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玮：美国的战争冲动、社会约束与武力使用
在17～18世纪美国社会形成的过程中，移民与自然之间、殖民者与北美土著之间、殖民者之间、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经历了四次零和竞争。残酷的竞争让美国民族文化构成中好战成分日渐积累，好战冲动成为美国民族性的一个重要特征。美国曾试图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来抑制这种生物性冲动。但是战争冲动是如此的深植于民族精神之中，以至于制度约束被渐次突破……
战争写就的美国史
“蛮一点，孩子！”将近70年前，费孝通先生曾用美国父母看到小孩打架时的惯常反应，向我们展示了美国人性格的一个侧面，并由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如何看待使用武力对付别人。人们看到，在越南，美国不惜误导舆论继而发动大规模军事入侵，对伊拉克更是发动了即使在鹰派看来也是“不必要的战争”。实际上，美国历史上发生了太多次“不必要的战争”，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在外交事务中，美国是不是过于依赖武力？
根据笔者对1798～2010年间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各种情况的考察，在这200多年间，美国只有8.9%的年份中没有对外使用武力，而在90%以上的年份里都有对外使用武力的记录。美国使用武力的记录表明，好战因素在其民族文化构成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不然，美国十年中有九年会对外使用武力的现象是无法解释的。
在1900年之前，美国使用武力的行为表现出相当规律的周期波动性。但当时波动的幅度小，峰值间的周期也短。究其根源，其时美国国力有限，好战情绪得到释放之后，需要及时的休养生息。而且，这一期间美国较少介入全球政治进程。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开始了全球介入的旅程。美国使用武力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周期性影响，但总体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武力，重大战争也发生得越来越密集。随着战争技术的发展，美国越来越强调高科技手段。而这只会导致大规模的杀戮（美国曾将毁灭性的核武器用于实战），并带动整个国际关系走向相互猜忌的方向。
那么，美国好战的民族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让我们回到美国历史的起点。
最初，遥远的美洲一直吸引着欧洲那些希望“重新开始”的人。除去那些希望通过殖民冒险而大发横财者，还有不堪忍受宗教压迫的人甘冒奇险远渡重洋。正是这一念间的选择，让他们的性格中的好战成分，高出了那些留在欧洲故乡的同族。这次选择让他们发生了第一次变异。而这一次变异，也将改变他们的基因序列，并遗传到他们后代的身上，并且表现得愈益显著。到今天，他们的后代已变得彼此陌生。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欧国家大起争执，相互视对方为外星人一般。
当初鼓足勇气离开故土踏上美洲大陆的那一批人，渡海的经历使他们比以往更渴望土地，更害怕远离大陆，而这一经历也锤炼了他们的精神风貌。既然大洋都不能熄灭他们的求生本能和创世意志，那么，除非登陆后面对的是比大洋还险恶的对手，否则他们会让一切阻挠其意志的事物化为齑粉。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来者的群体不断壮大，对土地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同印第安人的冲突不可避免。
同印第安人的竞争，促使新来者在上岸后再一次做出抉择。与开始和土著居民合作乃至通婚的西班牙人相反，英格兰人和土著人通婚的现象非常罕见。英格兰人在新大陆继承了此前殖民爱尔兰的经验——“不管爱尔兰人如何野蛮地对待殖民者，英国人总是报以加倍的野蛮”。于是，在新大陆，白人对待印第安人的残暴，就以英国殖民者为最。英格兰人的选择让变异再次发生，而这种变异再次遗传到他们的下一代当中。
第三次竞争主要发生在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英国人在16世纪末取得了对西班牙的优势，在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前不久赢得了与法国的“七年战争”。英国人在这些旷日持久的蛇与蛇的竞争中最终胜出，进化成了吃蛇的蛇。残酷的殖民竞争让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最终确立了对这块土地的主宰，也让基于战争传统而建立的社会具有高度的好战本性。
