事，手稿现存于国会图书馆 (library of congress)。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周日的早晨，在任总统杰斐逊的一位友人看到他腋下夹着一册红色大开本祷言书在外面行走。这位友人问他到哪里去。
“去教堂，先生。”
“杰斐逊先生，你去教堂？教堂的话你可是一个字都不信。”
“先生，还没有哪个国家是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存在或被治理的。 也不可能有。基督教是有史以来赋予人类的最好的宗教，我作为这个国家的总执法官，我有义务以我的表率支持基督教。早安，先生。”
有趣的是，杰斐逊并不否认他不信基督教的指责。人们对他的指责五花八门，从无神论者到自然神论者，或介于二者之间的什么论者，但他却乐于以基督徒自居。他常说他反对“基督教的腐化”，坚称自己而非他人对这一信仰的理解是正确的。1815年离开白宫 (white house) 后，他出版了《拿撒勒的耶稣的生平和品行》(the life and morals of jesus of nazareth)，即《杰斐逊圣经》(jefferson bible) 一书。该书既收入了他在任时所做的笔记，还收入了被删除神迹奇事内容后重新组合的福音四书12。
杰斐逊并不是唯一极其重视基督教实用价值的非正统基督教徒，或自然神论者，或一位论派教徒。1809年至1817年间担任第4任总统，与他人合著过《联邦主义者文集》(federalist papers) 的詹姆斯·麦迪逊 (james madison)，是宗教自由的重要鼓吹者（始于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州[virginia]），也是一位去教堂做礼拜的新教圣公会教友，但以对传统的基督教教义持怀疑态度而知名。然而，就连麦迪逊也在1809年就职典礼上说，他相信“全能的上帝的权柄支配着各国的命运。”
甚至伟大的美国发明家、平民的斗士和多方面的非正统思想家（当然也不是任何一类的福音派基督徒）本杰明·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也写道：“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有自由的能力。当各国走向腐败和邪恶时，他们就需要更多的智者。”
美国第2任总统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 不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而是一位论派教徒或按他自己的说法，大概是一个不属于任何宗派的普通基督徒。他曾这样说过：“不要问我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属于加尔文宗还是属于阿米尼乌斯教派13 (arminian)。只要他们是基督教徒，我就愿意和他们所有人一起当信徒。” 最初，他就读哈佛学院 (harvard college) 是为了将来成为一名全职的基督教神职人员，但在发现疑惑渐渐渗入自己的信念之后，便改学了法律。
亚当斯这一见解一直被大量引用：除非美国公民的道德行为以基督教的信条为引导，美国将难于维持自由体制。他写道：“我们的政府不具备能力去对付不受伦理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情感……我们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订的。它远远不足以管理任何其他（民族）。”
首位迁入白宫的总统约翰·亚当斯曾下令在正式的餐厅刻上下述祷言：“我祈求上帝将最好的祝福赐予这座屋子和以后居住在这里的每个人但愿唯有诚实睿智的人永远在这屋檐下治理！”
他的儿子、1825年至1829年担任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 (john quincy adams) 在华盛顿时并不定期到教堂做礼拜，因为他抱怨那里没有他所属的独立公理会 (independent congregationalist) 的教堂。在一些记载中，他和其父一直被称作一位论派教徒。如果确实如此，那他所信也应该是接近正统新教教义的一种。他每天阅读三章《圣经》，每晚就寝前都要背诵一篇孩童时从母亲那里学来的祷文： 现在我要躺下睡觉，
求主保守我的灵魂；
如果醒前我要死去，
求主取走我的灵魂。
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的继任者是安德鲁·杰克逊14(andrew jackson) — 另一个每日勤奋阅读《圣经》的人 — 每天也要看三到五章。杰克逊在晚年对基督教信仰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醒悟，他宣布饶恕自己所有的敌人。临终前，他用新教虔诚的语言说：“死亡对我决不恐怖....。同神圣的救主相比，我的种种痛苦算得了什么？一旦受到召唤，我将甘心离去。”
从19世纪初迄至亚伯拉罕·林肯15 (abraham lincoln) 的整个时期，所有总统都曾表示自己有某种形式的基督教信仰，尽管他们不都是教会的教友。有些总统比较虔诚，每天都要阅读《圣经》并祷告。而加尔文宗信徒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16 (james knox polk) 甚至虔诚到礼拜天不允许在白宫做任何工作的地步。
