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宣：再次燃起的宪法寻根热忱（下）
《批准宪法文献史》和它的《补编》，公允地兼收并蓄了支持和反对宪法两派的观点。在支持宪法的大量文章中，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合写的《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脱颖而出，流传至今。有人把它评为古往今来政治学著作的第二位（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评为第一位）。不计其他各种语言译本，仅现代英语译本和汉语译本，至少就有四种：一、吉尔伯特－罗尔夫（gilbert-rolfe）的《联邦论现代译文》（the federalist papers，a modern translation）；二、玛丽·韦伯斯特（mary webster）的《现代语言联邦论》（the federalist papers in modern language）；三、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年出版的程逢如、在汉、舒逊译本，书名译为《联邦党人文集》；四、台湾左岸文化二○○六年出版的谢淑斐译本《联邦论》。
没料到，有一家出版社邀我再译《联邦论》，做翻译这本书中文版的第三种尝试——一位老友，搞自然科学的，买了本《双城记》，又到图书馆借回另外两种译本，对照着读，觉得特有味，电话问我：世上有几个狄更斯？一个还是三个？
玛丽·韦伯斯特的家族，可以追溯到编《韦氏辞典》的诺亚·韦伯斯特。中年时，她已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自称对历史没有兴趣，也没研究过法律。读了《联邦论》，觉得这本书与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为什么要纳税，享有怎样的出版权，如何向政府请愿？她是有正式执照的聋哑译员，自认特别擅长用简单的方式向失聪的人传情达意，适合做《联邦论》的现代英语译员。美国的法官、律师、学者，高度赞赏《联邦论》的文字风格；多数大学生却认为这本书艰涩，啃不下去。玛丽想把这本书弄得明白易懂。她发现，第一难题是句子结构是“盘龙似的、翻卷回旋式的句子”（convoluted sentences）；第二难题是词句为“启蒙时代的华丽辞藻（”elegant enlightenment flourishes）。她用了两个办法：尽量用简单的顺句，取代复杂的倒句；尽量用现代常用词，替代原来的冷僻词。她列出每篇的“中心思想”，在每个自然段前加上“段落大意”。每篇之后，列出该篇讨论的宪法原文。她还制作了一份八十五篇论文与宪法条文的对应表。
汉密尔顿是《联邦论》的策划者和主要执笔人。八十五篇文章中，他一人写了五十二篇。汉密尔顿的许多文章和许多句子，要把我折腾七八甚至上十遍。不到一两百字，他不打句号。不反复正读倒读，你难以明白他说什么。现代英语相比十八世纪的英语确实大有变化，不过其他十八世纪的作者，并不都像他那么难以捉摸。我给汉密尔顿写的传略题为《美国财政之父：怪才汉密尔顿》。他写《联邦论》时才三十二岁，已经很“怪”。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个倒立的人。一般人走进房间，先看到墙壁、家具、地板，汉密尔顿先看到天花板和窗外的天空；一般人走到户外，看到的是林子、道路、地平线，他却始终观察太阳。所以，他说话，结论在前，论据在后。有些译者翻译时，费很大的劲，把他的话顺过来。经过长时间的适应，我就顺着他说的话译，多打逗号，发现这样反而能保持他的文风和语气。这才想起，“倒装”并非外国人的专利，汉语古已有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要是还原为“君子好逑，窈窕淑女”，就不再有原来的韵味了。
一七八七年，纽约市是美国的第二大城，人口三万多，有五份报纸（费城最大，人口四万多）。纽约邦（我觉得现存的“美国典章制度汉语译名体系”中有些概念，译得不准确，可能导致误读。因此把state拟译为“邦”，这样才能与“联邦”对应；若译为“州”，美国的名称就应改为“美利坚联州”；如果用“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译法，就应该把“加州”改为“加国”）是反对宪法的堡垒，邦长乔治·克林顿，几乎是全美反对宪法的头号人物，而且当选纽约邦讨论批准宪法民意大会主席。汉密尔顿决定对纽约人展开“大众劝说”，希望他们选举支持宪法的民意代表，一七八七年十月到一七八八年六月，八个月内，展开“地毯式轰炸”，在三份纽约报纸上轮番发表八十五篇文章。我为《联邦论》制定了一份《目录》，列出序号，列出发表的报纸名称，列出写作或刊载日期。这八十五篇论文，前三十六篇，着重批评联盟体制和它的游戏规则《联盟条款》；后四十九篇，详细述评新的游戏规则《联邦宪法》。《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记载了《联邦宪法》每条每款每项每句的来历和含义，可是，当时麦迪逊的记录是保密的。五十年后，麦迪逊临终前才交出来，死后才付印。同时代的美国人，没有机会读到这本书。《联邦宪法》只有七条，多数高度抽象，并不自我解释。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的《联邦论》，起了对同时代人解释宪法的作用。这八十五篇论文，只有序号，没有篇题。在玛丽·韦伯斯特启发下，我编了一份《内容提要》：一、八十五篇“篇题”，努力把捉每篇的“中心思想”；二、一千零五十九句话的“段落大意”。现在，自己再写文章，查找很方便。此外，编写了近三百条背景性注释。
