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观念上对美国外交史的解读——王玮和戴超武的《美国外交思想史》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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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1年6月底，我接到国家社科规划办的通知，告知我主持申报的课题《历史与现实：世界文化多元化研究》被获准立项，同时我也得知世界史课题中被批准立项的还有王玮教授主持的《美国外交思想史》。我对自己申报的项目被批准丝毫无激动之感，原因主要是申报这一课题并非我本人的意愿，我对世界文化多元化并无很深的研究，要完成这一项目，在没有前期研究积累的情况下显然需要投入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其中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我也深知，题目过于宏观，要是再缺乏前期的研究，极有可能会出现“出力不讨好”的结果。果然不出所料，这一预测很快就在该课题进行过程中得到了事实的证明，我数年被这一课题搞得“焦头烂额”。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同行，我为王玮教授的《美国外交思想史》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显然抓住了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题，对具有多年研究积累的他来说，完成这一课题尽管尚需下一番功夫，但因研究方向对路，他无疑是乐此不疲，而且做起来定是游刃有余。我当时就想，尽管我们俩同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但心情一定是大相径庭的。
任何外交史的著作都不会只是对所发生事件的简单描述，体现在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决策者的思想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美国外交史，不管是一通到底，还是只涉及某一时期或某一总统的对外政策，都会或多或少地谈及对外交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产生很大影响的决策者思想以及社会思潮。其实，美国外交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外交决策者的思维定式对外交方向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那些根深蒂固于美国文化中的思想观念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更是持续不衰。具有学术眼光的研究者都会认识到这一点，也会将之体现在所研究的对象之中。对某个时期美国外交思想的研究能够有助于把握该时期美国外交的决策过程、外交政策的执行以及所要达到的长期和近期目的，这应该是中外研究者的一个共识。美国学术界很重视对外交决策与执行的思想和文化观念的研究，几乎每一个总统任期都有相关论著，对那些在外交上很有建树之总统和其他决策者思想的研究成果更是比比皆是。至于从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扩张主义、种族优越、使命观、例外论以及自由主义等角度来研究美国的外交思想或思潮的论著也非常之多。[i]我本人因为研究相关课题所需，阅读或浏览过美国学者在这方面撰写的论著不下百部（篇），也许自己孤陋寡闻，至今尚未读到一本美国学者撰写的关于从立国以来至今美国外交思想演变的通论。不过，从整体上讲，美国学者对美国外交思想史的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其他国家学者所无法比拟的，毕竟他们有着后者难以望其项背的资料、语言以及研究积累等优势，但他们通常是站在本国文化的立场上来观察研究对象的，很多观点和立论不可避免地成为对美国外交思想的辩解或诠释，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美国外交向外扩张的本质或为美国外交高唱赞歌。即使一些学者对某些决策者的外交思想或社会思潮提出了言辞过激的批评，但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研究旨在更好地为实现美国海外利益寻求佳径的初衷。外国学者是站在美国文化之外来观察研究对象的，这是比美国学者具有的一个很大优势，他们作为“旁观者”也许比深受美国文化熏陶的“当局者”看得更清楚一些，更易于揭示美国外交思想形成的根源、影响及其实质。
在我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对美国外交思想的探讨不算是一个新的课题，很多学者意识到研究外交思想对从更深的层面上认识美国外交实质的重要性。2004年初，我接到国家社科规划办寄来的一份通知，要我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外交思想研究》书稿是否符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做出通讯鉴定。我当时认为这本书稿是对罗斯福外交思想的系统研究，比较好地回答了罗斯福外交思想的来源、罗斯福的思想和性格特征对其外交思想形成的影响以及罗斯福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我不知道这本著作是否最终获得出版资助，但说明研究美国外交思想的重要性已被国内研究者所认识或重视。[ii]学者们也发表了不少相关的学术论文。[iii]然而，从整体上看，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多集中在美国历史上不多的总统或其他重要决策者的思想上。个体研究或许比较深入，但总是感到缺乏一种整体感，也就是说把决策者思想中的共性体现的不够或不全面，很难看出这些思想一脉相承的延续性。有些学者对这一不足显然有所认识，开始从某种带有整体性的角度探讨对美国外交决策和执行产生很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出版了一些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iv]
