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上台执政的社会历史背景

《多难的旅程》〔1〕作者认为,1941年以来美国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乃是罗斯福“新政”的继承者和反对者,在不同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制约下组成的各种联盟之间的不断斗争。斗争的主要内容,乃是民主党自由派的由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和进行社会改革的主张,同共和党保守派的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赞成尽量发挥资本主义能动性的主张之间的斗争。前者处于“攻势”,后者处于“守势”;前者是“作用”,后者是“反作用”。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阴影下》作者则认为,“罗斯福作为一个新的政治时代的建筑师取得的成就,鼓舞着后来的民主党总统、甚至一些共和党人使自己等同于罗斯福。”〔2〕书中把罗斯福“新政”的传统作为他逝世后美国政治生活的主流,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尼克松政府不过是两个共和党历史的插曲〔3〕。

诚然,自罗斯福实行“新政”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继承新政的民主党是占优势的,它执政32年,反对新政的共和党处于劣势,它执政只16年。而且,除1946—1948和1952—1954年间以外,国会一直控制在民主党手中。

再从共和党历次总统竞选情况和两个共和党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情况看,罗斯福新政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艾森豪威尔之当选为总统,不少论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他的人望(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而不是由于他的政纲。同时,在他执政期间,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倒向共和党保守派,而走在介乎自由派与保守派、或说是罗斯福“新政”与罗斯福以前几任共和党总统的自由放任政策之间的中间道路上,他称其为“现代共和党主义”,以区别于胡佛以前诸共和党总统的旧共和党主义。1960年,尼克松败于肯尼迪以后,共和党中一批顽固派在1964年竟推出曾扬言要废除罗斯福“新政”以来所有社会改革措施的极端保守派巴里·戈德华特竞选,结果大败于约翰逊。那时,国会中众院共和党议员只剩140人(是1936年以来最低数)、参院只剩32人(是40年代初以来最低数)。在州立法机关中,共和党议员较1962年减少6.7％。

这一年的共和党,真可以说是众叛亲离。自1872年以来一直忠于共和党的该党东部权势集团机关报《纽约先驱论坛报》,也第一次反对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来了。“在大选那天,数以百万计的共和党人第一次投了民主党候选人的票。”〔4〕

1968年参加竞选的尼克松,由于以反共起家,名声不好,并在1960年大选中败于民主党自由派的肯尼迪。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时惨败于民主党自由派州长帕特·布朗,几年来不得不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并以温和的政纲竞选。但即使如此,他 也只是险胜民主党自由派的休伯特·汉弗莱,所得选民票只多汉弗莱的0.7％,而且国会两院还控制在民主党手中。不少论者认为,如果民主党不为极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所困,结果未必如此。同时,在尼克松执政期间,他也曾自称“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用类似“新政”的办法以克服经济危机。

1972年,尼克松虽然取得绝对性胜利,“但是总统选举的结果并不表示已出现了一个‘新的共和党多数’,因为民主党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国会的两院……确实,由于许多有地位的委员会领导人已经退休或者在预选中被击败,这届国会看来比以前的国会要稍许更富于自由主义色彩。”〔5〕

可见从1932年到1980年近半个世纪中,共和党保守派、特别是极端保守派,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惨淡经营,一直未得势。

1980年的美国大选却与上述传统背道而驰,出乎人们意料:共和党极端保守派代表里根当选总统,使得许多美国自由派人士大感迷惑,这是什么缘故呢?

罗纳德·里根何许人也?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瑟·林克等说:“里根是个直言不讳的极端保守派,长期以来就是共和党强有力的右翼宠儿。”〔6〕1964年大选中,当共和党戈德华特的极右派面目为广大群众所认识、处境十分艰难之时，正是里根挺身而出,在电视中发表了一篇戏剧性的演讲,帮助他扭转了颓势。“里根的这一果敢举动,使他赢得了共和党保守派接班人的地位。”〔7〕“自此以后,他一直是反对罗斯福的右派的北极星”。〔8〕

