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罗宣著《在梦想与现实之间——鲁斯与中国》
中美关系史研究离不开历史人物研究，没有生动鲜活的历史人物研究，我们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就显得枯燥乏味。历史人物的研究既离不开对于人物所处时代影响、家庭熏陶、社会环境的准确把握，又不能以时代、家庭、社会影响对历史人物进行模式化、脸谱化、政治化的刻画，而是需要深入考察极具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特色和人生过程的具体细腻的生活体验。与此同时，中美现代关系史的人物研究又受到时代烙印、意识形态、价值判断、资讯渠道、政策走向等多方面的影响，因而涉及中美关系中现代政治文化颇有争议的敏感人物研究难度之大是不言而喻的。罗宣在本书《引言》中写道：“客观地认识和评价鲁斯在中美关系史中的作用是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这需要对鲁斯进行全面地研究之后才能做到。”“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免遇到许多理论、方法和客观条件等方面的难题。首先，历史人物的研究需要人物个人经历、社会环境、知识传统等方面的综合考察。”“其次，研究鲁斯中国情结和援蒋反共信念的来龙去脉涉及的领域极广。”“再者，鲁斯研究是国内外，特别是国内学术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罗著第13-14页）年青的美国史研究者罗宣知难而上，通过对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右翼典型代表人物亨利•鲁斯与中国的研究把历史时代、中美互动、社会生活、家庭影响和个人特性较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鲁斯发展变化中的中国观及其实践进行了某些富有独到见解的系统考察。
1998年11月，我曾作为罗宣博士学位论文《亨利•鲁斯的中国情结》的评阅委员，读后我在评语中写道：“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所涉及的研究课题在国内尚无人问津，因而也相应填补了现代中美关系史研究和人物研究中这一课题的空白。这一成果拓阔了我国学者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思路。这篇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在于通过本世纪以来60多年间鲁斯与中国的关系和对中国的看法的传记性研究,生动地剖析了信奉以‘天定命运’的‘美国世纪’观来改造中国,使中国‘美国化’的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位主流文化代表性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实践。从鲁斯童年时期在中国‘文化孤岛’中成长，历经了30年代美国对华的‘中立’、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援蒋反共，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共立场及其软化,通过他领导《时代》等舆论阵地和中国联合救济署等实际活动,详细评析了鲁斯的中国观。令人信服地得出了鲁斯既反共又亲华;既在一定程度上援助并有利于中国的抗战,又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既期望中国实现现代化,又热衷于现代中国的‘美国化’，鲁斯其人以了解中国自居,但是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所以鲁斯的中国梦最终还是要破灭。它从一个侧面揭示美国上层的主流文化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并进而认同中国文化非常重要但又绝非易事。鲁斯半个多世纪中国观的是非恩怨就是一个典型。”
从那时起，在18万字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著者在全书的结构上又做了新的构建、增补和完善，在一些薄弱的研究环节上做了深入研究，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全书35万多字，分鲁斯其人、中国情结、打造《时代》帝国、从关注中国到全力扶蒋、大力报道中国抗战、抗战期间的援华行动、徘徊在梦想和现实之间、难以释怀的中国情结等八章，寓论于史、有历史叙说，有综合分析，人物的时代、社会、家庭环境和个人生活体验结合，内容始终围绕鲁斯与中国关系这个主题展现鲁斯中国观的形成及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的中国观，揭示了鲁斯中国观和中国行的多视角的复杂情况。罗宣在深度考察研究后认为“国内外对鲁斯与中国的系统研究明显不足，关于鲁斯在现代中美关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介显得零散、片面。”她在书尾“大时代的弄潮儿”的结语中说：“首先，按照美国模式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是鲁斯一生为之魂牵梦绕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树立，是以鲁斯儿时在中国成长经历为基础所确定的。”“其次，鲁斯深信，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战士领导中国走美国式道路是中国由积弱走向强盛的不二法门。基于这样的信念，鲁斯最终选择了蒋介石，并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扶蒋’印记。”“再次，鲁斯美国化中国梦想的破碎，源自于创造‘时代’的鲁斯却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的时代潮流。”“第四，不能否认，鲁斯对中美文化交流及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五，鲁斯新闻帝国有效地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议事日程。”“最后，我们必须看到，鲁斯很具有代表性。‘美国至上’、美国使命观、责任感等观念不会随鲁斯的去世，随鲁斯中国梦的破灭而消失。实质上，这不只是鲁斯个人看法的问题，而是代表了美国传统外交政策和主流文化所固有的共性。”（鲁著第418-429页）
尽管我国学界对鲁斯评述见仁见智，对鲁斯“中国情结”的切入视角不一，阐述重点不同，但是鲁宣上述六点研究结论则是普遍认同的。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来自不易，既受惠于改革开放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时代，也得益于作者坚持以史实为依据的求真务实的研究态度，从而更加贴近一个真实的鲁斯与中国。
一部学术佳作离不开对第一手文献资料和所有重要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鉴别和吸收。读了罗著的“序”、“后记”和“参考文献”，使我们了解罗宣对于第一手档案文献资料的收集下了多么大的功夫，为此不少亲朋好友又付出了多么巨大的辛劳。
