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亚太的战略选择与中美日澳关系——部分在京国际问题专家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先生座谈纪要
——部分在京国际问题专家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先生座谈纪要
1996年10月19日，《战略与管理》杂志社组织部分在京国际问题专家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先生进行座谈。座谈的题目是“美国在亚太的战略选择与中日美澳关系”。与会专家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社科院前欧洲所所长陈乐民、社科院亚太所和日本所所长张蕴岭、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北亚室主任刘江永和该所北美室李力、国防大学世界政治经济教研室江凌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王勇、《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杨平、杂志编辑王小东和余世存等。座谈会由杨平主持。
（霍克先生首先对冷战后亚太地区政治、经济与战略形势做了简单的概括。）
霍克：苏联解体是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演变的基本动因。过去，苏联是本地区的主要安全威胁，它是促成1991年冷战结束前美、中、日、澳战略合作的最重要因素。苏联解体后在亚太地区产生了权力真空。这种变化是战略性的。冷战结束前，本地区战略利益与经贸利益相互重合，共同对抗苏联威胁的战略利益暂时压倒了经贸竞争造成的关系紧张。与此同时，美苏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斗争。美国相信：自由市场经济终将战胜中央计划经济。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东亚及中国的经贸关系重又紧张起来。美国国内一些势力提出：日本，尤其是中国不再是盟友，而变成了美国利益的潜在敌人。
美国的亚太政策过去主要建立在团结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从战略上遏制苏联的支点上。美国现在仍傲慢地试图维持这种支配地位。但是，美国力量已经相对衰落。在50—60年代，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一半，而亚太国家只有5%，但是现在，亚太占世界生产总值的60%，而美国下降了一半，只占20—25%。这种力量变化导致了亚太地区力量的重新组合。美国国内的政治与思想领域的争论反映了这一事实。
应当对地区的不确定因素保持关注。苏联消失后还有俄罗斯。美国历届政府对苏联和俄罗斯投入了大量的政治经济资源，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均如此。俄罗斯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最符合美国、欧洲的利益。这主要因为俄国拥有大量核武器。因此，人们有理由担心俄内部的发展。俄国取得的民主进步可能崩溃，如叶利钦突然死亡，许多政治势力并未承诺支持俄民主进程。这是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事。
以上是我认为对于理解美国对本地区战略关系有关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美国制定亚太政策。
陈乐民：对于安全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处境不同，看法也不同，如对日美安全条约的看法。最近美国一些国会议员提出援引“日美安全条约”保卫钓鱼岛，中国对此立场是显而易见的。美日条约规定：在不可预测的事件发生时，可以援引这个条约。但是“不可预测的事件”的意义十分宽泛，这一模糊的条款可以任何方式被滥用。
澳大利亚处于大亚洲的地理概念中，同时又有西方文化背景，便于理解东西方文化。因此，澳大利亚可以在东西方之间扮演沟通的桥梁。
霍克：安全是个富有逻辑性的概念，包括从哪方得到安全等问题。对于美日安全条约，在美日两国都有不止一种解释。在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中有针对中国的一面，这在条约中没有明言。另一个目标是北朝鲜，认为它对于本地区尤其对日本安全有威胁。第三个因素是美国想利用此条约限制日本的发展，以此减少本地区其他国家对日本的忧虑与恐惧，限制日本军事化与加强军事投掷力量的动机。
我不同意那种看法：即该条约是彻头彻尾地针对中国的。应当从理论角度对“美日安全条约”的未来意义作一分析。
关于澳大利亚在东西方间的作用问题。在我1983—1991年任总理期间，我和同事们试图使澳大利亚扮演东西方沟通的桥梁作用。1990年，澳大利亚面对苏联的安全威胁，必须保持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但我们从战略上与中国建立了越来越紧密的关系，帮助美国、欧共体国家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并非一个威胁安全的力量。考虑到美日加强安全条约，澳大利亚更应当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现任澳大利亚政府却试图放弃这种角色。如果他们（指澳现政府）不做，会有更聪明的人去做。
