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制度约束了美国政府

　　■海外观潮之林达专栏

　　美国《新闻周刊》在“古兰经”事件上报道失实。它的报道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全球抗议，因此引发的暴乱中，至少有15人丧生。

　　在评论这一事件的时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博士发出感慨：美国主流媒体将面对“舆论监督的困惑”，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利益考虑正越来越频繁地侵犯媒体的自由。”(见《东方早报》)这样的说法，怕是在用中国概念理解美国现实，非常容易引起误会。

　　首先是要从制度上去理解。在制度设置上，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媒体，是两股平行道上跑的车，他们之间没有一个交点，更没有上下级的关系。

　　美国政府行政分支是有一个联邦通讯委员会，有一些管理条例。例如避免脏话、色情对观众的“突然袭击”。如珍妮.·杰克逊在电视实况转播的演出中，突然“露点”，感到受了侵犯的观众可以投诉，联邦通讯委员会有权对这样的违规，判定罚款。

　　可是，美国政府行政分支没有一个专门机构可以审批电视、报刊和杂志的出版发行。唯一的例外是电台，电台需要向政府申请波段，以免各台在空中撞车。原因也是人人都可以弄套小设备就成立个电台，电台多如牛毛，空中拥挤不堪。政府的职能是划分和分配波段，而不是审查电台的政治倾向。在美国的制度设置上，有一个 “免预检”的规定。就是美国政府无权在媒体报道发表之前，要求预先审查内容。仅有的例外是针对脏话侵犯的“五秒滞后”电台监听，监听人员只有五秒钟，只有权利删去一句脏话。

　　媒体几乎天天在尖锐地批评政府行政分支，行政分支也就天然地会产生要“管一管”的冲动。这就是美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作用，在制度上，杜绝了政府行政分支“管”的可能。　　在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次“政府行政分支告媒体”，都是涉及泄密事件。可是，在1931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尼尔对明尼苏达一案的裁决中，已经对政府阻挡报纸发表某文章的权力，规定了极为严格的条件：报纸文章的“泄密”必须到了就像公布军队行动日期、人数和地点那样的程度，政府才有“预禁”的合法理由。这就是所谓“尼尔标准”。

　　1971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刊登由偷印美国国防部秘密文件者提供的大量有关越战的秘密文件。由于没有预检制度，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是在报纸刊出第一批文件之后，才和读者一起看到的。由于秘密文件的量非常大，报纸必须连载，行政分支没有一个机构可以管理和制止媒体的发表，只能以“避免泄密，损害国家利益”为理由，向法庭提出对报纸发出 “禁止令”的要求。经过漫长的司法道路，最后，行政分支的要求通不过“尼尔标准”的检验，最高法院判定政府方败诉。

　　1979年，《进步》杂志刊登氢弹秘密，可以说是把美国能源部逼得无路可走，把杂志告上法庭。也是以“避免泄密，损害国家利益”为理由，要求法庭的“禁止令”。最后，引发全国媒体的挑战，纷纷试图发表各种版本的“氢弹秘密”，使得能源部的诉讼失去实际意义，最后以撤案了之。

　　由于不能预先检查、预先禁止，政府行政分支只能对媒体已经发表的内容，向独立的司法提出起诉，要求司法惩罚。由于媒体的政治批评属于美国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因此，政府很少动用起诉的手段。不仅怕引起民众反感。更因为司法独立，判定完全依据法律，行政分支胜诉的可能微乎其微。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 “现在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利益”，是否正在“考虑”，要“越来越频繁地侵犯媒体的自由”。因为政府的天然倾向就是要抑制媒体的，假如说政府有这个要管的“考虑”的话，从各届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可能就开始“考虑”了。美国成立了两百多年，始终没有能够做到干涉媒体的自由，不是它干涉媒体的“考虑”出现得太晚，而是美国的制度保障了新闻业，使得政府在两百多年来和媒体共存的经验中看到，它的干涉不可能成功。

　　这并不是说，美国新闻业就可以为所欲为。在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中，依然存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从业人员必须向民众证明，自己是中立、可靠、专业的媒体，而不是哗众取宠、无中生有、在政治上有偏激倾向、缺乏职业道德。偶一失误的媒体，都会在竞争中，给自己带来声誉的损失和读者的流失。这才是今天的美国《新闻周刊》需要道歉的原因。也是在 2004年美国大选期间，cbs主播丹·拉瑟在报道布什总统服兵役问题上失实，最后被迫离职的原因。

　　激烈的竞争，当然会引出媒体对轰动效应的追求，可是，总是有专业界限的。这次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失实，引出的不会是美国媒体对白宫干涉、惩治的担心，因为他们知道，白宫没有这个权力。他们引出的应该是对职业道德、职业规范自律的教训。

　　就像白宫发言人在公开场合，就这一事件中引出全球暴乱和15人的死亡，对媒体的提醒：要遵守你们的规范，不负责任的话、笔，“是会杀人的”。

　　(作者系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