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五十年“中美外交秘辛”
本书从抗战胜利后美国卷入国共谈判，马歇尔的调停和司徒雷登上任为大使开始，一直到李登辉1995年访美导致的台海危机为结束，涵盖了五十多年的中美关系，可算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中美现代外交史资料汇编。作者是乔治城大学外交研究项目的教授，前前后后采访了五十几位在美国驻中国外交使团任过职的人员，包括总领事、大使、助理国务卿等等，绝大多数是职业外交官，像基辛格、黑格这样的非职业外交官的重量级人物就没有在内，但有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像起草1949年“中美关系白皮书”的麦尔比，1940年代常驻中国的谢伟思，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几任驻中国大使中的恒安石、洛德等。
中美外交实际上包括两类内容，一类是与相关对象的关系，比如说台湾、香港问题以及朝鲜半岛、日本、苏联／俄罗斯的关系等等；另一类是关系到外交使团具体任务如领事、首脑互访、联合国、危机处理、贸易、文化交流、武器扩散、人权等等，书中的口述采访均由这两类问题所引导。整本书读起来很轻松，不像学术著作那么沉重，主要是内幕消息，虽是闲言碎语的杂谈风格，但其中又不乏点点滴滴对中美外交关系的启示。
中美关系的长线因素与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中起长线作用的因素值得注意。就是说除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传统分析，像双方的军事安全关系、政治经济关系、历史传统和现实纠纷这些变量因素，还有一个特有的长线因素：不管美国是哪个党主政、对华政策的决策主导人物是谁，美国外交的国内两大部门———行政部门与国会———总是互相牵扯，这是美国自己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外交政策的直接执行者是行政部门，也是中国外交直接打交道的对象，但国会对外交的干涉也不可忽视。本书的采访对象都是职业外交官，自然是以行政部门的国务院和白宫系统为主，言谈话语中常常透出对国会干扰外交政策的怨言。关于美国外交事务上国务院、白宫和国会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书中引前国务卿贝克的话说，中国应该理解，美国四百多个众议员一百个参议员，谁都能对对华政策说三道四，白宫堵不了众人的嘴。另一个前国务卿黑格则讲过一个生动的比喻：美国国会可以通过一个议案宣称月亮是奶酪做的，但只要总统不签字，那个议案就是张废纸，有点话糙理不糙的味道。搞外交的明白了这一点，知道有些姿态是立法系统为跟白宫较劲作出的，也就用不着凡事都要抗议了，否则只会减弱抗议的严肃性。
在此长线因素中比较棘手的就是台湾问题。这些外交官在北京和台北都任过职的不在少数，他们对这个三角关系的描绘可以告诉我们中美关系中的许多能动量从何而来。在本书对1950－1960年代中美关系的描述中，主要就是美国与台湾的互动，而美国和北京的互动就只有朝鲜战争、日内瓦会议和华沙大使级会谈了。从书中看，这些外交官对台湾院外游说集团咄咄逼人的力量有很清醒的认识，当然也不时表现出不以为然但又无可奈何的态度。最典型的例子一是围绕1949年白皮书和“谁丢掉了中国”的争论以及后来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二就是李登辉访美前后的风波了。先说白皮书的事，白皮书的主要起草人麦尔比对白皮书的背景和反应作了充分的说明。据他说当时国务院外交上主事的乔治·凯南（就是发明了冷战“遏制”战略的那位重要人物）正在住院，把白皮书稿子拿去看了几天，评价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国务院外交政策文件”。可是最后结果呢？对白皮书的美国国内批评主要来自非行政系统，台湾院外游说又推波助澜，这让国务院的人感到缺乏理解，非常郁闷。本来麦尔比还以为中共对白皮书会有不错的印象呢，因为白皮书对蒋介石有直率的批评，对共产党的胜利好像也有客观评价。而新华日报的几篇社论以白皮书为靶子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批判和冷嘲热讽让作者感到一种被误读的苦恼，总之是老鼠钻风箱，两头不落好。
谈到李登辉访美风波，在经历具体过程的外交官看来，纯粹是美国国内两方角力和台湾游说集团压力造成的结果。当然白宫系统低估了国会与之较劲的决心，先是对中国方面把话说得太满，保证了签证不会发给李登辉，然后克林顿又在压力下出尔反尔，最后又无法解释清楚自己的困境，于是造成外交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失了信任，给后面台海关系恶化和导弹演习危机留下了伏笔。看来在这场公案中没有胜利者。不过这些外交官对台湾这种急走偏锋的政治动作也有点耿耿于怀，洛德特别对李登辉在康奈尔发表政治性演讲不满，认为这是台湾背后玩了美国一把，所以作为主管远东事务的副国务卿，后来几个月他故意拒绝见台湾驻美代表，算是还了一点颜色。
