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纪末美国公众舆论评述

公众舆论的形成

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始，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然而，至１９世纪最后３０年，世界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是，欧洲大国（英德俄法）加紧进行殖民扩张，非洲在短短的２０年中被瓜分完毕，亚洲大片地区沦为殖民地，东亚（中国与朝鲜）正面临欧洲大国与日本的瓜分。在这期间，列强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化，德国已是欧洲经济大国，野心勃勃，力主重分世界。日本一心要利用地理上的有利条件，成为东亚霸主。美国从北美崛起，９０年代初已是居世界第一位的工业大国。世界巨变还表现为，欧洲正在形成二大军事集团（德奥意三国同盟与法俄军事联盟），准备用武力来打破原有的均势。总之，拿破仑战争以来的欧洲旧秩序趋于瓦解，世界在孕育新秩序。美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公众舆论是在这一国际环境中形成的，它反映了美国对世界的认识，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第一个表达国际新秩序思想的美国人是时事评论家费斯克。他的基本思想是分阶段实行世界联合。第一步是建立以美国联邦制为榜样的欧洲联邦，这将为世界联合铺平道路。第二步则是在条件成熟时建立世界联合。

进入９０年代，国际竞争愈演愈烈。１９８３年，西方世界发生经济大萧条。资本主义秩序发生混乱，这更令美国舆论界去探索新的世界秩序与美国在世界的地位。于是，布鲁克斯·亚当斯的“文明兴衰论”与马汉的“海权论”应运而生。

１８９６年，布鲁克斯·亚当斯发表《文明与衰落的规律》一书，提出了人类社会运动的公式：人类总是从野蛮到文明周而复始，从物质的分散到集中，然而发生瓦解的反覆。继而，他又提出了文明西移的规律。依据这一规律，他提出了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国际新秩序的构想。

马汉是海军学院文职教官，长期致力于海军史研究，１８９０年，出版了他在海军学院的演讲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１６６０－１７８３年》。像亚当斯一样，马汉也是一位历史哲学家，他通过历史研究论证了海权在文明崛起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确立了他的海权论。马汉还撰写了一篇篇论文，用海权论解释新的国际秩序的蓝图，这些论文后来以《美国对海上权力的兴趣》一书重新出版。在这些论著中，马汉以英国为例，证明海上扩张是英国政治家无法抵抗或改变的趋向，他们自己只能顺乎这一趋向。美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必须模仿英国——发展外贸，建造商船与海军，在战略要地获得海军基地。当他看到日本崛起时，他预言，未来的国际竞争将要在东西方之间进行，美国处于西方文明的前哨，应该让它去准备这场竞争——建造海军、挖掘与控制运河、建立太平洋上的前哨基地。

马汉与亚当斯从不同的方面对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与美国的地位加以论证，成为公众舆论的主旋律，经过杂志报刊的宣传，海权论鼓噪一时，影响深远。许多人从他的论说中得到启示，相信美国要承担与其经济权势相一致的责任，美国应该及时地向孤立主义告别，走向世界。这样，以海权论与文明西移论为主旋律，形成了探索国际新秩序的公众舆论，其主要内容是实行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联合，建立一个没有战争、实行自由竞争与开放的世界；这个世界由美国来领导。

舆论之一：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联合

在费斯克提出“世界联合”这一思想后，不断有人提出国际合作的构想。例如，爱德华·ｊ·费尔普斯认为“新的国际关系”象征着美国孤立主义的结束与新的全球合作时代的开始。哈里·鲍尔斯也认为，新秩序将是“世界联合”。他用当时在欧洲与美国广为传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世界联合”加以描述。

在这个世界联合中，亚洲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美国舆论界一反以往的欧洲中心论，把亚洲提到新文明的源泉的高度。按照亚当斯的理论，西方文明已近于衰亡，一个新的文明的兴起，取决于亚洲是否能进入世界联合，主要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能否向世界开放，成为贸易竞争的地区。

围绕着欧洲大国对中国市场是实行开放还是关闭这一中心问题，亚当斯把世界分成两个集团：由海洋文明哺育出来的英国与美国结成联合，主张自由贸易与开放；代表陆上文明的德俄法是另一个集团。作为第一个地缘政治学者，他预言将由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联合即英美联合来实现文明西移，建立以太平洋为中心的新文明。反之，如果陆上文明在这场竞争中取得胜利，他们会把东亚市场关闭，文明西移的潮流将被遏制，它所引起的压力会动摇美国社会的根基。由美国领导建立国际新秩序也将成为泡影。亚当斯与其他一些人特别担心俄国。一旦俄国控制北京与长江流域，中国将受到俄国支配，这是多么的可怕！亚当斯关于美国经济霸权的中心议题就是美国进入亚洲、对抗俄国。

