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德：《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序
时间:2005年7月12日 作者：王晓德（南开大学教授） 来源:史学评论网
1999年8月，我在美国首府华盛顿访问时住在一对美国夫妇家里，主人热情好客，每年都自愿无偿地接待一些来访的外国客人。闲谈之中得知，他们是第一批和平队队员，当时响应肯尼迪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号召，在一种“理想主义”动机的促动下离开了美国，先后到过菲律宾、印度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在非洲生活的时间最长，直到子女长大后才回国定居。他们对把青春年华在异国他乡度过丝毫无后悔之意，对东道国文化的眷恋，不时地把他们的记忆带回到往日艰难而富有“传奇”般的异国生活。我的研究领域一直是美国对外关系史，对“和平队”略有所知，但谈不上深入。与他们的谈话使我即刻萌生了研究“和平队”的想法，一方面把“和平队”作为战后美国文化外交的重要个案来研究，另一方面探讨“和平队”队员自愿到世界落后地区的社会文化根源。回国后，尽管杂事和其他研究课题缠身，但我并没有放弃这一研究计划。在一次博士生选题讨论课上，我谈到了研究“和平队”的重要性。刘国柱当场表示愿意把“和平队”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经过四年的努力，这篇关于“和平队”的博士论文终于完成，并有幸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的确值得祝贺，也算了却了我本人昔日的一个愿望。
对“和平队”的研究，美国学界几乎与这一机构开始展开活动同步，出版了大量的论著。据我所知，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的两本专著代表了当今美国学界研究和平队的水平。一本是伊丽莎白·科布斯·霍夫曼的《你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爱：和平队与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霍夫曼认为，和平队的创建不只是肯尼迪的动机，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公众的要求。这一机构的建立恢复了美国人无私的价值观，展示出人类共同观念与进步的实现，超越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本书出版之后得到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好评，霍夫曼也被美国一些老一辈学者称为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另一本是弗里茨·费希尔的《使他们像我们：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队志愿者》，这是作者在其西北大学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费希尔把研究的眼光集中到“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上，认为这些志愿者在海外的活动促进了美国人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对话与文化互动。然而当这些志愿者试图使“他们像我们”时却在文化上陷入了一种两难之境，即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美国文化与他们生活与工作的东道国文化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对这种“两难之境”的考察构成了全书的主题。这两本书的出版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美国学界对和平队的研究开始走出过去的“冷战”范式，给人们重新审视这一机构的活动和演变提供了新的角度。我国学术界对“和平队”的研究几乎为“零”，在这一研究课题上根本谈不上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或对话。因此，刘国柱的博士论文尽管在许多方面还有待深入探讨，但作为国内学术界第一本研究“和平队”的专著，其学术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一向重视在落后国家的文化输出活动，总是试图利用自己所谓“优越”的政治文化来实现一统天下的长远目标。不过在历史上，美国政府似乎不大重视由官方发起的文化交流活动，这样的活动主要由教会、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来承担的。所以美国联邦政府长期不设文化部，甚至美国国务院在1938年设立文化关系司时，许多政府官员仍然把文化用作一种外交工具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这种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完全改观，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人企业或机构，都认识到美国文化有利于实现美国在国外的现实利益，尤其是在与国际共产主义的抗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平队”是美国政府在战后发起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外交活动，它出现在美苏“冷战”高潮时期决非偶然。肯尼迪这位属于“冷战一代”的总统雄心勃勃，大有以美国的自由体制征服世界之势。他把其政府欲要奉行的外交政策形容为“一手抓箭，一手抓橄榄枝”，在第三世界大力促进所谓的“民主”，以图改变美国战后支持独裁政权的不佳形象。组建“和平队”便是“橄榄枝”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平队”以文化“使者”的身份活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传统的强权外交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其实，在服务于美国全球“冷战”战略上，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实现着相同的目的。因此，无论世界局势发生了多大变化，和平队“始终是围绕美国对外政策的需要，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点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作者的这一结论尽管指后冷战时期“和平队”的发展趋势，但作为一个基本观点却贯穿于全书之中。
“和平队”成立之初，美国政府宣布该机构具有三大目标：一是“帮助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满足对训练有素的男女之需要”；二是“帮助促进美国人民对所服务国家人民更好的了解”；三是“帮助促进其他国家人民对美国人民更好的了解”。对美国政府来说，这些也许是“冠冕堂皇”之词，但就报名参加“和平队”的志愿者而言，至少后两个目标成为他们走出国门的主要动力。他们以自己的“善举”把一种新的文化带到了东道国，使当地人看到了体现在这些志愿者身上的文化积极成分，这无疑有助于当地人对美国文化的了解。派出“和平队”是美国政府的一种单向行为，但在文化交流上，“和平队”却显现出双向的效果。这些志愿者一般生活在东道国社会的基层，他们在向当地人介绍美国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深入接触当地社会，他们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尽管往往伴随着“文化震荡”，但却是亲身体验，铭记终生。他们服务期满回国后，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介绍所服务国家文化的“使者”，有些人把自己的经历记录成书出版，多以积极的文字把具有异国情调的文化展现在国人面前，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向具有文化优越感的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因此，如果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批评“和平队”为“文化渗透”的工具，显然远不能有助于对“和平队”研究的深入。作者的研究走出了这一“误区”，以具体的案例和统计数字展现了这些志愿者在文化交流上所扮演的积极角色，的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和平队”自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40余年的春秋，这一机构在“冷战”时期的发展尽管不是一帆风顺，但当美国政府现在回过头来看“冷战”的历史时，作为美国对外关系上的“软力量”资源，“和平队”所起的作用显然是“硬力量”所无法替代的。因此，“和平队”在后冷战时代呈现出扩大之势并非出乎预料之外。克林顿提出把“和平队”志愿者的人数增加到万人，小布什在2002年致国会的咨文中宣称在未来五年内将“和平队”志愿者的人数翻一番。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克里也表示对“和平队”事业的支持。凡此种种均表明美国政府再也不可能忽视“和平队”在海外所起的重要作用。2004年10月15日，“和平队”第16任队长加迪·瓦斯克斯（gaddi vasquez）应邀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了题目为“和平队：促进21世纪的和平与友谊”的演讲，我有幸能够参加。瓦斯克斯在演讲中很少涉及“和平队”与美国外交的关系，只是强调“和平队”志愿者服务世界的无私精神与奉献。这里我不想对瓦斯克斯的演讲内容做出过多的评价，但听了他的演讲之后更加感到，不管是对美国政府外交战略的实现，还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平队”都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对“和平队”的研究应该跟上时代的需要。刘国柱的博士论文的出版弥补了国内学术界在“和平队”研究上的不足，但显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我衷心希望这部专著能有助于人们更为客观地认识“和平队”，也希望国内学术界在这一研究课题上能有更多专深的论著问世。
2004年10月于哈佛大学
（《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刘国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