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研究应“去国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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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公开呼吁，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应当具有独立自主的性格，需再度“去国家化”。

　　据中新网报道，许纪霖在最新一期的《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题为《学术研究需再度“去国家化”》的文章指出，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以后，随着中国计划集权体制的确立，学术研究被纳入到整个国家的集体目标之中，学术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几乎丧失了其自主的性格。

　　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将学术研究从政治意识形态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学术重新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国家对学术的投入有限，但对学术研究的直接干预也比较少，学者们在选题、研究和评审等环节上反而比较自由。

　　90年代末以后，随着国家对大学投入力度的加强，国家的意志也开始逐渐向学术研究的具体环节渗透。这一渗透并非像过去那样是以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为中心，而是以一种非政治化的方式实现的。结果，使得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出现“再度国家化”。

　　文章指出，学术研究的民族国家化，使得其在目标追求、价值衡量上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其学术自身的意义，而被赋予了格外沉重的功利使命。

　　当物质产品的生产日益“去政府化”、步入市场化的时候，知识产品的生产却反其道而行之，越来越成为国家意志的产物，以计划学术的方式重新出现。在学术研究的组织、管理和评价等环节上，由于管理部门无从了解和处理学术研究各个学科的特殊性，于是在科学化和规范化的名义下，以技术理性原则为核心，将原先应用于资本主义现代组织管理的科层管理模式，应用到学术研究的体系中来。

　　许纪霖说，在被扭曲了的学术研究体制之下，学者们的学术活动也发生了严重的异化，更多的精力不是投身于学术本身的研究，而是进行权力寻租，想方设法获得更多的项目立项。

　　为了体现出多快好省的高效率，不少学者都将项目设定在没有多少创新难度、比较容易出成果的那些大而化之的宏大课题上。这种普遍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最终的受害者正是国家的公共利益：耗费大量纳税人的资源，生产了一大批学术的垃圾。

　　如今，这种外部的权力规则如今已经逐步内在化，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理性选择。在这一学术研究体制的支配下，一流的变二流，二流的变三流，三流的沦为不入流。

　　文章最后呼吁，中国学术研究到了再度“去国家化”的时候了！

　　48岁的许纪霖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