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教授新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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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与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的两大主流范式，即以权力概念核心的现实主义范式和以利益解释为核心的进步主义范式不同，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切入美国对外政策，通过历史的考察和政策过程的分析来研究意识形态对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
所谓文化的视角是指除把国家视为权力体和经济体外,还把国家看作文化体，把国家间关系视为文化体之间的关系，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对外关系视为传播情感、价值观和实现民族理想、追求的过程。文化的视角还指借用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的概念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文化体系”。所谓历史的考察是指考察美国意识形态的渊源和历史演变。本书试图说明，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起源于美国殖民地时代和建国的历史之中，根植于美国赖以形成、建立和发展的宗教的和世俗的文化传统之中，同时由于美国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经验而得到强化。除对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行历史的考察外，本书的第二个方法是把意识形态纳入政治过程，通过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认知理论以及决策过程的分析更精确地描述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
除导言和结语外，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
导言的内容包括：对意识形态的概念和功能进行理论性说明；介绍美国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提出本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在导言部分作者特别把影响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分为“正式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的意识形态”。所谓正式的意识形态是指作为美国立国基础并体现在美国历史经典文献中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即“美国信条”和“美国主义”；非正式的意识形态是指在美国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作为其历史文化传统一部分的文化价值观、偏好、倾向和习性，包括美国例外的自我形象、国家认同观念、国家“伟大”和国家使命思想，作者把它们概括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部分导言还运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提出本书使用的用来分析意识形态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模式，即：认知透镜模式、路线图模式、栅栏模式和跷跷板模式。
正文第一部分是应用历史的方法来考察美国外交政策中两大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渊源、主要内容和历史演变。作者提出，美国把追求一种普世的理想，即在全世界实现美国式的“自由”作为自己的国家目标，因而美国的民族主义具有一种强烈普世主义倾向，是民族利己主义与普世主义的结合，这一点与其他国家颇为不同。美国民族主义比其它国家的民族主义更愿意承担所谓的“世界责任”，以让其他国家效仿美国来表现其民族主义，美国外交政策除以其他国家惯常使用的民族主义语言，如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来辩护和论证外，更多地是用一种普世性的语言，如捍卫自由、推广民主来论证其合法性。同时美国独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导致美国乐于到国外去寻找“他者”――自由的敌人来强化自身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而在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作为美国立国意识形态的古典自由主义信仰与美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一起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美国的自我形象、美国的外交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以及什么是合理的国际秩序等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和实践构成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取向。作者指出，与欧洲国家不同，在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先于美利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外交活动的开展，并构成美国国家认同的基础，因此美国外交比其他国家更多地反映了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
第二部分运用意识形态透镜模式和路线图模式来分析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美国人对美国外交与国际政治中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这些基本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的本质与特点是什么、什么是美国的国家目标与国家利益、如何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合理的国际秩序应如何构建以及美国是否以及为什么要进行对外干预等等。美国对这些问题的独特思考构成美国外交独特性的来源。