我本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美国外交思想史一度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曾经凭激情所至草拟过一个撰写提纲，现在提纲已经不知何处了。我记得拟定的题目为《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主义”：美国外交思想演变研究》，但由于功力不逮和其他原因而最终搁浅。尽管我没有将这一题目继续下去，但却在读书与思考的过程中体会到对美国外交思想史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课题，学术性和理论性很强，不仅需要宏观把握，而且更需要通过微观分析使美国外交思想的演变有机地成为一个整体。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求研究者具有较高的学术素质和学术视野，而且要有广泛的多学科的知识，还需要把某一时期决策者的外交思想置于国内外的大背景下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与突破。如上所述，《思想史》的作者可以说具备了这些基本的条件，他们是在多年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完成这部专著的，这一点体现在全书的体例安排、学术观点和材料运用上。作者首先考察了美国外交的渊源，实际上给读者提供了理解整个美国外交思想演变的几条基本主线；接着从年代顺序上分别考察了从美国立国以来到21世纪之初美国外交思想的演变以及对特定时期美国外交决策以及政策执行的影响，使读者从这些具体的微观分析中体会到作者从一开始设计的宏观框架的合理性，“分则单独成篇，合则为一整体”是这本专著的一个重要特征；最后对全书进行了高度的总结，认为200多年来美国外交决策者尽管在外交思想上有自己的创造和发挥以适应形势的变化，但立国以来形成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因素是永恒不变的，将会对美国外交的发展继续产生影响。这显然是《思想史》作者对几百年来美国外交思想史演变研究后得出的一个比较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二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决策程序比较复杂。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总统拥有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往往受国会的制约。国会可以说在美国外交政策制订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行政部门获得国会的支持往往是外交政策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历史上，大凡想在任内有所作为的总统，总是抱怨受国会制约太大，难以在外交政策上放开“手脚”，但在很多情况下又奈何不得。参议员小约瑟夫·拜登以多年在国会滚打的经验得出结论：“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上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尽管总统必然是放在第一位，但按照我们宪法的规定，总统和国会是政府内地位平等的两个部门，国会对外交政策的支持常常是保证一项政策取得成功的关键。相反，国会如果不支持总统的一项政策，或者在支持上半心半意，也就使这项政策失去了基础，限制了它的成功。”[v]尽管这样一种权力的制衡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对外部局势做出迅速及时的反应，但从美国的角度看，其起到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消极作用。美国能够很快地从一个农业国家发展到一个工业国家，进入20世纪之后迅速崛起，至今依然保持着无国可敌的地位。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美国在外交上的成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外部资源。外交决策者或决策部门也许会在某一具体问题上出现分歧，但在外交政策追求的根本目标上并不会出现异议，只是强调手段的不同而已。其实，在很多情况下行政部门与国会在使用的手段和追求的目标上是一致的，权力的制衡并没有使两者在外交问题上处于一种经常对立的状态。固然国家在特定时期追求的利益决定了国会和行政部门在外交目标上的一致性，但体现在不管是行政部门还是国会成员个体身上的观念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观念的总和就是人们通常称之为的“思想”。美国的外交思想既体现了决策者个体的鲜明特性，但研究者很容易在这些特性中寻找到根深蒂固于他们脑海中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能在更长的时段中决定外交的形成和发展，保证了外交的连续性”，[vi]确定了美国外交所追求的长远目标。这种一致性就是《思想史》作者在《导言》中强调的对外交决策发生影响的“最为本质的东西”。[vii]对这种“最本质的东西”的探讨构成了《思想史》的主线，贯穿于全书之中。
美国人的思想尽管在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发生着适应形势的变化，但其中构成“最本质的东西”比较稳定，不易受社会变革的影响，这与美国政治制度从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有着很大的关系。美国从立国到迄今为止，其公民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以及对《独立宣言》、《邦联条例》、《联邦宪法》以及《权利法案》等立国文献中体现之观念的执著坚持程度，很少有国家的民众能够与之相比。当这种“认同程度”体现在美国政府对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做出积极主动的反应时，就在外交政策的制订上形成了决策者所遵循的一致思想与原则。《思想史》的作者认为这些思想与原则中包含着美国外交的渊源。换句话说，它们是美国外交思想及其发展的根本所在。研究美国外交思想的演变，如果不追根溯源，那研究的对象就可能成为“无本之木”或“无源之水”。这样，作者对美国外交渊源的追溯显然是要从本原上搞清楚体现在美国外交决策者思想中的一致性，为随后具体阐述各个时期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思想或思潮时有一个通盘的线索贯穿于其中。这种研究思路表明了《思想史》作者对美国外交思想演变的整体把握。