书中还有些例子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严重性。据本书介绍，八一七公报主要是黑格的主意，当时华盛顿决策圈内的反对就很不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黑格的辞职。可实际上里根和中国签订八一七公报时，一边在公报里信誓旦旦地保证限制对台军事销售的水平，一边背地里还跟自己人“说心里话，我真不喜欢这个公报。我的理解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平衡，反正如果北京增加军事力量破坏安全和稳定，我们可不管公报里怎么说的，当然要增加卖武器给台湾了”。
这里应该对台湾为什么在美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做点说明，从书中这些外交官口中，可以体会出台湾游说集团在美国的影响之根深蒂固，除以色列外无出其右。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这本书也没有什么新观点，倒是提到一些有趣的实例。有一次卡特总统写了张条子，给当时正在与台湾驻美代表交涉有关台湾关系法问题的苏利文，指导他的谈判。苏利文和台湾代表的会议推迟了一个小时，结果一个佛州的参议员已经打电话来根据卡特条子的内容向苏利文兴师问罪，说他对台湾太不友好了，其实那时候谈判还没开始呢，内容更没有公开。那边台湾方面不但知道了卡特条子里写的什么而且已经找到帮着说话的参议员了，效率够惊人的了。美国人为什么还这么买台湾的账呢？是一种历史惯性还是美国人自己道德价值的判断，再不就是有战略考虑的政策延续？如果老布什在大选之前卖f16给台湾是现实政治利益驱使，那克林顿1995年台海危机时派两艘航母到远东给台湾打气，可是有点剑拔弩张的意思。近来小布什总统一度还要把台湾单列到跟北约同级的盟国的地位来处理武器销售问题。看来美国对华政策中对保护台湾这个“老朋友”的安全是有它自己的盘算的。
从司徒雷登、谢伟思到洛德
读此书的另一收获是关于对美国外交官的认识。美国外交官维护的是美国利益，对中国的看法大都是从美国利益出发，这不奇怪。不过在1940年代，有一些外交官对中国的感情比较深———要知道，当时如果不是对中国有些感情，大概没多少人愿意以对华外交为职业。最有代表性的也许是司徒雷登了。从几个内战时期在中国的外交官口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国务院在马歇尔力排众议下推举司徒雷登为美国大使颇不自在。在他们眼里，曾为燕京大学校长多年而在中国桃李满天下的司徒和中国关系太亲近了，因此对其能否全力为美国利益服务没有信心。言谈话语中就连司徒一直没搬进大使馆官邸都被诟病，而且对他身边的傅泾波和国民党政府特别是蒋介石的关系不无忧虑，以至于应该送交大使的国务院来电都不能在司徒府中过夜，而是当场诵读然后带走，可见这些外交官对顶头上司的怀疑。
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是谢伟思，这位外交官后来在麦卡锡时期受到的迫害也许是最惨的，不但被国务院开除，搞到后来连工作都找不到，不得不去帮一个英国人做小买卖。好在后来终于平了反。时来运转，尼克松访华前周恩来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提到欢迎美国老朋友再访中国，特别提到了四个人，费正清、拉铁摩尔、范宣德和谢伟思。后来谢伟思也真起了专家的作用，以他对中国领导人的了解，直截了当地告诉基辛格，中国人别的事情可能在谈判中会讨价还价，但在台湾问题上不行，因为这是原则问题。谢伟思的观点和遭遇应该是有代表性的。有意思的是，不管其意识形态和对中国的了解与态度如何，被采访的外交官都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失去了希望，有的就直接承认中国革命成功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是件好事，虽然这个结果对美国的利益来说也许不是什么好事，但现实是革命势力明显得到了80％以上人口的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接受这个现实。
越往后，特别是尼克松访华后，对华外交热门以来，外交官们对中国的感觉就越“客观”起来，越少有感情色彩。除了像基辛格这样奇特的大人物，好像可以称为“中国朋友”的外交官不多。洛德以华人女婿的身份出使中国自有一份不同的感觉，但他也没有表现出对中国特别深的感情牵扯。不过感情是一回事，认识是另一回事，这些被采访的外交官对中国的认识一般来说都还算比较内行。我曾经看过南海撞机危机时cnn现场直播的公众讨论，美国听众里对中国的恶语可真不少，还是前驻中国大使李洁明提醒听众要从中国的角度考虑一下，比如“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反对北京申奥等事件让中国人形成了对美国的负面看法。
