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老话题与新挑战——美国的崛起与崛起后的美国》

中央电视台斥巨资拍摄的《大国崛起》在2006年播出之后，在中华大地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大国崛起成为普通民众关注的热门话题。在这个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的时代，崛起中的中国期盼借鉴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尽快跻身强国之列。中国法制出版社近期推出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的新著《老话题与新挑战——美国的崛起与崛起后的美国》，正好满足了公众渴望了解大国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的愿望。

《美国的崛起与崛起后的美国》全书分为“崛起篇”、“发展篇”、“危机篇”、“美中关系篇”四个部分。“崛起篇”收录了10篇文章，是对几十年来作者有关这个问题的思考的理论性总结。早在1992年，黄教授就出版了《美国的崛起》，探讨了从哥仑布发现新大陆到19世纪末美国崛起的历史过程。1993年，黄先生出版了《美国社会经济史论》，涉及美国崛起的特定历史条件、发展道路与特点等问题。而在本书的“崛起篇”，作者把美国近代工业化的开始和基本完成作为美国崛起历程中的主要标志，认为美国崛起的历程从1815-1894年经历了80年的时间。美国崛起过程完成的时间是在19世纪末，到那时，美国在工业总产值上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作者强调要把一个国家崛起的历程与崛起后的发展过程区别开来；20世纪是美国崛起后的世纪，是美国在崛起后走向超级大国和极力维持超级大国地位的时代。在这一部分，作者总结了美国崛起的5大特点（年轻快速、实力最强、富有活力；外来移民持续不断；民主共和制；商品经济和垄断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对外开放和社会机制不断调整），分析了美国崛起的独特条件：没有经历封建制度发展阶段，封建影响相对来说最小；大陆扩张和西进运动；长期处于和平与发展的国内环境。美国崛起的其他重要动因，如民主政治体制、教育、法治等。作者认为，美国崛起的历程留给世界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有些经验却并不符合别国的情况，不适于借鉴。因此，我们“不能照搬美国崛起的经验，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来泛泛而谈借鉴。”（第71页）

“发展篇”收入了作者的12篇文章，从现代化角度，阐述了美国发展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历史进程、特定历史条件（外来移民、封建影响较小、大陆扩张与西进运动、稳定与和平的国内政局以及历次战争）和主要动力（科学技术革命、社会保障机制、19-20世纪初期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改革、美国历代政府政策）。作者认为，美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可以分为近代化（1814-19世纪末）、现代化（1898-20世纪90年代）和后现代化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个时期。作者指出：“美国的崛起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强劲活力，这种活力是和她在发展中逐步完善和进一步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机制是分不开的。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在崛起后继续快速发展，在其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名列世界榜首。”（第27页）

“危机篇”收集了作者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间撰写的50篇时评性文章。这些文章的核心主题是，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政府对策，及其对美国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以及对全球经济（包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这些时评性的文章时时返观1929-1933年的美国经济大危机，对二者的影响与政府对策进行比较，这要比政治学者的文章更具有历史感和纵深感，分析更为深刻。黄先生认为，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未能处理好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他总结说：“市场经济机制运行和政府干预政策间的有效协调成为制约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十分重要因素。如果处理妥当，则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如果处理不当，则将带来现代化的受阻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困扰，两者关系的处理，反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变进程，意味着现代西方世界由早期走向成熟。”（第285-286页）

“美中关系篇”收录了作者的24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在网络上发表的时评，回顾了美国立国以来迄至当代美中关系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影响美中关系的主要问题以及发展未来中美关系基本原则。作者认为：“中美关系只要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信守三个公报的原则精神，中美双方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两国关系就会得到顺利发展。反之就会出现曲折。”（第418-419页）作者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势进行了预测，认为在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中国的发展需要美国，美国的发展同样需要中国。尽管美中之间存在着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上的重大差异，但是同时美中之间还有着愈来愈多的共同利益，美中之间需要加强对话，密切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共克时艰，寻求共赢的发展模式。”（第516页）

黄先生的论著在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后学学习和发扬的地方。

第一，在研究中处理好历史研究的博通与专精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北大历史系教授李剑鸣写道：“博、通、专、精，是对史家的四种不同的要求。‘博’是指知识渊博，不仅知识面广，而且了解很深；‘通’是指对各种知识能够消化吸收，融会贯通，为己所用；‘专’是要求学者有具体的领域，对某些问题下专深的功夫；‘精’侧重的是学术质量，要求学者写出高水平的著作，做出独到的成就。博、通、专、精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不可偏废一端。求专精，必先博通；而博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专精的成就。博而能通，即专且精，方为良史。”[1]黄先生在科研中比较好地处理了博通与专精的关系。好多中青年学者还难以企及。他出版的《美国的崛起》、《20世纪美国史》和最近出版的这本书体现了他对美国史博通的一面，而他对美国社会政策保障政策的研究（代表作是本书收录的论文《富兰克林·罗斯福和1935年社会保障法》等文章和专著《当代美国社会保障政策》），则是他专攻一个研究领域的成果。

第二，强烈的现实关怀是黄先生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早20世纪 80-90年代，黄先生就指导他的研究生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美国环保政策、反托拉斯政策、教育政策等问题进行研究。他本人对美国社会福利政策的长期关注和研究，他在自己主办的学术交流网和科学网个人博客上的时评性文章，以及本书“危机篇”和“美中关系篇”中的文章，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和作者力求从美国的发展历程中探求中国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应当汲取的教训。他对历史的研究，时时体现出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照。如作者在对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利弊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应当注意的事项提出了十方面的建议。（第188页）他对美国经济危机的关注，更多的着眼于它对中国的影响和对中国做好应对未来类似危机的准备的关切。

