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阶级与种族因素的互动——美国妇女史研究
与其他历史学科相比，美国妇女史最惊人的特点是它是被史学家长期忽视的一门学科。传统史学家认为只有权力的实施和转移才值得研究。因而在众多的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的著作中，美国妇女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社会史对权力结构之外的普通老百姓的研究的展开，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妇女史。但它仍是作为家庭史的附庸出现在史学刊物上。本文试图对美国妇女史学史作一综述。重点为20世纪60年代后的发展，特别是一些新兴学科，诸如新社会史、心理史和人种史的发展，如何推动了妇女史在美国的研究。毫无疑问，妇女史学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使性别与阶级和种族一样成为分析社会历史的一个范畴。但是，随着妇女史研究的日益成熟，史学家逐渐认识到女性经历的复杂性：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是姐妹。阶级、种族和宗教的不同导致了美国妇女经历的天壤之别。
一
19世纪末之前，大多数的历史是关于国王、皇帝和总统的历史，或者是关于革命与战争的记载。因为妇女很少参与这些活动，所以她们很少出现在历史的记载当中。更重要的是，多数史学家并不认为没有妇女参与的历史有什么不对。他们认为多数妇女从事的家政不值得载入历史。1922年，著名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提出重写美国历史以承认美国妇女在历史上的贡献①。但是，直到1946年还没有人试图在撰写历史中讨论妇女的作用②。著名史学家玛丽·比尔德在讨论拉尔夫·加布雷尔1940年的《美国民主思想的进程》一书时指出它完全忽略了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对加布雷尔来说，美国妇女72年争取选举权的运动（1848—1920）丝毫没有帮助美国民主的发展③。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美国妇女史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传统妇女史或者是妇女政治史。另一种是基于当代妇女运动和新社会史研究方法互动的新妇女史。传统妇女史研究的多数著作为杰出女性传记。正如传统所见，妇女史属于历史研究的边缘学科。男史学家从未将这些研究视为真正的历史。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一向不将女性作为研究的主题，也不承认研究妇女的学者是专业史学家。另一方面是由于那些早期研究妇女的史学家也没有找到适合研究女性的方法。他们仍然使用那些政治史学家惯用的传统研究方法和史料，如信件、日记、著名人士的演讲与公告、改革组织的报告和媒体对公众事件的报道。作为社会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方法仍然停留在描述阶段，无人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另外，史学界传统的政治分期法和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也影响了这些史学家。例如，他们对妇女选举权运动，女性废奴主义者和女性进步主义者感兴趣是因为废奴运动、童工立法和第20条宪法修正案（赋予妇女选举权的修正案）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他们试图分析美国革命，杰克逊时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影响女性的生活是因为这些政治事件总是被男性史学家认为是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从未考虑女性独特的经历如何改变美国人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传统认识。他们也不探讨人口变化，技术革命和新意识形态的出现与女性角色选择的互动关系。例如，像19世纪20—40年代新英格兰女性人口的流动性与无根性从哪些方面影响了该地区的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和改革运动这样的问题从未引起重视。因为他们仍固守旧社会史的政治倾向和描述方式，所以不认为上述历史事件和因果关系属于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虽然没有人故意将占美国人口多数的妇女划入美国历史的另类，但那些早期妇女史学家的研究范围和重点似乎传递着这样的信息。进入20世纪60年代时，妇女史的研究好像进入了死胡同。
当然不是所有早期妇女史学家都因循守旧。他们当中的少数人由于更多地受到自己研究女性生活的影响而不知不觉地拓宽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研究了不同地域对性别角色的定义如何影响了妇女个性的发展。他们借助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养育孩子的不同方法和离婚率。安·斯科特的《南方仕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④。斯科特开始研究南方妇女是因为她对为什么美国妇女在获得选举权以前的很长时期里已经积极投入政治这一问题感兴趣。但是，她逐渐发现，女性参与改革运动并未导致她们积极参与进步运动。与此相反，女性参与改革运动引发了她们对女性角色定位的不满。《南方仕女》的前几章是对角色定位、女性行为和角色冲突的开创性研究。威廉姆·泰勒和克里斯托夫·莱士的《两种亲缘精神》也是一篇介乎新与旧研究方法之间的论述⑤。他们对女性之间关系的研究解答了为什么很多妇女参与了19世纪在传统上很重要的文学领域。他们文章的重要贡献是发现了一个感情丰富的19世纪的女性世界。这一发现对我们理解家庭，两性关系以及女性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迪。
二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妇女史研究开始出现转机。它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很像美国黑人史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只有为数不多的黑人史学家研究自己的历史。但黑人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妇女史学家研究的问题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变。下列一些令人兴奋的著述反映了这一变化：格达·勒纳的开拓性研究《仕女与磨房女孩》⑥；凯瑟琳·斯科拉关于凯瑟琳·碧彻的定论性研究⑦；林达·戈登关于19世纪性行为和控制生育的研究⑧；玛丽·贝斯·诺顿使用保皇派要求独立派赔偿财产的记录探讨了殖民地家庭中妇女的家庭事务决定权、经济自主权和自我评价⑨；以及安·道格拉斯·伍德对流行女作家的分析和大卫·皮瓦关于社会纯洁运动中女性成员的讨论⑩。
这些妇女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受到学术和政治两个潮流的推动。从学术上看，美国史学家与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试图借助新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拓宽历史学的研究。一些新社会学史学家在推广和改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应用家庭重建方法或资料汇总分析法使家庭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因为学者们从此可以将他们的研究重点从社会名人和公众人物转移到老百姓的家庭世界，包括工人、移民和黑人——甚至于这些群体中的妇女。与此同时，史学家也开始借用行为科学的分析模式和工具来考察社会结构、社区观念，或者对人类生活周期、家庭、生育与性行为这样一些社会进程进行微观分析。这些研究的结果是与妇女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机构和社会进程也被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内。
