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北京会谈

□ 霍尔德里奇

[美]约翰•ｈ•霍尔德里奇著　杨立义等译

本文摘自《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期出版），作者约翰•ｈ•霍尔德里奇是美国资深外交家、中国问题专家，书中较为详尽地叙述了1968年至1979年期间中美两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细节，饶有趣味。

同北京交往的渠道一经建立，改善美中两国关系的实质性任务就可以着手准备了。1971年初春，基辛格博士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开始准备“本本”以供他在那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之用。

所谓“准备本本”，基辛格博士指的是准备一整套装订成册的活页简介文件。它们要包括一份综述性文件，说明那时候中国的情况会怎样和预期基辛格博士访华能取得什么成果，其次是会谈开始后基辛格的开场白，然后是一系列对各个专题的态度的文件，包括所设想的在北京会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对各个专题的态度的文件必须遵照一套格式：首先是对会谈讨论的具体问题的说明，例如，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涉及美中两国的利益；其次是简要说明预期中国采取的立场；最后一栏的标题是“你的反应”。在基辛格博士参加任何一次重要会晤之前，必须准备好这种“本本”。同时，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都必须习惯于准备好基辛格想要的材料。

大致在这个时候，起草人的士气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因为1971年 4月20日《生活》杂志发表了埃德加•斯诺的一篇文章，叙述了他于 1970年12月10日（原文如此。应为12月18日。——译者）同毛泽东会晤时的情况。据斯诺说，毛主席曾谈到他乐意同尼克松交谈，无论尼克松以总统身份访华或者以旅行者的身份访华都可以。毛采取这种态度的根据是“美国正在从越南撤出”的事实。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表示认可有可能缓和同美国的紧张关系，而且这个信息出自中国最高层的政治人物。斯诺的文章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因为它向人们提示：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改善美中关系是可能的。在这一时刻，中国以及毛本人看来并不计较以前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总统说，他的妻子、女儿都愿意访问中国。这句话更增添了前进的动力。

正当国家安全委员会内的拟稿人为准备基辛格的北京之行而努力工作之时，中国的一个乒乓球队悄悄地从美国决策者那里一度窃取了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动权。4月份，中国派遣自己的乒乓球队去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美国的乒乓球队也参加了比赛。显然，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两国球队毫无困难地在友好的气氛中会面了。两国球队多次会晤的结果是，中国队正式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

毫无疑问，这个邀请是由周恩来亲自作出决定的，尽管此举还得到了中国统治集团中其他人士相应的认可。这是一项富有戏剧性的启示性的外交举措，孕有周恩来的种种个性：精明老练、聪明、有智慧、有从战术和战略上谋划的意识。周想必早已预见到美国将派基辛格博士那样的人士作为高级代表在同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并预见到这次访华会令人瞩目，会对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与其让美国在外交突破上获得头功，不如由他采取举措，以便显示出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被人们看作为改善美中关系的倡导者。

我们在飞往北京的途中，飞越了中国一些非常荒凉地区的上空。其中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过去利用骆驼队通过它开辟丝绸之路，现在看来它的地下很可能蕴藏着石油资源。最后，我们到达北京，为了保密的缘故，我们没有在北京通常使用的机场着陆，而是在该市市南一家工厂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着落。后来，我获悉，中国在该工厂制造导弹。我们是在7月9日早上九、十点钟着陆的当我们乘车驶向等候着欢迎我们的一小群官员时，章文晋向我们说明来迎接我们的是叶剑英、新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和礼宾司司长韩叙。陪同他们的翻译是外交部官员冀朝铸。他在1951年回中国前，曾在美国塔夫茨大学和哈佛大学受过教育。

我们受到的欢迎完完全全按照典型的中国惯例。我们一行人根据官衔被区别对待，按照固有的礼宾程序坐上小轿车。基辛格博士坐在第一辆车上，这是一辆“红旗”牌轿车。和基辛格博士同乘一车的当然是叶剑英，由冀朝铸陪同。随后又是一辆“红旗”牌轿车，坐在里面的有我，陪同的是黄华和翻译唐闻生。我们一行中的其余人员乘坐 “上海”牌轿车。所有的车窗都拉上窗帘，所以实际上车外看不到车内，车内也看不到车外，除非从窗帘边的隙缝向外窥视。

