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万利：书为媒、史为鉴——《老师的谎言》获奖感言
《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荣获中国教育报“2010年影响教师的100本图书”前十名中之“最具潜质奖”，作为译者，倍感欣慰。去年9月，我来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有机会与作者近距离接触，对其书其人，又多了几分感慨。
首先我感到，这样一本针砭时事的书籍在美国能卖到100万册，还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中译本今天也能够获此殊荣，这都反映了时代的宽容和读者认识水平的提高。
《谎言》在美国的成功恰恰表明，作为民主国家，美国最大的优点不在于没有谎言，而在于允许戳穿谎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谎言是言论自由的产物甚至标志；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戳穿谎言更是言论自由的结果甚至要求。作者詹姆斯·洛温(James W. Loewen)调侃说，“资本主义引以为豪的一点就是，到处都有愿意出版任何书籍的出版商，只要他们能从中获利。”
三年前，经清华大学
2009年中译本问世后，很快引起社会关注，一些重要网站和报纸都予以了报道。在与一些媒体的接触中，我感到，时代宽容了，人们开始注意谎言，人们被允许对它们发出不同程度的批评声音。我甚至隐约感到，一种重读历史、揭露谎言的潮流，正在来临。
一些读者的反应也让我意外地高兴，读者的认识水平比我想象得高。他们虽然奇怪美国的历史教科书里竟也有谎言，但很少人以此沾沾自喜地讥讽美国的民主及学校教育水平。他们在震惊之余，很快冷静地认识到，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中国也需要一本这样的书。在这里，“以史为鉴”又多了一层“互鉴”的意义。
其次，以书为媒，我与作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比较与对照中，又多了一些对人生与历史的体会。
承译在世作家的著作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与作者本人直接对话。在翻译此书过程中，我随时就本书的内容及翻译问题向作者发电子邮件讨教、求助，作者一一及时、耐心地予以答复，并且表示“欣赏”我的问题，希望有机会面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但我与作者还曾有过一段误会。我曾邀请洛温为中文读者写一篇中译本序言。洛温一开始婉言谢绝，理由是可能没有人愿意出版自己的“刻薄”言论，并且要求，自己的文字不能被做任何删改。我赶紧向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出版自由以及读者的思想解放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可是，当我收到洛温寄来的中译本序言时，我犯难了——这个序言言辞太激烈了，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问题。我只好不顾自己先前的承诺，硬着头皮恳请作者能否运用“伊索文体”（Aesopian），把序言的内容与措辞修改得委婉一些。作者的不快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后来，作者还是做了一些修改，只不过，仍很难让我们“满意”罢了。
当得知我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后，作者邀请我们一家三口去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家中作客。我也早有此意。于是，今年的万圣节，在洛温的接待下，我们在华盛顿度过了三天两夜难忘的美好时光。
洛温的家位于华盛顿郊外。令我们诧异的是，他的家并没有显出美国中产阶级的那种富足。我们的客房在二楼，这一层简直就是个图书馆。洛温先生是个热情而精力充沛的人，每天晚睡早起，退了休的人了，还总是那样孜孜不倦地奋斗在电脑前。洛温太太一看上去就是个慈祥的好人，总是用很慢的英语招呼我的妻子和儿子。洛温先生有个大家庭，我们到达的第二天是星期六，他的新婚儿子、儿媳妇，以及女儿、外孙女，都或远或近地赶来与我们一起吃早餐，两家人还一起合影留念。老两口还从宠物学校领养了一只导盲犬，名叫“乔伊”。这家伙英武、聪明、淘气、训练有素，令我儿子至今念念不忘。不幸的是，一次散步时，乔伊看见心仪的女伴，突然狂奔过去，洛温太太未及脱开腕上的绳套，被拖倒在地，摔断了三根肋骨，至今行动不便。但尽管如此，老两口仍对乔伊怜爱有加。
我没忘记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向作者就中译本序言道歉。但洛温先生是一个随和的人，而且极富幽默感。实际上，或许是由于相识已久，在相处的两三天里，《老师的谎言》并不是我们的主要话题。我们倒像故友重逢，只话渔樵了。
星期六的晚上，洛温先生陪同我们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看舞台剧。我们惊叹，这个举世闻名的艺术中心，居然几乎每晚都有公益性演出。我们观看的剧目叫 Locomotion（我愿意译为《驿动》），讲述的主角是是一个名叫“朗尼”的11岁男孩（与我儿子同龄）的故事。这个有思想、有创造力、爱听“拉普”（Rap）的男孩，经历了双亲在一场火灾中逝去的阵痛后，最后在寄养中心重新树立了对自己的信心。这个剧目有11个角色，但自始至终只有三个演员；更有意思的是，我儿子的英语不比我强，但理解得比我透彻，散场后居然与洛温煞有介事地一问一答评论起来。
洛温没有到过中国，只在今年上半年到过越南。他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红色”的想象中。星期天早餐后，我给洛温讲了我的一件陈年往事。很多年前，还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一天早读课上，班主任走进教室，让全体同学拿出语文课本、墨汁和毛笔。老师让我们跟随他将书翻到某页，用颤抖但坚定的语调说“撕掉！”我们全都愕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亲眼看见老师已撕下一页后，也就跟着做了。我心里还叨咕：“平时不让我们撕书折大炮（一种将纸折成‘大炮’赌输赢的儿童游戏），今天自己带头撕起来了。”接下来，老师又命令我们，翻到某某页，从第几行到第几行，用毛笔涂掉。我们又都跟着做了。这件事，发生在高湖小学，一所普通的农村小学，那一年是1978年，上头指示，清除课本中“四人帮”的“谎言”。
当然，洛温也知道，中国经济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中国人现在很有钱。他用很慢的英语，与我儿子做了一个数学游戏：比尔·盖茨会捡地上的几美元？答案是，盖茨先生每秒钟赚100美元，那么他是不会花两秒的时间，去弯腰捡一张百元大钞的。经济的背后是文化，他担心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会积淀了过重的谎言；他希望中国的经济成就不会由于文化的因素而前功尽弃。他知道我在大学里教历史，向我挑战：他期待看到一本《老师的谎言——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还开玩笑说，只要有人愿意写这样一本书，他不介意书名的侵权问题。
临近中午，我们与洛温夫妇辞别，洛温太太对我的孩子乐呵呵地比划着说：“等你长这么高了，希望还能在美国见到你，我会围着你们送的围巾迎接你们。”洛温先生也说：“Boy，照顾好你的妈妈。”——多么细腻的长者，我很难将他与“惊世骇俗”（horrifying——《丹佛邮报》书评）的谎言斗士联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