第三部分综合运用意识形态透镜模式、路线图模式和跷跷板模式对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个案研究。本书共选择五个个案，分别涉及民国初期、20世纪30－40年代、冷战初期、冷战结束过渡期和后冷战时代，大体涵盖了20世纪各个历史时期。这些个案除包括某一具体的对华政策如承认问题外，还涉及较长时段的重大外交主题如美国对远东国际秩序的设计，也涉及民众和国会对中国事件（如六·四风波）的反应（出版审查时被删除），以及美国的对华大战略等内容，以期能从多个侧面和多个角度分析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20世纪的对华政策。
结语部分则对全书进行总结，并提出美中关系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范式。作者指出，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外交的策略和手段上，也体现在外交战略、政策目标，乃至国家目标上。美国的意识形态导致美国外交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在全世界传播美国的“自由”，为此反对一切与“美国信条”对立的意识形态，并要按照美国独特的价值观和制度模式来改造其他国家和国际秩序，这一目标与对安全、利益和权力（霸权）的追求一起共同构成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美国既追求一个强大的权力帝国，更追求美国意识形态对全球的主宰。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像美国那样不仅追求权势与利益――就这一点而言，它与其他民族国家没有什么两样――同时还追求对其他国家国内制度和国际事务的改造，就这一点而言，美国并非一个“常规”（normal）国家而是一个“独特”(unique)国家。美国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其自身的历史经验一起塑造了美国观察世界的独特方法和处理外交与国际事务的独特方式，这就是美国外交风格。美国在20世纪对世界的巨大的影响不仅仅因为其相对于其它国家来说的巨大实力，更在于美国运用其实力的风格和方式。意识形态和美国的政治文化在一些情况下既起到约束美国要善用自己巨大的实力的作用，同时也导致美国对自己力量的滥用，给世界带来灾难。无论好坏，20世纪的国际关系和人类历史已经打上了美国独特外交风格的烙印，如果美国像20世纪前的欧洲国家那样处理国际事务和运用其巨大的实力，当代世界可能是另一幅图景。意识形态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表现就是从传教士来华之日起，用美国价值观改造中国一直是美国在中国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国被美国视为实现其民族抱负的巨大试验场，因此意识形态可以成为阐释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大范式。20世纪的美中关系始终存在美中两大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即美国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和中国防御性的民族主义之间，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冲突。只有把20世纪的美国对华政策视为既追求权势和利益，也实现美国国家使命和梦想的过程，把20世纪的中美关系既看作权力关系与经济关系，又视为两种具有不同的记忆、情感、追求、梦想、生活方式和价值偏好的文化实体之间的关系，才能全面把握和理解美国对华政策与美中关系的实质和内涵。权力和利益范式与意识形态范式对全面阐释20世纪美中关系史不可或缺。
目 录
导言
一 意识形态的定义、特征和功能
二 关于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关系的争论
三 学术史回顾
四 本书的解释模式与研究方法
五 本书内容说明
上篇 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意识形态
第一章 美国自由主义的含义、特点与影响
一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
二 美国自由主义的特点
三 自由主义在美国社会的地位
第二章 美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内容与特征
一 例外论与美国的自我形象
二 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与特征
三 对国家伟大的不同思考与追求
四 国家使命思想的历史流变
五 美国民族主义的若干特征
中篇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基本问题
第三章 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国际政治观
一 洛克思想对美国人战争与和平观的影响
二 自由主义思想与美国外交风格的塑造
第四章 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国家利益观
一 国家利益的概念
二 美国国家利益的确定
三 美国国家利益思想的独特性
第五章 自由主义与美国国家安全观念和国际秩序思想
一 自由主义与美国独特的国家安全观
二 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国际秩序的追求
三 自由主义大战略对20世纪国际关系的影响
第六章 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史上的对外干预
一 美国对外干预行为的历史流变
二 自由与权力：自由主义对美国干预行为的影响
三 关于美国对外干预的动力与后果的简要评述
下篇 意识形态与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个案分析
第七章 “传教士外交”：伍德罗·威尔逊政府承认中华民国问题再研究
一 威尔逊的信仰体系及其对美中关系的认知
二 威尔逊政府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决策过程
三 承认政策的动机：意识形态战胜现实政治
第八章 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与20世纪上半期远东国际体系的演变
一 一战前美国建立远东新秩序的努力
二 威尔逊的国际秩序思想与华盛顿体系的建立
三 日本的挑战与华盛顿体系的瓦解
四 华盛顿体系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九章 意识形态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对“失去的机会”说的再思考
一 从政府到社会：冷战初期狂热的反共主义
二 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关于中美关系的神话
三 道德与利益的两难：艾奇逊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
第十章 自由主义大战略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
一 后冷战时期美国的自由主义大战略
二 自由主义大战略下克林顿政府人权政策的演变
三 在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分析
结束语
附录一 中文参考书目
附录二 英文参考书目
索引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