当然，妇女史和新社会史的影响绝不是单向的。毫无疑问，妇女史扩大了新社会史的研究范围。但是，它也向社会史学家提出了新的问题。尽管社会史强调与女性关联的社会机构与事件，但除少数社会史学家外社会史在整体上仍然忽视对女性的研究。例如：多数社会史学家简单地认为家庭或是由独立的核心家庭成员，即父母与子女组成的一元的社会单位，或是由父与子组成的关心经济生产、财产继承和土地管理的联盟(11)。虽然宗教史学家研究了男神学家和由男性领导的宗教组织，但在他们的研究中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从17世纪开始妇女就已占教会成员的多数，不论她们是宗教复兴运动中的皈依者，还是教会的志愿者。这样，宗教史学家实际上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和心理的现实，即男牧师总是在以女性占多数的教会传教或者与多数女教会成员一道工作。他们也没有研究为什么在19世纪有人认为耶稣是充满爱心的母性上帝(12)。女性的教育改革为19世纪教育改革的主要创新这一事实也被社会史学家忽视了。与此同时，研究儿童教育的学者也没有探讨性别的不同在幼儿教育和社交方面引起的差异(13)。
从政治上看，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并不能保证史学家用女性的观点来研究妇女史。推动妇女史研究中引进女性观点的政治动力来自于女权运动的复兴。1963年出版的贝迪·菲利丹的《女性的奥妙》一书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中产阶级和上等阶级妇女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人渴望幸福和平静的家庭生活，多数中产阶级妇女只想做一名称职的家庭主妇。这样，50年代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是丈夫在外工作挣钱养家，妻子为全职主妇。他们通常住在郊区的迅速批量建成的别墅中。贝迪·菲利丹通过采访大量的家庭主妇，认识到她们并不愉快。虽然媒体告诉这些家庭主妇，她们是世界妇女嫉妒的对象，因为她们不用上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菲利丹将美国的城郊别墅比喻为“舒适的集中营”，很多大学毕业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被困在“集中营”内，不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因而感觉生活不愉快。但她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菲利丹称她们的问题为“没有名称的问题”。她将自己的访谈结果著书出版，从而使大批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认识到她们生活不愉快的原因。菲利丹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走向社会和参加工作(14)。此书的出版不仅标志着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复兴而且也使妇女史学家认识到在研究中引进女性观点的重要性(15)。
随着妇女史研究的日臻成熟，史学家内部围绕着方法论和研究重点的分歧也日渐突出。毫无疑问，最明显的分歧存在于研究女性工人和少数族裔女性的史学家与研究中产阶级女性的史学家。工业革命、家庭的局限性和性革命对这些不同的女性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于是史学家们不得不对不同阶级的女性提出不同的问题并试图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女工的学者如同研究工人阶级家庭史的专家一样，他们必须依赖人口资料。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对很多无名家庭和普通妇女的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积累性的统计分析。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再现这些妇女生活的基本轮廓，男女性别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以及在该族群内部的比例，女性在幼儿期、青春期、生育期和老年期的死亡率，他们的婚龄和子女的数目，何时以及如何寡居，未婚女工的比例。这些事实必须与女性工人的经济史联系在一起：她是否工作？何时开始工作？在何种程度上婚姻、怀孕或做母亲影响了她的工作机会？她的工作是作为家庭的一员在家中工作还是被雇为女佣，是在工厂工作还是为季节性的农业雇工？与她丈夫、父亲或兄弟相比，她的技术水平如何？她是一家之主吗？她在工作中有晋升的机会吗？
正如塔玛拉·海尔文所指出，得到这类资料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工作量极大的研究来重建过去的家庭。研究殖民地时期的史学家常用这种方法来重建较小的和较为稳定的17—18世纪的新英格兰城镇以及一些19—20世纪的少数族裔或黑人的家庭(16)。弗吉尼亚·麦克劳福林关于意大利裔美籍妇女的研究和伊丽莎白·普莱克关于内战后黑人家庭的研究显示了在家庭的价值观、义务观和传统的行为模式与工厂和城市的压力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17)。家庭结构和女性的作用并不是互相依赖的变量，而是两种独立的因素。这两种独立的因素形成了工业化的社会结构；而不同家庭的实践又是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反应。例如，波兰家庭毫不犹豫地将他们的未婚女儿送进工厂和富人家做女佣(18)；意大利家庭为了使他们的女儿避免这样的命运则中止了儿子的学业；法裔加拿大移民家庭不鼓励女儿结婚，为的是让她们继续为家庭挣钱。这样当她们的母亲过了生育年龄就可以从工厂退休(19)。
塔玛拉·海尔文的《女性的时间、家庭的时间和工业的时间》一文是将妇女的就业模式与较广泛的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最成熟的研究之一。这些社会因素包括社区的社会和职业结构、工业技术，以及少数族裔的价值观和义务观(20)。海尔文娴熟地运用了人口资料、公司档案、口述史访谈录与照片重建了法裔加拿大移民女工基于家庭需要和社区需要的生活模式。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我们才能回答就业对于妇女本身及其亲属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海尔文认为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新英格兰纺织厂的需要与法裔加拿大移民家庭的需要恰巧一致。这些家庭通过他们广泛的亲属关系为工厂招募了新工人，为子女进入工厂做好了准备，改善了城镇的社会服务机构，为已婚妇女提供了托儿服务。因为这些法裔加拿大移民家庭为公司作了许多事情，他们自然期待公司考虑他们的利益，比如允许女工享受灵活的工作时间和生育期间可以暂时离开工作。但是，女工的工资总是低于男工，而且没有晋升机会。她们的就业被认为是对丈夫、父亲和兄弟薪水的补充(21)。的确，男工和他们的妻子都不认为女工对家庭经济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当妇女只是照顾租房者或只承担一些季节性的工作。正如诺顿在其研究殖民地时期农妇的文章中指出，女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并没有为她们在家中争得更多的权利和自治(22)。