第四次竞争则发生在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群体之内。让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走向同类相残，进而分离出一支美洲旁系的，正是其好战本性高涨到阶段性的极点所致。连年征战使英帝国财政负担不断加剧，英国政府将目光转向美洲大陆，希望从殖民地征敛税收以弥补亏空。但是，这种做法受到了殖民地的抵制。随着敌对情绪不断发酵，刀枪相向最终成为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
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军官对殖民地那种“血战到底的激情”极为震惊。这场激烈的竞争让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分裂为两支不同的旁系。竞争的直接结果是，英国不仅没有解决财政困难，还因为失去美洲的钱袋而加剧了财政困难。与之相反，其美洲殖民地则获得了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作为竞争中的胜者，他们比任何人都理解在竞争中取胜的重要性。像以往一样，这次自然选择再一次催生了机体的变异。而且，这次变异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一次更深远，一个鼓励竞争和崇尚强者的现代社会诞生了。
制度的约束及其弱化
看着载誉而归的战士，睿智的美国政治家们提出，要用制度设计来钳制战争冲动。经过激烈的争吵，制宪会议对“战争权”进行了分割：总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执掌军权，国会则掌握了宣战权，并紧紧地控制拨款权。宪制设计的初衷是从制度上设防，使任何人不能垄断武力的使用，不能随意发动战争。从创始意图看，控制钱袋的国会，自然也能控制战争拨款，因而也就能有效控制政府的战争冲动。
最初，美国国会确实能够有效控制国家的战争行动。其根本原因在于，总统作为军事首脑可动用的战争资源过于匮乏。一方面，美国建立的常备军人数偏低（只有2600人）；另一方面，财政困难制约了这个新生国家的战争能力。要不然，殖民地思想家潘恩也不必费心地向民众宣传“拿饷是士兵的权利，后勤是军队的生命”。简而言之，钱袋空瘪，国会自然严加看守；军队弱小，自然不会到处生事。
但是，随后的一百年里，限制战争的制度安排逐步受到挑战。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及其军队，不断翻新战争花样，借各种名义突破国会限制。1798～1800年，新生的美国与法国“不宣而战”。由于是“有限对抗”，而且，由于害怕招致全面报复，国会没有正式向法国宣战。之后，美国政府发明了另一种战争模式，即小范围和小规模地悄然执行军事行动，这种“秘密方式”在19世纪被广泛使用。另外，还有一些军事行动中，美国不屑于宣战，例如针对印第安部落、海盗群体的行动。其理由是，如果宣战的话，就会让美国堕落到他们这个档次。总之，上述行动都未经国会宣战，这也揭开了国会战争权旁落的序幕。
不久之后，就出现了更为猛烈的府会斗争。1846年的美墨战争，波尔克总统先于国会向墨西哥宣战。半天后，国会才以174∶14的投票结果正式宣战。波尔克的举动让国会大为光火。之后，国会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诉求，例如国会曾六次拒绝布坎南总统在一个任期内提出用兵请求。不过，与前任总统布坎南相比，林肯总统可没那么温和。他甚至没有和国会商议便招募了一支军队，用来对抗南方的分裂行为。他对国会的控制非同寻常，说明行政部门能够广泛地扩张权力。几十年后，面对西班牙对手，府会的态度拧了个个儿：克利夫兰总统告诉好战的国会，即使国会向西班牙宣战，他也不会进行军事调度。国会遂只好等到麦金莱继任总统后，才有了行使宣战权的机会，这才有了对美国乃至世界影响至深的美西战争。简而言之，行政部门不断的挑战，是国会战争权旁落的重要原因。
国会从来都不是只有一个声音，议员中不乏好战分子。爱国主义的旗帜总是能够轻松地团结各派政治力量。更为致命的是国会“自毁长城”，做出过一系列让总统便宜行事的授权法案，其中最有名的当属1964年升级越南战争的“东京湾决议”。1973年的“战争权法案”虽试图拨乱反正，但经过总统的否决而国会又推翻了总统的否决之后，这个法案变成了一个妥协的产物，存在根本性的制度漏洞，很难对总统构成实质性约束。