按照作者多年研究的观点，美国外交的渊源主要来自商业精神、民主理想、扩张意识、孤立情绪和开放本性。[viii]美国人的商业精神可以在北美大陆的开拓中找到其根源。英属北美殖民地是在母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指导下建立和发展的，也就是说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必须从属于英国的利益，所生产的商品应该弥补英国国内的不足。这样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自然就与外部世界（尽管主要是英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不管是老一代移民，还是新一代移民，他们正处在欧洲发生“商业革命”的时代，尽管许多虔诚的传统基督教徒对商业不屑一顾，但商业给个人带来财富和给社会带来繁荣在他们的脑海中自然会留下深深的印记，“无论对人们灵魂的纯洁以及对这些清教共同体构成多么大的危险，只有海外贸易才能够提供给移民们维持合理的舒适生活所需要的物品”。[ix]正是这种商业精神决定了英属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道路，也是这种商业精神播下了北美殖民地最终走向独立的种子。当然，商业精神在北美殖民地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伴随着对殖民地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的清教的外在形式在殖民地的衰落。这一过程尽管给一些信守清教传统的教徒留下无尽的遗憾，但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科顿·马瑟曾这样说过：“宗教带来繁荣，女儿毁掉了母亲。”[x]马瑟可以说是目睹和亲身体验了这一过程，因此他的这句话的确耐人寻味，含义深刻。清教最终没有在殖民地实现再次复兴，但却给这块大陆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清教徒以及其他人身上所体现出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在经济活动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致使新英格兰等殖民地经济不断走向繁荣。更为重要的是，新教伦理在北美殖民地植入的商业精神成为正在形成的美利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蕴涵着丰富内容的历史文化积淀深深地存在于美国决策者的脑海之中，对独立之后的美国外交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用作者的话来说，这种“商业精神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美国独立后的外交。美国早期外交以维护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为最终目标，以争取海上自由权、发展中立贸易为主要内容，就体现了商业和外交的这种关系”。[xi]美国不是一个“有形”的帝国，但却有着对全球“征服”的帝国的目的。美国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其商业优势来构筑其全球“帝国”大厦的，打开其他国家市场总是美国外交的一个主要目的，政府的外交活动也多与“商业”具有某种有机的联系。我们从任何总统时期的外交决策者的思想中都可以看到“商业精神”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体现在《思想史》全书的字里行间。
作者所谈到的美国社会的“开放本性”与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商业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很强外延性的活动，市场是其发展和扩大的基础，市场越广，发展就越快，没有广阔的国外市场，资本主义走向兴盛就缺乏一个必要的条件。美国之所以在立国之后获得了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开放本性”。一直从立国贯穿于至今的“门户开放”便是美国人的“开放本性”在外交上的体现。“门户开放”政策在19世纪末叶正式提出之前早就存在于美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并且逐渐地被美国政府付诸实践，在全球层面上推而广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指出了“门户开放”在全球的运用。在他看来，“那些试图抵制美国经济侵略的国家被说成是对美国自由构成了威胁，因而发生了与西班牙的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与越南的战争，根据门户开放这一命题，征服世界市场的动力解释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切”。[xii]小施莱辛格这里意思很明确，“门户开放”是美国经济崛起之后打开其他国家市场的一种手段，是一项全球性的战略选择，成为奠定美国外交决策和执行的重要基础之一。在后冷战时代，“门户开放”所体现出的基本内容并未过时，其对美国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经贸利益以及其他利益的实现愈益显得重要。显而易见，美国的商业精神早就在其文化中孕育了“门户开放”的意识，这种政策提出后经久不衰，而且作为美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基础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趋向完善。我们在《思想史》作者对美国外交决策者思想的探讨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贯穿于美国对外关系上的基本线索。