对中产阶级女性的研究则与对工人阶级女性的研究完全不同。正如内桑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所指出，中产阶级女性是“被诅咒的小文人”。她们留下的通信、日记记载了她们丰富的感情世界和一生的行为。这些资料为分析中产阶级女性的感情生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中产阶级史学家能够创建比研究劳动女工更为复杂的分析模式。这些模式侧重于外部经济世界与私人感情和行为的因果关系的互动。它们包含三个不同的因素：基本的经济与人口的架构，社会对女性行为和人格的规范以及女性本身的行为和感情。为使这些因素在任何研究中成为一体，史学家将行为科学研究的方法加以改造以适应历史研究的需要。卡尔·斯密斯－罗森伯格建议史学家借用人种史与心理史的分析模式来研究中产阶级女性的情感生活(23)。人种史的研究方法直接源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它是关于社会结构，权力和责任的学问，也是研究信仰制度、社会化进程与个人行为之间关系的科学。它特别注意个人与社会机构、诸如家庭、宗教、学校、生产系统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心理史是研究社会结构和信仰体系如何影响个性的发展、情感生活和心理防卫。虽然心理史最初主要受到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心理史学家逐渐为新的心理模式所吸引，如自我心理学，团体动力与个人目标的关系。
人种史关于中产阶级女性的研究围绕着女性的生活周期，即青春期、恋爱期、婚姻期、怀孕期、生育期、育儿期、老年期、服丧期和死亡期。这样的研究可以清楚地解释中产阶级女性在各个时期的行为，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男女经历和观点的不同。人种史也研究女性之间（母亲、女儿、姐妹、祖母、婶母、舅妈、侄女、朋友）的关系，然后比较女性与父亲、兄弟、恋人、丈夫和儿子的关系。它还研究女性如何完成从未婚过渡到婚嫁的转变。当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结婚。关于未婚女人，女青少年和成年未婚女性生活的知识也是我们理解女性角色选择的关键，这样人们可以不认为那些不遵循正常周期的女性为不正常。人种史的研究基于妇女每日的活动和责任，如家务劳动和育儿责任，与丈夫分享家务劳动的次数以及家庭成员的组合。这种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分别解释已婚和未婚中产阶级女性的行为模式，例如，结婚的年龄，寡居和二次婚姻的次数，迁移模式，家庭的大小和结构，就业与教育经历，社会对女性行为的规范以及她们日记和信件中反映的实际行为。毫无疑问，家庭和妇女生活在社会文化中。所有社会文化只接受它所定义的女性的作用和其在家庭中的角色。即使那些拒绝遵循社会规范的女性也不能完全逃避它们，因为这些规范已成为社会衡量个人的标准(24)。
19世纪中产阶级女性的通信和日记向我们展现了当时妇女生活的质量。这些珍贵的史料真实地记录了她们对亲戚朋友死亡的悲伤以及对个人挫折和失望的愤怒。史学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女性的情绪低沉，回避现实和消极抵抗。妇女的信件和日记也告诉我们迁移对女性的影响：打破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圈子，寂寞和孤独，丈夫和妻子由此而产生的新关系。但人种史本身并没有为历史学家提供足够的工具来分析女性经历的质量。史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将人种史的结构取向，心理学的分析架构和下意识结合起来考察美国女性的情感世界。这种新方法与社会史互动的最佳例证是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性行为的分析(25)。几乎没有什么人类感情比性需要和性感情更为基本和广泛。人类性行为从来都是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对性行为的分析使史学家能够考察性标准、价值、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和个性之间的关系。这样史学家可以再一次探查社会规范和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
三
任何关于美国妇女史学史的讨论都不应该遗漏对非裔女性的研究。非裔女性与白人妇女的相同之处是大家都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但非裔妇女除了遭受性别歧视外还遭受种族歧视。所以她们的历史既不同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也不同于移民女工。黑人女史学家普遍认为，虽然白人女权主义史学家使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一地位的取得是将男权转移到另一领域而不是试图废除这一权利。因此，她们认为19世纪白人女权主义学者支持和繁衍种族主义，完全忽视非白人女性。传统上，黑人史学家认为19世纪末的非裔文化可以被概括为布克·T. 华盛顿（BookerT. Washington）和杜泼伊斯（W. E. B. DuBois）的时代。前者的代表作是《从奴隶制上站起来》，而后者的成名作为《黑人的灵魂》。但实际上三位黑人女知识分子对这一时期的黑人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们是：安娜·朱丽娅·古柏、艾达·威尔士和宝林·霍布金斯（Pauline Hopkins）。古柏将帝国主义与男权统治结合在一起，重新评价建国之父的神话，认为他们淫秽、贪婪并具有毁灭性。她认为白人对殖民地领土和人的统治如同野兽，强调美国国内的殖民和国外的扩张，国内种族压迫和对外帝国主义实为一体。更确切地说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美国扩张主义是男权政治的最好证明。古柏在其书中详细发展了关于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反映了男女不同的行为和控制领域。古柏强调，妇女完全可以接受男权主义的思想和行为，而男人也可以表现出女人的美德。她认为克制男权的最好办法是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通过教育，妇女可以帮助形成一个具有同情穷人和受压迫者的社会。古柏对黑人妇女史最大的贡献是将帝国主义与国内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为研究黑人妇女史的学者提供了男权社会如何建立和维持性别与种族歧视的分析。她间接地谴责了白人妇女在维持这一社会中的帮凶作用，因为她们只向将其限于家庭的理论与实践挑战，没有看到这一社会的阶级和等级制度。这就注定了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女权运动具有狭隘性。但是，古柏对未来的变化充满信心，希望看到一个旨在解放所有被压迫者的女权运动(26)。
