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卫星：冷战期间黄金制约下的美元霸权——读《黄金、美元与权力》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美元霸权一直是国内外媒体和学界关注的焦点。一批以“货币战争”、“金融战争”或“资本战争”为题的畅销书，从全球经贸层面论述了美元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认为“美元霸权不仅是阴谋性的，而且是不受约束的。”但事实上，美元在当今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经历了从西方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通货演变为全球货币金融领域主导货币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并不是单方面享有为国际经济提供货币的铸币税特权，而是要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支付不同程度的成本。
2004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弗朗西斯·加文（Francis J. Gavin）出版了《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1958~1971）》一书，集中探究了冷战期间美元霸权的成本问题。(注：Francis J. Gavin, Gold, Dollars & Power: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1958~1971.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中译本：《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1958~1971）》（严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下引简称《黄金、美元与权力》。)该书利用新解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欧洲的档案文件，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和国际关系理论，重新评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与国际货币密切相关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以及冷战背景下的欧洲安全和美国与欧洲的联盟关系，从而揭示了一个隐藏在美元霸权表象下的重要史实：在1958年至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运作的黄金阶段，黄金固然是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硬通货，但在更大程度上又是制约美元霸权的政治成本。
一
自15世纪后期西欧国家开辟新航路以来，黄金就是西方世界公认的财富象征。这一同时具有货币属性、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的特殊商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倡建的国际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被当作稳定国际经济的“定海神针”，而与黄金挂钩的美元则成为各国购买“神针”的“法定”通货。那么，如果“神针”被毁，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真的会瘫痪或崩溃吗？弗朗西斯·加文通过描述冷战时期的谍战影片007系列《金手指》的情节，(注：影片讲述了007探员詹姆斯·邦德粉碎东方间谍“金手指”借摧毁美国的黄金使西方陷入金融混乱的阴谋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对黄金在西方经济传统重要地位的质疑，继而阐述了从1958年开始不断困扰美国政府的黄金外流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与欧洲盟国在货币金融和安全事务关系方面的矛盾与冲突。
《黄金、美元与权力》全书由前言、八个章节、两个附录以及参考文献组成。在前言部分，作者首先指出既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史上最有效、最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观点存在严重缺陷，认为该体系并未如协定所希望的那样带来金融稳定、经济互助和国际合作，“相反，战后货币关系的显著特征是危机和混乱、强行的资本控制以及不可兑换。” 其次，作者认为通常所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迫使其他国家持有美元，为美国的海外帝国融资”，“使美国可以寅吃卯粮”也不符合事实，该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让美国政府体会到的是“脆弱感”，而不是“强势的来源”。因为“按照体系的规则，欧洲日益增加美元持有量并随时可以兑换成黄金，这是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许多美国决策者非常愿意通过牺牲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所享有的优势以结束这种脆弱性”。(注：《黄金、美元与权力》，第11～12页。)根据解密的档案资料，作者认为美国早在1962年即已认真考虑终结美元的特权地位，至尼克松上台时美元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病入膏肓。第三，作者还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冷战期间西方内部就黄金、货币体系改革和美国在欧洲常规驻军等问题发生矛盾的根源。三届美国政府均受制于国际收支赤字，“不断地牺牲经济利益以换取地缘政治利益”，进而制约了美国在西欧的经济、政治战略。作者指出，美国决策者之所以对日益增加的国际收支赤字感到惶恐不安，是担心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引发世界大战的历史悲剧重演。
