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的重大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柏林墙在一夜之间坍塌，海湾战争大获全胜，苏联八月政变猝然失败，这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戏剧性变故确曾使美国人陶醉，然而这并没有解除他们对自己国内存在的许多伤脑筋问题的忧虑。问题之一，就是其整个制度赖以确立的基本价值观念，在近年来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场挑战目前已经引起了美国思想界的严重关切，各大报章及整个新闻媒体为此而展开了尖锐的交锋。问题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这里不妨摘录《哈得逊评论》（hudson review）１９９１年春季号首篇文章作为开场白而引用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先生的一段话：“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足堪与中国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中国人已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他们的文化大革命，而我所见到的种种迹象却表明，美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正在日趋恶化下去，并且不会在可预见的将来被扭转。”〔１〕迪奈希·德苏查（dinesh d'souza）就目前这场大辩论考察了１００多所美国高校，并对加州大学（伯克利）、斯坦福、霍华德〔２〕、密歇根、杜克和哈佛这六所有代表性的大学进行了个案研究，结论也是：“这次席卷美国各大学校园的变革，性质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一场革命。”〔３〕两处引文中的“革命”，用的都是revolution这个词。美国著作家对“革命”词义的理解，虽与我们不完全相同，但是这里显然是指其广义上的概念，而非政治学上严格界定的狭义的“革命”。〔４〕克里斯特勒先生将目前美国正在发生的现象比诸中国６０、７０年代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当然亦不尽准确。此处恕我姑且“拿来”，套用“文化革命”一说，以求行文方便，有望读者明鉴。

一

美国的这场文化革命首先发难于高等学校，并迅速地波及整个教育界。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最敏感的神经中枢，美国的大学是西方文明的堡垒，通过教学、研究和服务三大功能，不仅为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更重要的还是将历史形成的价值体系世代相传，并化解由不断进入美国的移民所带来的异族传统，“教育是文化的生殖性腺”。〔５〕但美国的大学校园，历来又是酝酿各种标 新立异思潮和观念的温床。这些新异的思潮和观念，往往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外观朕兆，给既存体制拉响预警信号，同时也常常与主流文化保持一定的超前距离。

１９８８年春，斯坦福大学学生自发组织集会，抗议该校人文学科传统的以西方文明典籍为基轴的课程设置，高呼“嗨嚎，嗨嚎，西方文化快滚蛋！”〔６〕在学生的强大压力下，校方被迫让步，取消了讲授从古希腊罗马到１９世纪欧洲主要经典著作家的“西方文化”这门必修课，代之以“文化－观念－价值”这门新的必修课，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第三世界学者、少数种族人士及女性作者关于民族和两性差别问题的作品上，换句话说，像柏拉图的《理想国》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这样的名著只好割爱，以便让当今危地马拉一个农妇的自述性小说《我，里葛贝塔·门基》，或罕为人知的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的以宣扬暴力推翻殖民统治为主题的小册子《大地的苦难》搬上课堂。〔７〕

可以设想，堂堂的斯坦福大学当局，自然不会在涉及教学内容这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上，轻易地俯首听从学生的摆布。然而它终究这样做了，其中必有文章。实际上，风起青萍之末，该校学生的举动只是普遍存在于全美青年一代人当中的反传统情绪要求表达的一例而已。斯坦福学生肇事之后，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教材内容也受到类似的质疑；霍利奥克山女子学院决定，学生可以免修西方文化课，但必须选修一门有关第三世界文化的课程；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亦需选修种族研究的课目，但可放弃西方文化（甚至包括美国历史）的课目。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不修一门非西方文化的课程根本无法毕业。克利夫兰大学则要求其学生至少要选修两门美籍非洲人文化以及一门欧洲以外地区文化的课程。〔８〕这种要求彻底修订高等院校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风潮，实际上正在席卷着美国三千多所大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到中小学。《哈泼氏杂志》（harper's magazine）１９９１年９月号将３０年代末罗斯福时期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人文教程必读书目，与８０年代布什时期的斯坦福大学“文化－观念－价值”概论教程的必读书目，列表加以对比，颇能说明问题。表如下：

1937-1938学年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人文教程必读书目:

荷马：《伊里亚特》

埃斯库罗斯：《俄瑞斯忒斯》

索福克勒斯：《奥狄浦斯王》、《安提戈涅》

欧里庇德斯：《埃勒克特拉》、《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美狄亚》

阿里斯托芬：《蛙》

柏拉图：《辩诉篇》、《宴话篇》、《理想国》

亚里斯多德：《伦理学》、《诗学》

卢克莱修：《物性论》

马可·奥勒留：《自省录》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

但丁：《地狱篇》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拉伯雷：《巨人传》

蒙田：《散文集》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１、２部、《哈姆雷特》、《李尔王》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

弥尔顿：《失乐园》

莫里哀：《达而杜弗》、《厌世者》、《情不自禁的医生》

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

菲尔丁：《汤姆·琼斯》

卢梭：《忏悔录》

伏尔泰：《老实人》

哥德：《浮士德》

1988-1989学年斯坦福大学“文化－观念－价值”概论教程（共８个部分）“欧洲和南北美洲”部分必读书目: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

左撇子：《老人帽之子》

弗洛伊德：《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梅尔维尔：《巴特尔比》

圣经节选：《创世记》和《启示录》

左拉·赫斯顿：《他们的眼睛注视着上帝》

阿梅里科·帕雷德斯：《枪在手》

弗朗茨·法农：《大地的苦难》

胡安·鲁尔福：《平原上的烈火》

波浦尔·乌：《玛雅创世神话》

门楚：《我，里葛贝塔·门楚》

桑德拉·西斯内罗斯：《芒果街的房子》

露丝·贝内迪克特：《文化模式》

保罗·雷丁：《骗子》

#i0[ｍ].ｊ.和ｆ.ｓ.赫斯科维茨：《达荷美记》、《非洲的神话和传说》、《荷马对赫耳墨斯的赞歌》

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莎士比亚：《暴风雨》

埃梅·塞泽尔：《一场暴风雨》

ｃ．ｌ．ｒ．詹姆士：《黑色雅各宾》

阿莱霍·卡彭铁尔：《这个世界上的王国》

左拉·赫斯顿：《告诉我的马》

欧里庇德斯：《酒神的伴侣》

简·里斯《辽阔的藻海》

牙买加·金凯德：《安妮·约翰》

弗朗茨·法农：《黑皮肤·白面具》

欧里庇德斯：《美狄亚》

德里克·沃尔科特：《诗集》

埃梅·塞泽汞：《回到故乡去》

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

哥伦布：（其第一、三、四次航行中发出的）《信札》

克拉利斯·里斯佩克特：《世上最小的一位女人》

贝纳迪诺·德萨哈贡：《墨西哥征服记》

卡门·塔弗拉：《玛琳切》

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萨蒂略：《新西班牙征服记》

巴托罗梅·德·拉斯·卡萨斯：《为印地安人辩护》

詹姆士·拉利福德：《马什皮人的身份》

加西拉索·德·拉维加：《皇家记事》

菲利普·古阿曼·波马·德艾亚拉：《新纪年与好政府》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社会契约论》