一般地说，美国的报刊杂志在９０年代初都宣传拉美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因为拉美是美国的近邻，美国早就对这个地区进行商品与资本输出。公众舆论很少注意亚洲市场。亚当斯的论著与美西战争促使他们对中国市场的关注与向往，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舆论之二：经济竞争取代军事征服

欧洲人普遍认为，世界是靠战争来维持国际秩序的，战争是秩序的常态。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斯宾塞第一个出来反对这一旧观念。他论证说，军事冲突在发展原始文明时是很有用的，现在作为进步的工具，其价值已经过时。他反对战争，主张用和平的竞争与合作来缔造新的国际秩序。斯宾塞关于国际秩序的这一新观点也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起传入美国。公众舆论几乎一致反对军事征服，主张和平竞争。费尔普斯论证说，全球合作的新时代是以消除战争为特征。亚当斯在研究了人类文明演变后发现这样一个“自然规律”：任何一国取得霸权都须付出代价，或者是通过战争，或者是实行互惠。战争是支付鲜血，互惠是支付黄金。亚当斯主张通过互惠，实现竞争与合作。

海权论者马汉也是自由贸易与互惠的鼓吹者。马汉说实行关税壁垒会阻碍商品进入世界市场，只有实行互惠才能达到商业扩张的目的。马汉的海权论强调的是商业帝国而不是殖民帝国。这是马汉的海权论与欧洲历史上重商主义的海军论的主要区别。

在马汉以前，已经有人看到海军与贸易的关系。最早对这二者关系加以论证的是舒菲尔特。他在《海军与贸易关系》一书中认为，海军对商业是不可缺少的。确实，海军是商业的先锋。马汉进一步发展了海军保护商业的思想，成为其海权论的主要思想之一。与此同时，马汉注意到，用商业竞争代替军事征服将会减少国际冲突，但不会从此结束国际冲突，在这种冲突发生后，最终结果仍需要由海军来决定。海军将保证一国的取胜。然而，马汉的立足点已是建立贸易自由与互惠。海军是为这一新秩序服务的工具。９０年代马汉的思想比８０年代费斯克的论说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征。

那末，在国际竞争中还要不要占领殖民地？这也是舆论所关心的问题。大体上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遵循英国与欧洲的传统，在亚洲取得殖民地。亚当斯持这种比较保守的观点，他以英法等老殖民主义国家为例，证明霸权主义是建立在对别国资源的控制之上，夺取这个控制权至关重要，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占领这个地区。科南特也宣传类似的观点，强调了殖民地不仅是商品市场，也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为实行资本输出而占领殖民地是欧洲大国为维持生存与繁荣的一条出路，在国际竞争中仍值得追随。

另一种意见是，经济竞争只需要战略基地，不需要大片殖民地。获取战略基地是国际竞争的需要。马汉是从海权证明基地的重要。没有基地，海军就不能远航，获得补给。范伯根进一步解释了占领基地与国际竞争的关系。认为占领基地是为了进行国际竞争。他说，美国如要维护在华利益，“领土扩张是必要的”，只有获得了附近的基地，才能以平等的条件进入国际舞台。美国企业界的态度值得注意。一般地说，企业界不主张占有殖民地。如一家企业杂志所说：“我们要使自己与世界其他地方相信，我们的竞争不是为了土地，而是为了世界商业霸权。”（《钢铁时代报》１８９５年８月１７日）

关于要不要殖民地的讨论是对新秩序中新殖民政策的探索。公众舆论愈来愈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就是说，商业竞争而不是控制资源是真正目的，即使在必要时获取领土，那也是为了有利于竞争，一旦这样的领土获得对竞争变得不利，已获得的殖民地也可以放弃，正如美国从占领到放弃菲律宾所表现的那样。

舆论之三：美国告别孤立主义，领导世界

美国如何顺应历史潮流，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公众舆论最为关注的问题。美国建国以来，坚持奉行孤立主义，对欧洲的政治与战争决不介入。然而，到１９世纪末，公众舆论认为，孤立主义时代已经结束，它不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新时代要求美国履行建立新秩序的使命。

亚当斯通过文明的规律来论证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相信历史的规律是力量集中的规律。欧洲在衰落，他们在对付竞争与自然的挑战中已告失败。美国经济力量已居世界第一，并具有集中的优势，应该对力量的挑战作出反应。国家的政策要顺乎历史的规律。他要求美国决策人放弃孤立主义，赶快走上国际舞台，去击败主要竞争者。他还警告说，继续孤立等于是听任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消灭。

马汉也从文明的规律与时代要求论证美国必须放弃孤立主义。马汉认为，国家要避免衰亡与停滞，就要“往外看”。扩展文明对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现在。

经济学家查尔斯·ａ·科南特是从经济与种族发展的规律来证明美国需要改变过去的政策。他从１８９３年大萧条得出结论说，如果美国不谋求外国市场，美国将会被一场社会革命所动摇。