第三，不迷信权威，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如黄先生对美国衰落论提出了质疑，认为“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标准来衡量，当代美国的社会生产力仍在继续发展，仍居明显的优势地位。”从21世纪以来的发展态势看，美国“仍是一个富有活力的超强大国”。（第253-254、260页）。黄先生对媒体所谓当前美国的经济危机属于“百年一遇”的危机提出质疑，提出如果说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还比较合适。黄先生还对“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提出质疑，指出21世纪既不是美国的世纪，也不是中国的世纪，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发展的世纪”。（第488页）作者也不同意个别媒体炒作的中国“领导世界”论。

第四，实事求是、秉笔直书。黄先生认为，黄先生提醒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和自我定位时，不要头脑发热，应当放眼世界，关注“球情”，避免盲目乐观、夜郎自大和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判断一个国家的兴衰时，“把握时代发展的坐标是十分重要的，就一个国家看，既要看纵向，又要看横向，更要坚持同一个标准，我们不能将预测建立在其它大国停滞发展的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不能以为在全球化框架下一国的衰落或者相对衰落就一定是另一个国家的胜利。科学发展观要求具有科学的‘国情’观和‘球情’观。如果我们对于‘国情’沉醉于盛世赞歌，而对于‘球情’缺乏客观判断，尤其是对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认定‘衰落’论的判断，就可能导致错误的发展战略，我们的学术工作者需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讲真话，干实事”（第263页）；“我们在致力于建设四化大业时，应当谦虚谨慎、脚踏实地而不是趾高气扬、咄咄逼人，动辄赶超和‘说不’，甚至当某项指标上列居全球第一时喜形于色，不可一世。”（第456页）他认为应在国民中培养忧患意识。他写道：“历史的经验应当注意。居安思危，在繁荣发展时期时刻注意潜在危机，防患于未然，具有危机感、时代感、紧迫感总比整天沉醉于大好形势，躺在大好形势上丧失警惕要强。”（第437页）“美国民众的忧患意识是件好事情，比起大难临头还在高唱赞歌要强。时刻抱有忧患意识是成熟的表现，在危机时期尤其重要，对于我们的舆论媒体来说引导民众具有科学的危机观刻不容缓。”（第306页）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应当保持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各种文化相互尊重、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求同存异，共创辉煌，是我们应取的态度。”（第460页）

当然，《老话题与新挑战——美国的崛起与崛起后的美国》这本书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第一，论著结构方面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论著框架方面的问题造成一些内容重复。作者一方面认为，美国的崛起应以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发展和完成为主线，在1815-1894年间实现了崛起。另一方面，作者把美国的现代化进程分为近代化（1814-19世纪末）、现代化（1898-20世纪90年代）和后现代化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个时期。可见，作者认为美国崛起的时代，正是作者界定的美国现代化的第一个时期，即近代化时期。鉴于这种考虑，作者的本书的“崛起篇”和“发展篇”分别阐述了美国崛起和美国现代化的特定历史条件，如外来移民、封建影响较小、大陆扩张与西进运动、稳定与和平的国内政局等。这造成了相关内容的部分重复。如果能够重新调整一下框架，合并一些重复的内容，论著会显得更精炼一些。其次，在“美中关系篇”部分，有几篇文章严格地说不属于美中关系的范畴。如《我国跨世纪面临的有利机遇和严峻挑战》、《我看<象走田，马走日：2030中国的博弈图>》、《论经济发展观的误区——再论我国跨世纪的机遇和严峻挑战》，等等。

第二，由于责任编辑疏忽大意，造成不少的文字错误未能校对出来。希望在本书再版时予以更正。

读了黄先生的这本新著，我有两点感想。第一，要对美国崛起的多方面因素进一步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探讨。黄先生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美国的崛起不是源于一个或者两个因素而是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某种需要突出强调崛起的某一个因素，并不一定符合美国崛起的实际。”（第27页）中国政法大学美国政治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玉圣教授在总结黄先生在该校的演讲时指出：“美国的崛起和发展，有美国的道路模式，这是美国的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美国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效应的产物，也与制度创新、人民的创业密不可分。”（第88页）黄先生的研究专长是美国经济史，所以他更多关注的是美国崛起的经济发展发面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动因。对于美国崛起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动因的探讨，还需要更多学者长期的共同努力和更加细致而具体的工作。

第二，在研究美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时，不能忽视其历史中不光彩的一面。北大历史系王希教授指出：“‘大国崛起’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了野蛮、残酷、掠夺、 强权和不文明。”在研究大国崛起的成功经验的同时，也要关注崛起故事的另一面：对印第安人的驱赶、杀戮以及对其文明的践踏和毁灭；对非洲黑人的劫持和奴役。这些少数有色种族付出的巨大代价，也是某些大国（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美国）崛起的重要条件。“我们在讲述大国崛起的故事时，似乎不应该忘记：早期的‘大国崛起’的故事无不沾满了非洲奴隶的鲜血，无不是在剥夺他人的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的。这种意义上的‘大国崛起’决非是一项一往无前的、道德崇高的事业，而是一个带有暴力、压迫和掠夺的过程。”[2]在美国，对本土美国人土地的掠夺和对他们本身的杀戮和驱赶，为西进运动铺平了道路。而对黑人长达数百年的奴役，也奠定了南部经济的长期繁荣，并为北部工业化提供了棉花等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料。

总起来说，《老话题与新挑战——美国的崛起与崛起后的美国》这本书值得一读。我本人在阅读过程中，时常被黄先生厚实的理论素养和知识积累、敏锐的思想、广阔的视野和振聋发聩的观点所折服，所震动。我相信，这本书也一定能够给更多的读者带来启迪。

（黄安年著：《老话题与新挑战——美国的崛起与崛起后的美国》，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12月第1版。全书共523页，42.1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