尽管忠实于他妻子所信奉的长老会教义，波尔克与许多美国总统一样，对在生活中牧养自己的神职人员也特别忠心。虽然他有长老会的背景，由于和约翰·b. 麦克费林 (john b. mcferrin) 牧师的友情和受其布道的影响，波尔克却更为认同卫理公会教义 (methodism)。临终前一周，波尔克被正式接纳为卫理公会的教友。威廉·麦金利17 (william mckinley)、乔治·w. 布什和他是美国总统中仅有的三位卫理公会教徒。
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亚伯拉罕·林肯的信仰始终是个难解之谜。这位卓尔不群的美国英雄人物在其成年时不是任何教会的教友，对美国基督教不同传统的各种神学观点确实一直持有怀疑态度。他曾说：“从思想上讲，我不能毫无保留地赞成冗长而复杂的教义和教理。” 然而，矛盾的是，林肯却沉醉于《圣经》（以及莎士比亚 [shakespeare]）的文字与故事之中，并牢记母亲南茜·汉克斯·林肯 (nancy hanks lincoln) 对他在基督教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诲。
林肯就任总统后之所以不让自己依附于任何教会，原因之一就是不想因自己属于某个宗派而有可能给一个已经在奴隶制问题上严重分裂的国家带来更大的分裂。不过，他还是像几位继任总统，如乔治·w. 布什那样，在举行就职典礼的当天上午参加拉法耶特广场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 (st. john's episcopal church, lafayette square) 的崇拜。 纽约大街长老会教堂 (new york avenue presbyterian church) 举行每周祷告会时，林肯还喜欢趁机溜进长老会牧师菲尼亚斯·格利 (phineas gurley) 的书房。因为通向主堂的门开着，他可以听到人们在说些什么， 同时又不致被人看到和引起可能出现的小题大做。
林肯总是站着祷告。有一次，一位这座长老会教堂的教友问他为什么站着。他答道：“我的将军们来白宫时，见到他们的总司令走进椭圆形办公室 (oval office) 都要起立。那么，我向我的总司令起立致敬难道不合适吗？”
格利不仅是林肯的朋友和牧养人，他还是一位为人代祷的战士 。林肯曾用比喻而非直白的方式说：“我曾多次被强烈的负罪感驱使而曲膝祷告。我的智慧似乎不够日常的需要。”
正是林肯在多方面的极度谦卑和从不张扬所持基督教信仰的意愿使其吸引几乎所有文化和时代的人们。人们常常引述他在反驳那位真心希望上帝将站在联邦一边的牧师时所说的话。林肯答道；“我不关心这一点，因为我知道主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但是，令我始终焦虑并为之祷告的是，我和国家是否站在主的一边。”他的连任总统就职演说被永久刻在首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 (lincoln memorial) 中的一块石碑上，它不仅多处引用了《圣经》，而且还充分阐述了深刻的基督教人生观。在谈及几乎毁掉这个国家的奴隶制时，林肯提到了黑人和白人、主人和奴隶：
双方读的是同样的《圣经》并向同一位上帝祷告，每一方都求助上帝反对另一方。看来奇怪的是，人们竟敢祈求正义的上帝帮助自他们自他人脸上的汗水拧得他们的面包。但我们别指责，免得被人指责。双方的祷告都不可能被应许。任何一方的祷告也从未被完全应许过。全能的上帝自有其旨意。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充满使人犯罪的事。这些事是免不了的，但那使人犯罪的有祸了！18
林肯在连任总统就职演说中也谈及美国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天意（即上帝的旨意）的作用，在不到100年前威瑟斯庞首先对这一观点做过极其充分的阐述。林肯在演说中讲道：
“如果我们设想，按上帝的旨意，美国的奴隶制度乃是在所不免的众罪之一，但ta定意消除已持续了ta 所指定的时间的这个制度时，引发了这一场可怖的南北战争，降灾于那些罪因其而来的人身上。我们该就此断定，上帝的这一旨意违背了我们作为永生上帝的信徒一直归因于ta的神性吗？我们诚挚盼望，我们热切地祈祷，希望这场天谴的战争迅速结束。然而，即使上帝定意让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直到两百五十年来奴隶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直到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被战争中的流血所偿还，我们也应相信三千年前《圣经》所说的：“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19
最后，众所周知，他发出道义召唤：应以基本人道原则对待几乎已被征服的敌人，即仍在战斗的南方邦联军队。
我们不以恶待任何人，而以仁爱与众相处，并应随着上帝向我们揭示正义而坚持正义，让我们全力以赴地完成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 ─ 医治国家的创伤、照料承受战争灾难的人和孤儿遗孀，并尽全力在我们之间及与各国间实现和维持公义而持久的和平。
