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从全球角度看我国城市的未来
当人们学会了漠视城市的美好，习惯了批评现代都市的一切的时候，美国城市问题权威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却看到了城市最绚丽的一面，他称她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用一部不足20万字（英文）的新著梳理出全球城市五千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在很多学者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不过科特金就做了这样一个惊人的尝试。《全球城市史》一经出版即成为畅销书热卖，并相继在葡萄牙、中国、西班牙和英国出版。<?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细读此书，不难发现科特金的视野是全球性的，即使当年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omford）在做城市研究时也承认其主要研究视角局限在西方。科特金首先从全球城市的共性出发，发现这个城市世界从发轫伊始，就带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尽管它们可能远隔重洋、相距万里。（preface of translator）从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宗教中心，到古典时期的罗马帝国中心，伊斯兰世界城市，威尼斯等欧洲商业城市，再到后来的伦敦、纽约等工业城市，一直到今天以洛杉矶为代表的后工业化城市。在科特金的书中，城市不仅仅是人居住之所，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支点，全球城市的发展是连续的，而非各自孤立的。由此，科特金提出城市历史第一个中心命题：尽管有种族、气候和地点方面的差异，但城市的发展是普遍性的，甚至在迅达便捷的通讯、全球性网络、便利的交通使得城市间更加相似之时也是如此。
在此基础上，科特金提出了读者更为关心也是全书的第二中心个命题：成功的城市靠的是什么。科特金认为城市区域一直扮演着三种不同的重要功能：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城市或多或少地都拥有这些功能。我国美国城市史专<?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
城市所具备的基本功能，在一般人眼中常常是政治、经济或是安全方面的，科特金推陈出新看到城市自出现那天起就一直拥有另一项功能，即精神方面。在科特金看来，城市在精神层面的凝聚力也是主导城市兴衰的主要因素。金字塔、神庙、教堂和清真寺，长期以来支配着大型城市的景观轮廓和形象。它们向世人宣示，这些城市是神圣之地，直接与掌控这个世界命运的神祗之力相连。（introduction）今天，全世界各色各样的城市仍程度不同地演绎着这项功能。
以美国为代表的物质繁荣的城市则恰恰相反，美国大城市里不断攀升的高层建筑把工业城市建筑的钢铁水泥立面推向高空。从实体角度看，它们令人敬畏，商业城市以此与欧洲巨大的显示精神权威的教堂、伊斯兰世界高傲的清真寺、东亚大帝国的高殿深宇比肩并存。这些钢筋水泥的高塔式建筑尚不具备那种曾塑造城市历史的神圣地点的意义。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商业性质，并不要求它们能够维系道德秩序或社会正义。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私人利益集团为赢利而建造，不能护卫城市免于激进改变城市未来观念的人的攻击。（p.154)但尽管如此，科特金也指出，在当时世界的很多地方，高楼林立的景象与城市化本身相生相伴，成为其同义语。至少在许多人的观念里，没有摩天大楼地方绝对称不上大都市。
现在西方国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也是东亚和南亚较发达地区将面临的问题是：城市性质的多样化。在这些区域内，城市通常是相对安全的，而且，即使按历史标准，把其郊区也包括进来，它们仍然可以称得上是非常繁荣的。但是，这些城市日益缺少一个对神圣地点、市政属性和道德秩序的共同认知。(preface)这一点在我国城市现今的发展中也表现得极为明显。
科特金的观点对于我国未来的城市规划是有很大启迪意义的，如何让城市在取得经济和安全成就的同时，寻求精神层面的凝聚力？对城市未来而言，比建造新的大楼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城市经历所给予的重视。宏伟的建筑物和城市基本的物理属性——沿河、靠海、接近贸易通道，吸引人的绿色空间，或高速公路交叉要道——这些都有助于促成一个伟大城市产生，或可以帮助城市的发展，但却不能够维持城市的长久繁荣。最终，一个伟大城市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所产生的那份特殊的深深眷恋，一份让这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城市必须通过一种共同享有的认同意识将全体城市居民凝聚在一起。伟大的社会学家罗伯特·以斯拉·帕克认为：“城市是一种心灵的状态，是一个独特风俗习惯、思想自由和情感丰富的实体。”（p.277）