诚如罗宣的博士学位导师冯承柏教授在为罗著所写的《序》中所写：“占有第一手材料进行研究，是对历史研究工作的起码要求。档案，特别是未经整理、公布的档案资料是最重要的一手资料。从本书所附的参考文献目录可以得知，作者较充分地利用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手稿档案部、神学院图书馆、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收藏。这就把研究工作放在了全面占有资料的坚实基础上，保证了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可靠性，避免了人云亦云，甚至是以讹传讹。更重要的是，对史料耐心挖掘，细细品尝，深入分析，还可以于细微处见真情，有所发现，有所突破。使用档案进行学术研究的好处虽然大家都知道，但在今日中国学术著作中真正下工夫大量使用档案的著作并不多见，这虽然与我国档案开放制度有关，更重要的是使用档案资料，需要长时间的潜心研究。短期不能奏效。这就使得一些急于求成，心浮气燥的青年学子，望而却步。”
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学者在利用第一手资料方面的条件要好得多，这里不仅指原始资料对学者研究的开放、共享、交流程度，指学者对于外文水准的掌握程度，指学者对第一手资料来源和使用的了解程度，也还指由于许多文献陆续数字化，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快速查询从而有效地获取某些原始档案资料。我们的研究对于第一手资料下工夫往往欠缺，这在很大程度上和要求“短平快”的学术评估机制与学术浮躁心态有关。“潜心研究”和“急于求成”两者难以兼容。如果没有千方百计地收集第一手资料的态度、如果没有持之以恒下大力气潜心研究第一手资料的精力、如果没有下工夫对第一手资料进行悉心鉴别和吸收的方法，怎么可能在扎实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富有开创性的学术见解呢。这是一个说起来很明白，做起来极其不易的事，没有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即使有了第一手资料的线索、即使获得了某些第一手资料，也不见得能很好地整理、鉴别和吸收。在这方面青年学者罗宣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对于其他重要研究资料的掌握涉及资讯来源的多元化，就是说要尽可能多的掌握来自不同渠道的资讯，以便多侧面多视角的在掌握这些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鉴别和吸收。资料来源的单一化往往对立论的形成带来全面评估的不足，而资讯来源的多元化的实现即有主观因素的努力程度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制。资讯来源仅可能多元化像对于鲁斯的研究涉及美国各个利益集团的资讯、大陆中国和大陆台湾地区的资讯，都是不可缺少的，显然资讯多元渠道优于资讯单一化。在力求资讯多元化方面，罗宣所做的努力同样是值得称道的。在笔者看来，除了千方百计地收集和掌握第一手资料外，我们还要力求更全面地掌握各种研究鲁斯的资料和专著的现有成果，要了解研究国外尤其是美国研究鲁斯的相关博士生论文成果。网络学术的快速检索和便捷下载与编辑、资讯丰富和共享无疑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快车道，但是在学术研究中使用网络学的成果需要十分小心鉴别和判断，需要寻根问底查找与核对最终来源。
在已经收集整理的各类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鉴别吸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求索和创新过程，是研究工作的新阶段，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还在在此基础上悉心依据资料遵循科学观点和方法进行鉴别吸收。资深美国史专家杨生茂先生2004年在为《南开史学四十年（1964-2004）》写序时强调“‘鉴别吸收’是我不厌其烦地予以倡导的主张”。他专门题词道：“就外国史学研究言，鉴别吸收’是治学的硬功夫，也是不断追求‘勇于和善于吸收’的大目标。通过‘鉴别’，才能有所创新，才会摈弃译文组合，才可领会‘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意境。”通观罗著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学术著作是写给人看的，一部学术著作具有可读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杨生茂教授最近在《〈在梦想与现实之间—鲁斯与中国〉读后感》一文中写道：“这是一本耐读的好书，大可展卷细细品味。作者以活泼的笔触、丰富翔实的材料、铺陈有方的章法，娓娓动听地展现了亨利•鲁斯父子两代人对旧中国的影响历程，活龙活现地将其刻画入微。特别是对亨利•鲁斯利用巨大媒体势力，炮制扶蒋反共的手法与当时中国执掌政权者的具体实况节节排列对比，十分生动。在笔者眼中，这本书具有史诗式的气派。”（学术交流网2005年11月12日发布）我以为对于一个美国史研究者来说具有中外文的学术素养是不可惑缺的条件。
十年功夫，围绕一个专题深入钻研，悉心打磨，从博士学位论文扩展到学术专著，不为学术商品化所惑，写成了富有含金量的学术专著，而正是这十年中，罗宣出国攻读学位、结婚、生女，职称晋升、强化“量化”管理带来的压力，其间甘苦可想而知，而她走了一条正确的学术发展之路，这是值得欣慰的，相信在这个基础上，她能够继续为罗斯研究或其他课题研究进行新的开掘，为美国史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对亨利 .•鲁斯的最初印象来自他是《美国世纪》的始作俑者。1941年他在《美国世纪》一文中强调20世纪是“我们的世纪”，“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纪，而是因为这是美国在世界上第一次可以发挥最主要影响的世纪。”（鲁著第419页）由此，“美国世纪”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代名词，鲁斯也成了美国霸权主义喉舌的代言人。60多年来，“美国世纪”-----霸权主义----鲁斯是联成一体的。如果说鲁斯的美国情结，不如说鲁斯的“美国世纪”情结，如果说鲁斯的中国情结，不如说鲁斯“美国世纪”下的中国情结。在跨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世界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多极化、思想文化多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美国世纪”的梦想早已不合时宜。鲁斯“美国世纪”梦的破灭自不待言，我们应当从鲁斯情结中吸取必要的教训，21世纪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纪，她既不是“美国世纪”也不会是“中国世纪”。中国人民有着振兴中华的“现代化强国”情结，但是这种情结绝不能也不该异化为“中国世纪”情结。
写于2005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