向外扩张是美利坚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根深蒂固于这个大陆上形成的主流文化之中。美国历史学家朱利叶斯·普拉特指出：“认为有一种天命在主宰和指导着美国的扩张，这种思想根植在我们的民族意识里面，简直有很少有不存在的时候。”[xiii]普拉特这里是以赞扬和自豪的口气谈论美国的扩张的，其观点在美国学界很有代表性。美利坚合众国兴起于近代，在美国人的眼中它并没有跨入“帝国”的行列，但“扩张”却成为其主流文化所体现的一个明显特征，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美国人从不讳言自己属于一个“扩张”民族，政府决策者更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因此，当美国开始具有了自己的外部利益时，“扩张”便作为存在于决策者脑海深处的观念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与发展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也是作者强调“扩张”在美国外交思想中具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原因所在。孤立是在北美大陆早期移民群中形成的一种把新大陆与腐败、专制和压迫的欧洲区别开来的情绪，逐渐发展为广泛存在于美国人身上的一种文化观念。从表面上看，孤立似乎与扩张无缘，把一个与外界隔绝起来的国家说成是扩张性的显然是自相矛盾，在逻辑上难以成立。然而，美国的孤立由于在历史上具有特定的含义，所以并不与美国的扩张发生冲突，相反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效地维护和促进了美国的向外扩张。用《思想史》作者的话来说：“对欧洲的孤立，是用来保障自己在美洲扩张的行动自由。”[xiv]作者对孤立与开放的论述同样揭示了两者之间密切的关系，认为美国对欧洲追求一种政治上的“离去”，而在太平洋却追求积极进攻的“趋入”。在大西洋由于“离去”而追求“关闭”，在太平洋则由于“趋入”而追求“开放”。[xv]在作者的笔下，扩张、孤立以及开放这些本来似乎矛盾的观念在美国人身上得到了有机的统一，尤其在决策者的思想中体现得更为突出。作者这些很有见地的观点为我们认识二战之前的美国外交思想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线索，也为揭示冷战时期以及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外交思想的扩展和本质留下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三
美国的外交思想有一个明显突出的特征，即美国决策者常常煞有其事地宣称，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不完全是出于本国的考虑，美国的所作所为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多德指出的那样,美国制定它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经常是依据一种假设，即美国具有一种使它享有特殊权力的特质。美国认为它的国家政策，无论是说的还是做的，都是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的。[xvi]这样美国政府常常把本国的自我利益与诸如维护“人类自由”或建立世界永久和平这类超国家的利益混淆在一起，给本来追求私利的外交政策蒙上了很浓厚的“理想”色彩。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美国那样从来都是把本国的利益等同于全人类的利益，至少在表面上使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有了“普世性”的特性。美国决策者在其外交政策文件或文告中宣称的这种“理想”究竟是子虚乌有，还是确有其事，这是研究美国外交思想史的学者很难绕开的一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言以蔽之，即道貌岸然，欺世之谈。用“虚伪”二字对这种体现在美国决策者脑海之中的“理想”加以简单的否定显然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思想史》的作者认识到这一点，试图从根源上找出答案，能够给打上“理想”烙印的美国外交思想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
美国政府决策者宣称的“理想”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其核心是根深蒂固于美国文化之中的“使命观”。这种使命观产生于美国人信奉的宗教信仰。美国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就是只承认上帝为惟一真神，其他宗教信奉的最高神均为与上帝对立的“假神”或撒旦，上帝给世界带来福音，而撒旦却使人类蒙受灾难。对于虔诚的基督教徒来说，传播上帝的福音、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和最终消灭这些“假神”或撒旦自然就成为他们在尘世中所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也成为他们走进上帝设计好的天堂的最终回报。因此，基督教徒的身上体现出一种把异教徒从“撒旦”统治的苦海中“拯救”出来的强烈使命感。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拯救”异教徒的做法通常是劝说他们信奉基督教，成为上帝的子民。被“拯救”的对象越多，基督徒就会越加欣慰地体验到上帝赋予自己在尘世的重要使命。尽管信奉基督教的所有信徒都具有这样一种观念，但美国的新教徒却赋予其更深刻的含义，旨在凸现出在上帝指引下来到这块新大陆的他们对包括旧世界在内的国家或地区承担的宗教使命。这种宗教使命构成了这块大陆上形成的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演化为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美国人对世界承担的一种“责任”。用《思想史》作者的话来说，这种使命是上帝赋予的，“是不可规避的，是一种义务和责任”。[xvii]无论履行这种“义务和责任”是否受到国家追求的自我利益的制约，但作为一种观念却牢牢地存在于美国决策者的脑海之中，常常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表现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正因为如此，美国外交中经常会显现出理想主义的追求和美国价值观的张扬”。[xviii]作者提出这种观点尽管是追溯美国外交思想的根源，但却在论述这种观念对美国外交影响的具体事例中进一步得到了证明。
