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左右的美国政治
□薛涌 发自波士顿
也许很难想象，竟然有42％的美国人相信自己是福音派或再生基督徒。而据盖洛普统计，这些“基督徒”中有78％的人在今年大选中选择了布什。考虑到布什的得票率，难怪有媒体会把布什的胜利称为基督教的胜利。其实，上次大选就已经是这样了。传统宗教的复辟，或许正在重构美国政治。了解这种具体而微的变化，对我们探究美国政治、外交的动向当然会大有裨益。
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基督徒，宗教也一直是美国政治的核心内容之一。但美国今天的基督教却有点18世纪的味道。
据说，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声称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会告诉他什么时候和谁一起开银行保证赚钱，告诉他哪天会碰到哪个客户；有的信徒相信自己有生之年会看见耶稣重生，并坚信不信教的人最终会进地狱；甚至有3岁的孩子宣布自己“再生”。由于听到上帝讲话的教徒实在太多，教会不得不组织了培训班，帮助大家分辨哪些是上帝的声音，哪些是幻觉。
总之，在今天美国人的生活中，“上帝”突然变得特别重要。如果神性宗教的影响仅仅局限于普通人的生活也就罢了，然而它却已经渗透进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说，布什就利用了它来巩固共和党与草根社会的团结。为什么基督教势力会在此时崛起、并在政治上如此得势呢？
这种神性宗教对现代理性的反动，自18世纪以来在美国历史上出现多次，并对美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在特定时刻出现的特别的宗教狂热，最初的时候宗教人士却称之为“大觉醒”，这个名称也就沿用了下来。
宗教“觉醒”威胁世俗政治
“天意难测，人类无法掌握上帝意志的解释权”，在科技昌明的美国早已是常识，这也是现代文明发展多年的成果。然而，一位福音派牧师今天却因为持有这样的理念而丢了饭碗———他坦率地承认“上帝不在他手中，他无法代表上帝发号施令”。
显然，这种神性宗教不仅在挑战人类的常识，而且已经触及美国政教分离的立国原则。
如今的美国，基督教组织不仅有教会和学校，还发展到监狱和银行。大企业像军队配备随军牧师一样雇佣企业牧师。美国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上教堂，于是“工场教会”应运而生，祷告重新成为时尚。在公司，老板是牧师，同事则聚在一起祷告；到银行贷款，客户会跟银行职员一起祈祷。教会还渗入政府机构，比如联邦疾病控制中心也组织了“工场教会”，还把“没有得到拯救”的雇员作为发展对象。
美国当初确立政教分离原则的时候，政府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有限，联邦向人们征收的赋税也微不足道，宗教纯属个人的事情，人们不觉得政府应该介入宗教活动。况且，当时基督教教派林立，冲突不断，政教分离也有助于解决基督教本身的纠纷。
如今，联邦政府可谓无所不在，人们要支付高额的联邦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9·11”之后更让基督教内部空前团结。于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基督徒，在支付了高额赋税后，开始援引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原则，要求政府支持自己在公共场合表达宗教自由的权利，并要求联邦资金资助。可以预见，政教分离的原则会不断被突破。
但更令人忧虑的，恐怕还是宗教神性对自由以及秩序的威胁。现在，越来越多的信徒能“听到”上帝对自己讲话，甚至叫自己的小名，指导自己处理具体的世俗事务。比如一个牙医在给病人做手术的时候，竟听见上帝叫他去阿根廷朝圣。对“上帝”的依赖，让许多人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脑子里上帝的声音作出判断。如果每个人都跟着自以为是上帝的指令走，而这种指令又和现实世界的法律相冲突，就可能引发社会危机。布什跟着上帝的指令去打伊拉克，就暗示了这样的危机——那些“已证明不存在”的理由同上帝的指令相比，显然后者更能延续对伊动武在美国国内的合法性。
这一轮的宗教复辟，有一个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就是为什么新崛起的宗教力量，会被共和党一党垄断呢？
奠定美国政治架构的“大觉醒”
其实，宗教觉醒与美国政治颇有渊源。只不过，最初的几次觉醒运动，都不曾像今天这样直接入侵政治。
第一次“大觉醒”发生在18世纪中叶美国立国之前。当时，欧洲启蒙主义对宗教的影响已经显现，并重新塑造了上帝的形象。受到自由主义影响的一派教义认为上帝是仁慈的造物主，他会拯救所有人，而不像加尔文所描述的那样令人畏惧，只拯救一小撮精英；认为上帝给人类的最好礼物就是理性。
