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欧洲梦　人类该做什么梦

繁华的纽约曼哈顿区是许多人成就“美国梦”的目的地

　　尽管这一切可能听上去都有点神秘、虚幻，但是，在人们梦想他们希望度过并参与怎样的生活、为此展开行动的真实世界里，对个人、人类家庭和地球而言，在“死本能”和“生本能”之间的抉择都会带来真实、深远的后果。

　　很大程度上，美国梦深陷于“死本能”之中。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主。我们过度消费，纵容每种欲望，浪费地球的丰饶。我们鼓励不受限制的经济增长，强者受奖赏，弱者被边缘化。我们满心要保护自身利益，并组建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以获取我们想要并相信是分内应有的东西。我们把自己看做是上帝的选民，因此有资格获得一份超出公道份额的地球财富。可悲的是，我们的自身利益正缓慢蜕变成纯粹的自私自利。我们变成了死亡文化。

　　我所说的“死亡文化”是什么意思？很简单。没有一个人、尤其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否认我们是全世界最贪婪的消费者。但是我们忘记了，消费和死亡是深深纠葛着的。“消费”（consumption）一词可以回溯到14世纪，并有英、法两种语言的词根。动词“消费”的原意是去毁灭、掠夺、征服、耗尽。这个词浸透着暴力，直到20世纪还只有负面的内涵。别忘了，直到20世纪初，医学界和公众都还把肺结核称作“consumption”。仅仅是在20世纪广告人手里，消费才变成了积极的字眼，他们开始把消费等同于选择。

　　如今，美国人消费了多达三分之一的世界能源，还有数额惊人的其他地球资源，尽管我们只占世界人口的不到5%。我们正迅速地消费着地球剩余的宝藏，来填满我们几乎无厌的个人贪欲。在我们强迫性——倘若不说是病态的——行为背后，是一种通过杀戮、消耗身边的一切来生存、发达的疯狂愿望。文化史学家伊利亚斯·卡内蒂曾经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遍野尸骸上的国王。”倘若我们美国人能够稍稍停步，反思一下我们这辈子为了保持我们挥霍的生活方式，每个人占用、消耗了多少生物，多少地球资源和物质，那么，这个纯粹的数字就足以让我们为这场屠杀感到惊骇了。难怪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关注美国放纵的消费，把我们看做死亡文化。

　　但是，难道我们不过如此吗？美国经验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向新来者敞开大门。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生命里的第二次机会。我们支持失败者，赞美那些克服了生活中的厄运，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我们相信每个人归根结底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承担责任。正是我们个人主义的这一面，如今依然是我们救赎的慈悲。倘若我们个人责任感能够祛除“死本能”，改为“生本能”服务，美国或许将再一次成为世界的领路人。

　　人类家庭未竟的事业就是把责任的“个人伦理”应用于更广泛的生命共同体，它组成了有生命的地球。从最终分析来看，倘若要发生任何真正的转变，对我们人类同胞、生物同胞和我们共同的生物圈的承诺应当发自个人内心，也应当进行集体的立法。只有在每个人都感到具有个人责任的世界里，伦理才能取得胜利。倘若我们美国人能够调整内心深处的个人责任感的方向，从个人的物质攫取这一较狭隘的目标，转向推进全球伦理这一更加慷慨的奉献，那么，我们还有可能重新塑造美国梦，使它跟上正在出现的欧洲梦的步调。

　　这种转向在美国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首先，美国人里已经有可观的少数派响应了我们所说的“普遍伦理”。他们以符合新的全球意识的方式，在他们的消费者行为、工作场所和社区里履行个人责任和义务。他们支持拓展普遍人权和保护自然权利的提案，并做出自觉决定，不参与可能导致消极罪恶的活动，不论是对汽车的选择、饮食的偏好还是购买股票和债券。他们已经变成了全球公民。