在本书第一章，作者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关系。作者认为布雷顿森林协定之所以受到广泛欢迎，是因为它满足了民族国家的政府避免对经济实行紧缩控制的共同愿望，“允许各个国家进出口黄金而不受惩罚”。而赤字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助以及由该组织批准的小幅汇率调整来纠正”，从而“使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当局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市场的国际压力”。(注：《黄金、美元与权力》，第20页。)协定所建立的既要保持有限存量黄金的使用，又要满足无限国际交易融资需求的金汇兑本位制，意味着美国作为关键通货发行国，须以其国际收支赤字来满足国际贸易流动性的需求。问题在于，“该体系的设计是使赤字成为必要，但从未明确在不削弱对美元价值信心的同时满足流动性需求，赤字到底要多大或多小”？(注：《黄金、美元与权力》，第21页。)由于协定没有明确解决这个问题，在1958年至1968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巅峰时期，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从10.58亿美元激增至250.16亿美元。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为遏制越来越大的国际收支赤字费尽心机，但他们无从指望布雷顿森林协定提供解决方案。这是因为，美国越来越大的赤字就是由该协定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缺陷造成的：一是“缺乏调整国家间持续存在的收支失衡问题的机制”；二是为避免危及钉住汇率体系所需的收支失衡调整，需不断由美元提供流动性为国际收支赤字融资。“这意味着其他国家既需要美元作为储备资产，又需要为贸易融资”。(注：《黄金、美元与权力》，第24～25页。)美元作为储备通货由此陷入了困境：政治上，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使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加脆弱”，“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成为贸易盈余国家获得政治权力的一种重要来源”；(注：《黄金、美元与权力》，第27页。)经济上，非储备货币国家如果连续出现国际收支赤字，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改善其出口，而依据黄金定价的美元若要贬值，其他国家只需调整其通货价格即可将其抵消。为了将国际收支赤字维持在相当水平，美国政府经常通过经济利诱和政治压力促使贸易盈余国家持有美元，限制它们购买美国的黄金。
本书第二章详细叙述了始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任职后期的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流问题。新解密的档案显示，贸易、财政赤字和黄金外流问题直接诱发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与冷战战略成本之间的矛盾。1957年末，艾森豪威尔政府曾因此而陷入军事战略威胁金融安全的困境。当时正值冷战高峰期，美国已经“在欧洲迈上生产率上升、（经济）扩张和货币自由兑换的路上花费了近800亿美元”，(注：Memorandum from Karl Memorandum of Brand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Randal), 21 September 1960, and Circulated 12 October, FRUS, 1958~1960, Washington，1996. 14: 64～66.)还要“一年花费400亿美元或更多的钱来建立我们的威慑力量和防御力量”。(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著：《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下）缔造和平（1956~1961）》（静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409页。)为摆脱困境和维持美元霸权，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出现了三种意见：财政部希望撤回美国在欧洲的常规驻军，以减少国际收支赤字；国务院希望巩固美国在欧洲驻军这一承诺；艾森豪威尔本人倾向于在欧洲的经济得以恢复并且能自我防护的情况下，撤回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柏林危机发生时，艾森豪威尔曾探寻过美国从欧洲撤军的良机，甚至主张“对英国、德国和法国采取强硬立场，使它们担负更多工作”，认为“我们不能再向欧洲提供军事援助了。它们现在能自我维持了”。后来，由于苏联不断向柏林施加压力，“艾森豪威尔（才）决定推迟大规模撤军的行动”。(注：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among Eisenhower, Herter, Reinhardt, Merchant, and Kohler, drafted 22 October 1959, Whitman File, DDE Diaries, DDEI. 载《黄金、美元与权力》，第49页。)1960年10月，伦敦黄金市场的金价飙升至40.6美元/盎司，美元面临巨大的兑换黄金压力。艾森豪威尔致函西德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并派财政部长安德森（Robert Anderson）和副国务卿狄龙（Douglas Dillon）出访西德，要求其为美国驻军买单，以减轻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流的压力，结果遭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考虑“重新部署军队”，只因“柏林危机期间维持军事强势是最高的国家利益”才延缓“重新部署军队”的决策。(注：《黄金、美元与权力》，第60页。)