这种理性基督教让传统教义派如临大敌，但它当时却未能撼动新大陆，因为新大陆移民的教育水平根本无法理解欧洲启蒙主义。当众多欧洲传教士由于担心新大陆受到“邪说”影响，不远万里来到新大陆传教时，“大觉醒”降临了。
由此看来，所谓的“觉醒”其实是宗教对现代理性的反动。然而，这场宗教理念之争却反映了新大陆移民在独立战争前夜的不安全感。人们对天灾、流行病、航海贸易的中断等等不可知的未来和“惩罚”，的确有强烈的救赎需要。
传教时无所不用其极的传统教义派虽然赢得了新大陆的教徒争夺战，但值得庆幸的是，它所引发的教派冲突让虽然是基督信徒，但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深受启蒙主义影响的美国建国之父最终把新国家建立在政教分离的理性精神之上。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时，美国政治基本没受到大的震动。
造就今日美国基本政治架构的，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三次大觉醒”。这本质是一场针对垄断企业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步主义运动。由于这场运动的道德前提是认定这个镀金时代腐蚀了社会，不人道的经济扩张违背了基督精神，而发起这场运动核心是神职人员及其家庭，所以历史学家就冠之以“觉醒”之名。
这一运动的重点，是打破大企业和金融集团通过政治分肥垄断权利的格局，打破大资本对社会的主宰。为此，进步主义运动试图从教育、公共卫生和移民方面入手改造社会。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以及从前的社会失位阶层成为运动的主力。他们大揭企业黑幕，批判资本家赚钱不择手段；改造传统教育，强调以孩子而非权威为中心；强调社会公平；要求强化州甚至联邦的权力，从而为新政和福利国家打下了基础。显然，进步主义运动正是现代民主党意识形态的起源。
1920年代大萧条最终成就了民主党，让代表大企业和金融利益的共和党对政治的主宰一下土崩瓦解。因为罗斯福新政，进步主义的许多理念得以实现。这一趋势，直至19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而达到高峰。从1933年到1969年36年间，除了温和的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执政8年之外，白宫全在民主党的掌握之中。美国社会也由此过渡到精英管理的温和福利社会。
进步主义运动造就的民主党的辉煌中，也蕴藏着民主党精英政治的陷阱。然而，陷阱直到1960年代才终于露出了峥嵘，共和党也因此东山再起。
草根反叛与“道德觉醒”
普选权的实现以及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大大改变了老百姓的政治参与，也最终改变了现代政治的运作方式。过去，选民也主要是能读懂报纸的人，政治家也不可能广泛接触百姓，所以知识精英可以理直气壮地为没有声音的社会底层代言。广播电视让政治越来越平民化，那些以前很少介入政治的弱势阶层开始能直接发出声音，这就对过去总是以他们代言人自居的知识精英构成了挑战。
拥有越来越多发言权的民众讨厌知识分子整天讨论他们听不懂的问题、替他们决定他们的生活，但由于大萧条的经验仍存，他们还能从新政以来的社会福利制度中受益，民众与知识精英的冲突并不剧烈，但苗头却也有所显现。比如艾森豪威尔时期，他们讥讽知识分子为“鸡蛋脑袋”以及后来的麦卡锡主义等等。到1960年代，联邦政府的手伸入社会文化领域，与百姓基本价值的正面冲突最终激发了一场持续几十年的草根反叛。
反叛始于1964年大选，导火索是结束种族隔离的人权法案。这一法案是民主党的杰作，它在道德上无可争议让共和党也不敢说不。但是，法案要剥夺的却是白人最后一点特权。对于那些种族意识强烈，以白人为惟一骄傲资本的贫民就更是如此。基于这样的白人义愤，亚利桑纳共和党参议员戈德华特和本党主流派决裂，结果却成为本党当年的总统候选人。阿拉巴马的民主党州长沃勒斯则以“要种族隔离，无论今天、明天还是永远”的口号，向约翰逊发起挑战。在得州，乔治·布什挑战本州民主党参议员借用沃勒斯的话攻击人权法案：“这个新人权法案保护了14％的人的利益，但我担心的是那86％的人的利益。”来自两党的这三个人虽然当时都输了，但是，沃勒斯带走了大量南部民主党的白人选民，分裂了民主党。戈德华特颠覆了共和党东北部精英在党内的统治，为里根主义奠定了基础。乔治·布什后来成为总统，而且用戈德华特的思想培养了小布什。
文化反叛则始于1970年代。1970年代，由进步主义运动发起的个性解放和平权运动在美国发展到一个高峰。这股潮流虽然在知识阶层成为主流，但无上的道德优越感却让知识精英与大众的分裂加深。知识精英忽视了对民众的启蒙，最终导致在同性恋与堕胎问题上，激起了草根社会的道德义愤。在老百姓看来，掌握权力高高在上的知识精英是在以科学的名义，践踏他们的传统道德准则；他们垄断了社会价值的解释权，无视小民的信仰，正在让自己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控制。