刘江永：在亚太经济形势方面，出现了建成亚太经济大厦的比较好的前景。同时，次区域合作也得到发展。在亚太经济大厦中，可能建立从日本、东南亚到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走廊。我同意霍克先生对美国力量相对下降、被亚太国家超过的估计。我们关注的问题有：（1）中日美俄关系的调整；（2）东盟国家的角色。东南亚已经成为三个国际会议的汇合点，即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亚欧会议的汇合点。三个会议有三大议题：亚太经济合作、亚太多边安全对话以及欧亚通道的建立。中国在考虑亚太安全问题时不能忽视美国的作用。但是对中国来说，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大国关系的重新组合。对中国来说，中俄关系改善最为理想。在俄罗斯问题上，中国主要关注的是：俄罗斯的政局是否稳定、俄罗斯与台湾的关系等。
但是，在苏联解体后，中国对美、日关系发生了困难。中美关系几起几伏，至今没有恢复到1989年以前的状态。但今年夏天以来，中美关系开始好转，如克林顿再次当选，中美关系可能恢复到正常状态。主要原因在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新的共同战略利益。另一个因素是，1989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美国必须对之作出调整。主要表现是：中国百姓中的反美情绪十分激烈，包括小学生都认为：最讨厌的国家是美国。美国对外政策面临着一个困境：中国政府愿与美国打交道，保持正常关系，恰恰是中国12亿百姓讨厌美国。《中国可以说不》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大失败。美国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很长时间。另外，美国搞伯顿法、达马托法，也遭到欧洲、拉美包括澳大利亚的抗议。美国政府专家如能看到这个问题，将会采取措施改善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今年夏天以来，中日关系出现麻烦。总的来说，经济关系热，政治关系冷。有两个因素导致了这种局面：一是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二是钓鱼岛领土争端。不久日本将进行全国投票，如右派上台，中日关系还会紧张。中国希望继续改善中美、中日关系。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存在这种可能性。
目前，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日美加强安全关系，而中美、中日关系趋于恶化，造成三角关系的不平衡，这需要纠正。我并不认为日美加强安全关系主要以中国为敌，这方面我同意霍克先生的看法，北朝鲜也是该条约考虑的因素；美日为了减少两国经贸摩擦，也需要加强安全关系。
中美日三边关系最关键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因为根据1960年修改的“日美条约”，条约范围包括韩国与台湾，到现在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任何人予以解释澄清。台湾问题非常严重，中美关系之所以冷却，是因为李登辉访美。李当选后继续搞独立，还谋求访日，这将给本地区带来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如台湾维持现状，或追求统一，这个问题会很好解决。但是，如台湾搞台独，加强与日美的关系，那么，这个问题将继续存在。“美日安全条约”的加强使台湾搞独立有恃无恐，这会影响中国的安全利益与国家统一。
在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方面。霍华德执政后，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化。他访日时支持加强“日美安全条约”；澳大利亚也支持加强美澳安全关系。这样，在亚太地区有可能出现美、日、澳三个海洋国家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的军事合作。
不知霍克先生如何估计日本在亚太的作用以及如何评价中澳关系。
霍克：我认为刘江永先生过高估计了美日相互间的同情与支持。日美两国都对中国有畏惧，但两国相互并不太喜欢，在经济领域两国利益重合点不多。
从70年代以来，日本形象存在不对称的问题，即日本经济力量与政治影响不对称的问题。日本是第二经济超级大国，但是在国际政治的任何有意义方面，日本都没有影响。例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日本没有作出与经济地位相称的努力。在战后初期，日本没有发挥政治作用，主要因为二战的影响，当时日本是世界的二等公民。但是，随着经济统治地位的增长，这种不对称更加明显。长此下去，不符合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但是，本地区的国家包括中国、澳大利亚等仍对日本30—40年代的做法感到恐惧。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现象：各国想从日本得到投资与贸易的好处，但同时又想让日本维持二等公民的政治地位，对于这个世界的运作与管理不想让日本发挥积极的作用。我认为，同时实现上述目标是困难的。我认为，给予日本更多的国际责任，比如参与国际社会的管理，那么其他国家就更可能遏制一个重新变得富有侵略性的日本的出现。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做出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日本内部的变化将决定日本未来政策的方向。这些变化包括：