美国《独立宣言》（１７７６）

南非《自由宪章》（１９５６）

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屠场》

惠特曼：《草叶集》

恩贝托·埃科：《神游超境界》

#i0[何]塞·玛利亚·阿格达斯：《喷气飞机颂》及《献给我们先人图帕克·阿马鲁的颂歌》

法国《人权宣言》（１７８９）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１９４８）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自传》

胡安娜·曼纽埃拉·戈里蒂：《作恶者必无好报》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有生命的城市》

马克西诺·洪·金斯顿：《女战士》

从这两张必读书单，我们不难看出，今天美国大学生们所受到的传统文化教育与半个世纪之前确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３０年代末（更莫说此前），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经典作家的名著，构成了美国高校文科教学的基石，亦即美国教育界所谓的“真经”（canon），〔9〕甚至连美国本国的近代思想大师和文坛泰斗，其宏篇巨制都没有资格跻身于一流学府的神圣讲台之上。称此种现象为“欧洲中心论”，实在贴切不过。人们也不难想像，自幼深受此种教育陶冶的知识精英，对亚非拉美各民族的文明传统，会抱有怎样的偏见。此种偏见又被“白色人种优越感”和基督教的福音“使命感”所强化，从而长期形成了西方人士对欧洲大陆以外各文化体系的蔑视。这也就是平常人们所谓的西方传统。实际上，这是一种封闭的文化观。

美国大学目前正在发生的变革，矛头就是针对这一点。现在斯坦福大学的必读书目，与３０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必读书目相比，只保留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欧里庇德斯、埃斯库罗斯、奥古斯丁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其余一律割舍，同时大量引进了拉美作家的著作，以及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中制定的重要文献，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等。顺便指出，斯坦福大学的必读书目，只是“文化－观念－价值”课的八份必读书目之一，专供讲授欧洲和拉美文明传统教学时使用，有关亚洲和非洲等其他地区的，另有书目开出，这里虽不及详谈，但读者当能管窥一斑。

对于一个国家的学校教育，第一要义就是确定教材。这一点不应成为疑问。中国自汉至清，其间两千余年，虽曾数度因异族入主而偶有暂时曲折，但儒家经典即相当于美国的所谓“真经”，向来是学校的基本教程，儒学不但深入普通民众意识，循儒学而进身功名的士大夫阶层，更是维系两千年来的王朝政权及其典章规范、意识形态、人伦纲纪的主要力量，故有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夸张说法。设使中国当初没有产生过这一套经典著作，或者自汉以来中国的教育并没有采用这一套经典作为其教材，那中国的历史就会全然是另外一回事。据我们现在所知，世界上有相当数量的民族，尤其是非洲的许多民族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印地安人部落，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当然也就没有用文字记录的古代经典著作（尽管有其口头传说）。他们对人类文明 的贡献就缺乏确凿的证据，并且，他们在近代史上往往成为外来侵略和压迫的对象。由此不难看出，任何一个民族，继承、阐扬、改造自己的文明传统对其存在和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美国大学校园的变革之风，还突出地表现在学生招考和教授聘任的政策上。７０年代以来，美国就业制度引入了所谓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计划，〔１０〕规定凡拿到联邦政府合同或受其资助的各用人单位及学校，在招工和招生时必须参照当地居民各种族人数的多寡，按比例录用或录取。显而易见，这种做法，势必与传统的量才录用的标准发生冲突。〔１１〕１９７８年最高法院就加州大学（戴维斯）校董诉贝克案作出的判决，部分地抑制了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发展趋势。直到８０年代中期，在延聘大学教授方面，这种以种族人数为标准而非以学术水平为标准的用人政策，在实际上并未真正被执行，尤其是在一些有名望的学府，尽管我们会发现，几乎任何一家大学的《学事一览》都标明，它是一个“执行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单位”。但近几年来，事情发生了变化。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明确的指标，招收固定人数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多数学校还为这些学生安排特殊的教学计划，提供额外奖学金，以使他们不被淘汰。美国大学招生不是采用全国统考的办法，而是根据学生的中学成绩报告和标准化测试成绩。大学要想招到足量的黑人和西裔学生，只好对他们降低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肯定性行动”计划照顾的“少数种族”，实际上仅限于黑人和西裔学生，有时也包括印地安人、第三世界国家移民子女、残疾人、同性恋者，但不少亚裔却不在此列，尤其是华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因为其成绩一般比较突出，所以也成了白人子女的陪绑。例如，在加大（伯克利），黑人和西裔学生若和白人或亚裔学生具有同等成绩的话，那前者被录取的可能性就是后者的２０倍。该校商学院的恩内斯特·科尼斯堡（ernest koenigsberg）教授是招生委员会的成员，他坦率地承认，如果一个申请进入该校的高中比业生中学总平均成绩是３．５分（满分为４．０分），ｓａｔ（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标准考试成绩为１２００分（满分为１６００分），若该生是个黑人，那他就有100%的把握被录取。但如果他是个白人学生或者是个亚裔学生，那他被录取的可能性则只有５％。美国东北部地区那些素负盛名的一流大学，如哈佛、耶鲁、ｍｉｔ、哥大等，因其历史悠久，钟楼宇舍长满四季常青的攀缘藤，世谓常青藤大学，是地道的“象牙之塔”。但这些被认为是学术和知识象征的学府，雄心勃勃的青年学生无不趋之若鹜，视之为理想的深造之地和进身台阶，所以竞争向来十分激烈，新生一般都有接近４分的中学成绩和１３００分以上的ｓａｔ成绩。但近来为了求得改变学生种族结构，也只得大幅度放宽黑人、西裔子女的入学标准，甚至中学成绩不满３分，ｓａｔ成绩在１０００分以下的也招收进来。南部 的大学也不例外。〔１２〕对此种现象，科尼斯堡先生说道：“我想，这样做是不公正，但有什么办法呢，规矩不管怎么定，总是有利于某一部分人，伤害另外一部分人。”威斯里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迈克尔·哈利斯（michael harris）说：“当你看到有人使用‘资格’一词时，请记住，这是白人提出的新式口号。”〔１３〕

