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世界使命”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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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乐雄
黑格尔说过，历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现过两次。恩格斯补充说，第一次以正剧方式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形式出现。哲人对历史洞若观火，因为有了拿破仑一世威武雄壮的正剧，于是引出了拿破仑三世啼笑皆非的闹剧；因为有了气吞千古的罗马帝国，于是引来不伦不类的“神圣罗马帝国”。
但美国的崛起似乎打破了上述的历史规则，因为它正偏偏以“第三罗马帝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历史上。
美国是否属于那个在世界历史过程中，经过了古罗马帝国（正）、神圣罗马帝国（反）后而成为被叫做“美国”的事物？笔者曾就此询问过来访的一位美国学者，对方回答说：“是的，美国人对这点充满信心。”
这位学者的回答无疑会让人想起斯宾格勒的狂言：德国民族是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个民族，在文明发展内在形式的三个阶段中，命中注定要去完成最后一个伟大的阶段。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德国人已失去了这种感觉，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人却开始有了这种感觉，并且越来越强烈。
罗马帝国、马其顿帝国与唐帝国
在西方学者巴洛看来，“整部罗马文明史无非是罗马精神的发展史，自我实现史……”
巴洛认为古罗马帝国的强盛经历了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罗马人敏锐地认识到，在人类之外存在着单独或集体的“力量”，对此人类决不可忽略。如果人类拒绝这种“力量”，则将招致灾祸；如果勉强服从，则也将成为其牺牲品；如果乐于服从，人类则会发现自己可以成为这种“力量”的合作者———通过合作，人类可以了解这种“力量”的趋势甚至目的。心甘情愿的合作会带来一种献身观念；当目的变得越加清晰，献身者将感到自己就是推进这些目的的代言人或工具；换句话说，这群人将意识到一种“天命”。
这，就是罗马从台伯河之畔的“七丘之盟”发展到奥古斯都屋大维时代的精神之旅。
岂止是罗马人，古代强盛的文明大都经历了同样的精神历程，强大的国家和文明都具有敬畏自身以外的“力量”并服从这种“力量”的特征。这种力量也许来自宗教、世俗信仰、理想或理念等，但发现它的国家及国民对之敬畏、服从，奉之如“绝对命令”，并以使命感的形式出现于历史上。
在古希腊，“人类之外的力量”以“理想国”的理念呈现于世，其现实中的执行者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一生深受两本书的影响，一本是《古希腊神话》，另一本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前者使他产生征服世界的野心，后者使他产生建立“实现正义公道而至于至善”的世界理想国的强烈冲动。为此他开始了军事远征，从他对被征服者的宽阔胸襟以及一系列四海一家的政策表明，那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军事远征是理想主义谱写的历史绝唱。
从已发现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由于家族和老师的因素，亚历山大很早就感觉到“人类之外的力量”，并一直对之保持敬畏和服从，最终视将之推诸四海为自己的使命。所以，不是亚历山大把希腊文明的力量表现到极致，而是附身于亚历山大的希腊文明精神激发出了希腊文明的伟大力量。
东方也有一位具备“四海一家”胸襟的君王，他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历来史家多以政治权谋解释他的贞观之治，忽视了李世民精神境界与其丰功伟绩的关系。贵族出身和突厥血统以及少年不凡的经历，使他较早地感悟了“王道”和自己的使命，对这一“力量”的敬畏和服从使他对人类的认识超越了历代君王，“华夷一家，爱之如一”！以天下父母自居的使命使他胸襟开阔，气度非凡。
东突厥颉利可汗屡屡威胁中原，曾率军直抵渭水北岸，数年后战败被俘后，太宗好生养之。在李世民的眼里，颉利可汗是一需管教的顽皮孩童。太宗敬畏“王道”，崇尚尧舜文王周公之道，把唐初带入文明盛世。
伟大文明和国家的兴起关键，在于其精神领域是否出现了被人们自觉服从的“神圣力量”，是否出现这种“力量”的代言人和执行者，是否出现了符合正义的使命意识。这些都是文明和国家兴起的精神要素。
人类集体之外的“力量”曾以“敬德保民”的王道理想出现于早期黄河文明，并接通上天、借助神灵，约束着古代中国的君主们。
美国的精神之旅
在短短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从13个殖民地发展到今天规模的美国，也正是在重复着历史大海中潮涨潮落的现象，就像“七丘之盟”发展到罗马帝国、“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取天下。
不过美国人敬畏和服从的“力量”与众不同，既不是“理想国”，也不是“王道”，而是“自由”、“人权”、“民主”等一整套理念组合。
更不能忽略的是，他们相信上帝，打开了世俗理念与宗教境界的通道，为世俗理想找到了宗教归属。这样，世俗与宗教形成浑然一体的“力量”，美国人敬之、畏之、服从之、心向往之、神驰往之。
战争是国家、民族乃至文明的试金石。从美利坚的精神发展来看，独立战争是为自由而战，内战是为人权而战，这两场“安身立命”的立国之战已经为美国的精神追求、使命意识和献身目的奠定了基础并暗示了方向。借助两次世界大战，克服了“门罗主义”、“孤立主义”的小家子气，将人权、自由的实践带出国门，走向全球。
对于正处于深刻变动之中的世界来讲，这些价值观深得人心。这种情况又反过来使美国屡屡成功而变得日益强大，于是美国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尝到了敬畏、服从人权和自由观念的回报，他们深信这些原则就是历史的目的，实现这些原则就是自己的使命，进而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实现这一历史目的的工具。