第一，日本工商界与一般民众逐渐意识到：日本经济不再能轻而易举地获得过去25年中获得的巨大经济增长。这表现在：日本许多产业正在向亚洲其他地区转移，以利用当地富有竞争力的廉价工资与快速的经济增长。
第二，在日本国内，选民对于战后政治体制越来越不满，政客们正利用人们日益提高的期望值。日本现在比过去更加开放市场，进口更多的货物与服务，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对日本的单边压力，而且还因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作用。总之，日本国内已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
第三，新一代日本人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更加了解，他们似乎更不愿意去接受这样一个困境：即国家有钱，而个人贫困。这将对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政策产生影响。
以上变化较为积极，可能促使日本对自己有一个更符合现实的看法。但是，日本也存在一些可能引起麻烦的因素。如日本至今仍对30—40年代的战争罪行抱有傲慢与愚蠢的态度，拒不公开而坚定地承认罪行。如果日本效仿德国采取认罪的态度，那么日本在本地区的地位，特别是相对于中国的地位，将会更强一些。
关于澳大利亚现政府，他们经验不足，该党有13年没有获得执政地位了。总的来讲，整个政府是由一些智商不高的人组成。外交部尤其如此。该党在野时，没有注意国际发展。掌权后，感到无所适从。现在，澳大利亚新政府正面临智慧的考验，即从传统的与美英结盟的政策，转向亚太地区。他们对这种转变很陌生。但他们也意识到了亚太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澳大利亚60%的出口是到亚太地区。澳大利亚与本地区贸易的比重还将继续超过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份额。由于经济利益不可阻挡，他们会加强与本地区的战略与政治关系。
关于美日澳三边会否出现一个海洋性国家联盟，我认为，三国可能走得近一点，但没有任何因素可以促使澳大利亚与美日联合共同正式地反对中国。这完全违背客观现实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不久后，我会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一些对外政策建议。
张蕴岭：中国对亚太地区的关心主要有三点：
第一，美中关系。中心问题是美国如何接受崛起的中国，是把中国当成“正常”国家还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共产主义国家。对中国来说，问题是如何处理来自美国的压力，因为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无法回避。
第二，美日关系的内涵。美国想利用日本遏制中国或其他力量，日本想利用美国扩大其国际地位，也有对付中国的想法。因此，中国对美日关系担心较多，特别是考虑到“美日安全条约”的加强。“日美安全条约”究竟是针对中国的，还是为保证整个地区的稳定？
第三，多边安全安排。美国认为，美日双边关系应当在多边安全安排中发挥核心的作用。
霍克：在谈到多边与双边安全安排的联系时，应该看到亚太与欧洲的区别。在欧洲长期存在北约组织，但是在亚太却没有这样的组织。尽管有东盟地区论坛，但它只是一个论坛，不是一个正式组织，无法与北约相比。因此，有些事情不得不通过双边安排。当然，我个人希望看到一个更正式的多边安排的出现。
张蕴岭：在短期内不可能有这样的组织。问题是：美日强调双边关系为多边安排的核心，其实达不到多边化的目的。因为美日双边关系以前是针对苏联，现在转向了中国。
中日关系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接受一个政治上强大的日本？日本如何接受一个新崛起的中国？
陈乐民：这是日本问题的困境。我们需要国际压力使日本让步，使之更清楚地澄清其军事意图。日本现在走政治大国的道路，这不可避免。我们希望日本效法德国，公开坚定地承认战争罪行。
张蕴岭：二战以后，由于政治原因，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原谅了日本。现在由于中国，美国可能再次原谅日本。日本新一代认为日本没有战争责任，这是受到了日本教科书的影响。国际压力还不够强。
王小东：西方与中国对日本问题有不同看法：一是西方不把历史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二是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化的可能性不大。
张蕴岭：东南亚国家也认为没有太大的必要让日本那样做。
霍克：如果日本公开正式承认战争罪行，对于创造一个使其发挥国际政治作用的国际气氛有帮助。中国应当对美国表示：如果日本承认战争罪行，那么就更容易应付中日美三边危险的关系。美国应当利用其政治影响，让日本这样做，美国在政治上不会有什么损失。对美国的这种要求完全正当合理。
张蕴岭：关于美国在本地区的作用。虽然美国处于相对衰落，但是它仍为超级大国，有经济、军事与文化的影响。如何在当前的过渡期调整美国的作用，如何处理美日中三国关系是个大问题。
对中国来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保持其活力极为重要。这对本地区来说也是重要的。这里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调整政策，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国际压力很大。中国与日本、亚太其他国家相比，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时间更少。