随着高校学生成分的变化，学校的规章制度、管理措施及条例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人际关系更是今非昔比。最为引起争论的，是学校为执行种族、两性及性爱方向〔１４〕平等所制定的那些严厉的惩罚措施。密歇根大学的一个研究生发现并确认他的同屋是一位同性恋者，于是向校方负责分配宿舍的官员提出调换房间的要求。不料这位官员大为恼火，反倒认为这位研究生有毛病。最后虽然同意给他调换房间，但警告他说，此事千万不可张扬出去，否则就将受到学校的纪律惩罚，理由是他在性爱方向上有歧视他人的嫌疑。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法学院教授委员会在１９８８年通过一项规定，警告学生不得在种族、性别、出身、年龄或性爱方向诸问题上出言不逊，包括使用过去那些习以为常的带有偏见性的词汇。违反者将不能指望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为“我国知识界共享的价值，远超出对公开自由辩论的一般性承诺”。〔１５〕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１９８９年宾州大学新生入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提高学生对种族、性别和性爱方向等问题的认识”。有一位女学生对此持有异议，于是给校领导写信，表达她内心深处“对个人的尊重，以及对保护社会所有成员自由的愿望”。校方却把她的信打回，在“个人”二字下划了底线，并指出“‘个人’在今天已是个危险字眼，它被许多人认为带有种族歧视之意，主张个人重于团体的观点，说到底是维护白人的个人特权。”〔１６〕

所谓“肯定性行动”计划确立的用人指标，不仅体现在大学招生上，也反映在教授的延聘方面。以杜克大学为例，该校在８０年代末作出了两项颇有争议的决策。一是开创“新学术”，即大力加强对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读者反映论等一系列时髦学术思潮的研究。本文虽不打算在这里详细介绍这些主义或理论的微言大义或利弊得失，但要指出，它们都认定西方传统的文学、哲学、历史及法学的所谓学术客观性是虚伪的，并认为，过去任何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经典之作，本身并无实质上的固定内容，因此可对其作任何解释。后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前主席、现执教于杜克大学英文系的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barbara herrnstein smith）曾宣称：“世上并无什么知识标准或选择是客观的。甚至荷马也是某种特定文化的产儿。其实人们不难设想存在着别的一些文化，在那里，荷马根本就是毫无意思的。”〔１７〕关于这种“新学术”的本质，也许哈佛大学教授萨克万·贝克维奇（sacvan berkovitch）说得最透彻：“正如（启蒙运动之前）一度被视为永恒的天佑、等阶制度和君权神授等后来都被证明并非是绝对的真理一样，现在的个人主义、自立精神和民主理念也已被证明并不一定就符合自然和思维的规律。”美国学会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在其最近散发的一份题为《为学术辩护》的文件中说，要在本质上证明民主制政府比独裁专制政府优越是办不到的，民主制不过是西方选择的一种“思想承诺”而已。在１９８９年的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上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讨论“女同性恋者的文艺批评理论”及“手淫灵感”这样一些课题。〔１８〕

杜克大学１９８８年的第二个重大决策，就是硬性规定各系在１９９３年之前必须再加聘一位黑人教授。凡办不到的，届时将受到行政处罚，除非能拿出过硬的证据，表明已尽最大努力而物色不到合适人选。杜克大学这两项政策实际上是有内在联系的。“新学术”既以批判或变革传统学术为己任，全面否定民主、市场经济及法定程序等西方社会的基石，所以也就为那些不具备传统学术水平的人，特别是少数种族及妇女学者开辟了就业机会。杜克大学的这种政策在美国高校决不是孤立的。威斯康星大学同在１９８９年宣布，它在１９９１年底之前将再聘７０位少数种族出身的教授，威廉斯学院则打算在９０年代初使少数种族教员占其师资 队伍的２０％。在这方面普度大学的招数就更绝了：校方答应凡在近期能招聘到一位少数种族教授的前五个系，均可获得学校额外的资助，以便再增加一个教授职位，就是说，买到一斤青菜，学校就出钱帮你再买一斤牛肉。麻省的罕布什尔学院最近几年来聘请的教员，一半是少数种族的知识分子。卡内基－梅隆大学执意要开风气之先，在全国首次为本科生开出“后结构主义”课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朗大学、印地安那大学、加大（欧文）、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亦唯恐落伍，纷纷起而效之。〔１９〕

既然大学都在竞相延揽黑人及其他少数种族的人才，黑人博士生就成了智力市场上的抢手货，同时各大学也在相互挖墙角，以图把他校的黑人教员吸引到本校来。美国今天有３５００余所四年制正规高校，教员７０多万，１９８７年有全日制学生７２０万多名，半日制学生５５０万多人，获得学士学位的当年为近１００万人，获硕士学位的近３０万人，获博士学位的３４８３９人（其中约有２６％即７０００人为外国留学生）。在这３４８３９名博士生当中，黑人只有７６５人。更加成问题的是，黑人博士基本上都是学教育学的，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几乎没有几个，这就使得延聘黑人教员的难度极大，形成僧少粥多的局面。而且，争先恐后聘用黑人的不仅仅是学校，企业单位也在力求达到它们贯彻“肯定性行动”计划的“用人指标”，而且有人统计，黑人博士生毕业后五年之内若在高校从教，其平均工资为３万美元，而若在其他部门找到就职机会，同期平均工资却有３７０００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学要招聘到黑人教员实在如大海捞 针，有的出高薪到霍华德、费斯克（fisk）及图加卢（tougaloo）这些黑人院校去釜底抽薪，有的到第三世界国家去输入，有的甚至根本不管求职者能否任教，只要不是白皮肤就行。〔２０〕

二

教学内容的更新和师生成分的改变，从表面上来看，反映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学术标准和知识结构的转化，从深层上来看，则预示着美国社会性质正发生着一场激烈的变革。集中体现出这一点的就是整个价值体系的倒置。

不错，哥伦布于１４９２年到达美洲之前，北美就已长期居住着各印地安人部落，它们亦曾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文化。但今天的美国社会，原则上是按照欧洲人的信念建立并演化而来的，开拓了美国本初１３州的英国人的影响，尤为显著，英国的传统构成了美国的主流文化。英文是美国的统一语言。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英国人所形成的代议制政府、法律结构以及重视个人自由的观念，被移植到了北美，成了美国的基石。美国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的原则无疑源出于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孟德斯鸠。