　　但是，那些个人责任感几乎从不超越自我利益或民族利益的多数美国人又怎样呢？他们怎样才能突破到另一边，开始“全球性思维，地方化行动”呢？

　　令人惊讶的是，最大的希望或许来自美国宗教团体。在神学家、传统教派、新教教派、天主教会和犹太教之间，围绕对《创世纪》里创世故事的阐释展开了一场大争论。主题就是《圣经》里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的一段话：要生养众多，遍布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在基督教历史的多数时间，管理的观念都被用来为无情地脱离、掠夺自然世界而辩护。如今，新一代宗教学者和越来越多的信徒开始重新定义“管理”的含义。他们提出，自从上帝创造天地以来，所有的造物便都被灌输了内在价值。上帝也给了他的造物以目的和秩序。因此，当人类试图削弱自然的内在价值，或者支配、改变它的目的和秩序以适应他们的自我利益时，他们就是在傲慢自专、反抗上帝。

　　“管理”的观念如今被重新定义为“托管”。人类如今扮演着上帝在地球上的看守者，滋养而非掠夺、毁灭他的造物。在新的宗教事务秩序里，人们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与之分离。我们是上帝造物的一部分，因此依赖着其他所有构成上帝尘世王国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同时，因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我们就有特殊的责任扮演他的尘世代理人，照料他的造物。

　　按照基督末世论，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自由意志。一个人可以运用自由意志，通过接受基督为吾主而获得救赎。然而，倘若一个人做出这样的选择，他就被要求照料上帝的花园。我们这里看到了基督教版本的巴菲尔德所谓意识的第三阶段——即，每个人都被召唤，做出具有自我意识的抉择，接受基督，并藉此参与和上帝造物整体的深层联合。

　　尽管对《创世纪》的新阐释在全美宗教团体间正不断赢得支持，但它还没有成为美国宗教生活的中心。然而，倘若这种情况出现，无数美国人就可能发现自己置身于向新的全球意识过渡的关键点。对受难基督的无条件的爱将包括进对他的造物的无条件的爱——这是个潜在的强大的新宗教故事，它能把信仰者带进对地球及其所有居民的崭新承诺之中来。然而，我会警觉到，从雄辩地重新阐释创世纪故事，到千百万美国人做出积极个人承诺，遵照反映出阻止消极罪恶、为了生物圈的利益而行动的道德责任感的方式度过此生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认为美国梦将经历真正的转型、导致全球伦理的出现，这还为时过早。

　　相反，欧洲梦具备一切正确的特征，足以宣称自己占据了向人类历史第三阶段进发的路途中有利的道德位置。欧洲人已经制定了通往新的应许之地的一张展望性路线图，它致力于重新肯定“生本能”和地球的不可分割性。在这个方面，我毫不怀疑欧洲人的真诚性，至少是在精英阶层、受过良好教育者以及作为一体化欧洲表率的中产阶级年轻一代之间。我认识的欧洲人的确有一个梦想。他们想要生活在每个人都被包容、没有人被遗忘在路边的世界里。根据佩尤2003年展开的调查，每个欧洲国家里都有可靠的多数人声称，他们“相信，与保证个人不受政府干涉、自由地追求目标相比，政府更重要的使命是保证没有人生活匮乏”。在世界上所有富裕国家的国民中，只有美国人多数——58%——声称，他们更加关心不受政府干涉追求目标的个人自由。但只有34%的人说，更重要的是政府“采取积极态度，保证没有人生活匮乏”。相似的是，当涉及向贫困的他国增加援助时，2002年开展的盖洛普调查报告说，几乎70%的欧洲人相信，应该向贫困国家增加经济援助，而几乎一半的美国人相信，富国已经给得太多了。

　　欧洲人同样想要与全球联系，但不丧失他们的文化身份和乡土感。他们在关联而非自主中发现了自由。他们寻求在此时此地拥有良好的生活质量，这对他们来说也意味着和地球建立起可持续的关系，保护后来者的利益。80%的欧洲人说，他们生活幸福；而当问到他们相信20世纪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的时候，在11项遗产的清单上，58%的欧洲人选择“生活质量”作为仅次于“自由”的项目。同时，69%的欧洲公民相信，环境保护是迫在眉睫的使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对环境感到焦虑。更有意思的是，56%的欧洲人说：“倘若我们要阻止环境进一步恶化，就有必要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发展方式。”这使他们成为全球各国人民中，对可持续发展的最热情的支持者。

跟美国人相比，物质生活同样丰富的欧洲人更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更注重与自然的和谐。