在第三、四章，作者以翔实的资料论述了肯尼迪总统任期内——时值美苏冷战和对峙的最紧张关头，美国与法、德两国展开的一场盟国间分担冷战成本的“黄金战役”。为缓解由于美国对欧洲安全的军事承诺而加剧的美元与黄金外流危机，肯尼迪执政伊始即制定了三管齐下的国际货币政策：要求从美国驻欧军队身上赚得外汇的国家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以补偿美国，并且自愿持有盈余美元不购买黄金；建立多边防御体系以应对美元可能遭受的投机性攻击，考虑改革全球收支体系的计划和方案；启动旨在降低欧洲关税的艰苦的贸易谈判。(注：《黄金、美元与权力》，第75页。)当时，美国财政部主张增加商品出口，削减美国在海外的开支，尤其是军费开支；经济顾问委员会则主张北约盟国分担军事开支，改革有缺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西欧国家央行达成协议，先为赤字提供融资以防止黄金大量流失，最终通过实现全面就业永久性地降低赤字。
实施国际货币政策需要与欧洲最大的美元盈余国家联邦德国和法国合作。起初，联邦德国在美国的施压下承诺持有盈余美元，不再购买黄金，并与美国达成军事外汇补偿协议。法国则不满美国的柏林政策，谋求独立发展核武器，认为美国在滥用美元储备通货的地位，继续购买黄金向美国施压。1963年1月，法德两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与美国拉开距离。14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公开拒绝参加美国提议的欧洲“多边核力量”计划，并拒绝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随后又与联邦德国签订合作条约，约定就重大外交问题定期磋商。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政府立即分别就改革国际收支体系、限制海外支出、重新部署美国在欧洲的驻军等方案展开论证，准备对法德施压，并应对其可能向美国库存黄金发起的货币攻击。本书作者指出，在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之前，美国政府实际上面临着相互交织的两场危机。一场危机是政治性的：法国和联邦德国“公开挑战美国政府在欧洲的冷战战略”；另一场是货币性的：“法国和（联邦）德国通过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或取消一些用于缓解美元和黄金枯竭问题的安排，……对肯尼迪的安全政策表达不满”。(注：《黄金、美元与权力》，第147～148页。)最终，虽然“黄金战役”因与戴高乐合作的阿登纳政府下台和美国与联邦德国新政府达成全面的外汇补偿协议而宣告结束，但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流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第五、六、七章，作者以大量新解密的电文、备忘录等资料，揭示了约翰逊政府为解决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流问题所实施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计划，描述了计划实施过程中美国与联邦德国和法国进行的政治和货币方面的博弈，指出美国与欧洲盟国最终达成的协议只是暂时解救了垂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此三章的内容可以概述如下：
约翰逊政府改革计划的重点是，针对既有国际货币体系只由美元提供流动性的缺陷，准备召开一次布雷顿森林式的国际货币会议，创立一种新型的、非国家形式的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s），以部分替代美元为世界经济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提供流动性。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将摆脱依靠国际收支赤字为世界经济提供大部分流动性的负担，削减并最终消除赤字，进而避免对美元价值的信心缺失。美国财政部长福勒（Henry Fowler）认为，“在一个贸易和资本流动都在快速增长的世界里，只有依靠更大量的流动性才能维持增长与汇率稳定的并存”，“呼吁通过国际谈判来决定应该如何提供这种新型的流动性”。(注：“Remarks by the Honorable Henry H. Fowler,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before the Virginia State Bar Association at the Homestead, Hot Springs, Virginia, Saturday, July 10, 1965. 6:00 P. M.,” Bator Papers, box 7, 10, LBJL. 载《黄金、美元与权力》，第162～163页。)特别提款权计划有赖于西欧盟国之间的合作，而当时美国与联邦德国和法国却在外汇补偿协议和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上存在严重分歧。
美国与联邦德国在外汇补偿协议上的分歧，缘于双方对1963年协议内容的不同理解。美国认为，协议规定“德国完全补偿美国驻扎在联邦德国六个师的部队所产生的外汇成本，而且今后也会一直如此”；而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Ludwig Erhard）只答应履行现有的补偿协议，不愿意接受六个师的军事存在与承诺通过采购美国的武器装备而完全、无限地补偿美国的外汇成本之间存在直接关联”。(注：《黄金、美元与权力》，第177页。)1966年8月，联邦德国与英国的补偿谈判也宣告破裂，英国准备撤回驻莱茵地区的军队。为防止北约崩溃，约翰逊政府提议举行美英德三方会谈。经过两个阶段的会谈，新上任的联邦德国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政府与美英两国分别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德国将对美英进行一些军事采购，同时购买大量的美国中期债券，并承诺无限期信守不兑换黄金的诺言；英国将在莱茵地区只削减一个旅的驻军；美国将从德国轮换一个陆军师并召回96架战机，同意在英国进行一些采购，并将部分德国对美采购分流给英国。美英在欧洲的驻军与补偿问题从此正式脱钩。本书作者认为，该协议表明美国在“保卫欧洲还是保卫美元”上做出了选择，美国在德国的驻军“既保护又限制德国，稳定了欧洲的大国政治，这是美国人不希望破坏的一种局面，甚至为缓解美元和黄金危机也不愿破坏。”(注：《黄金、美元与权力》，第211页。)