同时，每个成功的城市的这种精神力量都是独有的。一个城市的存在，有其自身发展的轨迹，有其自身的烙印和特色，这是从其市民的生活习惯、行为准则和伦理道德等诸方面体现出来的。一个城市离开自己的历史去构建城市精神，将会成千“城”一面，进而失去城市自身的发展动力。城市在精神层面不仅仅要跟非城市地区相区别，城市与城市之间也要互相区别。在这个方面，国内一些大的城市已有意识地构建城市精神，上海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杭州的“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大连的“创造、创业、创世”，温州的“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勇于竞争，敢担风险，勇于拼搏，敢于创富”等等。打造“城市名片”之类的活动也在厦门、青岛、三亚等城市相继开展。至少可以说，现如今国内外对于“城市精神”的探讨已经成为一项热门话题。城市精神和城市规划发展结合起来，将会成为现代城市综合发展的强大助推力，也会真正城市吸引人口聚集市民的强大凝聚力。
安全是科特金所提出的城市应具备的第二项基本功能，“防御体系在城市演进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城市首先而且必须是安全的”（introduction）。所谓安全，界定是很清楚的，就是指一个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基本安全保障，包括安全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结构。（preface of translator）历史学家亨利·皮朗注意到，很多城市最初或是作为逃避游牧民族的掠夺、或是逃离在整个历史上全球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的不守法纪现象的避难之地而形成的。当一个城市保证安全的能力下降时，诸如在西罗马帝国行将结束时或20世纪末犯罪侵扰时，城市人口就会退避到内陆地区或移居到另一个更安全的城市“堡垒”。（introduction）
时至今日，我们的城市很强大吗？如果仅从表象上来看确实是这样，它有钢筋、水泥和岩石铸造的坚硬外壳，也有一整套触角可以延伸到城市生活每个角落的强大而严密的管理系统，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掩盖城市脆弱的本质。我们知道并非只有中国的城市是脆弱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圣路易斯及底特律等城市因此人口剧减，几十年未能恢复元气，纽约城也一度因为安全问题而严重影响其现代名城的形象。20世纪末，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等巨型城市，城市犯罪演变成了“城市游击战”。毒品走私、黑帮势力和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也同样困扰着墨西哥城、蒂华纳、圣萨尔瓦多和其他城市。（preface of translator）2003年纽约大停电，让成千上万养尊处优的纽约人上演了一场午夜狂奔。而“9·11”以后，更有数不清的美国人见到那些曾经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摩天大楼就心惊胆战。
长久以来，在持续的混乱中没有任何城市体系能够长存。只有在强有力的法律和秩序统治下，城市才能兴旺发达。城市居民至少要有某种程度的人身安全感。他们也需要一个负责而有能力的政府来监管合约并监督执行基本商业行为法规。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安全制度对城市地区的复兴起很大的作用。在20世纪末一些美国城市复兴的关键因素，尤其是纽约，应归功于城市犯罪率的明显下降。之所以有此番成就，是因为城市警察采用了新的执勤方法以及众志成城地将维护公共安全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20世纪90年代无可辩驳地代表了美国历史上犯罪率降低的一个伟大时代，这一点为某些大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城市人口适度回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在经历了1992年灾难性的城市骚乱之后，洛杉矶不仅设法遏制了犯罪，而且明显完成了经济和人口的复原。（p.271）
显而易见，城市的安全应该是城市的管理者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但一般情况下，现代城市在安全方面的问题往往是偶发性的，虽然它很重要，但也容易被城市管理者忽视。我国目前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大型和超大型城市不断涌现。城市经济的发展、功能的齐备、设施的完善，进而是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是管理者管理工作的兴奋点，简单地说，就是要把城市“做大做强”，吸引投资、吸引眼球，而安全问题作为一种无形的效应，无论如何也很难提到管理的中心工作上来对待。实际上正是由于城市的迅速扩大与发展，科学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才使得安全越来越成为建设与管理的核心。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管理理念和落后的管理方式无法应对现代化的城市管理，它所带来的危害也是十分严重的。