有些人认为，其实林肯根本不是一位基督教的信奉者，但林肯本人所言却有悖这一说法。对教义公式化深表厌恶确使他远离当时的大多数教会 — 除了华盛顿的长老会教堂，因为他同该教堂的牧师是在一起祷告的密友。有一件事林肯确实违背了基督教的所有传统。那是在1863年，他邀请一位巫师进白宫行法术，目的是让他的妻子玛丽·托德·林肯 (mary todd lincoln) 能如她认为那般联系上一位过世的亲戚。（林肯后来嘲讽说，在那间屋里听见的怪异嗓音听上去“很像我的内阁成员在胡言乱语。”）
但是，同年7月葛底斯堡 (gettysburg) 发生死亡士兵达6万人的大屠杀后，林肯在视察战场时看来获得一种深刻的体验：上帝通过残酷的南北战争向人们作启示。林肯1865年4月遭刺客枪杀前不久，他曾对来自伊利诺依州 (illinois) 的一位牧师说：“离开斯普林菲尔德 (springfield)（来华盛顿出席1861年总统就职典礼） 时，我曾请求人们为我祷告。那时我不是基督徒。在安葬我的儿子（威利 [willie]，幼年夭折） — 我一生中最严酷的考验时，我还不是基督教徒。但是，当我来到葛底斯堡看见成千上万名士兵的坟墓时，在彼时彼地，我就把我的心献给了基督。现在我能说，我确实热爱这位救主。”
林肯在视察葛底斯堡战场与不到两年后去世之间的那个短暂时期内可能持有哪种特定的基督教神学认识其实并不重要。具有重要意义的当属是他于1863年末签署的感恩节公告 (thanksgiving proclamation)，从而使一个最初在早期清教徒中创造的庆典活动成为美国历史上的永久性节日。但是，为历代美国人和外国人所铭记和喜爱的《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 却在展现林肯认为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何为美国的意图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竟然也能记住《葛底斯堡演说》的原文全文，并乐于在美国人面前当场吟诵。这篇演说的结尾清楚地表明，林肯认为至关重要的是美国继续“在上帝庇佑下”、顺从上帝的旨意，和一如他可能会诠译的那样，这个国家继续是指引世界其他地区争取自由的灯塔。他说：
毋宁说，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献身于烈士们已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但未竟的事业。倒是我们应该在这里献身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 — 从这些光荣的烈士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为之彻底献身的事业；我们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烈士白白牺牲，要使国家在上帝的庇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林肯之后，白宫主人信仰上五花八门，虔诚者有之，无信仰者亦不乏其人。拉瑟福德·海斯 (rutherford hayes) 是最早让信奉基督教的妻子成为公众焦点人物的美国总统 (1877—1881) 之一。他常到首都华盛顿的方德里卫理公会教堂 (foundry methodist church) 做礼拜（20世纪 90年代在任期间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也如此）。海斯的妻子所坐镇的白宫禁止吸烟、饮酒和打牌。（某些爱打趣的人曾给她起了个“柠檬水露西”[lemonade lucy]的绰号。）
另两位在任期间分别于1881年和1901年遇刺的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 (james garfield) 和威廉·麦金利 (william mckinley) 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899年，麦金利说:“我相信基督的神性，并认为基督教是世界文明最强大的因素。” 麦金利是个热忱的卫理公会信徒。中弹后看到刺客被拽走时他说：“对他别太过分，小伙子们。” 在临终前最后一次苏醒时他说：“再见了，大家再见。这是上帝的旨意。愿ta的旨意而不是我们的得以成就。”
麦金利的副总统和继任者、真正的美国英雄人物西奥多·罗斯福20 (theodore roosevelt) 一直被说成是一个“强身基督徒”21 (muscular christian)。但由于拒绝因信称义的教义，但竭力推崇靠行为得胜的观点，这个阳刚的男子始终得不到当时或当今福音派信徒的认可。他说：“我相信《雅各书》(epistle of james) 中有关善行的福音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是单单听道。”罗斯福还是一个坚信应到教堂做礼拜的人。他在首都华盛顿时，去的是格雷斯新教归正会教堂 (grace reformed church)。