美国与法国在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上的分歧，源于两国各自制定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目标。美国追求“消除国际收支赤字，管理海外所有人积累的巨额美元，以及‘设计适当的国际货币安排，以满足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数额不断增长的需要’”。法国则呼吁回归纯粹的金本位制，认为金本位制“将迫使政府举止合理——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政府”，(注：《黄金、美元与权力》，第152～153、156页。)并且强烈反对约翰逊政府的特别提款权计划，认为这是美国的一种伎俩，旨在“迫使西欧国家为愈加庞大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提供融资”。1967年6月，法国退出黄金总库，(注：黄金总库：1961年10月由美国联合英、法、意、西德、瑞士、荷兰、比利时八国建立，通过在伦敦黄金市场买卖黄金，将金价维持在35美元/盎司水平，并以各种手段阻止外国政府持美元外汇向美国兑换黄金。)拒绝为美国的赤字融资。9月，美国的特别提款权计划在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支持下获得批准，“但是不清楚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激活特别提款权，也不知道它们是否能被广泛运用”。(注：《黄金、美元与权力》，第166页。)
1968年初，在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引起的通胀以及美元因救援英镑危机而走弱的双重压力下，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再度剧增。世界金价面临暴涨，黄金总库损失严重，难以为继，美国的黄金流失到了危险的边缘。在此情况下，约翰逊政府于3月中旬与欧洲主要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紧急磋商，决定分割私人黄金市场与央行的黄金市场：各国央行之间的金价保持35美元/盎司；允许私人市场的金价波动。作者认为，此举“使世界进入了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通过威胁不向在私人市场出售黄金的央行售卖黄金，美国实质上消除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要求”，避免了固定汇率制的彻底崩溃，从而“暂时解救了垂暮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注：《黄金、美元与权力》，第233、236～237页。)
在逐一分析从艾森豪威尔到约翰逊三届政府所面临的美元黄金外流困境及其应对措施后，本书的第8章论述了尼克松政府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必然性。尼克松执政之际正值美国经常账户的盈余转为赤字，美国自身已不能平衡国际收支赤字；1968年3月黄金市场分割后，各国央行也吸纳不了日益庞大的赤字美元。尼克松政府遂将国际收支赤字问题与军事开支问题脱钩，转而寻求新的国际货币政策目标：增加特别提款权配额；迫使西欧国家重新估值通货；扩大固定汇率制的弹性。至1969年10月，美国利用外汇市场的乱局实现了前两项政策目标。当1971年欧洲各国央行陷入新一轮美元过剩危机之际，尼克松为实现第三项国际货币政策目标，于8月15日采取了单边行动：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正式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从此，美元和各国货币的汇率开始向由市场决定的自由浮动方向演进。
在本书的结语中，作者强调了美元和黄金问题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史中的重要性：（1）美元和黄金问题“影响到了财政政策、有关美国在欧洲军事战略的争论，以及美国与北约的关系”，其重要性超过人们以往的认识。（2）布雷顿森林体系虽使美国受益，但积累赤字美元的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所展示的货币权力，却让美国感受到自身经济的脆弱，甚至到了考虑“彻底改变国际货币体系，并在很多情况下限制美元所享有的特权”的程度。（3）“联盟政治、货币关系以及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紧密关联的”。(注：《黄金、美元与权力》，第251、254、256页。)
从专题研究的视域看，本书的两个附录最具资料研究价值。附录A对1960~1961年美国的国际收支进行了数据分析，很有启发意义；附录B的图表提供了1948~1975年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的黄金持有量、1958~1972年的美国国际收支、1952~1972年北约军事开支占GDP的比重、1958~1971年英、法、西德的国际收支，以及1970~1975年西方七国特别提款权持有量的详细数据。这些数据既方便读者进行查考，更为对该课题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了有研究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二
《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1958~1971）》一书最大的学术价值在于，它第一次以翔实的档案资料完整地勾勒了冷战期间美国四届政府调整和实施国际货币政策的过程，并且运用经济分析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评估、分析了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流问题，以及该问题对欧洲安全和北约内部联盟关系错综复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还从历史传承、制度设计、制度运作和霸权形态四个层面，开启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视域。