所幸的是，近年来，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管理者对城市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也提高了。尤其在经历了那场全国人民齐恐慌的“非典”袭击和此后全国各地一连串的安全事故以后，各大城市都开始着手建立城市预警系统和危机处理机制。从目前国际国内的管理经验来看，危机预警与危机干预已经开始成为城市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这套机制是否能有效运行，更多的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最后，科特金认为成功的城市必然是“繁忙”的。换句话说，城市的未来取决于城市是否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此书的结论篇中，科特金重点指出现阶段威胁城市地位的是“距离的摧毁”带来的郊区的发展。全球范围跨越巨大空间处理和传输信息的能力破坏了原来城市中心的许多传统优势。整个20世纪后30年的发展趋势是，人口、甚至大公司的总部继续向郊区或小型城市迁移。（p.258）
这种发展趋势与少数巨型城市在全球经济中起最终“支配和控制”中心作用的理念相矛盾。很多一流的服务和金融公司毅然留在已有的经济中心，如波士顿、纽约或旧金山，而“电话掌控业务”的运营商很可能远在西雅图、休斯敦、亚特兰大的郊区或国外遥控业务。甚至被认为是“全球性城市”关键因素的高端服务也继续向郊区或小型城市分散。在对新增长贡献最大的公司，即创业部门，这一特点尤为明显。通讯技术的进步预示了将来经济活动的空间更加畅通无阻，人们能够选择到远郊地区或到像法戈、得梅因、苏福尔斯等小城市工作。迁移的一个结果是郊区景观发生变化，郊区的办公园区比熠熠发光、高耸的高楼更惹人喜爱。（p.259-260）
这种向郊区的分散趋势在我国也越来越明显。“非典”过后，郊区住宅在北京、广州各大城市的房地产业中异军突起，成为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郊区化趋势的集中体现。处在郊区化起步阶段的我国，环顾四周，先行者虽比比皆是。参照美国郊区化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郊区的发展往往是以城市的衰退为代价的。战后几十年里，美国大量人口从城市向郊区或城市边缘地区迁移，土地开发随之向城市边缘地带集中，城市投资日益减少，就业和税收基础变弱，绿地面积缩减，社会资源和财富外流。与此同时，城市政府用于基础设施的维护成本却在增加。城市居民不得不到外部寻求必须的商品和服务，结果更增加了资本的外流，形成了恶性循环。再加之交通网络的扩展、尤其是美国战后建造的大量高速公路多半绕过内城，更使城市陷于孤立无援、无力开发的境地。与之相似的，近年来我国城郊各级公路建设的加快，投资者热捧郊区商业地产等现象不断涌现，这对城市与郊区的协调发展会产生何种影响，确实需要我国城市管理者们一个宏观上的分析判断。
对美国而言，城市既然走到了这个地步，就只好进行功能上的转变，完成从工业经济向服务性经济的转换和升级。具体来说，工业社会中，城市的主要职能是生产和居住，随着战后美国产业结构转换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城市的居住、生产职能逐步削弱，制造业出现“空心化”，同时，其流通、信息等服务性功能则趋于强化，成为信息交换和经济决策中心。作为城市神经中枢的中心区（cbd）汇集了产品设计、广告、生产程序制定、市场营销、法律、金融、保险、会计、公关等活动。这些部门并非直接生产经营有形产品，而是涉及无形产品——信息。通过信息的获取、加工、判断、反馈等过程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服务，城市由此向流通、信息等服务性职能转变，城市的地位得以复兴。除了功能上的转变，1995年美国联邦政府还发起了“棕色地带”再开发计划，旨在帮助城市社区从经济上和环境上复兴被废弃的、闲置的或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工业和商业设施所在地的地产，缓解其潜在的对居民健康的威胁，恢复经济活力。目前这项计划在美国的实施，取得很好的城市改造效果。
虽然我国城市功能转换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表现，但我国不少城市已经出台了诸如“危房改造管理条例”等城市更新方面的立法，与美国联邦政府倡导的“棕色地带”改造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
欧文•麦克西恩（owen mcshane，centre for resource management studies, new zealand）说，“科特金书中没有一句废话。你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可以通读全书，但如果你对城市如何成功感兴趣的话，你就会反复不停的读。”确实，科特金在此书中给了我们一个透视城市生命力和预测城市未来的全新的角度。笔者深受启发，我们可以透过这一视角分析我国现今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在全球的范围内寻找可借鉴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