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慎之——改变我命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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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于轼

我从外地出差回来，得知李慎之先生病危住院。我赶紧打电话去问，他的女儿接的电话，说情况一直不稳定，但是还有希望能够恢复。没想到今天十点多钟他竟没有留下一句话，就此走了。我知道他有满肚子的话要说，有满脑子的计划要实现。他自己绝对没有想到走得这么快。

去年年底前，我腾出时间去看他，他精神很好，看见我去特别高兴，滔滔不绝地谈了近两个钟头，还给了我几篇他新写的文章。我看他精神这么好，就试探着问能不能到天则所来做一个报告。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了。不过他说，去年什么时候北大请他去做报告，海报都贴出来了，可是最后还是没讲成。我说天则所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后来因为彼此寻找合适的时间，推迟了几次，幸亏终于在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天则所的双周学术报告会上他做了关于中国民主化的报告。这是慎之生前最后一次公开的报告。那天到会的人特别多，会场里坐不下，许多人坐在走廊里，有的椅子都没有，干脆就站着听。可见慎之是多么地受欢迎。

最近这几年我和他的联系越来越少了。特别是他搬到潘家园去之后，交通不方便，我又特别忙。不过每次去见他，总是抱着喜悦的心情。因为我喜欢听他的高论。这种心情从我在1984年春天，第一次见到他就发生了。那时是王国乡同志领我去的，我还在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工作。我对自己的工作环境不太满意，因为我的兴趣越来越偏向经济学理论，在铁道研究院总感觉格格不入。我想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或者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可是他们拒绝接受我，我猜想大概因为我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王国乡说可以和李慎之谈谈看，于是就去了他家。那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他简单地听了我的自述，以后我又递去一份简历和申请书，他就痛快地同意了。1984年九月我就坐在美国研究所的办公室里上班了。他也就成了我的直接领导。理论上说中间还有一个室主任，但是美国所是一个小所，所以所长和研究人员直接接触的机会很多。

慎之是一位信奉自由的人。他答应我每年写几篇有质量的关于美国经济的论文，其他的时间可以做我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当时我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我在美国所发表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就是动态择优分配。这篇文章将择优分配从静态推广到动态，讨论一个动态过程最优化必须满足的条件，把数学规划中拉氏乘数法和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联系起来。文中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价格改革的速度问题。它的最优途径应该是短时间的改革成本和长远效果在边际上的平衡。我在美国所的十年中大约三分之二的研究成果都是关于中国改革的。我相信这批文章对中国改革多少起了推动作用。如果没有慎之给我的特别关照，我的这些成果都不可能取得。

到美国所之前的1982年我就有机会去了一次英国，参加中欧能源政策讨论会。但是时间太短，未能近距离地观察一个西方国家。到了美国所我十分希望有机会去美国访问。85年的夏天慎之派我参加由浦山领队的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普鲁金斯研究所。访问结束后我多留了两个礼拜，参加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大会，使我有机会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在美国学习的学者，他们中一部分留在美国教书或者做研究，一部分回到国内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力量。以后近十年的时间中我一直担当留美经济学会的国内联络员，负责推进中美学术交流和人员互访。慎之对这一切活动都给予积极的支持。他曾经私下对我说过，所谓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这句话虽然不全面，但是确实指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他就是这样看待自己作为美国研究所所长的职责的。

次年，1986年初，慎之让我利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去哈佛大学访问一年。因为85年我初次访美的时候认识了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帕金斯，他对我的英语能力和经济学水平有初步的了解，所以愿意作为邀请方请我去访问。在哈佛大学访问的一年可说是我人生中起转折作用的一年，结交了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建立了和许多国际学术机构的联系，特别是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方方面面，对市场经济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回国以后写了《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一出了三版，销售不少于六七万册。

我从美国后来时，慎之已经决定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但是他对美国所的工作依然抱着特殊的喜爱，大概因为他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理解，对美国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他虽然淡淡地离开了美国所，但是美国所的同志们没有不想念他的。他虽然官做得很大，但是没有一点官架子。在美国所的时候他经常和研究员们讨论各式各样的问题，学术上的，时事上的，生活中的。不论什么问题到了他的话题里就有特殊的见解。所以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议论。他领导美国所真正做到了出成果，出人才。而且他不仅仅眼睛盯住美国研究，而是为国家，为社会作研究。他的视野非常广阔，涉及到中国现代化的各个方面。研究人员的报告他都一一审阅，而且逐篇讨论。他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能够抓住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他在大学里最初是学经济学的有关。他为人正直，不容搞任何邪门歪道。所以美国所没有其他所那些复杂的钩心斗角。我很庆幸没有参与到这种搞不清的事里去。

慎之不但健谈，特别是他的文章写得好。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篇对台关系的文章。虽然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但是文章确实好，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特别是文字畅顺优美。他的文章是我所看到的现代中国作家中最好的，应该编入中学教科书来读。1999年那篇脍炙人口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不仅是因为寓意深刻，也因为它文字优美，真情动人。许多人或许有同样的感觉，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准确地传递这种复杂的感情。

六·四以后是他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他和我相识也不过五六年，但是已经变得非常知己，无话不谈。他多次表露过对自己深刻的检讨。文革改变了他对革命的看法，而六四则再一次，而且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民主化的前途。他感觉自己老了，没有那股锐气，顾虑也多了。怎么能够为国家多做点事，感到力不从心。其实这正说明他强烈的责任感一点也没有减退。所以一直到他临死之前还在不停地写作。在他当美国所所长的时候，他有大量的作品，但是绝大多数都没有正式发表。倒是他退休后，他不再拒绝发表文章。在最后的几年间，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他有下一辈子，他愿意做一个教公民课的老师。一方面这是他对当前政治课的不满，一方面也是他对公民教育的重视。99年底天则所成立公民教育小组，我们请慎之参加，他不辞辛苦亲身来到天则所，参加讨论，发表意见。他对天则所做的许多事情都表示关切，并且在精神上给予鼓励和指导。他对我，从事业到家庭，都关心。我们见面没有任何客套，推心置腹，天南海北，这样的谈话是人生一大乐趣。虽然他只比我大六岁，但是从经历上，从学术上，他比我大了一个辈份。我一直以这样的心情对待他。但是他却以极其平等的姿态对待我。所以我们成了忘年交。可是这样快乐的时候再也不可能再来了。

他年纪虽然老，头脑特别清楚。他曾经对我说，不知道还能干多少年。他自己认为大概还能干五年左右。我也这么想。他有一大堆要做事的计划。他曾经说要写一篇关于抗美援朝志愿军中被俘人员的文章，为此收集了大量材料。他认为政府对待他们是极不公平的，所以他要研究。可是他没有时间完成它。他又想研究公民教育，研究民主化的道路。过去他研究全球一体化，研究自由主义，研究近代史中的胡适。所到之处无不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他能够继续写下去，中国的现代化还将得益于他。可是谁料得到走得这么匆促!

我的一生中有几个人对我产生重大影响，改变我的人生轨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李慎之。现在我们失去了他。这个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每当我想起他，就会感到力量。我会继续他的事业，作为对他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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