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的封闭》：理性之光与通识教育危机

美国思想家布罗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是一部思辨性极强的学术著作，1987年在美国出版时即成为畅销书，在学术界和知识界都曾引发争论。这本书中究竟有哪些惊世骇俗的内容，以至于令美国人众说纷纭？
    
　　《美国精神的封闭》共分三卷，卷一是布罗姆对美国大学生所做的思想调研报告。
    
　　布罗姆是一位有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他在教学中发现，1960-1980年代的美国大学生“已经丧失了读书的习惯和兴趣”，无视典籍和“古老的政治和宗教回声”。他们“一见到启蒙思想就要追求，却分不清精华与糟粕”。他们只熟悉性，惟有在与女友分手时才说“我爱你”。他们缺乏宗教信仰，“真正的宗教和《圣经》知识消失殆尽”，精神极度空虚，已经沉入虚无主义的深渊。
    
　　因此，卷二自然要谈论“虚无主义，美国的风格”。在这一卷里，布罗姆大谈民主的起源和发展，分析尼采、卢梭、马基雅维利、康德等西方思想家的得失，试图指出美国危机的病根。
    
　　在全书的最后一卷，布罗姆一层层地揭去理论和思想的包装纸，露出他的真实目的———为美国民主抓一副汤药，让美国人走出信仰危机。
    
　　布罗姆的汤药是让大学生“专注于哲学、神学、文学经典”，即“阅读‘巨著’”。他认为，通识教育的危机构成了美国文明的危机，阅读经典巨著是“惟一严肃的解决方案”，可以让极少数“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的大学生懂得“运用理性去寻找善的美德”，让美国的教育体制完成“它所要达成的道德目标”。
    
　　至此，布罗姆的“包袱”已经彻底抖开，《美国精神的封闭》的中国读者可以合上此书，好好想一想，它能给我们的教育理念带来什么启示，尽管书中的“一脸愠怒”和“咄咄逼人”（引自索尔·贝娄的序文）都是冲着美国人去的。
    
　　受美国影响，我们的大学也在推行通识教育。为扩大教化效果，大学甚至派出若干学术明星让他们在五彩的画匣子里面宣讲文化典籍。假如把大学的通识教育称为“小乘”，那些学术明星的电视表演则可以称为“大乘”。不过，假如学生们不乐意阅读文化典籍的原文，不管采用“小乘”还是“大乘”都难以让他们修炼成佛。那么，要怎样才可以修成正果呢？
    
　　沈从文的经历可以为我们带来启示。来到北京之前，沈从文没有受到多少教育。他去报考燕京大学，人家把他的报名费退回去，不愿意接收这样的差生。后来，沈从文却成为大学教授和中国最出色的小说家之一。从1949年起，沈从文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投入陌生领域，却能创作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样厚重的学术著作。
    
　　其实，兴趣和勤奋才是关键。假如对文学和文物研究毫无兴趣，沈从文绝不能在两个领域都取得不凡的成绩。因此，所谓的通识教育似乎应该从小做起，从心做起。对于真正热爱阅读的人而言，《论语》和《庄子》等在中学时代就应该成为他们的挚友。
    
　　布罗姆曾经多次提到《理想国》中关于洞穴的比喻，认为教育可以把人带出黑暗的洞穴，走向理性之光。但理性与通识教育没有绝对联系，通识教育未必能把人引向理性之光，终身未受教育的人反而更有可能找到它。比如，布罗姆津津乐道的尼采后来变成了疯子，他的作品却属于经典。宋徽宗饱读经典，具有非凡的艺术造诣，却不能免于亡国奴的命运。
    
　　通识教育是一个大问题，怎样选择经典，怎样培养信念，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因为通往理性之光的道路绝非一条。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精神的封闭》的最大价值在于提出和思考问题，而不在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