车队一启程，黄华向我谈起了一件事。这件事显然一直压在许多中国人的心头，那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出席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时，拒绝同周恩来总理握手。黄华竟然突如其来地提起17年前的那件往事，使我大吃一惊我只能作出一种推测：中国人担心基辛格博士在同周总理会晤时有否可能学杜勒斯的前例；至于会谈，我们已经获悉将在我们用了午餐之后稍晚一些时候开始。为使黄华安下心来我急忙说，我们绕了这么大的弯，采取了这么严格的保密措施，走了这么多的路程来到这里，不是为了重犯过去几届政府所犯的错误，希望周恩来不必担忧握手之事。我们向前看，不向后看。车队把我们从机场送到位于北京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当我从汽车窗帘的缝中窥视北京时，我觉得北京似乎是一个被废弃的城市。街上行人稀少，动作缓慢，脸上缺乏表情，好像由于文化大革命，他们在经历了某种方式的战斗以后感到疲乏。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在趋向平静。在紫禁城和天安门南边的宽阔的长安街上简直没有什么机动车来往。这个大城市如此沉静，简直令人害怕。这与我所知道的1937年时“北京”的热闹喧哗相比，变化真是太大了（晚上尤为寂静，听不到犬吠声，听不到人的喧嚷声，更听不到从前小贩卖什么吆喝什么的那种叫卖声；北京的晚间是死一般的寂静）。

钓鱼台是昔日王朝朝廷大官在一年内的某些日子里专门来此举行垂钓仪式的地方。我们这一行车队驶进大门时，迎面是一座巨大的水泥屏墙，上面有用红漆临摹毛泽东有特色的笔迹书写的“为人民服务” 几个大字。至于黄华所说的杜勒斯和周恩来1954年在日内瓦会晤时之事，我当然已经向基辛格博士作了汇报。接着，叶剑英招待我们进午餐，我们等待着周恩来的来到。

当天下午约3点半钟，周总理来到了。他从“红旗”牌轿车走出来后，独自一人大踏步地向我们住的别墅走来，见到基辛格博士伸出手在等待着。周总理和基辛格握了手。他们两位相见的大厅里顿时更加明亮起来，灯光炫耀，大约有30名新闻记者拿着闪光灯和高强度灯对准他们，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聚集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上，也有的人散立在大厅四周。这次握手应载入史册，以告后人，此举无疑有助于缓解由于杜勒斯在日内瓦冷落周恩来而使中国人的感情蒙受到的创伤。

随后，我们步入别墅后部的一间小会议室，美国代表坐在绿呢台面会议桌的一边（桌上放着汽水瓶和玻璃杯，人各一份，这是典型的中国／东欧格调），周恩来、叶剑英、黄华和章文晋坐在会议桌的另一边。冀朝铸和唐闻生坐在中国领导人后面，担任双方会谈的正式翻译（我的汉语进行日常交谈还可以，但够不上口译的标准，尽管我能判明译员翻译基辛格博士的话是否正确）。

周恩来指出中国人的习俗总是客为先，让贵宾先发表见解。基辛格博士随即开始讲话，先是开场白，轻松幽默，但相当长，我等得有些不耐烦，随后他终于谈到实质性问题，用至关重要的话谈了台湾问题，即美国不谋求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解决办法，也不谋求一个独立的台湾。周恩来立即作出反应，予以肯定。周说：“好！谈判现在可以进行了。”言外之意似乎是，要是基辛格博士没有在开始时就提出中方议程上首要的台湾问题，那么任何进一步的讨论也许会就此停止，或至少会推迟。事实上，会谈继续进行下去，双方讨论了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周和基辛格博士显然都乐于这样交换意见。这次会谈并未陷入讨论台湾问题，因为从中方的观点来看，基辛格博士在其开场白内，已经恰当地讲了台湾问题。以这种方式提到台湾问题即便不是完全消除，也减少了台湾问题作为一个争执问题在美中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周没有使用像我们那样的“本本”，手头只有一张用铅笔写的讨论题的单子；基辛格博士也不甘拜下风，他把“本本”搁在一边。不过我敢肯定他在国内时已经一再研究过会谈内容，经常反复揣摩，足以透彻掌握所有的内容。会谈的气氛是严肃的，但不紧张。就这样我们继续会谈了几个小时，直至周决定该是到了停止会谈去吃晚饭的时候了。晚饭后继续会谈，没有中断，直至将近午夜为止。我们讨论了世界局势的许多方面，并着重讨论了一个难题，即双方达成一致，就尼克松总统访华发表一项联合通告，但通告怎样表述，尽管中方希望台湾作为中心问题（我们则希望回避这个问题），但这项通告不会着重谈台湾。

