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入了“新镀金时代”
“我小时候生活在纽约长岛,可以看到‘镀金时代’留下来的大型别墅,在那个时代里,超级巨富可以负担得起与欧洲皇宫媲美的豪华住所,让众多的仆役组成的大军为自己服务。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这样的宫殿又重现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镀金时代’。”
——保罗·克鲁格曼
前妻揭了韦尔奇的家底
2004年4月,美国的“明星ceo”、通用电气总裁杰克·韦尔奇栽在了两个女人手里。这桩绯闻案的女主角是:42岁的《哈佛商业评论》(hbr)总编苏茜·韦劳佛扮演第三者,49岁的第二任夫人简·韦尔奇扮演秦香莲。
前者黯然离去,后者则不依不饶,坚持离婚。
66岁的韦尔奇在这段时间内遭受了精神和经济的双重打击——不依不饶的不光是太太,还有大大小小的媒体。记者的兴趣更多地集中于这桩家事暴露出来的另一面:简太太将丈夫诉上法庭,要求分得5亿美元家产,而且还雇用律师把韦尔奇的账目查了个底朝天,并暴露在世人面前。通过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人们才得以窥见,通用电气集团老总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据估计,韦尔奇2001年度拿到的全部薪资达1620万美元,此外他还持有2200万股通用电气普通股,价值约8亿美元。2003年,韦尔奇光荣退休,但集团并没有停止为其付账。除了上述豪华设施外,小到报纸和日常用品,集团都为韦尔奇“买单”。甚至连韦尔奇邮寄一封信,集团也会为他付邮资。通用电气集团在纽约曼哈顿给这位前ceo保留了每月房租高达8万美元的公寓,外带免费的美酒佳酿和三餐。据另一位专家估计,韦尔奇每月乘坐波音公务飞机的费用高达29万美元。
韦尔奇先生的光辉形象在这次曝光中受到了很大打击,美国公众对他这样一个退休后,仍然让集团每年支付250万美元各类账单的“贪婪经理人”感到愤慨。通用电气的股价甚至因此下跌。然而韦尔奇也觉得委屈:首先他认为自己“值这个价”,其次,他并不是惟一过着帝王一般无忧生活的大公司ceo。2005年,美国公司ceo的直接薪酬均值为441.93万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生产工人平均年薪的160倍左右。(直接薪酬包括工资、奖金、限制性股票在其授予时的价值、执行股票期权的收益以及其他长期激励薪酬。)其中,收益最多的是联合技术公司ceo戴维。他去年的直接薪酬总额为8830万美元,多数来自行使股票期权的收益。当年,摩根斯坦利前ceo裴熙亮离职时,得到了1.06亿美元的遣散费和退休金,其中包括4400万美元的现金奖金。
随着越来越多类似信息的曝光,美国公众对工商业富豪们的贪婪攫取越来越感到难以忍受。左派学者更是从理论层面对此加以抨击,其中代表性人物,就是提出美国的“新镀金时代”已经来临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一个基金经理收入10亿美元
保罗·克鲁格曼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系的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等媒体的专栏作家,是位以敢言著称的学者。他于2002年前后就发表警惕“新镀金时代”的言论。他在专栏中说:“我小时候生活在纽约长岛,可以看到‘镀金时代’留下来的大型别墅,在那个时代里,超级巨富可以负担得起与欧洲皇宫媲美的豪华住所,让众多的仆役组成的大军为自己服务。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这样的宫殿又重现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镀金时代’。”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现代右派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对19世纪末期经济高速发展的那段时期充满怀念。当时税收政策优惠,行业规范缺失,只有宗教性质的慈善活动,没有政府推动的社会福利计划。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到罗弗·诺奎斯特为代表的保守派,都把那个事实上的“镀金时代”描绘成“黄金时代”。他们认为,强调那个时代的不公正和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完全是左派对历史的修正主义理解,是在误导民众。
克鲁格曼说,至少在一个方面,当年的情形又重现了——那就是各阶层收入的不平衡。自从右派保守党开始掌权,人们的收入差距就开始加大,现在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回到当初“镀金时代”的水平。
“镀金时代”最富有的美国人是约翰·洛克菲勒。1895年他被迫交纳所得税,申报收入为125万美元。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美国人均收入的7000倍!可是拿今天的标准来看,(单纯以数字计算)洛克菲勒作为首富显得有些寒酸。去年,投资人杂志《alpha》报道,对冲基金经理詹姆斯·西蒙斯的收入达到17亿美元,是美国人均收入的38000倍还多。另外,还有两位基金经理的年收入也超过了10亿美元。2006年,美国前25位基金经理的总收入达到了140亿美元。
贫富差距增大 中产阶级缩小
对冲基金经理成为亿万富豪,只是收入不平衡现象中极端的例子。所有关于收入集中度的评估指标都显示,美国收入的不平等已经回到1920年之前的水平。在过去30年间,美国普通人的工资只增长了10%左右,而美国前100个大公司ceo的退休补偿费,却从30年前的130万美元(普通员工年薪的29倍)增长到了3750万美元(普通员工年薪的1000倍)!这一趋势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萎缩。现在美国最富有的13000个家庭的收入,相当于2000万较贫穷家庭的总收入。因此,说美国进入了“新镀金时代”并非妄言。
目前,新镀金时代还没有让人们感觉像旧镀金时代那样两极分化和不公正,那是因为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收入的不平衡性。累进所得税对富人所征税率要远远高于中产阶级,遗产税则限制了巨额财富的继承。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也为不那么幸运的人提供了基本保障安全网。但是,在过去30年里,美国政府的政策却始终在向富人倾斜。
首先,税收政策没有取得积极进展。据一项调查,自1970年以来,针对0.01%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平均税率降低一半,针对中产阶级的税率则上升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股息红利和资本收益等非劳动所得的税率,已低于中产家庭劳动所得收入税率。
对美国富豪来说,经济繁荣加上大把地赚钱,这不只是个“新镀金时代”,而是货真价实的“黄金时代”。至于这种繁荣是否像当年的“镀金时代”那样暗藏危机,是否会像“镀金时代”一样以大萧条和战争终结,那就很难说了。至少近两年,各项大公司频出丑闻,就足以让世人警醒。(来源: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