新学术，即由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后解构主义批评家们发展出的所谓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对奉欧洲文明为圭臬的美国主流文化提出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它否认任何一种价值体系在本质上会比其他价值体系更优越，所有的文化生而平等。〔２１〕这句话正好戳到了美国历史的疮疤。我们都知道，作为美国建国理想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这“人人”（英文原文是“all men”，即所有的人）却并不包括黑人、印地安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应当指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佛逊本意是“人人”也应包括黑人的，所以在他提交给大陆会议的原稿中专列了一段谴责奴隶制度和贩卖黑奴的条款，但在１７７６年７月４日的讨论过程中被删去了。〔２２〕美国宪法据此更是公然割裂人性，在规定进行人口普查以确定国会代表名额时，将五个黑人作为三个计算。通过１９世纪中叶的内战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民权运动，黑人摆脱了奴隶身份和肤色歧视，和其他有色人种一道获得了政治和法律上与白人平等的地位。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客观地说，仍戴着无形的“二等公民”的帽子，尽管在理论上，“机会均等”这一口号已被美国思想界（包括白人）所承认。但是各种文化是否都在本质上具有同等的价值，争论就大了。

我们先来看看文化多元主义者的观点。

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５００年来虽不能说已有定论，但公认是一次伟大的事件，尽管不少史学家对西班牙王室和哥伦布本人的动机多有微词。现在，文化多元主义者对此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不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而是印地安人“发现了”哥伦布（和欧洲人）。哥伦布是有罪的，罪过之一是引发了对北美土著人民长达几个世纪的“种族灭绝”之战，其二是毁坏了南北美大陆的“生态平衡”。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初，正当美国（及其他南北美国家）筹备于１９９２年庆祝哥伦布到达美洲５００周年的活动拉开序幕之际，两万多名来自南北美各地，从阿拉斯加到智利的印地安人，在危地马拉集会，打响了反庆祝的开场锣鼓。今年届时无疑会有一场热闹的对台戏。〔２３〕

１６９１年，非洲黑人多次被荷兰人带到英国人开拓的第一个北美殖民地詹姆士敦（原址在今天的弗吉尼亚州）。〔２４〕文化多元主义者现在劝告学生不要称当时的黑人为“奴隶”（slave），因为这个词不包含“人”这个字，而应当称之为“受奴役的人”，并要求学生“想像当初这批被当作财产来买卖的受害者的亲身实感”。１６２１年初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庆祝在北美第一次获得丰收，并邀请曾在前一年刚来时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印地安人赴宴，这本是早期北美外来拓荒者和当地人民相安共处的友好范例，一直传为历史佳话，形成了所谓的“感恩节”。文化多元主义者现在则指控感恩节是欧洲殖民者掠夺和毁坏印地安人的象征，是对欧洲白种人欺诈土著居民的美化。〔２５〕

１９世纪后期，美国有过一场大规模向西部推进的开发运动，促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根据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看法，这种边疆上文明与蒙昧的进退消长，正是美国民主特点的根源和成熟的条件。但是这种观点已经被文化多元主义者推翻，他们坚持认为，西进运动应当被视为对印地安人的大屠杀，而且“大屠杀”一词坚持用习惯上专门用以指代希特勒夷戮犹太人的holocaust。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的阿里·ａ·马兹瑞（ali a. marzrui）教授说：“holocaust一词不应当只适用于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的遭遇，美国印地安人和黑人也有权利用这个词来描绘自己。”〔２６〕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现有种族约２００多个。〔２７〕各种族整合的办法，或曰机制，就是史学家们所说的“大熔炉”理论。现在大熔炉一说也遭到了非难。新理论派人士争辩说，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被炼焦的，甚至化为乌有的是众多的非ｗａｓｐ（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种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色人种变成了白人的添加剂。因而现在应当强调有色人种的传统和身份，特别要突出他们与白人的区别。也就是说，美国应当打破大熔炉，让各个种族分灶。〔２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黑人现在又在办起分离学校。几百年来，黑人子弟一直被剥夺进入白人学校就读的权利。南北战争后，一些地方专门为黑人办了学校。直到本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才最后打破这个种族藩篱，黑人子女得以和白人子女走进同一所学校，这本是消除种族歧视的一大进步。但是某些激进派黑人今天力主“非洲中心主义”（afrocentrism），提倡“寻根”，恢复并发扬黑人文化，因而主动办起了专收黑人的学校，从而引起了新的司法诉讼，甚至在中国都引起关注，《文汇报》专门为此发了一则消息。〔２９〕民权运动之前，黑人称negro，民权运动兴起之后，negro

成了禁忌，称blacks，现在blacks又逐渐成了问题，时髦的称呼是afro-americans。大学里的系主任原来都用chairman，后来女权主义者提出反对意见，开始称chairperson，时下又流行chair。激进派人士并对传统的地理学观念提出新义，理由是原来的东西方定位是以欧洲为中心确定的，故而远东（far east）和中东（middle east）应改为东亚（east asia）和西南亚及北非（south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１９９１年发表的纽约州教育委员会的官方报告（又称sohol报告，因为thomas sohol是该委员会主任），甚至尽量避免使用“美国人”字样，以便突出“相互依存的世界公民”的内涵。〔３０〕

被文化多元主义者颠倒的决不止历史。两性也成了不可调合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美国宪法没有提到男女平等，其第１９条修正案仅保障妇女在政治上有选举权而已。为争取男女平等而修宪的运动已开展了几十年，男女权利平等的法案——即equal rights amendment (era)早就拟好，并且已获得国会通过，但作为宪法的一条修正案，必须有２／３的州的批准方可算数，几经交付表决，皆未打通３４个州，现在仍搁在那里。笔者仅在此强调，美国的妇女问题，并不等同于中国人概念中的男女平等问题。美国妇女问题现在的焦点集中在女权主义运动、性爱自由和堕胎这三个方面的争论上。争论的实质是，要否彻底否定几千（万？）年来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不管它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抑或后工业社会。女权主义者的理由很简单，也很过得硬：此前一切文明社会都是妇女亦即半数人类的地狱。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十分厉害，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ｍargaret mead）