在会谈真正开始之前，我曾经把黄华拉到一边询问，尽管我们在北京的时间短促，但有否可能让基辛格博士在其初次访华期间去看看北京的古迹——天坛或紫禁城，或更远一些的颐和园，这一切都是我于1937年在北京时观赏过而至今难以忘怀的地方。黄认为第二天上午也许可以安排一些参观。……

下午的会谈是继续上一天的，但气氛既热烈又沉重。在讨论的其他问题中，中国人提出了据称美国正在重新武装日本的问题，并说它对中国是一种威胁。对此，基辛格回答说，日本重新武装是针对苏联在这个地区大大增强军事力量所作出的反应，并不威胁中国；美国军事力量在日本的存在起稳定的作用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再者，由于人们对广岛和长崎两地原子弹爆炸之事记忆犹新，日本这个国家无论如何是强烈地反对核武器的。美国的核保护伞可以用来遏制日本，不让它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另一个问题是朝鲜半岛问题，基辛格博士再次指出，美国军事力量在那里的存在并不威胁该地区而是有助于稳定该地区军事力量的平衡。他认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加剧既对中国不利，也对美国不利。

可是，接下来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而且争执到当天深夜。那就是美国和北京就尼克松总统定于下一年访华一事同时发表联合公告的措辞和发表的时间问题。就尼克松访华达成一致，这几乎是肯定了的，但公告的措辞尚有待决定。问题在于，美方希望公告中避免提到台湾，而中方坚持必须提到台湾。在进行了一天的艰苦谈判之后，我们一行回到钓鱼台就餐，周在与我们分手时说，晚饭以后他还会来到我们下榻的宾馆，时间大约在晚上9点半与10点之间，以便继续进行会谈。

接着便是等待，等人心焦，等了一段时间。晚上9点半到了，但不见周的到来；到了10点、11点仍不见的周的影踪。基辛格博士紧张起来了，要我陪他在钓鱼台花园里散散步，这样我们不致被“窃听”；我们讨论了会有哪些事有可能使谈判停顿下来。我当时的推测是，中共最高领导层仍在热烈争论我们在下午会谈时向中方提出的一些问题；回忆我们以前对中国的宣传声明曾经作过的分析，我们看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之间在中苏两国各自的建军节时互致贺词的友好气氛明显地超过中苏两党之间往来的措辞，那么看来也有这种可能，即武器不足的中国军界出于实际的理由施加压力，要求同苏联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至于毛泽东主席本人，无论对问题进行怎样的考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有强大的发言权。

现在回想起来，看来当时主要的异议大概出自后来所称的“四人帮”集团，这四个理论家提出异议的动机与其说是出自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权力之争。他们采取正统的反美路线也许是认为能加强自己今后在争夺接毛主席班的权力斗争中的地位，因为那时候毛主席的健康已经大不如前了。

正当我们打算放弃谈判时，大约在11点1刻，周出现了，并同基辛格博士恢复了会谈。可是，大约过了一小时后，周告辞了，并指定黄华同我们一起拟订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公告文体。我们又等候了似乎没完没了的时间，黄华才出现。子夜早已过去很久，他带来了中方的公告文本，基辛格博士看后觉得不能接受，因为该文本将使美国成为谋求访华的一方，还因为台湾在文本中显得很突出。幸亏中方作出让步，分歧终于在第二天凌晨通过和解，得到解决。中方尽可能接受了美方的要求。

这一天，周恩来出席了我们在钓鱼台别墅内举行的豪华告别宴会，但是不久他便告辞离去。……

中国跟美国一样，从两国间这种新关系一开始起就颇多获益，这是由于两国同苏联的关系都陷入了困难境地，而且是危险的境地。此外，使中国对外面世界产生新看法的基础已经奠定。这有助于促使中国比较密切地介入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主流中去，以积极的态度影响国际事务。对美国来说，美国官方取消了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对华的敌对态度，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交往可以在望。基辛格博士及其一行在北京度过的这两天半时间确实是具有历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