罗斯福离任时，美国人或因一时对白宫的宗教态度感到厌倦，决定选择霍华德·塔夫脱22 (howard taft)， 而不是直言不讳的基要主义23基督徒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william jennings bryan) 担任总统。塔夫脱是个不折不扣的一位论派信徒。他说：“我相信上帝，但不相信基督的神性，也不赞同正统教义中的其他假设。”
然而，在塔夫脱的继任者和虔诚的长老会信徒、前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校长伍德罗·威尔逊24 (woodrow wilson) 的身上，钟摆却摆回到更具传统色彩的各种上帝庇佑下的美国全球性使命的观念。威尔逊也能做到言简意骇，尽管他可能不经常如此。这位认真的加尔文宗信徒说：“我相信天意，如果不信，我会发疯的。”他曾就此多次有力地表明他的这一信念：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富兰克林·迪兰诺·罗斯福25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是一个宗教意识薄弱的人，但他仍然在1933年以祷告结束就职演说：“在这次奉献国家的典礼上，我们谦卑地祈求上帝的祝福。愿 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愿ta在未来的日子里带领我。”在大萧条26 (depression)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煎熬中，罗斯福经常阅读《圣经》并必然多次求助于祈祷。
罗斯福的副总统和继任者哈里·杜鲁门27 (harry truman) 是个率直的浸礼会 (baptist) 信徒。他几乎没有时间展示自己的宗教信仰，却在口袋里随身带着自己的祈祷文。它的开头是：“全能永恒的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帮我为人正义，帮我思考正义的事，帮我采取正义的行动，就因为是正义的。让我在诸事中真诚、诚实和正直。”设立全国祈祷日 (national day of prayer) 的国会联合决议案 (joint resolution of congress) 就是杜鲁门在1952年签署的。后来里根28 (reagan) 总统于1988年签署该提案使之成为法律。
二战后的50年代，影响全美的保守新教在国会参众两院也都有所反映。艾森豪威尔29 (eisenhower) 任总统期间，国会批准在国旗《效忠誓言》 (pledge of allegiance) 中加上短语“在上帝庇佑下的一个国家”，并在硬币上加印“我们信赖上帝”的字样。
人们在20世纪50年代经常斥责美国人墨守成规且缺乏想像力，因为当时许多人害怕全球的共产主义或核战争而过着节俭和担心的生活。但是，这个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传统的新教宗派重视《圣经》权威或至少还能坚持正统的神学观点的最后阶段。
即使如此，美国出现变化的条件在1960年还是成熟了。这一年，美国人民将约翰·f. 肯尼迪30 (john f. kennedy) 而不是经验丰富但缺少激情的政坛风云人物理查德·m. 尼克松31 (richard m. nixon) 选为总统。肯尼迪给这个或许有些疲惫的国家带来的不仅是他的才华、清新、年轻和机敏，还有美国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信奉罗马天主教的首席行政长官的全新体验。
美国的新教领袖们在1960年大选前便大声疾呼他们的担忧，生怕肯尼迪当选后，梵蒂冈将会主导这个国家的各项事务。他们的担忧显然没有充分的理由。肯尼迪可能是一名纯正的天主教徒，但在执政期间，他的信仰并没有把他的生活与世俗难以抵挡的种种诱惑相隔绝， 也未让他以一种与基督教世界观相符的眼光看待邪恶的存在。
在某些方面，肯尼迪可能是首位拥有世俗和人本主义世界观的美国总统。他不相信邪恶的存在，并认为世上任何需要完成的使命都能通过博大的人类理想和献身的勇气来完成。肯尼迪的豪言壮语受到了那代人的欢迎，因为他们相信人类是万物之首，天下事只要想到就能做到。
直到肯尼迪于1963年11月遇刺之时，美国一直奋力与一大堆复杂而矛盾的观念相妥协。回顾以往，20世纪60年代初最有意义的事情当属小马丁·路德·金32 (martin luther king jr.) 所领导的为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道德运动。那场运动拨动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弦，他们乐于于1964年把一位保证将继续落实约翰·f. 肯尼迪所赞同的那些权利的政坛领袖林登·贝恩斯·约翰逊33 (lyndon baines johnson) 选为总统。
但是，民权抗议活动却转化为黑人权力游行，反战进军也转化为谋求颠覆美国生活核心制度的更具虚无色彩，甚至更为阴险的号召。性革命、 尝试毒品与新纪元世界观的体验都破坏了美国文化的结构，或许令以往任何时代的全国大动荡都黯然失色。
当又一次一位明确反对这种状况的领导人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时， 或许本有机会重新思考美国历史上的每一代人都曾面对的美国与天意的一些概念。然而，虽然同布道家葛培理 (billy graham) 友情甚笃，但尼克松却是一个矛盾和复杂的人。他是基督教贵格会 (quaker) 信徒，然而，在任职期间，无论是在首都华盛顿，还是在国内的其他地方，他都没有参加过公谊会 (society of friends， 亦称贵格会）的崇拜活动。