从里根的言行看,他对于这些头衔确实当之无愧。在国内各种主要社会经济问题上,他都站在极端保守派一边。他无限相信自由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的判断,认为只有尽量让资本主义自行其是才能解决当前经济困难;反对政府插手私人企业活动,反对政府控制工资和物价。总之,他反对新政时期以来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各种干预,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政府庞大开支和妨碍自由企业的规章制度。他主张大砍联邦社会福利计划,大量降低企业所得税额,支持企业加速折旧。他主张通过立法以支持州政府禁止工人加入工会。他歧视黑人,主张对纯白种儿童学校免税。他反对征兵制;反对控制私人枪枝。他支持恢复死刑,支持禁止堕胎和规定男女同权的联邦宪法修正案。他还主张在学校里教授与达尔文进化论相对立的理论。

在对外关系上,他是个鹰派,认为美国应当领导世界,要求恢复战后时期美国的霸权地位。他主张加强军事实力,对苏持强硬态度,认为越南战争是“崇高的事业”,要求与台湾恢复政府间关系、反对把巴拿马运河还给巴拿马,主张封锁古巴,支持以色列。

除这些极右的思想言行外,里根在竞选过程中还显得知识贫乏,经常失言。1980年上半年,他在一次同电视记者的谈话中听到法国总统的名字时,想不起这人是谁。他“连北越和北朝鲜也会搞混,还不只一次地把印度尼西亚说成了印度支那。”〔9〕1980年9月,竞选正式开始,里根在密歇根州商品交易会上攻击吉米·卡特,讥讽“他是在那个诞生三k党并且是三k党母体的城市开始他的竞选的”,卡特当时正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卡卢萨露面。实际上,三k党的发源 地是在田纳西州,而塔斯卡卢萨的居民则是反对三k党的。他还信口开河地说阿拉斯加的石油蕴藏量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地方丰富,这是违反目前常识的。

就是这样一个经常闹笑话的极端保守派分子,却在1980年冲垮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的优势,在总统竞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他得选民票4330万张,总统选举人票489张,囊括44个州;卡特只得选民票3500万张,总统选举人票49张,在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取胜。共和党以53席对47席控制了参议院,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虽然仍是少数,但两党保守派加起来却占多数。共和党还增加州长4人。

据美国报刊报道,里根不独打乱了民主党主要支持者(蓝领工人、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等)的阵线,而且深深楔入了卡特根据地的南方各州。

对1980年里根竞选的胜利,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人从个人身上找原因,说里根“透露出具有朴素美德的神态。那些从远处一直认为他是个极右狂热分子的人,看到他那令人啧啧赞赏的风度和迷人的堂堂仪表,顿时消失了怀疑。不管他说什么,人们总觉得他显然没有恶意。”或者说“他是一名出色的表演者……他的最了不起的一项本事就是善于把一种想法或感情表达出来”;他能和听众“心心相印,痛他们之所痛,同他们怀有同样忐忑不安的危机感”;当他在竞选中谈到这些危机感和克服这些危机的必要性时,“从新英格兰的乡村森林地带到中西部的农村市镇,从洛杉矶的郊区到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幽静村庄,听众……就好像触电一样地跳了起来,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激动的欢呼声。”或者说“他是一位雄辩家,能使他们(听众)相信事情本来不应落到这种(内外交困的)地步;他知道怎样拨回时钟,恢复美国一度在世界上拥有的无可匹敌的实力地位。”〔10〕

相反,吉米·卡特则优柔寡断,贻误时机。

有的人从政党政治找原因,说里根选择乔治·布什作竞选伙伴,使共和党的右派同温和派团结了起来;竞选的资力雄厚,组织工作严密;民主党的保守派与自由派闹分裂,竞选资力不足,组织工作涣散;而约翰·安德森这位独立候选 人的存在,又拉走了卡特的不少选票。

有的人从国内外形势方面找原因,认为在国际方面,美国的主要问题是国力相对下降，对付苏联扩张活动不力;在国内的主要问题是无力解决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因而人心思变。

还有的人从权势由东北部向西部南部转移、不同选民的向背等方面找原因。

所有这些原因,除国内外形势外,都是次要的。而国内外形势,或者说国内经济困境和国外苏联扩张威胁这种说法,未免太笼统。我认为,1980年极端保守派里根竞选获胜的根本原因,要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中去寻找。我在论述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与马列主义的关系的两篇文章 中〔11〕,提到了70年代美国出现的一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即:“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谓的‘福利国家’,是可以暂时克服垄断资本主义的最严重经济危机并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到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但是,这种大规模赤字财政的政策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生产停滞的危机也不能避免,两者相互为用的结果,必然引起更加难于克服的新型经济危机——‘滞胀’。”