艾达·威尔士的《南部的恐怖》讨论了私刑如何作为政治和经济压迫的工具。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在洞察政治恐怖、经济压迫和传统的性行为、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上超越威尔士。她将此书献给纽约和布鲁克林的非裔妇女，因为两地妇女组织的俱乐部为她提供了反私刑讲座的机会。同时她的讲座也成了无数黑人妇女俱乐部成立的催化剂(27)。威尔士认为私刑与强奸之间的联系纯系当代现象。因为在四年（1861—1865年）的内战期间，人们从未听说过强奸的罪名。当时南部白人妇女完全在被认为属于野兽一类的黑人控制之下。而内战后南方各州通过的禁止不同种族通婚的法律旨在禁止白人妇女和非裔男人之间的性关系。这样，禁止不同种族通婚的法律被用来保护白人妇女不受非裔男人的强奸，但却没有对黑人妇女提供任何防止白人男性强奸的保护。与此同时，这些法律又为白人男性提供了恐吓非裔男性不要伤害白人妇女贞操的有力武器。威尔士通过研究私刑的统计数字和报告认为，实际上白人妇女经常鼓励非裔男人和她们的性关系。她也认识到南方人成功地劝说北方人相信私刑的必要性。因为南方人坚持说任何对私刑的谴责都是对南方女性困境的视而不见。威尔士的研究显示，虽然黑人强奸白人妇女只占所有关于私刑的案子的三分之一。但是用强奸来证明私刑的必要性却非常有效。私刑是由南部社区和媒体领袖支持的制度化的种族主义行为。北方人对私刑的让步实际上是对任何黑人男性施加死刑的妥协。强奸罪成为杀人的借口。在这一掩盖对黑人男性政治和经济压迫的意识形态中媒体充当了同谋。在南部重建（1865—1877年）后，“黑人的选举权已被剥夺，种族隔离已经实现。南方白人现在要通过捍卫白人妇女的荣誉来扼杀黑人的政治参与”(28)。那些不赞成私刑但又保持沉默的人与那些死刑执行者一样在犯罪。威尔士分析了投票权如何体现了男权和公民的意识形态。虽然黑人在内战后得到了选举权，但没有办法保护这一权利。这就是为什么白人杀害黑人易如反掌。剥夺黑人选举权不仅意味着在政治上使黑人保持沉默，而且还将他们置于男权政府之外。威尔士对男权社会的分析比安娜·古柏更为精辟。她特别指出男权政治如何利用性理论来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继续奴役黑人合法化。古柏没有涉及威尔士的中心议题：南部白人利用他们对白人女性身体的控制权来对黑人进行私刑暴力。白人妇女为得到南部白人男性的保护只好接受这一事实，即她们在南部社会的低下地位。她们的利益实际上是和限制自己自由的男权社会的利益一致。
基于这些著名黑人妇女史学家的研究，史学家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采用黑人妇女的观点来撰写美国黑人的历史。格达·勒纳再一次作出开创性贡献。由她主编的论文集《白色美国的黑人女性：一部文献史的发展》不仅包括黑人女性而且还系统地研究了黑人男性(29)。标志非裔妇女史成熟的代表作为1993年出版的《美国的非裔女性：一部历史百科全书》。继此书之后，从非裔女性角度来理解美国史的著作层出不穷，特别是一些优秀的地方史的研究，例如戈兰达·基尔摩的《性别与黑人》和丽丽安·威廉姆斯的《天堂里的陌生人》(30)。
正如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推动了其他少数族裔争取民主和正义的斗争，黑人妇女史的研究也激发了其他少数族裔史学家发现和撰写少数民族女性历史的热情。亚裔妇女史的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匹弗（G. A. Peffer）的《如果他们不把他们的女人带到这里：排华法案前的华裔女性移民》一书详细探讨了禁止华裔女性移民的法律障碍(31)。恩格（Eng）和霍姆（Hom）编辑的《问题与答案：亚裔美国人中的同性恋者》是第一部研究亚裔女同性恋者的出版物(32)。纽约市亚裔服装业女工及其组织工会的斗争为2001年出版的《支撑多半边天：纽约市华裔服装业女工，1848—1892》(33) 一书的主题。其他关于亚裔女性的研究包括几位著名的华裔女性的传记，如安娜·美·王、宋美龄(34)和玛格丽特·程(35)。两本关于日裔女性的著作侧重于夏威夷的助产妇(36) 和尤瑞·寇其雅玛（Yuri Kochiyama）的政治活动(37)；三本关于朝鲜裔女性的著作分别考察了来美的美军士兵朝鲜裔的新娘(38)、基督教如何帮助朝鲜女性移民适应美国文化(39) 和性别与社区活动如何在朝鲜移民的佛教寺庙中互相影响(40)。另一部关于南亚裔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的书籍于2002年出版，这些暴力包括身体摧残、性暴力、语言暴力、精神与经济控制(41)。
四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通过检验过去25年以来的研究发现他们过去过多偏重对于事实的发掘而忽略了对理论的探讨。与人类学、文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相比，史学家根本没有出版重要的妇女史理论。为改变这一状况，一些主要妇女史学家开始转向对理论的研究。在众多的“后主义（postism）”和“结束主义（end of everything）”的理论框架中，最能囊括一切的为后结构主义（post- structuralism）。1990年第1期第3集的《妇女史杂志》专门介绍了后结构主义在当时妇女史研究中的应用，尤其是在人物传记、法律、环境、种族、社会主义及知识分子研究中的应用。这些成果显示了后结构主义的优势及局限性。后结构主义研究的主要方法为低调处理任何事物中的相反因素，如积极—消极、自我—他人、公共—私有、男人—女人、甚至黑人—白人。后结构主义史学家认为过去强调对相反因素的研究只适用于解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事物中的两个相反因素并非总是对立的；它们经常是互相依赖的。于是，一些研究妇女史的后结构主义者开始转向研究不同的女性群体，强调女性内部的不同，而不再注重男女的差异。当后结构主义文学评论的方法被用来在文化背景下解读历史资料时，它即成为新历史主义(42)。
历史学家最初欢迎新历史主义提供的方法和理论的架构，认为它们为历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史学家可避免陷入本质先于存在论（essentialism）（纯生物决定论认为女性的永久特征从未发生过任何变化）。但是一些敏锐的学者很快注意到新历史主义的缺陷。他们指出为避免本质先于存在论，一些新历史主义者开始过分强调多元男性特征，企图间接否认男权政治的存在。当然过分强调多元男性特征也意味着欣赏女性差异的普遍性以至于完全忽视女性的声音(43)。于是在新历史主义者的著作中，过去的男性特权和性别差异常被忽略，这种忽略最终导致他们强调女权主义不应该做为一种清晰连贯的哲学和意识形态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历史主义是对美国和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间接攻击。
少数族裔女性学者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更为激烈。她们认为如果新历史主义成为学术精英圈内的主导方法论，它可以最终导致不承认种族主义的存在。她们甚至怀疑接受新历史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实为种族主义者，因为新历史主义使这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在学术研究中强调种族因素就像强调性别因素一样，其结果为过分强调相反因素的不和谐。
1989年夏，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专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人类历史关键的时期已经到来。他称这一时期为历史的结束或后历史。福山引用黑格尔的哲学来论证这一观点。黑格尔认为当人类社会达到最终的理性阶段，国家获得胜利时，历史就会结束。福山根据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敌人已被击败，阶级问题也被成功地解决。现代美国的自由平等完全代表了马克思规划的无阶级社会。当然，后历史学家也承认宗教与民族主义将会成为西方自由主义主宰世界的障碍。但他们认为宗教与民族主义只是第三世界的麻烦。因此，西方世界没有必要担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环境主义、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因为当西方自由主义最终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重新组织世界时，历史就会结束。从这一点上看，后历史主义者很像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同样认为千禧世界会以自由国家全球化的形式很快降临(44)。