即便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尼克松依然因水门丑闻34 (watergate) 而名誉扫地。更令人不安的是，美国的基督教领袖们未能就总统诚信危机发表有分量的意见，从而人们提出基督教新教教会作为美国公共生活见证作用等令人惶惑的问题。如果尼克松的基督教福音派友人都不能阻止他为所欲为，那么他们的友情究竟又有何意义？
到20世纪70年代末，耶稣运动35 (jesus movement) 已深深地渗透到美国文化之中。这场运动使一位公开而自信地宣称自己“重生”的南方浸礼会 (southern baptist) 民主党人— 无疑是在福音派基督徒的帮助下—上台掌权。 这使粗率的华盛顿记者们急匆匆地打电话给居住在美国内地的远房亲戚，以搞清“重生”一词的含义。吉米·卡特36 (jimmy carter) 的信仰无疑是纯正的。他身在首都华盛顿时，为一座浸礼会教堂的主日学校宣讲教义，在官方的招待会上滴酒不沾，因此特工处 (secret service) 给他的代号是“执事”(deacon)。1987年，卡特回顾自己的总统生涯时对一位采访者说 ：
当时这个国家正在找个公开承诺秉承真理、诚实正直和恪守有关和平、人权，减轻苦难的道德价值观的人。我提出了这些根深蒂固在我自己性格与行为方式中的概念。
卡特在1976年当选总统时，对国民的心态所作的评估无疑是正确的。水门丑闻后，美国人乐于将一个竭力公开遵守道德和真理标准的人选进白宫。
但到1980年时，不论是美国还是整个世界都时过境迁。卡特似乎无法有效应对当时的危机，如1978年伊朗扣押美国人质事件和象征冷战遏制政策明显失败的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看上去备受道德问题的困扰。他表示，1979年美国的石油危机相当于“道德层面上的一场战争”。
在1980年这个选举年中，美国人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一位乐观地相信美国拥有美好的前途又是坚定的基督教徒的人选，即罗纳德·里根37 (ronald reagan)。“我始终坚信凡事都有某种天意的安排，” 里根说。“除了相信这是上帝为我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我解释不清楚我是怎么当选或我为什么会置身此职。”
尽管里根在任职期间不去教堂做礼拜，并因此遭到福音派支持者的批评，但他不知怎地却使许多美国人重拾了天意仍在左右着美国的命运的信念。然而，他极为认同福音派新教的教义，并像有关其生平的最新研究所逐渐明确表明那样，他的属灵信仰比别的什么更能激励他谴责共产主义的压制本性。
1981年遭刺杀未遂后，里根当时的反应最生动地的说明他的信仰情结。里根的枪伤逐渐得到恢复时，他最亲密的神职朋友、前橄榄球运动员唐·穆默 (don moomaw) 牧师曾问他是否摆正与上帝的关系。里根给予肯定回答后，穆默问他是如何知道的。里根答道：“我有一位救主。” 对福音派基督徒而言，这是尽善尽美的回答。
里根相信，美国在世界上拥有一个连续不断和至关重要的使命，而白宫的主人只是这场上帝导演的戏剧中的小角色。这一联想无疑与他在好莱坞 (hollywood) 的演艺生涯相吻合。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已经使用自从马萨诸塞州 (massachusetts) 州长约翰·温思罗普 (john winthrop) 于1640年首次使用之后在美国历史上回荡至今的修辞 —“山巅之城”。里根在1974年的一次讲演中直接引用了温思罗普的话：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应该像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所承担的这项使命中虚伪地对待我们的上帝，并因此促使ta不再像现在这样保守我们，那么我们必将成为世人谈论的趣闻和笑柄了。
乔治·h.w. 布什38 (george h.w. bush) 于1988年接替里根时，并没有对里根的见解作出明确表述。确实有些人认为，导致老布什1992年大选失利的原因是由于他未能就美国人民的未来制定任何 “高瞻远瞩的宏伟目标”。这“目标问题”竟成了 — 当然是不公平地 — 人们对老布什全然不愿以大胆和振奋人心的言论表明心迹的嘲讽。
老布什对祈祷和教会的坚定支持的必要性无疑是清楚的。1991年元月准备发动海湾战争 (gulf war) 时，也就是在战争打响和正式宣布解放伊拉克的敌对行动已经启动前曾邀请葛培理牧师到白宫祈祷。葛培理在老布什任职期间曾多次来白宫小住，他一直与布什家族保持多年前就已建立的私人友情。
1993年比尔·克林顿39 (bill clinton) 走马上任当上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凭借“希望”一词的隐喻。他原籍阿肯色州希望市 (hope，arkansas)，在竞选活动中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这一主题：来自希望之城的人将给美国带来希望。克林顿是南方浸礼会的教友，但他仍然到首都华盛顿的方德里卫理公会教堂做礼拜；这个新教教会比华盛顿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大多数南方浸礼会更持开明的政治见解。