这就是美国的心路之旅及其目前的精神状态。
历史的启示在于：对国家和民族而言，“使命感”是巅峰状态的精神标志，国家和民族的衰落往往是从精神领域开始，其标志是“使命感”的丧失。这和人的衰退一样，精神衰退是一切的根源。
对于精神衰退的原因，大致分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解释。黑格尔的解释是形而上的，他认为文明的兴起源于“世界精神”的光临，“世界精神”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运动变化的，从世界的东方开始向西方转移，最终回归东方。所以先有黄河文明、印度文明、“新月形”地带的苏美尔文明，然后是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
根据黑格尔的思路，从地理上看，美国是“世界精神”在西方驻足的最后一站，接下来是“世界精神”向东方回归的阶段。目前人们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21世纪以后，太平洋地区将成为世界繁荣的中心，历史是否正在验证黑格尔的预言？
笔者立足于形而下的考察，也发现精神对于文明兴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中决定性的标志是对于全人类“使命感”的诞生和丧失。“使命感”就是“世界精神”观照下的文明、国家和民族特有的精神状态。一种文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衰落首先是从其“使命感”的消失开始的。所以，对照历史上强盛文明和强国的精神状态，应该承认美国正处于上升阶段，因为它的“世界使命”意识不但没有开始消退，反而日渐旺盛。换而言之，美国的大运还未走完。
“使命感”驻足何处？
现在需要进一步考虑另一个问题，“世界精神”何时从美国开始转移？我们已经把“使命感”和“世界精神”接通，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美国何时会丧失“使命感”继而开始衰落？
尽管这是个近似算命测卦的难题，但历史已多少给了我们一些线索。不难发现，“世界精神”或者“使命感”曾经以个人的形式和制度的形式出现过，西方的大流士、亚历山大大帝、恺撒、拿破仑，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集权体制或带有集权倾向体制顶端的强人或君主，“世界精神”或“使命感”耀眼地集中于个人身上。黑格尔认为：拿破仑就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随着伟人的逝去，“世界精神”和“使命意识”也就转移或丧失殆尽，所创之辉煌很快颓败。因此，大凡个人所带来的国家民族之辉煌都短暂如斯。
比较而言，“世界精神”或“使命感”停留在个人身上的时间比较短，而停留在制度身上的时间比较长。罗马帝国强大和延续时间较长并非个人的因素，而是因为制度的健全、合理；以“第三罗马帝国”来称呼美国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美国的“使命感”也是建立在其制度基础之上的，不是华盛顿、林肯、罗斯福造就了美国的伟大，而是美国的制度造就了他们个人的事业。
罗马帝国、英国和美国的领袖们的平庸无损于国家的强盛，而大流士王、亚历山大大帝、查士丁尼大帝、腓特烈大帝、拿破仑等人后继者的平庸则必然导致国运衰退。这就是“世界精神”和“使命感”驻足于个人和驻足于制度的巨大差别。
美国丧失“使命感”的可能性
尽管我们发现了建立在制度上的“使命感”比建立在个人身上时间要长得多，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依赖于制度的“使命感”迟早也会丧失，继而强势会变成弱势。当年掌握世界霸权的不列颠，如今就成了为美国拎包的小伙计。英国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制度造就了一个世纪左右的强盛，这对估计美国强盛的时间极有参考价值。
文明和国家的衰落有多重原因，而内耗是最普遍的因素。内耗有时来自内部的原因，有时来自外部压力。强盛的文明和国家具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就是其内部结构十分精致，而这种精巧的制度一旦遭遇冲撞，则容易引发瘫痪性的毁坏。
苏联在没有外部直接碰撞下自我毁灭，一个原因是内耗导致了其“使命感”的丧失。美国的结构更加精致，但美国的制度保证了这个国家能够将内耗降低到最低限度。
但另一种情况对美国也许是致命的，那就是没有对手。历史上，当一个国家达到了强盛的目的———强大到没有一个对手，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因为强大的原动力是对抗，没有外部的对抗就不会产生“使命感”。黑格尔曾深刻地分析道：“那种主要的、最高的兴趣已经从它的生命中消失掉了，因为兴趣只有在反对的地方才能够存在。”
事实上，从“理想国”到“敬德保民”的“王道”，再到民主、自由与人权的价值观，具有某种东西相通的脉络———就是要为整个人类寻求、确认并推广一种最有利的秩序与目的。这些寻求无论成败，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美国终有一日衰落，也不表示人类的这种努力会戛然而止。
所以，与其为美国测卦，莫如深刻反省一下：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途跋涉中、特别是近代以来，在精神上丢失了一些什么重要的东西；如今，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精神与使命来完成伟大的民族复兴。（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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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世界使命”何去何从？》 作者：倪乐雄 孤独书斋http://www.cngdsz.net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