《思想史》作者在谈到“使命观”时主要是与美国人的民主理想联系在一起，这的确是抓住了理解美国人受上帝之托在尘世承担的一种特殊“责任”的关键。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他们的祖先为了寻求自由来到美洲，经过近200年的奋斗，终于在北美大陆上形成了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政治制度的体制，美国采取了世界上能够保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最好制度。这样一种制度将为世界提供一个效仿的榜样。那些处于决策层的美国精英人士在这方面表露的更为突出，维护和传播民主制度成为所谓“理想主义”的主要内容。智利学者阿利埃尔·多尔夫曼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为什么美国人具有这样一种特殊的使命，原因在于他们“感到自己是新生的和年轻的”，他们的国家“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这个新生国家的创建是“通过与专制的过去和昨日的错误”彻底决裂，是通过“一场成为争取民主、自由和权利议案的革命战争”。这是美国人“确认自己优越于和的确不同于人类的其余部分”的根本基础。在此过程中。美国人逐渐培育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们是人类最后的最好希望、拯救者和山巅之城”。[xix]他们对世界的拯救最终落到了美国人感到非常自豪的民主制度上。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后，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有了代表本民族的整体利益，国家的安全与发展除了依赖内部自身的条件外，与外部关系同样重要。这样，根深蒂固于美国外交决策者思想中的“使命观”自然就在国家外交中体现出来，主要表现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将美国的民主制度推广到世界各地，即以美国的民主制为模式或原型，促进与美国文化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向着美国规定好的方向运行，最终实现美国式的民主体制的一统天下。当美国决策者的这种思想贯彻到外交上时，自然就使美国的对外政策打上了浓厚的“理想”色彩。纵观《思想史》全书，这种传播民主的“理想主义”外交可以说是作者阐述美国外交思想一个主要内容。在美国的早期外交中，美国建国之父宣称美国的民主制度为打破全世界的专制镣铐提供了一个“楷模”。当美国在国际社会崛起之后，美国具备了向世界传播其民主制度的有形力量，很少有政府不把向其他国家推广美国民主制度作为其外交的一个内容。伍德罗·威尔逊表现的最为明显，赢得了“理想主义”总统的称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开放思想”，杜鲁门的“两种制度”的对立，杜勒斯的“遏制战略”，肯尼迪的“和平攻势”，卡特的“人权外交”，里根的“重振国威”，克林顿的“民主和平”以及现任布什政府对“邪恶”国家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等等，无不包含着美国决策者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弘扬以及向外传播这种制度的价值取向。《思想史》的作者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具体的实例向读者展现了这一对美国外交政策制订与执行产生很大影响的外交思想。
正是受这种外交思想的指导，美国决策者常常宣称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民主”和捍卫“自由”成为美国外交所追求的根本目标，这样就把本来完全服务于本国自我利益的外交活动打上了“普世性”的烙印，也即美国政府的做法不仅符合本国的利益，而且同样符合整个人类的利益。美国有些学者将这样的做法说成是贯穿于美国外交史上的“理想主义”传统，与之对立的是现实主义传统，这两种难以相容的传统构成了美国外交思想发展的两大基本线索。如小施莱辛格指出，美国对外政策被两种彼此竞争的倾向所掌握，“一种是经验的，另一种是教条的；一种以历史观看待国际关系，另一种以意识形态观看待国际关系；一种设想美国同所有社会一样具有不完善、弱点和邪恶，另一种视美国为幸运的帝国，才智杰出，德行完美，受托拯救人类”。[xx]美国学者突出这两种外交传统的对立，其实还是强调如何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更好地实现美国所承担的使命。美国外交思想中的“理想”与现实究竟是对立，还是相互渗透，《思想史》的作者在对美国政府决策者外交思想缜密分析的基础上给了明确的回答，即“理想和现实不完全是对立和冲突的，而是有机地互相联系和补充，就像美元钞票的两面，一面是赤裸裸的用金钱物化了的利益，另一面则是开国之父们的庄严肖像，象征着美国作为立国之本的民主和理想观念”。[xxi]这番话尽管是作者针对威尔逊外交中的理想和现实的两重特性所发的议论，但却体现在全书的字里行间，有助于认识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追求和实现自我利益的外交实质。