问题是历史的终结是因为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还是因为上千种不同的观点开始取代最普遍的关于性别关系的历史综述？或是因为将来没有冲突可写？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关于理论争论的核心问题。一些女权主义者迅速指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并不是宏观分析，而是实证论述。女权主义史学家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的转向妇女史的研究并能在短期内出版大量著作，正是因为她们对实证方法训练有素。虽然后结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都在预测历史的终结，而且逐渐成为学术界的时尚，但它们并不为激进女权主义者所接受。很明显，后结构主义分析引起的政治瘫痪和后历史主义者大言不惭地支持既得利益，鼓吹种族中心论为女权主义史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女权主义学者仍然强调女人就是女人，男女差异不能被抹杀。她们认为后结构主义者和新历史主义者对历史终结的预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旨在用非历史理论来研究历史、现状和未来。为捍卫女权主义历史研究和挑战后结构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凯瑟琳·贝芮建议女权主义史学家在人物传记的研究中努力填补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在研究主体和客观环境中的鸿沟。她拒绝采用男性伟人传记的模式（由男性史学家决定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分期如何塑造男性英雄）(45)；格达·勒呢对在妇女研究和教学中如何将女性的差异，尤其是种族的差异，概念化提出具体建议(46)；艾尔尼·戴尔门德和丽萨·库普勒利用环境女权主义的分析重新解释进步主义时期（1880—1914年）的三位女性。她们特别强调历史上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主要依赖科学，而非依靠自然来推动社会改革。但与此同时，科学却被男性用作工具来置女性于自然状态（未受教育的和非理性的）。历史上，所谓客观和理性的男性不仅糟蹋女性的身体，而且还践踏她们的智力(47)。这些著作表明历史不但没有终结，而且继续显示其活力和多样性。
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另一特点是用女性的观点来分析美国政治和关于女性与公共生活研究的大量出版。凯瑟琳·阿尔高的《客厅政治：华盛顿的女士们帮助建立了一个城市和一个政府》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女性在1800—1830年间的沙龙和客厅的非官方政治中占多数，而这种非官方政治是形成1800—1830年美国政治文化中官方政治的不可缺少的一环(48)。南希·考特的《公开誓约：婚姻和国家史》分析了美国管理婚姻的政治机构的变化。她采用从妇女史研究中获得的关于性别关系和家庭生活的精辟论点对政府管理婚姻和家庭生活重新进行考察，认为美国政府管理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历史是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49)。或许妇女史日益成为美国史主流的最佳范例为1980年里根当选为总统后大量出版的关于美国早期福利国家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多数作者为妇女史学家，像柔彬·孟西（Robyn Muncy）、莫里·莱德－泰勒（Molly Ladd- Taylor）、琳达·戈登（Linda Gordon）、州安·古德温（Joanne Goodwin）、克丽斯蒂·林丹麦尔（Kristie Lindenmeyer）和桑尼亚·米歇尔（Sonya Michel）。与福利国家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对针对女工的劳工法的研究。艾琳·包瑞斯（Eileen Boris）、凯斯琳·斯克拉（Kathryn Kish Sklar）、兰敦·斯托斯（Landon Storrs）、阿丽丝·凯丝勒－哈利斯（Alice Kessler- Harris）和多罗西·寇博（Dorothy Sue Cobble）是这一领域内有影响的史学家。她们将女工问题延伸到其他领域，诸如法庭和资本的政治强权以及立法机构和工会在政治上的软弱。另外，从女性角度来看待党派政治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三本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瑞白卡·爱德华兹的《政党机器中的天使：内战至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党政治中的性别》(50)；由麦勒妮·古斯塔夫森、克丽斯提·米勒和伊丽莎白·派瑞编辑的《既来之，则安之：美国妇女和政治党派，1880—1960》(51)，以及麦勒妮·古斯塔夫森的《妇女和共和党，1854—1924》(52)。这些作者通过比较同样在政治上活跃的男性和女性对美国政治文化史提出了新的见解。
这些全国范围内的研究得益于汗牛充栋的对进步主义时代活跃在各地的女性政治家的研究。伊丽莎白·派瑞的《美女莫斯科维奇》(53) 可谓这些研究的开山之作。此书对纽约市民主党在1900—1930年间的发展提出独到见解。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地方妇女史的研究向我们展现了妇女史如何重新解释了各州和各个城市的政治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有：珠蒂斯·麦卡瑟的《塑造新妇女：得克萨斯南部妇女进步主义文化的兴起，1893—1918》，萨拉·道伊赤的《女人和城市：波士顿的两性、空间和权利，1870—1940》，以及盖尔·古莱特的《成为公民：加利福尼亚妇女运动的兴起和发展，1880—1911》(54)。如果我们将自90年代以来出版的关于地方史和妇女争取选举权的书籍结合起来，恐怕未来美国政治的学生首先会翻阅妇女史的书籍，因为这些著作在解释美国政治是如何运作和重组时决不会遗漏任何参与者。
20世纪90年代妇女史发展的第三个特点为偏重20世纪的研究，忽视殖民地时期历史的研究。格达·勒呢对1998—2000年间的720种出版物（290篇文章，150部书，280篇博士论文）的研究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其中半数以上的出版物以20世纪为重点，而只有百分之六是对殖民地时期的研究。她以下列警告式问题结束了在耶鲁大学研讨会上的发言：“难道最近的历史比遥远的过去更重要？难道只有人物传记、文学素材、性别政治在妇女研究中更重要？如果妇女史学家对女性团体、社区及其他女性组织的活动不再感兴趣，我们关于过去和将来社会冲突的知识将如何定位？”(55) 1990年夏季的《高等教育年鉴》发表了题为《妇女史学者担心妇女史失去了共性》的文章。文中指出，女史学家“分裂为不同的阵营”。解构学者和物质主义者互相攻击，统一模式成为无稽之谈(56)。很显然，90年代以来妇女史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完全出乎学术界意料之外。