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特别是战后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过程是符合这条规律的。由于实行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走“福利国家”的道路,稍微减缓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美国战后虽仍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但从来没有一次像1929—1933年那样严重;而且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美国还出现近30年的长期经济繁荣。但是,由于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意味着大规模赤字开支,“福利国家”的发展,再加上大公司人为地保持高价的能力和能源费用不断上涨,必然逐渐引起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由于长期高度经济繁荣引起的国民生产力的增长率高于劳动者收入的增长率,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又转而日益增强,经济危机也渐趋严重。当然,这是从总的趋势说的,实际情况是有起伏。1948—1949年经济危机历时15个月,工业生产下降10.1％,固定资本投资下降16％,全失业率最高达7.9％,但物价则有所下降。1953—1954年经济危机持续9个月,工业生产下降9.4％,固定资本投资下降3.9％,全失业率最高为6.1％。消费物价略有下降,批发物价则略有上升。1957—1958年经济危机持续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13.5％,固定资本投资按1972年美元计算,1958年第三季度较1957年第三季度下降14.8％,全失业率上升到7.5％。而且从这次危机起,出现生产停滞和物价上涨同时并存的现象,批发物价上涨2.2％,消费物价上升4％。1960—1961年经济危机持续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8.6％,固定资本投资只下降4.5％,全失业率最高为7.1％。危机期间,出现了战后由于国际收支连年巨额逆差、黄金急剧外流引起的第一次美元危机;物价方面,批发价上涨0.5％,消费价上涨1.6％。1969—1970年经济危机持续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6.8％,固定资本投资下降8％,全失业率最高为6％,批发价和消费价则分别上涨3.3％和6.2％。此外,经过这次危机,美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从1968年的45％,下降到1971年的40.3％;出口贸易同期从16.2％,下降到14.1％;黄金储备则从1969年的28.9％,下降到1971年的24.8％。美国经济上的霸主地位急剧衰落。1974—1975年经济危机持续9个月,工业生产陡降15％,固定资本投资陡降16.6％,全失业率最高达8.9％。通货膨胀急剧发展,批发物价陡涨9.4％,消费物价上涨7.4％。这次危机后回升阶段持续21个月,是战后最长的一次〔12〕,经济学家们一般称这次危机为“滞胀”危机。而且,进入高涨阶段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仍然缓慢,通货膨胀上升幅度增大,失业率还很高,可以说仍处于“滞胀”状态。

由上可见,美国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从70年代起,已逐步陷入“滞胀”困境。从整个70年代来说,生产、就业情况大逊于50年代和60年代,而通货膨胀则远为严重,情况见下表:〔13〕

年代

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1975=100

年平均失业率

(％)

年平均失业人数

(万人)

消费物价年平均

增长率(％)

1950—1959

1960—1969

1970—1979

5.3

5.5

3.2

4.6

4.8

6.2

293

341

572

2.0

2.3

7.1

吉米·卡特就是在这种“滞胀”困境中上台的。滞胀危机和它以前的经济危机不同: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不可能消灭滞胀危机以前的经济危机,但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可以缓解它,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经济增长;滞胀危机则更难对付,因为采取罗斯福新政式的政策来扭转生产停滞和失业现象就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采取紧缩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就会加剧生产停滞和失业规模,形成一种扶起东来西又倒的局面。

尼克松政府对付滞胀危机的政策就是如此。尼克松上台时,滞胀危机尚在酝酿之中,当时美国经济的迫切问题,是60年代中期以来就急剧加重的通货膨胀。1969年4月14日,尼克松提出了所谓“姑且一试计划”,决定实行传统经济学和货币主义相结合的紧缩性财政与货币政策。但是,“姑且一试计划”并未能抑制通货膨胀,反而触发了1969—1970年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与生产停滞两症并发,“滞胀”现象正式出现。为扭转生产停滞,尼克松于1971年初起,停止“姑且一试计划”,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并公开宣称:“在经济学方面,我现在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了。”〔14〕为抑制通货膨胀,尼克松放弃他一向反对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主张,于1971年8月15日起实行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其国内部分是冻结和控制物价、工资、租金和红利。尼克松的这些措施,在1972年的确取得较明显效果。不独经济开始复兴,通货膨胀也暂时 得到控制。但好景不常,特别是碰上1973年末开始的能源危机,美国经济于1974—1975年又陷入一场影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更大滞胀危机,特别是通货膨胀急剧增长。