由此可见，“使命观”的确在美国外交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其在具体外交活动中的体现从本质上讲显然是为美国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实现其现实利益服务的，很大程度上为美国在变幻动荡的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提供了一个“合法”或“公正”的依据。历史已经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同时为理解现实提供了一面镜子。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为了维护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加强了对别国的武力干涉，美国的武力干涉在本质上与历史上的干涉并无多大差异，除了霸权心态作祟外，其目的都是为实现美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战略利益服务的。不过，现在美国从事的武力干涉，“道德讨伐”色彩更浓。在许多情况下，美国打着“人道主义”、“维护人权、民主、自由”等旗号，来掩饰住它要达到的真正目的。如美国对其眼中“邪恶”国家的惩戒首先是出于如何更好地实现自己现实利益的考虑，但却无不在表面上留下美国对世界承担特殊责任的深深痕迹。其实，在理想化的“人道主义”干涉的背后，却有着难以用“人道主义”加以解释的各种实用考虑。事实证明，充满“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理想”的语言掩遮不住美国外交以国家利益为圭臬的实质，“理想化”的外交政策丝毫不与美国现实利益相悖，相反却促进了美国在特定时期内自我利益的实现。《思想史》的作者尽管没有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但读者可以从作者对具体史实的描述中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四
一部美国外交思想史，一条非常明显的主线是美国政府决策者追求、确立和维护美国全球领袖的过程。《思想史》作者把美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三大时期：19世纪末之前为孤立主义时期或称大陆主义时期；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至二战结束为门户开放时期或称海洋主义时期；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末为遏制时期或称全球主义时期。从整体上讲，这三大时期美国的外交思想反映了美国在特定时期对本国外交所确定的具体目标的追求，但却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它们既具有各自时期的特性，又展现了自立国至今的共性。一般而言，特性为短期的或具体的目标，共性为长远的或不变的追求。《思想史》的作者突出了各个时期美国外交思想的特性，尽管没有明确指明共性之处，但读者在阅读全书后可以体会到美国从立国以来谋求世界领袖地位是其追求的一个不变的长远目标，这一点在任何时期美国外交决策者的思想中都具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外交活动中表现出来。美国前总统卡特曾说过：“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在国际社会中承担真正领袖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xxii]卡特的话可以说是代表了美国政治家的心声或意愿，也反映了美国外交长期追求的主要目标。
孤立主义时期美国人的“洁身自好”或“孤芳自赏”反映了他们不愿意与腐败专制的欧洲为伍，美国早期外交的一个设想就是通过致力于自身的完善来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一个效仿的榜样，“山巅之城”包含着谋求世界领袖的观念。受孤立主义影响的外交使美国大获其益，但毕竟反映出了美国自身力量尚不足于在大洋之外的辽阔世界“驰骋风云，独占鳌头”，因此不可能是以追求全球领袖为目标的美国外交的最终选择。门户开放时期拉开了美国外交重大转变的帷幕，美国已经具备了跨洋称雄的物质条件，但世界领袖的地位并非“唾手可得”，实现这一目的既需要外部国家的认可，又需要内部民众的心理认同，两者缺一不可，而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熟除了要借助外部的“天时地利”之外，自然也需要时日，因为完成人们的心理转变决非朝夕之事。如果在这两个条件或其中之一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将美国的世界领袖梦想转化成现实，那也是枉然。然而，“领袖意识”已经广泛地存在于美国政府决策者的脑海中，开始对美国外交的走势发生了明显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思想史》的作者对二战之前美国外交思想的解读看到这种意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美国传媒巨头亨利·卢斯1941年2月在由自己创办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美国世纪”的社论。这是一篇呼吁美国发挥大国作用的宣言，提出美国首先要在观念上树立起大国的意识，继而在行动上履行大国的责任。如果美国人不能顺利地完成这种权力角色的转变，仍然过着“孤芳自赏”的生活，那将是美国的不幸，更是人类社会的不幸。如果美国承担起世界领袖的责任，人类社会的发展便会具有美好的前景，如果拒绝这一责任，人类的灾难势必接踵而至。历史再次把失去的“绝好机会”摆在了美国人的面前，美国应抓住这次“天赐良机”，以适当的方式对世界施加全面影响。只有这样，20世纪才能成为真正的“美国世纪”。因此，只要美国“充满活力地登上世界舞台”，就有可能最终会“明确形成用来指导我们实现真正的20世纪，即美国世纪的观念”。[xxiii]这样，卢斯在对孤立主义的批评中展现出美国领导世界走向“大同”的美好前景，“体现了山姆大叔踌躇满志、昂首阔步地走进新时代的傲然姿态”。[xxiv]卢斯的这篇社论实际上与时任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交思想不谋而合，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秩序的筹划初步完成了自威尔逊时代以来的美国全球战略的大转变，进入了《思想史》作者称之为的“全球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美国决策者追求世界领袖的思想尽管并非新颖，但却日益成熟，美国外交战略或政策的制订与执行无不受到这种思想的指导。《思想史》的作者对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美国外交思想的探讨比较详细地展现了这种谋求世界霸权的思想对美国外交的重大影响。