综上所述，美国妇女史的研究仍然面临着三个挑战。首先，妇女史学家仍然需要不断提出传统史学家不曾提出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将迫使史学家开发新的原始资料，从而可以加深我们对妇女史的理解。其次，妇女史的研究应促使史学家重新考虑历史分期。传统历史分期是由战争、革命或重大的文化与宗教的变革来决定的。这种只适合于男性的历史分期影响了我们对妇女史的理解。一些带给男性自由、平等与经济机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很可能给女性带来截然相反的后果。例如，美国革命、杰克逊总统（Andrew Jackson，1828—1836年）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及医学和法律的专业化都为美国男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生活的机会，但它们根本没有给女性的生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虽然现代化推动了妇女解放，但是不同阶级的女性是在不同的时期内享受现代化的好处的。研究妇女史的最终目的是将其研究成果纳入对美国历史的全面解释之中。只有通过这种全面的综合，史学家才可能写出所有美国人的历史。最后，妇女史的研究应继续向传统史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挑战。人类文明始于基于性别分工的男性和女性的活动。如果人类分工和性别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历史研究应该充分反映这些变化。我们期待的新历史应将传统历史与妇女史加以整合，对各主要历史时期内男性与女性的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只有经过这样详尽的研究，史学家才能找到定义新历史的规范。
注释：
① 阿瑟·施莱辛格：《美国历史的新观点》（Arthur M. schlesinger, New Viewpoints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22年版，第8页。
② 玛丽·比尔德：《妇女为历史的动力：传统与现实的研究》（Mary R. Beard, Women as Force in History: A Study in Traditions and Realities），纽约1946年版，第58—59页。
③ 拉尔夫·加布雷尔：《美国民主思想的进程：1815年以来的思想史》（Ralph H. Gabriel, 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since 1815），纽约1940年版。
④ 安·斯科特：《南方仕女：从偶像到政治，1830—1930》（Ann Fior Scott, The Southern, Lady: From Pedestal to Politics, 1830-1930），芝加哥1970年版。
⑤ 威廉姆·泰勒与克里斯托夫·莱士：《新英格兰的姐妹与家庭，1839－1846》（William Taylor and Christopher Lasch, “Two Kindred Spirits: Sorority and Family in New England, 1839-1846”），《新英格兰季刊》（New England Quarterly）第36卷，1963年，第25—41页。
⑥ 格达·勒纳：《仕女与磨房女孩：杰克逊时代妇女地位的变化》（Gerda Lerner,“The Lady and the Mill Girl: Changes i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Age of Jackson”），《美国中部研究杂志》（Midcontinent American Studies Journal）第10卷，1969年春季，第5—15页。勒纳坚持认为，妇女史学家必须重新考虑美国历史的分期以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女性的不同的经历。
⑦ 凯瑟琳·斯科拉：《凯瑟琳·碧彻：一个关于美国家政的研究》（Katherine Kish Sklar, Catherine Beecher: A Study of American Domesticity），纽黑文1973年版。斯科拉笔下的碧彻既是一个教育改革家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她极力鼓吹女性以家政为己任，然而自己却不甘心做一名家庭主妇。
⑧ 林达·戈登：《自愿母亲：生育控制思想在美国的开始》（Linda Gordon,“Voluntary Motherhood: The Beginnings of Birth Control Ideas in the United States”），《女权主义者研究》（Feminist Studies）第1卷，1973年第3－4号，第5－22页．
⑨ 玛丽·诺顿：《18世纪和平与战争中的美国妇女：保皇派案例》（Mary Beth Norton,“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n Women in Peace and War: The Loyalists as a Test Case”），《威廉与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33卷，1976年第3号，第386—409页。
⑩ 大卫·皮瓦：《纯洁讨伐：性道德与社会控制，1868—1900》（David Pivar, Purity Crusade: Sexual Morality and Social Control,1868－1900），西港1970年版；安·道格拉斯·伍德：《胡写女人与凡妮·福恩：妇女为什么写作》（Ann Douglas Wood,“The Scribbling Women and Fanny Fem: Why Women Wrote”），《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第23卷，1971年第3—4号，第3—24页。
(11) 社会史学家对家庭研究的最佳代表作为菲利普·格利文的《四代：殖民地时期马塞诸塞地区安多弗镇人口、土地和家庭》（Philip Greven, Four Generations: Population, Land and Family in Colonial Andover, Massachusetts，伊萨卡1970年版）。此书是对安多弗镇的杰出研究。但除了对婚姻、生育和死亡率有一简短描述外，它基本忽略了女性作为城镇和家庭的因素。
(12) 关于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教史，芭芭拉·瓦尔特作了一个纠正性的研究。芭芭拉·瓦尔特：《美国宗教的女性化》（Barbara Walter,“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Religion: 1800－1860”），见威廉姆·欧尼尔编《美国社会史问题》（William O'Neill, ed., Problems of and Issue: in American Society History），明尼安纳泼利斯1974年版．
(13) 例如，伯纳德·威士：《孩子与共和国》（Bernard Wishy, The Child and the Republic），费城：1968年版。教育史学家在研究中学和大学教育时，根本没有考虑女子学院和男女合校。
(14) 贝迪·菲利丹：《女性的奥妙》（Betty Friedan，Feminine Mystique），纽约1963年版。
(15) 第一次女权运动始于1848年纽约州的西内加瀑布城（Seneca Falls）。女权主义者在那里集结，为妇女选举权而奋斗，她们以《独立宣言》为蓝本，发表《情感宣言》来阐述历史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呼吁结束男权时代和赋予女性选举权。《情感宣言》也反映了当时白人女权主义者的种族歧视和排外主义情绪。
(16) 塔玛拉·海尔文：《家庭作为进程：家庭循环的历史研究》（Tamara Hareven,“The Family as Process: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Family Cycle”），《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第7卷，1974年，第322—329页。
(17) 弗吉尼亚·麦克劳福林：《工作模式和家庭组织：布法罗的意大利人》（Virginia Yans McLaughlin,“Patterns of Work and Family Organization: Buffalo's Italians”）《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第2卷，1971年秋，第299—314页；伊丽莎白·普莱克：《双亲家庭：19世纪末期波士顿的黑人家庭结构》（Elizabeth H. Pleck,“The Two- Parent Household: Black Family Structure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社会史杂志》第1卷，第1号（1972年秋），第1—31页。