杰拉德·福特于1974年8月接替尼克松任总统后,10月初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提出“立即向通货膨胀进攻”计划。但在国会能够着手讨论他的计划之前,生产停滞现象日益严重,到1975年春达到战后创纪录水平。于是,福特又转而乞灵于减税以对付生产停滞。1975年后期,经济开始复兴,但又引起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加剧,直到1976年。

民主党人卡特在1976年大选中战胜共和党人福特,和1932年大选中民主党人罗斯福战胜共和党人胡佛的情形不一样。罗斯福在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濒于崩溃时上台,是由于他找到了“新政”这个虽不彻底但却有效的解救办法,使他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信任,为民主党赢得了半个世纪的优势。但是,卡特的胜利,并不是因为他找到了解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日益严重的滞胀危机——的较有效办法,只是由于长期被滞胀危机所困扰的美国人民在无可奈何之中想换换马而已。就因为卡特心目中没有一个明确的解救滞胀危机的想法或计划，他在竞选时和在就任总统以后,不能像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等总统打出“新政”、“公平施政”、“新边疆”、“伟大社会”等旗号那样,提出一个明白的施政口号。1976年大选前后虽然仿效新政勉强凑出个“新基础”,却显得内容空虚而含糊。两个月以后,再也没有人 提到它。因此,在卡特执 政期间,也像尼克松和福特一样,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1977年他按民主党自由派传统来医治生产停滞和失业,使 失业率从1976年12月的7.9％下降为1977年12月的6.4％,1978年几乎又降低1％。这种大规模赤字开支政策,再加上能源危机,自然引起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于是,1978年他又按共和党保守派传统抑制通货膨胀。由于这种紧缩政策,到1979年春天,美国经济又开始衰退,主要经济指数下降3.3％。这是1974年经济衰退以来最严重的下降。通货膨胀也从1977、1978年的7％上升到10％以上。到1980年3月,工业生产下降更显著。三大基础工业中,汽车较一年前减产1/4,住房建筑比1979年下降21.8％,钢铁生产订货已缩减一半。失业率上升到8％。通货膨胀到1980年第一季度更上升到惊人程度,达20％。这样,工资收入者实际工资便下降,消费者债务负担日益严重。过惯了富裕生活的美国人民,对卡特总统及其政府深感失望,又想到要换马了。

美国人民对卡特总统和政府的不满,还由于战后在维护和发展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一方面大量支出所谓“对外援助”并承担资本主义世界主要防务费用,致使财源大量外流,美元地位下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另一方面造成美国 经济中的高工资、设备陈旧、政府规章制度繁琐等等,致使美国商品的竞争能力逐渐落后于西德、日本等国的商品。这样,70年代以来,“美国力量下降,过去以世界霸权自居的美国,已感到今非昔比……近15年来,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从占美国的1/3上升到占美国的2/3……在钢、煤、石油等重要工业产品上,苏联的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苏联的军事实力更急剧膨胀,不论常规武器或者核武器,已经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美国。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同西欧、日本的力量对比也起了变化……西 欧的国民生产总值同美国相差无几,接近两万亿美元;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占美国的一半。西欧和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第三世界力量迅猛壮大,绝大多数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在经济领域的斗争,也取得显著成就。它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 大的作用。”〔15〕