虽然克林顿熟知《圣经》和基督教神学，并善于从基督教的视角分辨出许多道德立场的细微差别，但荒谬的是，他居然在第二任期内同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 (monica lewinsky) 发生偷情的丑闻。他可以自如地运用基督教福音派的言辞，尤其在非洲裔美国人的教会中似乎宾至如归。虽然身为民主党人并显然在某些问题上持开明态度，但为获得保守福音派的支持，他做出了重大努力。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国福音派教会联合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副会长里奇·奇齐克 (rich cizik) 说，在克林顿两任期间，他至少有8张与克林顿总统会晤的照片，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同乔治·w.布什见过一次面。
对此有若干可能的解释。小布什的确同著名的福音派领袖会晤过数次，但他在“培养” 潜在的支持者方面，不像克林顿那样积极主动。也可能是因为这类支持者不大可能不投他的票，所以就不值得花费精力始终如一地向他们伸出公关之手了。
但是，对于小布什注意不被人过于经常地看到自己同保守的福音派人士在一起这一点，可能还有更为微妙的其他解释。首先，让别人无端看作自己受基督教保守人士掌控并不符合他的利益。其次，小布什其实属于一个新教的主流宗派。他原本可以在任何时候轻易地加入一个独立的福音派教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可能发觉，自己更喜欢教会对基督教的信仰作灵活和通俗的诠释，而不是刻板的讲解。
一位密切关注小布什宗教信仰的观察人士对此有一个简单得多的解释。他在提到已故英国作家c.s.刘易斯 (c.s. lewis) 有关“返璞归真的基督教”（刘易斯所著《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一书及其多种文字的译本已售出数百万册）的概念时曾说：“我认为他是白宫的第一位‘返璞归真的基督徒’。我认为他相信的是基督教的实质，而对那些非实质性的内容不感兴趣。” 这位观察人士的观点是：与以往历届信仰认真的总统不同，小布什对效忠宗派并无真正的兴趣。这一点可从他去的教堂看出来： 在首都华盛顿时，他去拉法耶特广场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休假期间去戴维营 (camp david) 的小教堂（那里的牧师由美国海军陆战队[u.s. marine corps]中分属不同教派的牧师轮流担任）；在旅途中，他可以去路过的任何教堂，但保安措施的干扰太多。
小布什还有一些甚至分属不同宗派的神职人员朋友，他通过电话和邀请他们到白宫、戴维营或得克萨斯州克罗福德 (crawford, texas) 的牧场做客以保持联系。
那些在“9·11”事件发生前后对他作过密切观察的人士说，他比以前更镇定、更稳重，或许不像以前那样爱开玩笑。白宫顾问、布什的助手卡伦·休斯 (karen hughes) 回忆起：
自始至终他都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坚强和无畏。他非常稳重，非常坚毅。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每天我们都被告知有可能发生另一场袭击，或许目标就是白宫。他知道生命就是“一项暂时的任务”。“9·11”之后，他更意识了这一点。他一直很自律，现在更是如此。他非常非常坚定。
但是，对于这种坚定的态度和小布什频繁使用“邪恶” 和“邪恶者” 这两个词语，尽管许多美国人听到后觉得很舒服， 却令其他人感到困惑。《今日自由思想》 (freethought today) 是总部设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madison，wisconsin) 的摆脱宗教基金会 (freedom from religion foundation) 的刊物，该刊编辑安妮.劳里.盖洛 (annie laurie gaylor) 说：“他负有一项宗教使命。而且你不能把宗教同他的尚武精神相分离。他坚信有正义的战争。” 实际上，尽管小布什确实把“邪恶” 一词用在他认为对本国人民极尽镇压之能事以及支持恐怖主义并威胁美国的有些政权上，但他从未使用“正义的战争”这一词语来描述美国针对任何敌手的军事行动。
或许奇怪的是，小布什的信仰却遭到了某些本来可能被认为支持他的机构的批评。首都华盛顿的天主教信息办公室 (catholic information office) 主任约翰·麦克洛斯基神父 (fr. john mccloskey) 把这位总统描绘为“一个全然不成熟的基督教徒”，其信仰“肤浅”。麦克洛斯基的理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应该读过圣托马斯·阿奎那40 (st. thomas aquinas) 的著作，或者应该了解卡尔西顿会议41 (council of chalcedon) 和基督教历史上其他重大事件的意义。但是，另一位罗马天主教徒、《危机》(crisis) 杂志的编辑迪尔·赫德森 (deal hudson) 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至今，所有被我带去会见总统的人都被他征服了。征服人们的是他对信仰的态度单纯，没有浮夸的言论。乔治·w. 布什的信仰态度可以说处于基督教主流宗派和保守福音派之间。”