在最近几次与澳大利亚学者的会议上，所有的澳大利亚学者都认为中国是威胁。我们与他们的争论很大。
刘江永：澳大利亚经济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大多对中国较为友好。但是，安全专家受到美国信息的较大影响，对中国抱有警惕的态度。这是由于中澳安全专家交流不够造成的，应当比较容易纠正。
霍克：我们确认了有关国家的错误做法、错误想法以及错误的态度。但对于中国的对外政策诸位有何意见？
王小东：错误可以纠正。我关心的问题是中国以什么形式向国际社会作出贡献？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从中美经贸关系中受益的只是中国，美国没有获得任何好处。但是，大部分中国学者不同意此看法，认为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然而对这些战略利益加以确定又是很困难的。一些美国学者曾对我说：在50—70年代的美日关系中，美国给日本贸易优惠，日本以在冷战中追随美国作为交换。中国现在拿什么进行交换是个问题。
霍克：美国学者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冷于战后形势不了解。1978年后中国经济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本地区和世界做出了很大贡献。90年代初，世界经济处于衰退之中，正是由于亚太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才使得世界较快地摆脱困境，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中国可以贡献于世界的包括经济增长的机会。经济史没有一例证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了，其他各国将受到损害。
在中美贸易中，美国面临如何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美国今年大选后，美国在处理对华政策时可能做出明智的战略调整。但是应当记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意味着接受其中的贸易优惠条件，还意味着必须接受其纪律的约束。这些是中国可以作出贡献的，而且也是可以办到的。
江凌飞：中国对于亚太形势有三种担忧。它们是：未来大国关系的稳定问题；亚太地区潜在热点的解决问题；如何整合，即如何处理多样性的问题。在亚太地区有两个圈。外圈主要包括东盟、俄罗斯、欧盟的一部分，澳大利亚也在内。内圈是中美日，是核心。外圈状况比较好。在俄罗斯问题上，其国内政治不稳定，导致其对亚太地区的低姿态，这反而变成本地区的积极因素。目前最令人担心的是内圈。
中国的和平政策是确定的，但是美国对华政策不确定。美国想领导世界，维持统治地位，把中国当成敌手。因此，中美关系是令人担心的。对日本的担心，主要是日本是选择和平道路还是重新军国主义化。海部首相在任时，日本确定了和平政策，推行“联东接西，睦北近南”的政策。中国担心日本的军国化，担心美日在安全问题上对华采取共同立场。如美国对华政策比较明智，中日关系将稳定。但如果美国对华采取严厉的遏制政策，日本可能跟随其后。
刘吉：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美国将是个可能犯严重错误的国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冷战以苏联的解体告终，美国的骄傲情绪不可避免。尽管美苏在冷战中一伤一死，但美国仍十分傲慢。
第二，美国是世界上最为封闭的国家。美国的开放是单向的对外开放，它对世界其他国家并不了解。不少美国议员对中国和亚太的历史和文化知识不如中国小学生对美国的了解程度。另外，美国公众教育也是差的。比如，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美国电视对比赛的报道存在很大的倾向性，像对中美女排赛，中国以3:1战胜美国队，但美国电视只对美国获胜的一局作了报道，令美国人兴高采烈。
霍克：中国游泳队获得15块奖牌，但美国不予报道。
刘吉：第三，现代历史上，凡是用意识形态指导外交，没有不失败的。意识形态是真理，而真理是不能用强权强加的。
霍克：我不同意刘教授的第三点分析。恰恰相反，近代史表明，成功的对外政策都是由意识形态指导的。
美国和西方信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们相信它比中央计划经济更有优越性。苏联与西方所有对外政策都是建立在这种对立的信仰上的。美国认为，苏联是其生存的威胁，中国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西方知道，它们必须建立与苏联对称的军事与核力量，而且它们确实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西方抗拒苏联的努力是巨大的。它们相信，只要与苏联保持军力平衡，维持和平，市场经济将最终战胜中央计划经济。中国当时尽管与美国一样认为，苏联是安全的威胁，但是中国并不同意西方战略的意识形态基础。中国与西方的反苏联盟仅仅是权宜之计。
美国和西方的赌注押对了，即它们认为苏联的垮台并不是由军力与核武器直接打垮的，而将由市场经济摧毁。苏联不能承担军事建设的重负以及满足人们要提高生活水平的合理的愿望。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的意识形态优于苏联。中国从东西方深刻的意识形态冲突中获得了好处，其他国家也获得好处。后冷战时代，把中美两国绑在一起的战略利益消失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还没有找到共存的方式。