由于美国国际地位下降,过去美国那种一国独霸、到处挥舞指挥棒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独西欧、日本日益自主,第三世界也不像以往那样听话,伊朗扣留美国大使馆人员作为人质,美国也无可奈何。特别是苏联,1978年初即放手干涉非洲之角,接着颠覆阿富汗达乌德政权,策动南也门政变。1979年又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唆使南也门攻击北也门。1980年初出兵占领阿富汗,进窥离阿富汗350英里的波斯湾,加强“南下”攻势,企图进攻中东、非洲,控制西方石油航道,包围西欧;同时利用越南基地,卡住印度洋和太平洋交通,以威胁日本,孤立美国。在美洲,1978至1980年间,苏联大大加快武装古巴的步伐,向古巴运进三四百辆t—62型坦克、米格—23型战斗机和安—26型运输机各20架、3艘潜艇和其他大批军事装备,使古巴军队成为拉丁美洲最现代化军队。苏联还在古巴驻有两万多军事人员,建立10余个海空军基地和一个大型电子监听站,并利用古巴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输出革命”。苏联的作战部队、导弹潜艇、攻击型飞机,经常出没在美国近海,甚至一直摆到美国的鼻子底下。所以,“在进入80年代的时候……在国外,有许多人认为美国的所作所为已失掉了一个大国的形象,也失掉运用力量和施加影响的手段”〔16〕,激起许许多多美国人新的民族主义思潮,加强了“鹰派”的力量。

里根和共和党紧紧抓住上述两个困扰卡特总统和选民极其关心的问题,把它们作为自己竞选演说的主题。关于当前经济困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布罗克指责说,卡特的错误政策已将美国带进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里根除就此一再攻击卡特外,到投票前一星期还对选民说:“我觉得,在你作出这一抉择时,你最好自问一下,你现在的景况是否比四年前好?你到商店里去买东西是不是比四年前容易了?现在美国失业的人数是比四年前增多了,还是减少了？”这些话很有煽动性。关于美国国际地位下降和苏联扩张问题,“在竞选期间,里根和他的助手们……热衷于议论他所说的‘历史教训,即在大国中间只有实力雄厚足以保护自己利益的国家才能生存,……这种议论扣动了选民的心弦,因为选民对苏联的军事收获和美国国防体系内出现的问题感到忐忑不安。”有一次里根在演讲中说:“时至今日,白宫应该认识到,‘我们不在乎世界上其他的人是不是喜欢我们—~-10—我们要的是受人尊敬’。这番话一出口,群众欢呼雀跃,群情激昂。”〔17〕

战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福利国家”的发展,还引起一个特别不利于民主党及其政府的后果。因为自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由于工会力量日益强大,通过斗争,工人实际工资有所提高。有的美国历史学家说“1945至1970年间,工厂工人实际周工资增长50％,而这还不包括愈来愈有吸引力的小额优惠。……实际财富的增长,使美国社会结构更像一个菱形,而不像一个金字塔;中产阶级有了巨大的膨胀。”〔18〕我国经济学工作者根据美国官方材料计算,“美国生产劳动者所得到的实际收入,从1948年到1977年增长了97.7％,而在这种实际收入中,社会福利金和资本主义企业福利金所占比重也从1948年的9.4％上升到1977年的30.7％。”〔19〕由工人实际工资提高而引起的中产阶级的扩大,我国学人也有报道:“在美国,大富翁是极少数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也不是最多,大多数是算作所谓中产阶层,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76％。”〔20〕这种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特别是刚从蓝领工人爬上来的那一部分,非常关心维护他们刚刚混上的好日子,因此对于政府为了维持“福利国家”的高税收和“福利国家”引起的高物价,特别反感,从而对于把他们引入中产阶级的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实施和扩大新政的民主党政府,日益离心离德。里根本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30年代新政期间,他一家都受惠于新政,他的父亲、哥哥和他自己都是坚决的新政派,拥护罗斯福总统。据威廉·洛克滕堡研究,一直到1950年,他都投民主党人的票;1952、1960年他虽投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的票,但还是个民主党人。直到1962年,他才登记为共和党人。他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富了〔21〕。老百姓生活好了逐渐背离新政,是从50年代初就开始的。“1952年大选后不久,杜鲁门的一个助手把头探进了白宫总统办公室的门里,高声大喊‘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全都是你的过错。’杜鲁门惊异地抬起头来,他的帮手继续说:‘你为老百姓干得太好了,他们只得去投共和党的票。’”