深受喜爱的基督徒歌手迈克尔·w. 史密斯 (michael w. smith) 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总统的信仰是支撑他的基础，是他在危机时刻的稳定力量。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镇定、自信和专注的个性都不改变。他将坚持不懈和能保持乐观归功于他与上帝的关系。他将自由视为上帝赐与每个人的权利，并将美国看作是将这一自由带给被压迫人民的世界领袖。鼓励他的是他愿意人们认为他是那种激励他们尽全力的人，我喜欢这一点。他认为，即使你在在公司逐步被提升为董事长，但如果这不能给你带来安宁，那也就没那么重要。让我高兴的是，我们有很多共识。我们可以坐上几个小时，谈论如何去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乔治·w. 布什真的能够坐下来，花上一些时间，同一位与治国方略毫无关系的音乐家轻松交谈的话，那么，这也可以证实那位观察人士关于乔治·w. 布什可能是入主白宫的第一位“返璞归真的基督徒”的判断是不错的。这肯定打消许多愿意让他们的总统和他们有点相像的美国普通基督徒的疑虑。但是，美国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罢，当然都不想让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完全像他们”。他们希望他与众不同，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和平与繁荣和朝着不仅造福于美国人民并使整个世界受益的方向迈进。◇
艾克敏 (www.davidaikman.com) 担任《时代》杂志记者长达23年，20世纪80年代初曾任该杂志北京分社社长。他共撰写了9本书，其中一本是关于中国的基督教。
--------------------------------------------------------------------------------
版权所有2004年。thomas nelson inc. 的下属w. publishing group 出版。同意使用。
十诫：《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记载上帝在西奈山上亲自授予摩西，作为同以色列人订立的约法。包括：崇拜唯一上帝而不可拜别的神、不可制造和敬拜偶像、不可妄称上帝名字、须守安息日为圣日、须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财物等。— 编注
山上的宝训：指耶稣在山上对其门徒的训示，内容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编注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 - 1859），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著有《美国的民主》等。— 编注
一位论派： 认为上帝不是三位一体（父、子、灵）而只有一位并否认基督神性的教义。 — 编注
托马斯·杰斐逊： (1743 - 1826)， 美国第3任总统 (1801 -1809)。 — 编注
约翰·亚当斯：(1735 - 1826)， 美国第2任总统 (1797 - 1801)。 — 编注
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 - 1848)， 美国第6任总统 (1825 - 1829)。 — 编注
启蒙运动： 18世纪出现的哲学运动。它推崇以理性审视先前接受的信条和传统。该运动带来许多人道主义改革。 — 编注
大觉醒： 指18世纪中叶美国出现的一次大规模宗教复兴。“大觉醒”使福音主义风靡一时，并使各个教会四分五裂。“大觉醒”和福音主义潮流的支持者 — 长老会、浸礼会和卫理公会成了19世纪头10年最大的美国新教教会。 — 编注
乔治·华盛顿：(1732 - 1799)， 美国首任总统 (1789 -1797)。 — 编注
加尔文宗：接受约翰·加尔文的预定论教义的派别。加尔文 (1509 - 1564)， 出生法国的瑞士新教神学家。于1533年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他提出了今天称为长老会教义的信条。 — 编注
福音四书：指《圣经.新约》的头四书，即马太福音、马克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四书记述了耶稣基督的生平。— 编注
阿米尼乌斯教派：遵循荷兰基督教新教神学家雅各布斯.阿米尼乌斯 (1560 - 1609) 的反对加尔文宗预定论的教义的派别。— 编注
安德鲁·杰克逊：(1767 - 1845)，美国第7任总统 (1825 - 1829)。— 编注
亚伯拉罕.林肯：(1809 - 1865)，美国第16任总统 (1861 - 1865)。— 编注