这股社会情绪被保守主义适时加以利用，宗教力量成为反叛运动的利器。的确，新政以后，自由主义已经占据统治地位多年，成为美国的知识传统，保守主义也只能借用理性主义之外的宗教力量来鼓动草根了。这股反叛力量，尼克松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里根时代被称为“愤怒的白人”，今天则更多地被称为“再生的基督徒”或福音派选民。称呼的变化显示了这股力量本身的变动。
最终，反智主义与宗教成就了共和党和布什。
布什的高级媒体顾问麦金南对一位他认为是自由派的记者说：“你是不是觉得布什是个傻瓜？你不用否认，你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告诉你：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的人是美国广大的腹地中那些勤恳工作的人们。他们不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洛杉矶时报》，但他们的人数比你们多一倍！他们喜欢他！他们喜欢他走路的样子、他的手势、他的自信。当你们攻击他用词的错误和讲话的病句时，我们却更喜欢他，更讨厌你们。”草根社会的逻辑是：我们知道说不过那些伶牙俐齿的读书人，我们也知道你们把我们看得愚不可及，需要你们来启蒙开化，但是我们就是不买你们的账。
教徒对布什的钟爱更显得没有来由。甚至他早年酗酒也成了喜欢的理由。对一个再生基督徒而言，他只有先迷失才能找到上帝再生，于是酗酒也就成为布什救赎的一个必要阶段。事实上，布什在打伊战前，不去咨询自己的父亲、惟一打过伊战的美国总统，而要请示“最高的权威”，这一说法，几乎被自由派媒体描绘为丑闻。但作为再生的基督徒来说，这正是他们处理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声称：他们的行为不取决于对现实理性的分析，而取决于上帝给他们的指示。
失语的民主党
民主党人对这样的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也是基于传统宗教信条的“觉醒”，并由此发展出后来民主党的基本意识形态。但是，自新政以来，民主党在理性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使他们放弃了这种宗教的语言，更没有意识到大众传媒的发展对精英主义提出的挑战。他们试图超越各利益集团之上来启蒙社会。然而，正像克里赢了三场辩论却输了大选一样，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反叛，是选民推翻了理性主义的游戏规则：我们不是靠讲道理，而是靠信仰和感情来决定我们的生活。我们要通过信仰的力量把权力从知识精英手中夺回来。
在当代美国社会，自由派的世俗主义在有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上层颇有影响。许多人认为20世纪就是个“上帝已死”的“不确定的时代”。他们经过一系列相对主义的洗礼，面对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冲击应对自如，甚至如鱼得水。所以，在沿海地区充当全球化先锋的大都市，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一直占优，压倒性地投民主党的票。但是，在美国中下层民众中，特别是在南部和中部的内陆腹地，宗教仍是生活的中心。草根阶层根本没有准备好面对全球化，他们充满焦躁与不安，因为明天对他们而言常常是个未知数。“9·11”以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他们就更需要在宗教中寻找一种道德的确定感。布什的所谓“始终如一”的领袖风格对他们有感召力，也就不奇怪了。
可惜，在宗教这个领域，号称代表弱势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几乎失语。乃至布什的顾问卡尔·罗夫讥笑民主党是一群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意识形态而不能自拔的知识精英。相反，共和党却在戈德华特之后，发展出一套与小民百姓沟通的语言。于是出现了现在这种穷人投富人的票的局面。正像俄亥俄州一个布什选民说的那样：这四年我收入少了1／3，但我不会责怪布什。工作来了又去，但信仰却是永恒的。
民主党的失败，是在于当大众传媒把民众拉进政治过程之时丧失了中下层社会的语言，把自己变成一个知识精英和少数民族的联盟。其实，卡特就是个虔诚的教徒。克林顿也不停地谈宗教，并向助手感叹传道士的感染力，希望自己能够找到这样的声音。这也是尼克松之后仅有的两位民主党总统。所以，民主党要翻身，就必须有强有力的语言和主流社会对话，重新找回自己在宗教上的精神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