“这是一个颇为恰当的事例。20年来,民主党总是对选民说,假如他们要想像共和党人那样生活,他们就得像民主党人那样投票。战时和战后的繁荣显然证明了那种要求是正当的。对民主党人来说,唯一的问题是:一旦选民能像共和党人那样生活的话,他们也就像共和党人那样投票,而且他们越来越频繁地这样干了。”〔22〕

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达到了顶点。1964、1965年的两个民权法,的确对黑人处境有所改善。再加上60年代后期以黑人青年为主体的城市骚乱,又把大量南部白人和白人中产阶级下层推向共和党。

就是这些日益背离民主党的“心怀不满的蓝领工人、南部白人、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和中西部与极西部传统的共和党选民合在一起,于1968年组成了一个新的共和党联盟,也就是尼克松所说的“沉默的多数”,使反共起家的理查德·尼克松险胜赫伯特·汉弗莱,登上总统宝座。到1972年,尼克松其所以取得大胜,更得力于72％的南部票,54％的工会会员票,53％的天主教徒票。总计,在登记的民主党人中,大约1/3的人投了他的票。1974—1975年的“滞胀”危机出现以后,这些占美国人口大多数的所谓中产阶级,日益对经济不稳定感到愤怒,担心自己的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更加埋怨起高税收和高物价来,从而也更迁怒于社会福利计划,以及与之有关的“大政府”、“大规模赤字开支”等,甚至横起心来否定“新政”、“公平施政”、“新边疆”和“伟大社会”的功绩,〔23〕使得美国社会的保守之风，除有共和党保守派为其主力外,还因南部民主党人和民主党自由派中分裂出来的“新保守派”与之合流,而更趋强劲。所以不少论者认为,1980年里根的胜利,得力于美国社会的转向保守。这也是6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陷于更深危机的标志。

美国史学家在评论卡特时,由于不理解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从而也往往不理解他作为一个民主党总统,为什么要采用共和党保守政策来治理国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称卡特是斯蒂芬·克利夫兰以来最保守的民主党总统。《纽约时报》编辑伦纳德·西尔克甚至写道:卡特将被人看作是“第一个这样的民主党人:他使民主党不再固守新政……承认一个成熟的福利国家引起的紧张形势……即使后来的历史评论承认他扮演的这种角色在当时有‘必要’,吉米·卡特也难免这样的判决:他是违反新政精神与实质的第一个民主党总统。”〔24〕

还有一些人过多地谴责卡特优柔寡断,政策多变;不能从全局理解当时美国的问题,因而也就不能提纲挈领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想与办法。但从选举的结果来看,卡特之败于里根,似乎主要是由于他不像里根那样保守。

里根虽然取得压倒性胜利,但透过胜利表面,也可以看出他的保守性胜利的局 限性。首先是,那些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大多数认为政府(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不关心他们,他们也不关心选举。1980年参加投票的人,是1948年以来最少的,只占选民总数的52.4％,而里根所得的选民票,只占总数的51％。这就是说,实际选举里根的人,只占选民的26.7％。在本世纪20次总统选举中,他所得的选民票的比例是倒数第七,而且这次选举中,拥护共和党的选民的3/10以上对民意测验者 说:他们的主要动机是要让卡特下台,而不是要使里根当选。

国会选举结果,共和党在参院只多6席,而在众院还少51席。在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佛蒙特、俄勒冈和马里兰这些州,参院的重要自由派仍然存在,而在佐治亚、印第安纳、威斯康星和华盛顿诸州,新的共和党稳健派取得了胜利。所以,也有的人说,这次里根的胜利与其说是保守思想的胜利,还不如说是共和党的胜利。〔25〕

此外,里根虽然自60年代初以来就是个直言不讳的极端保守派,但他在任加利福尼亚州长期间,还是不得不从实际出发,和民主党人控制的州议会妥协。他颁布过大幅度增税的法令,保住了各项社会计划,把州预算增加一倍,帮助过教育的发展,签署了一项严格控制环境污染法和一项放宽了的堕胎法。这些都是和他的言论相反的。

他当选总统后,参院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评论说:“他如果能重视人民的意见,动员他们,并努力扩大他的联合阵容,那么就能干得很好。但是,假如我对他估计错误,里根班子变成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他就会寸步难行。”〔26〕这就是后来保守的里根政府仍具有一些自由派和稳健派色彩的原因。