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1795 -1849)，美国第11任总统 (1845 - 1849)。— 编注
威廉·麦金利： (1843 - 1901)， 美国第25任总统 (1897 - 1901)。 — 编注
这世界有祸了，……但那使人犯罪的有祸了：这段话直接摘引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七节。— 编注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句话直接摘引自《圣经.旧约》诗篇第十九篇第九节。— 编注
西奥多·罗斯福： (1858 - 1919)， 美国第26任总统。 — 编注
强身基督徒： 这种说法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是指体力活动和运动，尤其是集体性体育运动可发展性格、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灌输神圣美德的思想；简而言之，身体和道德健康与将基督徒一生奉献给上帝的生活休戚相关。— 编注
威廉·塔夫脱： (1857 - 1930)，美国第27任总统 (1909 - 1913)。 — 编注
基要主义：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的有组织和激进的福音运动。它反对新教的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坚持圣经教导。基要信仰如下：圣经绝对无误；基督籍童贞女怀孕降身；基督十架代赎功劳；基督肉身复活；基督肉身再来。— 编注
伍德罗·威尔逊： (1856 - 1924)， 美国28任总统 (1913 -1921)。 — 编注
富兰克林·迪兰诺·罗斯福： (1882 - 1945)， 美国32任总统 (1933 - 1945)。— 编注
大萧条：1929年至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 — 编注
哈里·杜鲁门： (1884 - 1972)，美国33任总统 (1945 -1953)。 — 编注
罗纳德·里根： (1911- 2004)，美国40任总统 (1981 -1989)。 — 编注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1890 - 1969)， 美国第34任总统 (1953 - 1961）。 — 编注
约翰·f. 肯尼迪： (1917 - 1963)， 美国第35任总统。 — 编注
理查德·m. 尼克松： (1913 - 1994)，美国第37任总统。 — 编注
小马丁·路德·金： (1929 - 1968)，美国浸礼会黑人牧师、非暴力民权运动领袖；两次被捕入狱；参与组织20多万黑人的“向华盛顿进军” (1963年)，促使国会通过民权法案 (1964年)；获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遇刺身亡。— 编注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1908 -1973)，美国第36总统 (1963 - 1969)。 — 编注
水门丑闻:水门是华盛顿特区一综合大厦。1972年6月17日夜间共和党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有关人员潜入大厦内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而被捕，暴露了共和党政府在总统竞选中的非法活动，导致美国历史上首次的总统辞职。 — 编注
耶稣运动：此运动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那时有些嬉皮士开始摈弃“性、毒品和摇滚乐” 的嬉皮士文化而转向信仰耶稣基督。该运动于60与70年代自发地在美国西海岸兴起后席卷北美、欧洲和阿富汗，但在80年代初消失。然而，如今它的影响仍然体现在当代基督教音乐和活泼生动的崇拜聚会中。— 编注
吉米·卡特： (1924 - )， 美国第39任总统 (1977 - 1981)。 — 编注
罗纳德·里根： (1911 - 2004)，美国第40任总统 (1981 - 1989)。 — 编注
乔治·h.w. 布什： (1924 - )，美国第41任总统 (1989 - 1993)。 — 编注
比尔·克林顿： (1946 - )，美国第42任总统 (1993 - 2001)。 — 编注
托马斯·阿奎那：(1225 - 1274)，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中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编注
卡尔西登会议：公元451年于土耳其卡德柯依（今卡尔西登）召开的会议。它是早期基督教会4次会议中与会人士最多、记载最详尽，而被认为最重要的一次。在这次会议上，最终决定基督只有一个位格，但兼具神、人二性。而这两性之间的关系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也不能分割。— 编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