　　欧洲人工作是为了生活，而非生活是为了工作。尽管工作对他们的生活至关重要，但却不足以定义他们的存在。欧洲人把深度游戏、社会资本和社会凝聚力都置于职业之上。当问到对他们来说，哪些价值观是极端或非常重要的时候，95%的欧洲人把“帮助他人”放在了优先考虑的项目之首。92%的人说，按照人们本来面目尊重他们是极端或非常重要的；84%说，他们十分重视从事于创造更好的社会；79%重视为个人发展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努力；而只有不到一半（49%）的人说，挣一大堆钱是极端或非常重要的——这就把“经济成功”定位在了调查列出的八种价值之末。

　　欧洲人支持普遍人权和自然权利，并愿意服从强制性法规。他们想要生活在和平、和谐的世界里；并且对多数人来说，他们支持推进这一目标的外交政策和环境政策。

　　但我不能肯定的是，欧洲梦究竟有多强烈。欧洲对文化多样性以及和平共处的承诺是否足以承担恐怖主义袭击，就像我们在9·11或西班牙人在3·11所经历的那样呢？倘若世界经济陷入持续深度低迷、甚至是全球萧条的话，欧洲人是否还能忠于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呢？倘若他们面对社会动荡、街头暴乱，欧洲人是否依然有耐心继续支持开放、过程定向式的多层治理呢？这些严峻的挑战将检验一个民族的勇气，以及他们梦想的生命力和可行性。不论其他人怎样看待美国，美国梦经受住了考验，不论时局顺利抑或艰难。哪怕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都从未丧失对自己梦想的希望——直到最近。欧洲人对他们新生的梦想，是否同样能这么说呢？

　　最后就是个人责任的问题，这是美国的强项、欧洲的软肋。欧洲能够尝试为它的梦想立法。它可以提出议案、签署全球协议、建立特种部队、设定基准。其中不少已经在进行了。这并没有错。它是欧洲承诺实现自己新梦想的标志。但是，倘若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感不够深刻、强烈，无法经受将不可避免伴随这段新旅程而来的风暴，那么，尽管有这些立法、执行举措和思想支持，欧洲梦仍将失败。

　　在欧洲和美国工作、生活了近20年之后，我最关心的就是：欧洲人的希望感是否足以完成维持对未来的崭新设想的使命。梦想要求乐观主义，即能够实现希望的感觉。美国人洋溢着希望和乐观主义，而欧洲人作为民族来说却较为逊色。不过，他们对新联盟还是抱有谨慎的希望。而民意调查表明，年轻一代的乐观主义是有分寸的。或许这就是我们能够或应该期待的全部。作为美国精神特点的未经权衡的乐观主义并不总是给我们带来好的结果。在一个全球危机日增的世界里，根据对风险的现实主义评估进行权衡的有分寸的热情，或许会更加得当。但欧洲人格里也有一道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悬崖——在多少次蹩脚的政治、社会试验，多少世纪以来历史上多少次屠杀之后，我猜想，这不难理解。失败能使希望破灭。但它们也能使一个民族更加强大、更富韧性、更加明智。对欧洲人来说，克服犬儒主义就像我们美国人克服幼稚的乐观主义一样困难、充满挑战。但不论一个梦想多么具有魅力，它在悲观主义、犬儒主义笼罩的氛围里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冒着同时激怒大西洋两岸的危险，我要说：或许双方有可分享的教训。我们美国人或许会愿意对人类同胞和我们居住的地球承担更多的集体责任感。我们的欧洲朋友或许会愿意对他们在世界上个人的行为承担更多的个人责任感。我们美国人或许会在处世态度上更加谨慎、有分寸，而欧洲或许会在他们的处世态度上变得更加充满希望和乐观。通过分享两种梦想的长处，我们或许会处在更有利的位置，共同踏上通往人类意识第三阶段的旅途。

　　时局多艰。世界的许多地区都正陷入黑暗，许多人丧失了明确的方向。欧洲梦是纷扰世界中的一道光芒。它呼唤我们进入包容性、多样性、生活质量、深度游戏、可持续性、普遍人权、自然权利和全球和平的新纪元。我们美国人过去常说，美国梦值得为它而死。新的欧洲梦值得为它而生。

　　（摘自《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重庆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