以上这些说明,美国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仍有一定的生命力。凯恩斯主义虽然正逐渐失灵,但并未完全失灵。里根用来代替凯恩斯主义的、以阿瑟·拉弗为首的新兴供给经济学,并没有什么新东西,“都是从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那里拣来的,萨伊定律、自由市场经济均衡论、货币数量说等自不待言,就是他们作为理论核心的高税率阻碍经济增长的论点,也是18世纪亚当·斯密提出过的。”〔27〕它决不能解救7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益深刻的危机。虽然里根在1984年又获连任,如果他在保守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就像小阿瑟·施莱辛格1984年12月11日对作者所说,民主党可 能卷土重来。

但是,也有些评论家另有看法。国会众议员杰克·肯普在1979年预言:“一种相当于冲击1932年的浪潮正在到来。当年共和党占优势的时代让位于新政。”〔28〕1980年大选后,肯普又声称:“在这种浪潮的顶峰,罗纳德·里根上台了,共和党在美国参议院取得了多数。像罗斯福在1932年一样,里根在危机时期给人们以一种更美好前途的希望。”〔29〕

政界和新闻界不少人具有肯普看法。“一位作家在《华盛顿邮报》写道 :‘在星期二选举中,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赋予民主党以力量的旧时联盟彻底垮台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头版头条则称:‘里根时代开始了,新政时代衰落了。’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现任和前任民主党参议员也同意此种看法。”〔30〕

从里根执政六年的情况看,似乎也不能说上述估计完全没有道理。

上述两种估计究竟哪一种正确,我们目前难以断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没有找到解决滞胀危机的较有效途径以前,即使民主党卷土重来,要回到从“新政”到“伟大社会”那样的民主党时代是很不容易的。

注释:

〔1〕弗雷德里克·西格尔 (frederick f. siegel):《多难的旅程——从珍珠港事变到罗纳德·里根》(troubled journey---from pearl harbor to ronald reagan),纽约希尔与王公司1984年版。

〔2〕威廉·e·洛克滕堡(william e. leuchtenburg):《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阴影下——从哈里·杜鲁门到罗纳德·里根》(in the shadow of fdr---from harry truman to ronald reagan),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序言第10页。

〔3〕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也有类似看法,见所编《美国共和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版,第387页 。

〔4〕同上,第424页。

〔5〕同上,第442—443页。

〔6〕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中译本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

〔7〕〔日〕教育社编著:《里根政权》,新华出版社1981年中译版,第9页。

〔8〕同〔2〕,第209页。

〔9〕赫德里克·史密斯等:《里根和里根总统》,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译版,第119页。

〔10〕同上,第149、23—25页。

〔11〕《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见上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与马列主义》,见《兰州学刊》1984年第3期。

〔12〕以上数字,引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现代美国经济问题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章。

〔13〕《经济研究》编辑部编:《论当 代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页。

〔14〕小罗兰·埃文斯、罗伯特·d·诺瓦克(rowland evans, jr., robert d. novak):《尼克松在白宫》(nixon in the white house),纽约兰登书屋1971年版,第372页。

〔15〕李岱:《从七十年代看八十年代》,载《世界知识》1980年第2期,第2页。

〔16〕格伦·坎贝尔:《八十年代的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中译版前言。

〔17〕同〔9〕,第142—143、83、101页。

〔18〕同〔1〕,第107页。

〔19〕姚廷纲:《“福利国家”剖析》,见《经济研究》编辑部编:《论当代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7页。

〔20〕吴大琨:《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重访美国有感》,《世界知识》1980年第13期。

〔21〕同〔2〕,第七章第四节。

〔22〕同〔3〕,第365页。

〔23〕同〔1〕,第266页。

〔24〕同〔2〕, 第208页。

〔25〕同〔9〕,第154页。

〔26〕同〔9〕,第166页。

〔27〕刘涤源、谭崇台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95—496页。

〔28〕杰克·肯普(jack kemp):《美国的复兴:八十年代的战略》(an american renaissance: a strategy for the 1980s),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4页。

〔29〕同〔2〕,第226页。

〔30〕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