作为一本通论专著，作者把美国外交思想演变划分为三大时期，目的在于有助于读者理解各自时期的主要特性，把握住导致决策者思想发生变化的根本所在。其实，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全球主义”目光的国家，“全球主义”始终伴随着美国外交决策者的思想。这是由美国人设想这个新国家对世界承担一种特殊“使命”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从来不是“孤立主义”的，“门户开放”时期也只是美国具备了实力之后开始走向全球的一个阶段，“门户开放”与美国的“领袖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贯穿于整个美国对外关系史上，这也正是《思想史》作者把冷战的起源说成是美国“门户开放”传统与苏联势力范围原则对立的原因所在。美国外交思想在二战之后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转变，但决不是对此前外交思想的悖逆，而是包含着继承与开创的延续。如果把“全球主义”等同于美国实现了称霸世界目标的话，那么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以及维护到手的世界领袖地位倒不失为探讨美国外交思想发展的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
《思想史》的作者在“结语”中总结了美国外交思想有两个最为核心的主体，即“利益”和“责任”。这种观点很有新意，对我们认识美国外交思想及其外交活动很有启迪。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外交中追求自我利益无可厚非，但常常却是以牺牲别国利益为前提，成为世界动荡不安的一个主要原因。至于大国的“责任”，如果是指“大国只有不断地和越来越深地介入和干预国际事务，才能体现其大国的存在和作用”[xxv]的话，那么在履行大国“责任”上，美国当是首屈一指。进入20世纪之后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比美国对人类进程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了。卢斯提出的“美国世纪”尽管是呼吁美国应该承担大国的责任，但这一术语以后被一些学者用来主要表明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逐步在全球确立其世界领袖地位的过程。20世纪属于“美国世纪”这一提法并不准确，而且明显包含着全球的变迁以美国为中心的倾向，但在这个辉煌与悲剧交织的世纪，世界上发生的很多引人注目的大事，美国很少能够摆脱干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术语，“美国世纪”倒是把美国以自己超强大的力量对20世纪人类社会发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的影响活灵活现地体现出来。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指出的那样：“毋庸置疑，在过去的100年期间，美利坚合众国比任何其他国家对我们的世界具有更大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纪可以简称为‘美国的世纪’，甚至比16世纪是西班牙的世纪、18世纪是法国人的世纪和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更为准确。”[xxvi]肯尼迪不承认任何大国对世界的支配地位是固定不变的，但并没有否认美国在20世纪全球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重要的角色”可以理解为是美国履行大国“责任”所致。我很赞成《思想史》作者的这种观点，即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需要大国有效地承担世界的责任。从20世纪的世界历史来看，美国一直在履行大国的“责任”，但究竟与《思想史》作者所列举的四点大国的世界责任[xxvii]有多少联系，的确令人值得怀疑，至少过去不是这样，现在也没有出现完全改变的迹象。在未来，如果美国真的按照这四点来履行其世界大国责任，那的确是世界的幸事，如果美国依然继续“大国的傲慢”，在国际社会倚仗其无国可敌的力量把大国的“责任”变成以自己好恶为标准的“霸权”，那显然是世界的不幸。
《思想史》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外交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这一论题上深入挖掘的空间依然非常大。作为一本通论性的专著，《思想史》勾勒了美国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多争论性问题上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促使了人们对美国外交的历史与现实的进一步思考。愿这部著作能使国内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更为关注美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专题性研究成果问世，不断把我国学术界对美国外交思想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作者简介：福建师范大学社会
[i]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联系信箱：ahrachin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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