刘吉：这与我的结论一样，但我不同意你的分析过程。
霍克：我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语言的。我的结论与我的分析过程是紧密相关的。
刘吉：但苏联失败原因很复杂。苏联当时要把共产主义模式推向全世界，推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因此，在60年代出现中苏分裂。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
美国赢得了冷战，但又在把其民主、人权价值观强加于他国，这是美国要犯错误的原因。我们不希望美国犯错误，因为这会给世界带来灾难，但这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
关于日本。日本正处于十字路口，它有很多选择。日本在30年代用军事扩张的手段发展经济失败了，但二战后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现在，日本面临着是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走军事化的道路的选择。经济发展鼓励了日本极右翼分子的复仇心理，特别是近年日本经济处于低迷状态，加强了他们用军事手段寻找出路的动机。可以说，美国犯错误，是亚太安全稳定的威胁，日本犯错误同样如此。
中国也是可能犯错误的国家。主要有三点理由：第一，如果中国仍把意识形态放于首位。中国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当头就可能犯错误。第二，中国文化悠久，决定中国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这种自尊心在受到霸权主义国家的压力时可能转化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这就可能犯错误。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提高，因此而骄傲自满，也可能犯错误。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根据邓小平理论，清醒地制定了“不搞对抗，减少麻烦，加强交流，增进合作”的方针。由此可见，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等就看美国犯不犯历史性错误。
霍克：中美冲突与苏美冲突根本不同。这种差异给美国造成了很多困难。在美苏冲突中，是市场经济对中央计划经济。但中国正在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逐步接受市场经济的观念。中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相比高的惊人。美国宣传说，与中国的冲突主要在人权上。
如果让我给中国政府一些建议的话，中国应当对美国说：美国用上百年才取得今天的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民主的进步，你没有权利要求中国在一夜之间完成这样的进步。如果联系到西方一百年来欺负中国的历史，中国更可以说：你们没有权利教训中国。当然，这些话要对美国那些有理智的人说。
(最后，霍克先生对今天的座谈会作一简单总结。)
霍克：国际关系的主要问题是：一、如何处理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挑战。美国经济相对下降，亚太、中国发展迅速，将与美国分享领导地位。二、恐惧与不确定是对外政策制定中非常危险的因素，对中美两国均如此。美国对华政策如基于中国21世纪将成为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因而是一种威胁这种假定的话，是很危险的。我认为，美、澳等国要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机会，而不是威胁。同时中国也应认识到：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恐惧是真实的，可以理解的，并不是故意敌视中国。例如印尼不一定对中国有敌意，但对中国经济变化确实担忧。
中国最大的挑战是：中国应当更积极地向外部世界解释中国变化的含义与目的是什么，即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希望产生国际争端。中国应当说：中国承认人权、个人权利等价值观的世界普遍性。最基本的人权是吃饭问题，是人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比批评中国的国家做得更好。在防务上，中国要透明一点。现在韩、日、台和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都在加强军备，中国有权加强军备的现代化。但要有透明度。中国应当解释这不是为了侵略别国。
经济史证明：没有一国有理由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担忧，在技术高度发展的年代，国际贸易成为增进国力的最关键因素。中国应当伸出手去，与美国等国共同努力提高国际市场的开放程度。如果中国这样做了，那么，其他国家如美国就会作出积极的反应，中国也肯定能够变成富强的国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王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