美国公众舆论也从美国自身安全来证明必须放弃孤立主义。在美国早期历史上，孤立主义被认为是利用地理上的有利，防止欧洲侵犯的政策。公众舆论指出，１９世纪末，世界进入大国争霸时代，孤立主义已不再是防卫自己的手段。他们提醒美国人，大陆国家例如德国会蔑视门罗主义，侵入美洲大陆，从而造成对美国的威胁。这就是说，结束孤立主义不仅是为了实现经济霸权，也是在新形势下维护美国国家的安全，维护门罗主义之必需。这给１９世纪末美国外交的转变打上了爱国主义的烙印。

在摆脱了孤立主义后，美国怎样进入世界，建立新秩序？普遍的意见是实行实力外交，主要是发展海军。马汉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舆论指出，一支大海军不仅能使美国在同外国发生冲突时，取得有利地位，而且他还能使美国在维护国际新秩序中具有左右局势的地位。

一片大海军的呼声中，舆论也继续鼓吹道德外交。费尔普斯在论证道德与海军之间的关系时说：“海军力量在这个时代已变成外交的右臂，在一般的与关键的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道德力量是一件突出的事情。……一个右臂如果没有头脑或意识，永远不会是合乎需要的力量，但头脑与意识如果没有右臂总是不会有效的。”（米尔顿·普莱瑟编：《创建美利坚帝国１８６５－１９１４》，迪卡尔布，１９７１年，第７５页）他的结论是实行开明的基督教的政策，但以海军为后盾。

如果说大海军反映了时代的思潮与争霸需要，道德外交则继承了美国的传统。美国人历来认为，他们命定要把自由与自治的福祉带给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地区，这就是所谓“使命感”。１９世纪末美国公众舆论中的道德外交源于历史上的使命感。他们把对外扩张与把扩大自由与自治的使命相统一。霍布森相信，建立新秩序是美国为别国与世界作的高贵的事业，至于“美国的海权，它是使世界获得新生与拯救的工具。”（《北美评论》１９０２年１０月）

对公众舆论的一个评价

在一个很长时期，美国外交史学界把公众舆论解释为普通人与老百姓的呼声，这个解释现在已被纠正了。像亚当斯兄弟、马汉、科南特这些人，他们与外交决策人、上层政治集团有密切的关系。亨利·亚当斯说，他曾把他兄弟的书《文明与衰落的规律》同海约翰、洛奇、洛克希尔、西奥多·罗斯福等人进行讨论。确实，布鲁克斯·亚当斯与马汉的书在上层集团中被广为阅读与谈论。正由于此，这些舆论对外交政策的转变，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公众舆论使外交决策层形成新天命这一共识，使他们一致相信，对外扩张与国际新秩序是美国不可推诿的责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愿意不愿意”，这是文明的规律。经济与种族发展的规律所使然。“新天命”的共识引导美国在１８９３年后加紧寻求海外市场，引导１８９８年的美西战争与侵占菲律宾。总之，引导了美国外交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美国决策人与扩张主义者还利用“新天命”反对反帝民主派。“新天命”在全社会的渗透及其在外交转变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公众舆论为外交提供政策选择。西奥多·罗斯福与洛奇是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大政策”的炮制者，他们曾仔细研读亚当斯与马汉的书，把其中的主要思想变成政策。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马汉的“海权论”。罗斯福称，“海权论”是“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一书”，从此，罗斯福与马汉成为亲密朋友，不断交换看法。海权论使“大政策”的炮制者认识了海军的重要。他们相信，“海军是大国地位的标志，美国必须保持充分的海军，否则就得下定决心，充当国际事务中的第二流国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商业上也是如此。”（《新英格兰季刊》１９５２年６月）“大海军”成为“大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

罗斯福赞扬亚当斯对文明规律的研究，但他没有亚当斯兄弟那种悲观情绪。他对进步有坚定的信念，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改变一个种族的命运。亚当斯的书激起了罗斯福特有的爱国主义与沙文主义，他决心让美国来挽救衰落的西方文明。他完全接受了亚当斯的地缘政治分析，相信东亚是未来竞争中的热点，而俄国是在这一地区最可怕的竞争者。麦金莱遇刺后，罗斯福当上总统，他按亚当斯的地缘政治观在东亚实行均势外交，利用日本制止俄国，同时又限制日本的扩张，以便维护美国的地位。

关于国际新秩序的公众舆论对威尔逊政府的外交有深刻的影响。如果说，１９世纪末的公众舆论是“大政策”重要的思想来源，那末，也可以说，它为威尔逊总统炮制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框架。威尔逊总统在一战后提出的“１４点建议”，其基本精神是建立一个开放的、自由贸易与没有战争没有殖民地的世界。这一新秩序的蓝图实际上是由１９世纪末公众舆论所描绘的。

１９世纪末美国公众舆论及其作用表明，美国外交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接受舆论的指导与批评，那些构划国际新秩序与美国领导地位的公众其实是政府的智囊团，他们制造的舆论是外交决策的一部分。这就是美国“人民外交”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