(18) 卡洛琳·勾勒伯：《费城的波兰社区，1870—1920：城市美国移民的分布与适应》（Carolyn Golab,“The Polish Communities of Philadelphia, 1870-1920: Immigrant Distribution and Adaptation in Urban America”），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1。
(19) 塔玛拉·海尔文：《妇女的时间、家庭时间与工业时间：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移民家庭与工业生活的互动，1800—1840》（Tamara Hareven, “Women's Time, 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mmigrant Families and Industrial Life, Manchester, New Hampshire, 1800-1840”），伯克什尔妇女史研讨会，1974年10月。
(20) 塔玛拉·海尔文：《妇女的时间、家庭时间与工业时间：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移民家庭与工业生活的互动，1800—1840》。
(21) 塔玛拉·海尔文：《妇女的时间、家庭时间与工业时间：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移民家庭与工业生活的互动，1800—1840》。
(22) 玛丽·诺顿：《18世纪和平与战争中的美国妇女：保皇派案例》，《威廉与玛丽季刊》第33卷，1976年第3号，第386—409页。
(23) 卡尔·斯密斯－罗森伯格：《新妇女和新历史》（Carroll Smith- Rosenberg,“The New Woman and the New History”），《女权主义者研究》第3卷，1975年秋1－2号，第192页。
(24) 芭芭拉·瓦尔特基对社会规范文学作品的研究是创造性研究妇女角色的最佳典范。芭芭拉·瓦尔特：《对真正女性的崇拜：1820—1860》（Barbara Walter,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1820－1860），《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第18卷，1966年，第151—74页。另参阅：安·伍德：《时髦疾病：19世纪美国妇女的抱怨及治疗》（Ann Douglas Wood,“The Fashionable Diseases: Women's Complaints and Their Treatme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跨学科研究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第4卷，1973年夏，第25—52页。
(25) 林达·戈登：《自愿母亲：美国女权主义生育控制思想的开始》，《女权主义研究》第1卷，1973年第3－4号，第5—22页；卡尔·斯密斯－罗森伯格：《雌性动物：19世纪美国关于妇女及其角色的医学和生物学观点》（Carroll Smith- Rosenberg,“Female Animal: Medical and Biological Views of Women and He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60卷，1973年，第332—356页；卡尔·斯密斯－罗森伯格：《新妇女和新历史》，《女权主义者研究》第3卷，第1－2号（1975年秋），第196页。
(26) 安娜·朱丽娅·古柏：《南部之音：来自南部一位黑人妇女》（Anna Julia Cooper, A Voice from the South: By a Black Woman of the South），仔尼亚1892年版，第86—87、123—125页。
(27) 艾达·威尔士：《正义之战：艾达·威尔士自传》（Ida B. Wells, Crusade for Justice: The Autobiography of Ida Wells），芝加哥1970年版。
(28) 艾达·威尔士：《南部恐怖：不同阶段的私刑法律》（Ida B. Wells, Southern Horrors: Lynch laws in All Its Phases），纽约1892年版，第14页。
(29) 格达·勒纳：《白人美国的黑人女性：一部文献史的发展》（Gerda Lerner, Black Women in White America: A Documentary History's Developments），纽约1972年版。
(30) 弋兰达·基尔摩：《性别与黑人：北卡罗来纳的妇女与白人至上，1896—1920》（Glenda Gilmore, Gender and Jim Crow: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White Supremacy in North Carolina,1896－1920），查普尔山1996年版；丽丽安·威廉姆斯：《天堂里的陌生人：非裔美国人社区在纽约布法罗市的创建，1900—1940》（Lillian Williams, Strangers in the Land of Paradise: The Creation of an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in Buffalo, New York, 1900－1940），布鲁明顿1999年版。
(31) 乔治·匹弗：《如果他们不把他们的女人带到这里：排华法案前的华裔女性移民》（George Anthony Peffer, 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厄班纳1999年版。
(32) 大卫·恩格和艾丽斯·霍姆编：《问题与答案：亚裔美国人中的同性恋者》（David L Eng and Alice Y. Hom, Q&A: Queer in Asian- America），费城1998年版。
(33) 包晓岚：《支撑多半边天：纽约市华裔服装业女工，1848—1892》（Xiaolan Bao, Holding Up More than Half the Sky: Chinese Women Garment Workers in New York City, 1848－1892），厄班纳2001年版。
(34) 凯伦·里昂：《中国奥妙：赛珍珠、王安娜、宋美龄与美国东方主义的变迁》（Karen J. Leong, The China Mystique: Pearl S. Buck, Anna May Wong, Mayling Soo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Orientalism），伯克利2005年版。
(35) 珠迪·子春·吴：《金发私生子的张妈博士：一位战争名人的生活》（Judy Tzu- chun. Wu, Dr. Mom Chung of the Fair- haired Bustards: The Life of a Wartime Celebrity），伯克利2005年版。
(36) 苏珊·史密斯：《日裔美国接生婆：文化，社区与健康政治，1880—1950》（Susan L. Smith, Japanese American Midwives: Culture, Community, and Health Politics, 1880－1950），厄班纳2005年版。
(37) 戴安·富基诺：《斗争的心跳：尤瑞·寇其雅玛的革命生涯》（Diane Carol Fujino, Heartbeat of Struggle: The Revolutionary Life of Yuri Kochiyama），明尼阿泼利斯2005年版。
