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历史的迷雾

    在过去的将近三十年时间里，也许很少有哪个政权能像伊朗一样，在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两个阵线上如此长久地与美国抗争。今天，美国与伊朗之间尖利的对抗仍在继续，这种对抗时常表现为对道德高地的争夺。多年来，双方都将对方描述为世界上罪恶的渊薮。在这方面，我们既可以想到是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的“邪恶轴心”论，也可以想到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对他的反唇相讥——“我们不久就会把你拖上万国设立的审判席”。

    虽然伊朗与美国一样痛恨阿富汗的塔利班、在世界各地捕获的恐怖分子中极少有伊朗公民、9·11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德黑兰的大学生便为遇难者举行烛光守夜，但美国媒体仍将它描绘为恐怖主义的大本营和中东混乱的祸首，而将伊朗人与“盲目反美”、“极端”联系起来的俗见，也常常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公众，损及伊朗的国际声誉。但公允地说，这样的看法也是所来有自——在伊朗人的示威游行和群体宗教仪式上，常有不绝于耳的“美国去死”的厉呼。

    我们常常为历史的相似性深感震惊，而当前的事件也会为历史重复自身的特点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即援引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话说，所有的非希腊人生来都是奴隶，尤其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的“亚洲人”，并将此讲授给他的学生、即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显然，在那个波斯帝国统领西方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亚洲人是波斯人——现代伊朗人的祖先。而波斯人对于偏居世界一隅抗拒天威的希腊人，也是投以鄙视的态度。不过最终这样的态度遭到了历史的嘲弄，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之后，建立了一个更广大的、包囊环宇的帝国。不过幸运的是，他不仅未将波斯人全部掠为奴隶，而且为其都城波斯波利斯的建筑精妙与文采风流折服。

    从古老的时代起便有一种论调：波斯人之于希腊人，正如自古以来侵袭中国的北方游牧民族之于汉人一样，是一种定义自身反面的存在。所谓雅典民主政体与东方专制的敌对，张扬个人自由与遵从集体理念之间的差别，尊崇哲学、理性、思辩与固守愚昧迷信之间的歧异，均令欧美右翼史家将希腊描绘为捍卫西方文明的东方堡垒。甚至据认为，东西方不同的作战方式也反映了气质上的迥异——希腊人的枪矛代表浪漫主义的个人勇力，而波斯人的弓箭反映东方的实用与精明。而根据右翼史家的诠释，当前传承了希腊文明的美国，与伊朗的对峙似乎是重演了古代希波战争的一幕，只不过力量对比的平衡已大不一样。但这种简单化的分析，是将纷扰的历史真实缩略为一种粗率的二元对立的概念，它夸大了文化与族群之间的差异，却忽略了其间相互的影响与共同的源头。希腊固然有民主的传统，但世界上最早有关人权的文件，却是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居鲁士颁布的 《人权宪章》。当希腊人敌视异族时，波斯君主维持在宗教与民族方面的宽容。而反驳前述粗糙论点最有力的论据也许是，希腊与波斯同属古代地中海与两河流域世界，其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之久远超希腊与西欧。在古代希腊人和波斯人追问人生的本原、跟踪星辰的轨迹、研究代数与运算法则时，英美人的祖先盎格鲁－撒克逊人还在遮天蔽日的条顿森林里赤身游荡。而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若没有伊斯兰世界学者的翻译，亚里士多德等希腊人的著作也许早已湮灭无存，光华绚丽的文艺复兴更是无从谈起。

    但前述的俗见仍然存在，其最大的力量便是其简单明了，以及由此而生的主宰公众头脑的能力。而其最为极端、最为耸人听闻的形式，也许就是美国好莱坞拍摄的商业片《斯巴达三百勇士》：古怪暴戾的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坐着奴隶拉扯的战车，一路鞭笞着部属，驱动硕大无朋的怪兽与形如鬼魅的 “长生军”，践踏自由的希腊土地，使原本柔风吹拂的麦田上空黑云密布。如果说这不是反映了古希腊人对陌生敌人的臆想的话，至少是反映了现代人对“文明冲突”夸张武断的渲染。

    真实的历史提供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图画。希腊人掠奴蓄奴的行为是有据可查的，而史料同样记载，波斯王居鲁士曾下令解放帝国各地的奴隶。对此最好的证明便是，将犹太人从巴比伦之囚中解救出来的居鲁士，被犹太人写在他们的《圣经》之中，其令名传颂至今。推崇雅典民主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遭故国放逐后，在波斯国土上依靠便利的交通系统自由游历，探访尼罗河的源头，凭吊古战场，在图书馆搜集有关偏远民族的逸闻。如果我们相信好莱坞告诉我们的故事，这样的情况绝无可能。

    当然粗糙的简单化倾向并不只存在于一方。在德黑兰的前美国大使馆墙壁上被描画为死神模样的自由女神像，也是将一个原本丰富而鲜活的国土缩略为一种观念和符号。与其说它反映了一种仇恨，不如说是反映了一种偏见与恐惧。

    如此之长的历史评论是否有意义？也许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不由得使笔者想起对伊朗副外长穆桑·塔拉艾的采访，当时他翻翻眼皮说，“什么是历史，美国人知道吗？”语气中充满了不屑。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武断，但事实通常是，“旧世界”千头万绪、浩如烟海的历史，往往令“新世界”里心灵年轻的美国人心生烦躁，避之唯恐不及，而以碎裂形态出现的不连贯的历史，往往会扭曲一些政策考量。例如，美国人常会为伊朗民众对核计划的支持度感到不解。稍稍了解一下自古以来波斯在数学、化学、天文、医学上的杰出成就，而不是错误地将其想象为一支愚昧狭隘的族群，也许会有助于更好地体会伊朗人试图恢复旧日荣光的心理。

    事实上，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发表他的过激言论时，通常是在与他的对手布什一道向世界描绘一幅令人生畏的伊朗形象。但实情要复杂得多。且让我们引述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伊朗裔美国人雷·塔基亚的话：伊朗与叙利亚、朝鲜是截然不同的，“伊朗的各种组织、选举、政治派别能起到作用，并对政府行为方式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议会和总统办公室里、各种研讨会上、大街小巷里、新闻媒体上、学院的大厅里，激烈的辩论时常发生。伊朗远不是一个僵化的专制国家……改革派教士、破除了幻想的年轻人、身负重压的中产阶级、寻求解放的妇女、呼唤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已联合起来，要求政府对公民的呼吁做出回应。”而把伊朗归入邪恶轴心，“只会为其强硬派提供弹药，使其谴责伊朗的民主派是在不自觉地配合西方的诡计。”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缓和所引发的历史进程，帮助促成了一个亚洲大国的繁荣与人类命运的转变。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摆在伊朗人与美国人之间的是更大的历史机会。这有赖于双方直视对方的眼睛，而不是像他们一直在做的那样，躲在厚重的历史迷雾后方，在想象中把对方异化为面目狰狞的“他者”。

    （《经济观察报》 2008-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