曾告诫女权主义者不要搞得太过分，否则就会“引起男人杀女人的危险。你们已实际上把他们逼得发疯了。”〔３１〕有人开过这样一个玩笑说，一对夫妇住在纽约治安不良的曼哈顿西端，曾两次被劫。这对夫妇决心起来自卫，男的坚持要买一把左轮手枪，女的坚持要养一头凶狠的猎狗，二人争执不下，最后妥协，决定请一位女权主义者当保镖。〔３２〕女权主义的健将、罗特格斯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现代语言协会前任主席凯瑟琳·斯蒂姆森（catharine stimpson）女士否认一切传统的准则，认为“在捍卫客观性和严谨学风——这本身就是一笔糊涂帐——的伪装下，他们（指正统派人士。——笔者注）正在竭力维护主张异性爱白人男子的文化和政治统治。”〔３３〕女权主义的组织，相当有影响的全国妇女协会（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 或now），最近选举了patricia ireland为主席。这位女士虽已结婚２０几年，丈夫还在，但众所周知（她本人也直言不讳地宣称），她近年来一直公开和另外一位女士保持着同性恋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她当选为ｎｏｗ的主席！〔３４〕这一事实当然足以加深我们对美国的女权主义的理解和认识。要说美国女权运动意在争得男女平等，似乎尚未充分估计到她们的要求，要说她们的目标是在把妇女地位提到男人之上，当然也无明显的证据，把她们的纲领概括为达到男女对立（至少是平行）也许不失客观。但不管怎么界定女权运动的方向，它都是对美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严峻挑战，是促进美国社会 发生急剧变革的一股强大政治力量。最近，就任命克拉伦斯·托马斯先生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而引发的“性骚扰”风波，就清楚地表明了女权运动的政治能量。经过里根和布什两届共和党政府的努力，在这次任命前，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已形成了保守派占多数的阵势，其中唯一的黑人瑟古德·马歇尔属于自由派。马歇尔因年事已高提出退休后，布什总统提名托马斯继任。托马斯虽是黑人，但却持保守观点，这就激起了文化多元主义者，包括女权主义者的不满。于是他们就抓住托马斯十年前与一个女人的交往大作文章，采取无限上纲的手法，对之进行“人格刺杀”，硬把那些根本不足以构成暧昧关系的个人隐私，说成“性骚扰”，差一点把这位算得上正直的黑人学者拉下马。顺便说一下，美国工作场所男子对女性的非礼或骚扰确实是存在的，作为一种社会病态，情况也确实较为严重。但就托马斯这一个例而言，事实被夸大了，甚至被人为地搞成了政治问题和党派之争。〔３５〕

人性的分裂和对立，还突出地体现在同性恋问题上。同性恋不但是困扰美国当代社会的一大道德问题，也构成美国人权概念中的一个难点。美国同性恋者究竟占到整个人口多大的比例，笔者手头没有准确的数据（据《幸福》杂志（fortune）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６日一期估计，美国同性恋者约占其成年人总数的１０％左右）。但旧金山有２０多万人，休斯顿有１０几万人，这是有统计的。80年代，这两个城市的两位女市长ｄ．范因斯坦（ｄ．feinstein）和ｃ．魏特迈（c. whitmire）之所以能当选，同性恋者的选票曾起到关键的作用，她们当选后，都曾亲临同性恋者社区的俱乐部和夜总会当面致谢。同性恋者，都归属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旗下，已经成为美国地方政治的一种不可小视的力量。在美国各级政府里，现有同性恋者公开选出的官员５３人。有四个州已通过法律禁止歧视同性恋者。〔３６〕下个世纪，如果有位同性恋者出来竞选美国总统，当不会太令人吃惊。旧金山已有法律规定，同性恋伴侣一方去世，另一方有继承其财产的权利。当今著名的世界网球女星纳夫罗蒂诺娃，最近与其同性女侣分手，只得拿出巨款才得以私了。

同性恋者（homosexual）在性爱方向及性爱方向所引起的其他法律、社会、就业等问题上，是否具有和异性恋者（heterosexual）同等的权利，美国法律，尤其是宪 法第１４条修正案所保障的所谓人权条款，是否应当一视同仁地适应于同性恋者，美国各界人士长期为此争辩不休，莫衷一是。最高法院对此至今尚无判例。只有宗教界和军方的反对声音最响，立场最不妥协。最近在同性恋问题上就“隐私权”引发的一场风波，乃是由一部分持激进观点的同性恋者发起的一场所谓的“曝光”（outing）运动。纽约曼哈 顿闹市区经常突然有人张贴告示，指出文化娱乐界的一些大名人是“不折不扣的同性恋者”。对同性恋激进分子们的这种做法一方面表示他们对长期受到歧视感到难以容忍，意在宣泄其不满，同时也想借助把身为同性恋的名人公诸于众，来向社会表明，搞同性恋的决非全是不耻于高等社会的奸小之辈，以求提高世人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最近他们特意公布了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是个同性恋者，且看军方如何动作，因为美国军队对同性恋者向来是毫不宽容的，已经证实而被勒令退役的同性恋者已达１４００多人，包括那些去年年初在海湾战争中为保卫“美国及盟邦利益”而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军人。支持“曝光”行动的美国小说家阿米斯泰得·茅平（armistead maupin）说：“军方根据个人的性爱方向而使同性恋者吃尽了苦头，这位高级军官被曝了光，且看他们怎么办吧。”〔３７〕

三

对传统西方价值观念的反叛，对公认社会行为准则的抗拒，对少数种族（即非白人种族）失落文化的寻索，对怪癖和荒诞行径的迷恋，现在被美国思想界视为一场历史“受害者”的革命。〔３８〕如上文所述，所谓历史受害者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种族主义（racism）的受害者。这一类人泛指美国近2.5亿人口中除去“信仰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色人种”（wasp）以外的一切少数种族。这里又有层次讲究。至少在１９世纪末之前，来自南欧地区的操拉丁语言、奉天主教的诺曼民族和来自东欧的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民族，及至犹太人和爱尔兰人都是受种族主义之害的少数种族。但２０世纪以来，由于这些少数种族属白色人种，共享欧洲历史文化传统，加之他们在美国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已不再被认为是受害者了，甚至被非白色人种的少数种族视为种族主义者。〔３９〕现在的少数种族，主要是指美国土著人种印地安人，非裔美国黑人，来自中南美的混血拉丁人，尤其是来自墨西哥的齐卡诺（chicano）人，以及来自亚洲的美籍人。他们在人数上大致占到美国总人口的２５％。所谓多元文化主义，就是指这些人所代表的母国历史文化。第二类是性别主义（sexism）的受害者，主要指妇女、同性恋者以及有其他性变态者。这些人的受害历史就深长久远了，大致从母系社会解体起就一直如此。第三类是阶级（class）压迫的受害者。这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论点，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杜克大学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k jameson）教授。受阶级压迫之害的人当然也包括少数种族，包括白人贫困阶层，失业者，无家可归者，等等。