(38) 基勇·于：《跨越军营城的阴影：朝战军人新娘在美国》（Ji- Yeon Yuh, Beyond the Shadow of Camptown: Korean Military Brides in America，纽约2002年版。
(39) 艾·拉·基姆：《妇女为新生活斗争：宗教在从朝鲜到美国文化跨越中的作用》（Ai Ra Kim, Women Struggling for a New Life: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Cultural Passage from Korea to America），阿尔巴尼1996年版。
(40) 沙龙·苏：《基督教世界中的佛教徒：朝裔美籍寺庙中的性别与社区》（Sharon A. Suh, Being Buddhists in a Christian World: Gender and Community in a Korean American Temple），西雅图2004年版。
(41) 玛格丽特·亚伯拉罕：《讲出不可以讲的：美国南亚移民的婚姻暴力》（Margaret Abraham, Speaking the Unspeakable: Marital Violence among South Asi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新布朗斯维克2002年版。
(42) 州恩·霍夫—威尔逊与克里斯蒂·法恩姆：《编者注释和致谢》（Joan Hoff- Wilson & Christie Farnham,“Editors' Note and Acknowledgements），《妇女史杂志》（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第3号，1990年冬，第7页。
(43) 路易斯·班那：《从美国妇女史角度来答复‘供养’文化》（Lois Banner,“A Reply to‘Culture et Pouvoi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ted States Women's History”）《妇女史杂志》第1卷，1989年春，第104页；米拉·戴那斯坦：《20世纪90年代的问题》（Myra Dinnerstein,“Questions for the Nineties”），《妇女书评》（The Women's Review of Books）1989年2月13日；克莱尔·达尔顿：《我们的立场：对女权主义法学思想的观察》（Clare: Dalton,“Where We Stand: Observation on the Situation of Feminist Legal Thought”），《伯克利妇女法律杂志》（Berkeley Women's Law Journal）第3卷，1987—1988年。
(44)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1989年夏，第16期，第4、9、14页。
(45) 凯瑟琳·贝芮：《对话：新历史综述：女性传记》（Kathleen Barry,“Dialogue: The New Historical Syntheses: Women's Biography”），《妇女史杂志》1990年冬，第75—105页。
(46) 格达·勒呢：《女性差异的重新构思》（Gerda Lerner,“Reconceptualizing Differences among Women”），《妇女史杂志》第3卷，1990年冬，第106—122页。
(47) 艾尔尼·戴尔门德、丽萨·库普勒：《想象的边疆：妇女、历史和自然》（Irene Diamond & Lisa Kuppler,“Frontiers of the Imagination: Women, History, and Nature”），《妇女史杂志》第1卷，第3号（1990年冬），第160—179页。
(48) 凯瑟琳·阿尔高：《客厅政治：华盛顿的女士们帮助建立了一个城市和一个政府》（Catherine Allgor, Parlor Politics: In Which the Ladies of Washington Help Build a City and a Government），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2002版。
(49) 南希·考特：《公开誓约：婚姻和国家史》（Nancy Cott, Public Vows: A History of Marriage and the Na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版。
(50) 瑞白卡·爱德华兹：《政党机器中的天使：内战至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党政治中的性别》（Rebecca Edwards, Angels in the Machinery: Gender in American Party Politic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1) 麦勒妮·古斯塔夫森、克丽斯提·米勒和伊丽莎白·派瑞：《既来之，则安之：美国妇女和政治党派，1880—1960》（Melanie Gustafson, Kristie Miller, and Elisabeth Perry, eds., We Have Come to Stay: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al Parties, 1880-1960），阿尔布科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2) 麦勒妮·古斯塔夫森：《妇女和共和党，1854—1924》（Melanie Gustafson, Women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1854-1924），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3) 伊丽莎白·派瑞：《美女莫斯科维奇》（Elizabeth Perry, Belle Moskowitz），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4) 珠蒂斯·麦卡瑟：《塑造新妇女：得克萨斯南部妇女进步主义文化的兴起，1893—1918》（Judith McArthur, Creating the New Woman: The Rise of Southern Women's Progressive Culture in Texas, 1893-1918），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萨拉·道伊赤：《女人和城市：波士顿的两性、空间和权利，1870—1940）（Sarah Deutsch, Women and the City: Gender, Space and Power in Boston, 1870-1940），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盖尔·古莱特：《成为公民：加利福尼亚妇女运动的兴起和发展，1880—1911》（Gayle Gullet, Becoming Citizen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lifornia Women's Movement, 1880-1911），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5) 格达·勒呢等：《妇女史的未来》（Gerda Lerner, et. al., “The Future of Women's History”），《妇女历史杂志》2003年冬，第146—147页。
(56) 凯伦·温克勒：《妇女史学者担心其领域丧失共性》（Karen J. Winkler, “Scholars of Women's History Fear the Field Has Lost Its Identity”），《高等教育年鉴》（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1990年7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