智力中常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别无旁骛，削减娱乐爱好，只做一件事。这本新的《联邦论》，在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与出版社签订合同，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点钟，我用电子邮件给出版社发去全书译稿和注释。二○○八年，《联邦论》的第三种尝试，将接受读者的鉴定。
今天的美国人，对当年宪法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采取持平态度。斯托林（herbert storing）和德莱（murray dry）编了一套《反联邦论全集》，共七卷，一九八一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评论说，这书其实还称不上“全集”，但已经相当广泛。博顿（morton borden）编了一本《反联邦论（》the antifederalist papers)，一九六五年，由密歇根邦立大学出版，附一篇《导论》。博顿的重大举措，是从批评宪法的文章里，精挑细选出八十五篇，序号与《联邦论》里的八十五篇一一对应，内容与《联邦论》里的八十五篇一一针锋相对，特别便于一一对照比较。
汉密尔顿在《联邦论》第一篇里说，反对宪法的主要阻力，来自各邦政府中的当权者，因为，批准宪法，他们将失去或缩小他们的权力。的确，《反联邦论》的作者，多是各邦政府的领导人。他们多是美国历史上的卓越人物：帕特里克·亨利，美国“一大”代表，弗吉尼亚第一任民选邦长，他的“不自由，毋宁死”，鼓励了千千万万独立战争中的战士。在弗吉尼亚讨论批准宪法的民意大会上，他发表二十四篇批评宪法的演说，与麦迪逊唇枪舌剑。理查德·亨利·李，美国“一大”代表，提出起草《独立宣言》、起草《联盟条款》、组织外交班子争取欧洲援助，成为美国走向独立战争胜利的三部曲。前文提到的乔治·克林顿，美国“一大”代表，纽约第一任民选邦长，连选连任十八年（一七七七——一七九五）。罗伯特·雅茨，纽约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制宪代表，坚持在会上投反对票，<?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
政治辩论中，常见的现象，是陷人以网：编造对方没有的观点，横加批判，或夸大对方的观点，横加指责。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在《联邦论》里的行文，每篇都是批评对方的观点。可是，他们只用自己的语言列举对立面的观点，从不点明具体对手，从不援引对方原话。这当然有出于形势考虑的一面、采取策略的一面。可是，对于读者来说，也有要求历史公允的权利：反对派到底说了些什么？为了公允，我正在译《反联邦论：与“联邦论”针锋相对的八十五篇论文》。
联邦宪法获得批准后，联邦派对反联邦派并没有采取人事打击和人身污辱。华盛顿当选总统后，先邀请帕特里克·亨利担任第一位国务部长，被拒，改邀杰斐逊；又邀亨利担任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又被拒，改邀约翰·杰伊。理查德·亨利·李，当选弗吉尼亚第一任联邦参议员，成为联邦政府内的反对派。他的后裔，罗伯特·李将军，成为南北战争中南部联盟的总司令。乔治·克林顿再次当选纽约邦长（一八○一——一八○四）。罗伯特·雅茨升任纽约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这些政府内的反对派，逐渐集结到杰斐逊周围，加上改变立场的麦迪逊，组建共和党。一八○○年，通过选举，用选票把联邦党人亚当斯赶下台。原来居于少数的反联邦派，变成占据多数的共和党。乔治·克林顿成为第三位总统杰斐逊第二任期内的副总统（一八○五——一八○九），接着担任第四位总统麦迪逊第一任期（一八○七——一八一三）内的副总统，一八一二年死于任上，葬于联邦议会公墓。
共和党人改变立场，支持宪法，采取原教旨主义态度，杰斐逊对宪法“严式解释”的“还政于邦”，取代了汉密尔顿对宪法“宽式解释”的“集权于联邦”。美国历史上这种“集权于联邦”和“还权于邦”之争，此长彼消，直到一九八○年里根竞选，还再次以“还权于邦”为口号。其中充满变数，趣味横生，容后有机会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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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一月十四日
（《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汉密尔顿等著，尹宣译，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