受种族歧视之害的人（主要是黑人），现在已发展起一门崭新的学问，即“非裔美国学”或“非裔美国人研究”（african-american studies），并提出“非洲中心论”作为自己的战斗旗帜。其代表人物有坦普大学非裔美国学系主任莫勒菲·凯特·阿桑特（molefi kete asante），康奈尔大学政府学教授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和纽约市立大学黑人研究系主任利奥纳德·杰弗里斯（leonard jeffries）。阿桑特１９８８年出版一本专著，书名就叫《非洲中心论》（afrocentricity），伯纳尔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１年推出了他的多卷本长篇巨著《黑人雅典娜》（black athena）的前两卷。这几位学者确实提出了不少令人大吃一惊或耳目一新的观点。诸如，他们断言欧洲文明源出于非洲，根据就是埃及在非洲，只因１９世纪欧洲学者出于偏见，故意割断了爱琴海文明对埃及传统的继承关系，创造出“雅利安模式”的近代神话，从而在近２００年来，维持了“欧洲中心论”的虚假历史观。他们说，实际上，所谓欧洲文明，只是非洲黑人古代伟大创造部分地向北方殖民和迁徙的结果，雅典和希腊充当了非洲文化向欧洲及中东扩张的桥头堡。因而，不但古埃及法老们和妖后克利奥佩特拉（queen cleopatra）是黑人，而且连欧几里德、荷马、苏格拉底甚至连耶稣基督都是黑人。不仅大仲马和普希金具有黑人血统（这方面的证据颇为确凿），而现在又有不少人“考证”出贝多芬的祖先也是黑人。不仅作为现代欧美文明基石的西方哲学、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其起源都可以追溯到非洲，而且像造纸术、指南针、圆周率、杠杆原理这些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也是古代非洲黑人的功劳（中国人当然就更没有份了）。利奥纳德·杰弗里斯还有一个关于人种学的高见，即整个人类可以分为冰人（ice people）和“太阳人”（sun people）两大类，地球北部的“冰人”生性贪婪好战，“太阳人”则天然乐施好善。杰弗里斯所说的冰人就是白人，太阳人就是黑人，他并认为，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白人要比黑人低劣，白人价值体系发展的顶峰就是德国的纳粹主义；白人的基因在冰川时代遭到毁坏，而同期的黑人的基因却被“太阳价值系”所强化。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我们对远古的知识太过贫乏，现在人类学家几乎已有定论，整个人类的起源确实可以追溯到东非（这离埃及就更近了）。〔４０〕

在美国，任何问题，一涉及到肤色，那就永远不会找到科学的根据，也永远没有解决办法。最近却有例外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自然博物馆二楼大厅，从１９６６年以来就展出一个根据考古学所构塑出的非洲猿人头部。这种非洲猿人（austra-lopithecus）被人类学家迄今公认是最可能的人类直系祖先。现在这个展厅却被迫关闭了。因为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个名为图瓦莫佳（斯瓦西里语，意思是“我们是一家”）的非洲研究团体向该馆提出抗议，说这个猿人头部酷似乘五月花号来美的那些ｄｅｗｍ（dead european white male）即死去的欧洲白人男性，而不像黑人，强烈要求对这个猿人头部进行整修。相应地，该馆一楼大厅关于人类起源和进化的大型壁画也需重绘。史密森博物院（国家自然博物馆是其一部分）现已和该团体进行了五轮会谈，以便“确定”白色人种究竟是在过去２０万年以来的哪一个阶段上才出现在原本是黑皮肤的人类大家庭的。

持“非洲中心论”观点的学者并非都是黑人，贝纳尔就是一例。此公有犹太血统，原是英国人，本是东亚问题专家，对中国、越南和日本颇有研究，其父曾是蒙巴顿勋爵的秘书。在来康奇尔大学执教前，突然产生发古思幽之情，赴希腊和埃及考证古籍，遂成其说。黑人学者当然也不都是“非洲中心论”者。哈佛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系主任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一针见血地指出，非洲中心论者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因为他们一方面竭力贬低欧洲文化，另一方面却又千方百计证明欧洲文化渊源于非洲。“更何况，”盖茨问道，“假设柏拉图就是个黑人，那又能证明什么呢？”难道非要把人类最伟大的历史成就归功于白人或黑人不可吗？难道黑人和白人不都是人吗？为什么一定要把人类按肤色分等次呢？盖茨提醒说，切不可让非裔美国人研究给种族激愤情绪所吞噬，应当以批判的眼光，客观而公正地研究各种文化，要提防文化观被埃及法老的幽灵所纠缠。人性是共通的，要鉴赏米尔顿，不一定非是个白人、非是个盎格鲁撒克逊人、非是个新教徒、而且非是个瞎子不可。类推到中国，就是说，要借鉴《史记》的教益，不一定非是一个黄种人、一个汉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而且非得被阉过不可。〔４１〕

文艺批评方面的各种新理论（即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美国历史肤色论或曰种族论，两性对立的女权论，同性恋的平等论，世界文化的非洲中心论，皆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发起了挑战，这是显而易见的。应当看到，这种挑战的性质不能完全用学术观点的争鸣和探讨来概括，它带有政治性。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布里姬特·贝格（brigitte berger）的一席话，可能打到了点子上。她说：“总之，美国学术界现在已成为争夺如何界定社会现实的战场。大学以其自身特有的性质而为交战各方提供了某种象征性领地，处在危急之中的远超出纯学术的圈子。虽然辩论各方都选用哲学理念的术语来参战，但他们所体现的，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不管其用词是何等的含混不清。正因为如此，所以参辩者无不在感情上十分冲动。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高校知识分子之间的战斗决不局限于争夺美国下一代的思想。今天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学对自身的理解，更在于整个西方学术传统和这种传统赖以立足的文化价值体系是否还有合法性。”〔４２〕贝格女士并指出，这场深刻的文化危机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框架内，其他西方社会也不约而同地在文化观念方面发生了类似的新旧对立，且攻守双方的格局也大体相仿，“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出现在地球那一面的巴黎、法兰克福、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论战，与地球这一面的伯克利、哥伦比亚、哈佛和密歇根所进行的交锋，简直如出一辙。”〔４３〕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比较文学和希件莱文学系教授罗伯特·阿尔特（robert alter）的看法，文化多元论者、非洲中心论者及女权主义者（虽然也包括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等左派人士，或激进派人士，其所以要对传统欧洲文明发起挑战，目的乃在夺取政治权力。在去年由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及乔安娜·s·罗斯基金会资助的“变化中的美国大学文化”专题讨论会上，阿尔特先生指出，各种激进派人士正在使学术高度政治化，并确立文艺批评对文学著作本身的优先地位，来夺取教育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进而实现新的社会“解放”，这场文化“革命将不是来自枪杆子，而是来自对经典著作涵义的颠倒，来自一语双关的连珠炮，来自对普通英文词语的篡改”。〔４４〕不少黑人学者更是直言不讳地宣称，要改变美国的社会制度。盖茨公开地主张建立起“黑人、左派分子、女权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彩虹联盟”，“当老一代人退休之后，我们就将执掌大权。”