简而言之，为了限制战争冲动，美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对这一安排的挑战接踵而至，战争权的天平在20世纪初不可逆转地倒向了行政部门。到二战结束时，总统以三军统帅名义进行军事调度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并从此成为一项政治传统。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大小数百次，但经由国会宣战的只有寥寥几次。
另外，1945～2010年间，反对党控制国会38年，执政党控制国会28年。统计显示，反对党或执政党占国会多数的年份里，美国海外使用武力的情况高度一致。更意外的是，反对党占国会多数的年份里，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频率，甚至还略高于执政党占多数的年份。也就是说，反对党占据国会多数，也无助于改变美国使用武力的习惯。由此也可以看出，面对战争冲动，国会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不难发现，用来驯服战争冲动的各种理性安排，一概不能发挥规训的功能。相反，美国认定要打的仗，就没有什么不可突破的限制。这大概是因为，作为“运用战争手段最熟练的社会”，它比任何社会都难以抑制动用战争工具的冲动。
为什么美国没有战争狂热
但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如此强大，且三军统帅的权力看上去如此不受限制，美国却并没有出现过持续的战争狂热。理解这一现象，需要探究其好战冲动和厌战情绪的社会心理平衡。正是这种心理上的平衡，决定着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使战争狂热不受欢迎。
如果没有一个军事上可行的计划，政治家恐怕不会轻易做出使用武力的决定。基于此，在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军方意见会成为政治家重点考虑的对象。军事部门追求的目标，毋庸置疑就是在必要时打赢战争。当然，军事部门也需要直面各种战争风险。这样，军事部门对待风险的态度，就能对决定是否使用武力产生重要影响。关于军事部门对待战争及其风险的态度，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表达过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
温伯格指出，美国使用武力需要满足六项条件，即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美国有压倒性优势兵力、有明确的作战思路、军队系统有所准备、得到民众的支持、且使用武力是最后的手段。从中可以发现，军方领袖慎重对待战争，直言“不可轻启刀锋”。特别是伊拉克问题长期化之后，军事部门更加排斥大规模行动。
当然，军方领袖和军队系统慎重看待战争，并不意味着军队没有冒险精神，也并不意味着军人中没有冒险之徒。战争不失为一种改变命运的机会，能让一些人飞黄腾达。所以，尽管大多数人几乎从来都是在战争中一无所获，相反许多人还会因为战争失去一切，但是，总有人甘冒万劫不复之险，而欲攀上这个可能的上升通道。不排除有人希望通过战争改变命运，不排除有人希望通过战争延续传统，因此，不排除有人刻意诱发人性深处的战争冲动。
尤其是当有人打着正义的旗帜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时，不仅军队的战斗情绪，甚至整个社会的好战冲动都会被调动起来。例如，“天定命运观”让美国在近半个世纪中，波浪式地向西扩张领土。在这种“十字军情结”的感召下，美国人坚信拯救世界是它的道德义务。甚至有人指出，正是因为有系统的“战争宣传”，才使美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卷入他们本来不情愿卷入的战争。它使美国不仅变成杀戮的机器，也让美国人死于无休止的杀戮。
反过来讲，也有人指出，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历史上进行的所有战争都遭到了普遍的反对。他们认为，服从自己的良知，而不是国家统治者的旨意是不言而喻的。另外，还有观点认为，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军国主义都不是一种主导观念，这两个国家的商业倾向和孤立状态合在一起，使其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正如美国一位战略分析家所指出，美国公众既不是完全反对使用武力和付出伤亡代价，也不是盲目追随美国的领导。如果理由充分，如果领导人公开说明情况，如果所要采取的行动看起来可能成功，美国公众会伸出支持之手。那种认为美国人民贪生怕死的观点，不如说仅仅是一些人头脑中的影像而已。公众比一般所想的更支持使用武力，尽管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