从历史传承的层面看，美国倡建稳定战后国际货币格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始终是受金本位制是最稳定、可靠的货币制度这一观念支配的。该观念不仅深深影响了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前后的各国政府，成为贯穿构建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与现实的内在信念，而且至今都是人们用以研究如何对付全球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霸权的重要观点。(注：美国学者安迪森·维金即认为，“黄金是最基本的美元保值工具”，参见安迪森·维金著：《美元的坠落》（刘寅龙译），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中国学者宋鸿兵亦认为黄金是“被软禁的货币之王”，参见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页。)正是为了汲取大萧条期间因各国竞相货币贬值、放弃金本位而造成混乱的历史教训，英美筹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个方案才都主张建立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制度。只不过英国的凯恩斯（John M. Keynes）方案主张弹性汇率制下的透支原则，美国的怀特（Harry D. White）方案主张固定汇率制下的存款原则。弹性汇率当时被美国斥责为30年代导致放弃金本位，“毁掉了货币，造成了混乱”的罪魁。(注：金卫星著：《从“门户开放”到世界贸易组织：20世纪美国全球扩张战略的历史轨迹》，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最终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两挂钩一固定”的金汇兑本位制，旨在既实现各国货币的自由流动以促进贸易，又通过适当的汇率调整来平衡国际收支。美国按35美元/盎司价格兑换黄金的承诺，即成为该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支柱。这种承诺同样基于对固定汇率和金本位的信赖。甚至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该承诺必然会带来的国际收支赤字的惶恐，也源于“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所吸取的教训”，即“货币混乱和贬值催生以邻为壑的政策和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滋生独裁政权，独裁者发动世界战争”。(注：《黄金、美元与权力》，引言，第16页。)在此，人们显然可以感受到历史传承的规律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内在作用。尽管未能深入分析，但本书无疑开启了金本位观念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视域。
从制度设计的层面看，建立在金汇兑本位制基础上的美元霸权既要承担经济、政治方面的成本，又要应对适用范围方面的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35美元/盎司的固定比价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同时将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这实际上是让美元行使黄金的（部分）国际储备资产和交易货币功能。美国政府因此而获得了巨额的铸币税利益。这个利益有三项经济成本：一是美国必须开放市场，承受一定的国际收支赤字，以满足国际贸易流动性的需求；二是美国必须切实履行按35美元/盎司的价格兑换黄金的承诺；三是美国必须设法巩固人们对美元价值的信心，以保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这三项成本实际上逐项联接，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开放市场、承受赤字、向世界提供美元如果超出国际贸易流动性的需求，必将导致挤兑黄金，造成美国库存黄金外流，进而削弱人们对美元价值的信心，国际货币体系亦将陷入动荡与混乱；美国如果拒绝按35美元/盎司的价格兑换黄金，必将造成赤字美元泛滥成灾，国际货币竞相贬值，固定汇率制土崩瓦解，世界贸易陷入混乱；美国如果不能巩固人们对美元价值的信心，则将引发世界范围内抛售美元、挤兑黄金的风潮，美国自身的经济亦将陷入通货膨胀。由于难以区分国内外的赤字，以及向世界提供流动性的赤字没有明确的上下限，在尼克松政府拒兑黄金后，第一项成本遂逐步演变成为美国经营世界经济的获益性美元霸权。(注：对美元霸权（Dollar Hegemony），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仅仅是黄金支撑下的美元强势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美元本位制，才是美国有意识经营世界经济的霸权性的货币杠杆，它使美国能够凭借信誉向世界融资，通过金融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美国享受铸币税利益的政治成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冷战期间为了对西欧盟国履行军事、安全承诺所作的政治妥协，表现为美国政府对财政赤字的担忧和政策选择上受到的限制；二是美国为贯彻其全球冷战战略，在应对地区危机和进行局部战争的过程中所付出的金融代价；三是美国政府的立法、行政机构和各利益集团围绕国际收支赤字和军事开支所进行的政治博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设计虽然是全球性的，但其适用范围却仅限于冷战期间的西方世界，实际上是西方冷战同盟之下的货币同盟，或者说是与西方世界的政治、军事战略相辅相成的金融战略。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建立了经互会，形成卢布核算体系，冷战期间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东西方两大经贸货币体系。美元虽然在东方世界不是没有价值，但其霸权地位当时主要适用于西方世界。只是在冷战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霸权才真正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本书更大的学术价值在于，通过初步梳理、分析美元霸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度设计上需要承担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启发读者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而对冷战前后的美元霸权适用范围和程度进行必要的区分和研究。