四

无疑，文化多元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激进派人物在意识形态领域所掀起的这场彻底否定西方传统文化的运动，或者说革命，不会不遭到右翼分子、保守主义者以及大多数开明派人士的反对和批判。据《新闻周刊》今年３月１６日一期报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派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称文化多元主义为“美国的垃圾堆”。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丹尼尔·巴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１９９１年８月份，点名抨击纽约市立大学那位把人类分为“冰人”和“太阳人”的杰弗里斯教授，并要求纽约市政府把他开除出大学。〔４５〕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在１９９１年纽约市庆祝哥伦布节大游行之际，针对近年来种族团体对这位伟大航海家的非难，公开表态说，哥伦布沟通了新大陆与全人类的联系，并迎来了“500年的开发和民主政府的缔造”。〔４６〕美国文坛近年来对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在１９８９年维克多·法利阿斯（victor farias）出版《海得哥尔与纳粹主义》，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这位被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奉为其思想之父的德国哲学家，原来是希特勒的忠实信徒和崇拜者；紧接着，与德里达并驾齐驱的另一解构主义健将保罗·德·曼（paul de man）也被揭露出是个狂热的亲纳粹分子，曾主张将犹太人全部关到一个封闭的飞地上，并为法国的维希政府大唱颂歌。德·曼本人则犯有重婚罪，抛弃过自己的家庭，是个十足的伪君子。〔４７〕他在１９７９年出版的《阅读的讽喻》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罪责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经验总是同时作为虚构推理和实际事件的双重可能而存在的，人们从来就不可能断定这两种可能性究竟孰是孰非。”〔４８〕这话说在他自己去世之前，他的历史真面目当时尚不为世人所知。他可能早就有什么预感吧。对种种激进分子的攻伐集中体现在最近出版的三本书中，一本是美国当代颇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写的《正在分裂的美国》（the disuniting america），一本是罗杰·金鲍尔（roger kimball）写的《在大学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们》（tenured radicals），以及迪奈希·德苏查写的《不自由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假如说“欧洲中心论”导致了“种族隔离”,那么,施莱辛格就认为,非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开出的只不过是个“思想隔离”的处方罢了。〔４９〕施莱辛格对文化多元主义可能给美国造成的危害深表担忧，他发问道：“美国原本是一个由能够做出自己选择的个人所组成的国家，但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日益变成一个由种族特征无法消除的团体所凑合起来的大杂烩。凝聚力中心还将能维系下去吗？”针对那种认为古往今来所有作家不能划分良莠，每个动过笔的人都有同等价值的所谓有多元概念，著名作家索·贝娄(saul bellow)说，“当祖鲁人产生出他们的托尔斯泰时，我们会认真拜读的。”〔５０〕约瑟夫·艾普斯坦（joseph epstein）在《哈得逊评论》１９９１年春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学术动物园：实践中的理论》，以辛辣的笔触历数了文化多元论者、女权论者和解构主义者的极端荒唐之处。他从政治角度来看待这场文化论战，指出人文科学的政治化，乃是问题的要害。他说：“此种政治化的人文科学所提出的问题，其影响远远超出常青藤校园四壁内的学术。近年来美国高等学府对西方文化和自由制度的谴责之声一直不绝于耳，这决不是一般的清谈，它体现出对社会基础的有组织进攻，而这种社会基础恰恰保障了文化和艺术生活的独立，包括高等教育的独立。在女权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以及类似主义的鼓吹者们所设想的那种变革的背后，确有一张激进变革蓝图，意在使得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我们赋予上流文化的独立地位到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都发生革命性变化。正因为如此，人文科学的传统概念和公认的文化经典才受到学术界新潮人士的恶毒攻击，被诬蔑为西方民主社会苦心孤诣加以确立并维持的那些理想和价值的文化卫道士。”〔５１〕

保守派为了更有效地对抗文化多元主义者和其他新潮人物，建立起了自己的组织“全国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该协会总部设在普林斯顿大学，主席是斯蒂文·巴尔奇（stephen balch）。分会遍布全国２０几个州，成员有几千人，像哈佛大学的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杜克大学的詹姆士·大卫·巴贝（james david barber）和前驻联合国大使珍·柯克帕特里克这样一些蜚声美国学界的头面人物都是该会的成员。他们还出版了刊物《学术问题》（academic questions）。他们在新奥尔良的图兰大学、得州州立大学（奥斯汀）、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克拉克大学、纽约市约翰·杰伊学院，最近已与反对派展开正面交锋，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招生及招聘、评估教授方面寸步不让，并取得了某些胜利（或妥协）。保守派并开始诉诸法律手段来遏制新潮派对主流文化的进攻。１９９１年４月，来自伊利诺斯州的众议员、共和党人亨利·海德（henry hyde）

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案，竭力要求阻止文化多元的主张渗透到私立学校，这个动议得到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支持。

五

美国目前这场由文化价值而引发的关于西方民主社会性质的大辩论，对于我们观察和理解美国未来的发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资本主义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万年江山，美国社会正在循着它固有的规律在演变。关于这场大辩论的起因，美国学者提出了多种解释。本文因篇幅有限，不能在这里逐一介绍和剖析，仅将多数观察家共同认定的几点概述如下。（１）６０年代美国青年造反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６０年代那场反叛，矛头指向有二，一是争取“民权”，二是“反文化”。肯尼迪时代的民权运动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应当说很有成就，至少在法律上有个了结，但文化问题仍然是笔糊涂帐。永远使人类迷惘的是，文化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结合美国的具体国情，美国文化对生活在这个文化之中的各个民族，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这种文化，是认同，还是拒斥，后果又都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但一般民众，就是知识界，也是难以判定的。６０年代以青年人为主体的那场对抗，简单地对现存文化一概加以否定，所以称为“反文化”（anti-culture）。实践证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笼统做法，是无济于事的。现在这场运动，不是６０年代的机械重复，可以说是进了一步，提倡“多元文化”（multi-culture）。这里当然包涵了更多的理性思考。所以能发生这种嬗变，因为６０年代那批青年学生，有一部分人已成了现在美国的雅皮士，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人由当年的大学生，变成了现在的大学教授，由anti-culture到multi-culture的理论演进，代表了美国当今激进知识界在过去２０年里对社会哲学思考的进步。〔５2〕（２）美国大学教育的内容和性质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正如布里姬特·贝格教授指出，“从结构上来看，美国高等教育在本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迅速膨胀，把学院从国家少数精英分子独占领地变成了‘开放性大学’，承担起给大部分国民提供教育的职责。同时高等教育又由一度的自我封闭状态扩展为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大研究机器……实质上，这种结构膨胀和内容扩展，已将学术事业转化成了公司实体，惊人地要求按金融市场、资本冒险精神和掠夺规律等项原则行事。”〔５3〕换句话说，美国大学学术走向政治化和反现实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前为少数有产者独享的大学，教育出来的是维护现存体制得以立足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的精英，而现在逐渐走向民众化的大学所培养出来的人，由于其本身社会地位的不同，必然要对迄今历史本身产生怀疑。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见地。（３）美国人口的种族成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时代》杂志１９９１年７月８日一期的报道，自从１９６５年的美国移民法改变过去有利于欧洲移民但却限制其他大陆移民的歧视条例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入美的移民急剧增加。从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的十年间，白人在洛杉矶县就由多数变成了少数。在这十年间，西班牙裔美国人增长了５３％，达到２２４０万，占美国总人口几近１０％。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所在的达德县，学校的学生来自全世界１２３个国家。（４）在笔者看来，此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本世纪人类的自我意识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的扩张，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曾经使欧洲人发现了自我，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使他们认识了自我。我虽然不敢肯定现在的美国是否是个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今天界定这个国家里人际关系（男女之间、种族之间、贫富之间、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等）的基本因素（财富、权力、等级、身份、肤色等等）已经今非昔比了。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持续高涨和独立国家的增多，本身固然体现出以肤色和文化传统为标志的群体，日趋强烈地寻求自我表达的形式，但也证明，组成这些独特群体的个人已经首先感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更由于美国是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世界各民族在２０世纪的复兴，进一步反馈到美国种族关系的磨擦和溶混之中。西方资本主义当代流行文化的绝大多数表现方式，都 以群众性参与为特征，有别于二战前文艺为少数人占有，多数人被动地欣赏或接受教育的模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它所不能容纳的“大众社会”。这个矛盾将在宏观上决定着所谓西方民主制国家未来的发展趋势，美国也不例外。