历史纪录的新材料
这五十年里中美关系曾有过的几次危机在书中都有相应描述。比如1949年前后美国态度的转变，从这些外交官的立场和叙述看，美国政府还是打算与新中国发展关系的，当时司徒雷登和美国大使馆故意没有跟着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苏联大使都跟着走了），也算是留条跟中国政府打交道的后路吧。1949年秋天国务院还来电报命令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坚守岗位，不惜代价留下来呢；一转眼，刚过了新年，电报又来了，要求所有人员尽快撤离，据分析是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承认新中国，而且怕外交官被中国扣作人质。有关朝鲜战争，书中提供了一个新情况，据一个情报官员回忆，1950年5月美国情报机关在天津的关系曾提供了相当准确的情报，认为朝鲜战争迫在眉睫而且中国卷入的可能性非常高。有意思的是，当时格林（marshallgreen）将该情报送交到国务院，但根本没被当回事。从美国国务院朝鲜科来的消息是他们没有北朝鲜要进攻的情报，“我们倒是担心李承晚这家伙没准会北进呢”。
关于当时美国希望毛泽东成为另外一个铁托的想法，显然不是无中生有，也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多大程度上也是民族主义者的争论，不过后来的主流意见是中苏不会分裂，所以美国外交能利用的东西不多。有趣的是到了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了，蒋介石还对格林说中苏分裂是装出来骗美国人和西方国家的，不知道蒋介石是有目的的误导还是真的消息不灵。据回忆，1963年的海尔斯曼讲话（hilsmanspeech）在美国对华态度上是个转变，开始公开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政府，就是认识到共产党人会存在下去，“尽管我们不喜欢他们，我们也要开始同他们打交道”。要知道在1960年代美国对华外交还是有“语言禁区”的，比如说称中国一定要加定语“共产主义”，不能称呼“北京”而只能随国民党叫“北平”；这种从司徒雷登、谢伟思到洛德僵化情形一直到了1960年代末才有变化，先是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后来在尼克松的讲话中，国务院才真正脱出这种高度政治化的“话语”束缚。
有趣的历史细节和小故事
书中外交官们对中国领导人的描述有的非常生动。比如对周恩来的评价就非常高，绝对是杰出人才。有人还引用1950年代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话表达同感，说当他和周恩来相会时才真正感到什么是文明人（大意如此）。我们已经看多了基辛格、尼克松回忆录中对毛泽东的带有敬畏的评价，但在私底下，基辛格对洛德评价毛泽东时却说“虽然他的帕金森症已经绝对不轻，站都站不稳。说话呜呜的，翻译根本就听不清，但仍然让人有强烈的畏惧感”。外交官们对江青的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不过也提到当时美国联络处知道江青喜欢西方电影，所以主动为她提供新电影看，不过因版权问题，电影几天就得还，看来江青有借有还，信誉不错。
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事是个老掉牙的故事。这本书里倒是有一个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在浴缸里决定政策的小插曲。某日，杜勒斯正在硕大的瑞士浴缸里洗澡，美国谈判代表约翰逊急匆匆地来向杜勒斯报告，杜勒斯还是慢条斯理地洗他的澡，约翰逊就顺势坐在马桶上，说刚才会谈时中国代表王炳南提出中美应该讨论如何关系正常化，所以约翰逊建议美国也采取积极态度开始跟中国进行实质性改进关系的谈判，可杜勒斯想都没想就说，“不，我不干”，还是继续洗他的澡，于是这件事就没了下文。可见其对中国政府成见之深和其人之傲慢。
福特也许是近几十年来最没特点的美国总统了，显然他访问中国时的准备功课没做够，在和毛泽东会见时，正是他身体每况愈下之时，毛泽东用他特有的幽默对福特说：“我想我就要接到上帝的请帖了，但到现在还没走成。”福特没明白毛的话，居然回答说“没关系，我一定让基辛格赶紧把请帖给你发了”。意思大概是要请毛去美国走上一圈，要是就这样翻译过去，不就成了驴头不对马嘴的外交笑话了吗？据洛德说他和基辛格都惊呆了，还是翻译有急智，居然给翻成：“总统说，主席能活上千八百岁，不碍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