从制度运作的层面看，冷战期间西方世界围绕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所进行的博弈，以及美国政府本身在美元黄金外流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使美元霸权充满了不确定性，呈现为非稳定状态的动态霸权。1946年12月18日，32个国家宣布了固定汇率下的货币平价，但次年英镑自由兑换即遭失败，美国遂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实行美元“输血”。在西欧货币实现自由兑换前，美元承担了国际储备资产和为贸易提供流动性的功能。“这意味着其他国家既需要美元作为储备资产，又需要美元为贸易融资”，(注：《黄金、美元与权力》，第25页。)稀缺的美元由此独享了十年的硬通货地位。1958年12月，西欧主要国家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美国则开始出现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不断外流的局面，美元的硬通货霸权地位逐渐趋向衰弱。1960年，美国对外流动债务达210亿美元，超过黄金储备的价值（折合178亿美元），美元兑换黄金的可信度严重受损，其霸权地位转而依赖于美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对市场不同程度的联合干预：1960年10月，美国与欧洲主要国家央行达成稳定金价的“君子协定”；1961年3月，美国与欧洲八国央行达成稳定汇价的《巴塞尔协议》；10月，美国与欧洲七国建立了平抑金价的“黄金总库”；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美国的倡议下召集十国巴黎会议，达成60亿美元的“借款总安排”协议，帮助美国平衡收支，稳定汇价；1962年3月，美联储银行分别与西方14国央行签订总额为117.3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定”，以便随时平抑汇价波动。到1968年3月解散黄金总库、开始实行金价双轨制时，美元霸权地位的延续已完全依靠美国政府与西方各国达成的各类应对危机的协议来支撑，并且因受制于政治上的讨价还价而带有不确定性。本书作者将其描述为美元的“脆弱感”，这实际上初步开启了对美元霸权非稳定状态的研究视域。
从霸权形态的层面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作历程和美元霸权的不确定性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相机选择应变政策，这导致美元霸权难以形成最终的完备形态，只能在国际协调合作的基础上随经济模式变化而作相应的理论、政策和机制方面的创新。以1958年12月西欧主要国家实现货币自由兑换为界，“两挂钩一固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建立到终止实际上经历了前后两个运作阶段。前一阶段是美国为施行其所倡建的金汇兑本位制下的国际汇率稳定、货币自由流动的国际货币机制，用充足的黄金储备为美元霸权主动买单的阶段。在此期间，美国先后为1947年英镑自由兑换的失败，以及向英国、西欧提供直接援助的马歇尔计划花费了近200亿美元。后一阶段是美国为维系脆弱的美元霸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以冷战形势下的西方联盟政治、欧洲安全承诺等政策杠杆来平衡、缓解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流的压力阶段。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先后酝酿、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措施，包括减少海外军事开支，迫使西德签订补偿协议，与获得赤字美元的盟国达成融资协议，实行黄金价格双轨制，创建新型的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乃至在愈演愈烈的黄金危机中对国际收支赤字采取善意忽视政策，为美元最终与黄金脱钩奠定基础。本书将研究重点放在1958～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后一（黄金）阶段，通过具体阐述四届美国政府围绕解决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流问题进行政策选择的过程，初步开启了研究这一阶段美元霸权形态的新视域。作者的研究思路及其发掘的档案资料，必将有助于学术界深入研究美元霸权在其他历史阶段的基本表现形态。
本书的研究内容涉及货币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等多个领域的既有研究成果。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这些成果尽可能地标明出处并适当加注，以示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全书的整体研究框架虽按历史时序构建，但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并不严格拘泥于时序，而是探究问题的内在联系，逐层展开论述。这样一来，有时会使人感到跨度稍大，头绪复杂。这也是这本专著的一个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