注释：

〔1〕hudson review, spring 1991, p.9.

〔2〕howard university, 1967年专门为黑人子弟建立的大学，地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3〕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52.

〔4〕西方政治学对“革命”(revolution)一词的严格界定，可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译本（王冠华等译，沈宗美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五章第一节《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第２４１－２４２页。

〔5〕波士顿大学现代外国语言系教授roger shattuck语,见harper's magazine, september 1991, pp.49-51.

〔6〕the al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53; 又见harper's magazine, september 1989.

〔7〕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p.52-53; time, july 1991, p.12; harper's magazine, september 1989, p.43.

〔8〕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53.

〔9〕partisan review, no.2, 1991, pp.350-377; harper's magazine, september 1991, pp.43-52.

〔10〕thomas sowell, 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p.99, 223.

〔11〕stanley i. kutler, ed. the suppeme court and the constitution: readings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3rd edition (new york, w.w. norton company ltd., 1984), pp.688-696.关于“肯定性行动”计划在美国引起的争论（至今仍在进行），可参见

robert k. fullinwider, the reverse discrimination controversy: a moral and legal analysi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totowa, new jersey, 1980).

〔12〕〔13〕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54.

〔14〕性爱方向（sexual orientation）一词，对一般中国读者大概还比较生疏，此种译法是否妥当，亦可进一步推敲。该词指人类性爱的选择对象，即同性恋（homosexual）和异性恋（heterosexual）。在有些场合（主要在欧洲和拉美、东南亚）也包括异装恋（从着异性服饰的同性对象获得性满足，又称妖人恋）。美国的同性恋基本上被认为是生理问题而非道德问题，故是合法的。男女同性恋者是争取民权的强大势力。歧视同性恋者被认为是偏见。

〔15〕〔16〕〔17〕〔18〕〔19〕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55; p.58; pp.62-64; p.55; p.55.

〔20〕partisan review, no.2, a special issue, 1991, pp.336-337.另见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67.

〔21〕time, july 8, 1991, p.12.

〔22〕见john a. scott, living docu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inc., new york, 1963), pp.167-168. scott在此处详细地说明了大陆会议删除杰佛逊文本中关于贩卖奴隶和奴隶制度违反人权的条款的历史原因，并将杰佛逊当初提交大陆会议的原稿刊出，以供读者对照阅读。

〔23〕见time, july 8, 1991, p.9. voa和bbc 1991年10月12、１３日分别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

〔24〕samuel morison, henry commager and william leuchtenburg,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22-23.又见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from slavery to freedom: a history of negro americans)，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张冰姿等译，宋以敏等校，第５４页。

〔25〕〔26〕time, july 8, 1991, pp.12-13.

〔27〕james paul allen and james turner, we the people, an atias of american ethnic diversity (new york, mcmillan company, 1988), p.312.

〔28〕time, july 8, 1991, pp.11-12.

〔29〕time, july 8, 1991, 又见《文汇报》１９９１年９月２日第四版。

〔30〕hudson review, spring 1991, p.13. 另见time, july 8, 1991, pp.1０-12.

〔31〕威廉·曼彻斯特：《１９３２－１９７２年美国实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朱协译，塑望、董乐山、关在汉校，第１６７７页。

〔32〕〔33〕hudson review, spring 1991, p.28.

〔34〕time, 1991,又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０日一期第１９页。

〔35〕围绕克拉伦斯·托马斯任命一事，１９９１年１０月份美国新闻媒介有大量报道。《人民日报》１０月１７日、《文汇报》１０月３０日亦有评论。

〔36〕〔37〕newsweek, august 12, 1991, p.31.

〔38〕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52. 另见英国economist, oct. 26, 1991, michael elliot, "american survey", p.16, 及《时代》周刊１９９２年２月３日一期第３４－３９页。

〔39〕可参见沈宗美：《美国种族问题的若干历史思考》，《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40〕hudson review, spring 1991, pp.15-17.

〔41〕此节内容主要参考发表在newsweek, sept. 23, 1991年一期刊出的四篇专题报道,即jerry adler与howard manly, vern e. smith及farai chideya等人撰写的"african dreams", sharon begley及farai chidleya, larry wilson和debra rosenberg撰写的"did the west begin on the niles bank", molef kete asante写的"putting africa at the center", henry louis gates, jr.写的"beware of the new pharaohs"。见该刊此期第４６－５２页。关于bernal的black athena, 可参见《泰晤士时报》的文学副刊（ｔｌｓ）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８日第４６２０期。

〔42〕〔43〕partisan review, no. 2, a special issue, 1991, pp.317-318.

〔44〕partisan review, no. 2, a special issue, 1991, pp.284-286.

〔45〕newsweek, september 23, 1991, p.46.

〔46〕time, oct. 19, 1991.

〔47〕hudson review, spring 1991, pp.26-27.又见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78.

〔48〕转引自denish d'souza写的“不自由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载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78.

〔49〕newsweek, september 23, 1991, p.48.

〔50〕转引自harper's magazine, september 1989, p.43.

〔51〕该处转引自约瑟夫·艾普斯坦《学术动物园：实践中的理论》，hudson review, spring 1991, pp.23-24.

〔52〕hudson review, spring 1991, p.17. 另见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1, pp.70-71, 及time, april 1, 1991, pp.47-48.

〔53〕partisan review, no.2, a special issue, 1991, pp.315-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