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国荣：美国环保运动与第三条道路

        环境史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着重探讨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环境史的出现与战后环保运动的直接推动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环境史是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产生的一个新的史学分支。因此，研究环保运动的发展对于理解环境史的发展和去向有重要的意义。从1970年以来，全球各地在每年4月22日这天都会举行纪念地球日的庆祝活动。作为一个标志，地球日的庆祝活动可谓风向标，体现环保运动的发展变化。目前，环保运动已经被高度商业化，越来越缺少它最初的斗争锋芒。这一特点可以追溯到1990年地球日的有关活动，也反映了美国环保运动所遭遇的困境。

商业劫持下的1990年地球日

1990年4月22日，为纪念地球日20周年，在全球140个国家，有2亿人参加了庆祝活动。在地球日起源的美国，有2500万人参与庆祝，人们对环保的热情溢于言表，不同派别的政治家似乎都支持环保运动，大公司也慷慨解囊，许多大牌明星都参与公益演出，媒体对庆祝活动的报道铺天盖地。环境保护主义似乎无处不在。《纽约时报》称，环境保护主义业已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世俗宗教。
1990年地球日的庆祝活动，具有非常浓厚的商业气息。从1988年开始，“地球日之父”丹尼斯·海斯（Denis Hayes）就开始筹备1990年的庆祝活动。他在全国设立了多个办公室，聘请了顾问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用数百万美元的公司捐款，在全国筹备了约 3000场庆祝活动。
这次庆祝活动得到企业的大力支持。波士顿区地球日活动最重要的赞助商，是向波士顿港排放污物最多的宝丽莱（Polaroid）公司。农药生产巨头孟山都公司，对多个城市的地球日庆祝活动给予赞助，仅对圣路易斯地球日委员会就捐赠1.5万美元，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为克利夫兰捐赠了7500美元，皮博迪能源（Peabody Coal）公司在亚利桑那弗拉格斯塔夫（Flagstaff）赞助植树10英亩。阿布科公司（ABCO）承担了安克雷奇庆祝活动的所有费用。地球日得到公司如此多的赞助，以致《时代》杂志称，1990年地球日受到了“商业劫持”。
同20年前相比，1990年地球日活动明显缺乏批判精神。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强调个人责任，对公司和政府没有苛责，甚至没有提出环保立法的动议，所以它受到了政府和公司的普遍欢迎。尽管许多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但却没有实质内容。它虽然是“历史上就单一问题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民众动员，但就目标和成效而言，它也是最松懈的”。这次活动虽然得到了一些主流环保组织的响应，但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康芒纳（Barry Commoner）等知名环保人士并没有积极参加地球日的活动。此外，这次活动对地方社区的污染问题也缺少关注，受到了一些基层民众的抵制。之后，丹尼斯·海斯反思了美国的环保运动。在他看来，在此前的20年中，“环保运动已经丧失了1970年的迅猛势头。它太依赖政府为主导的变化，没有要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急剧变化”。

环保运动走向与企业合作　　

在1990年地球日的庆祝活动中，企业的积极参与表明，环保运动已经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环保组织的壮大，也是社会形势使然。20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的环保运动获得长足的发展。环保组织的会员和活动经费迅速增加。十大环保组织的会员总数，从1965年不到50万，升至1990年的 720万；其年度活动经费总额，也在1990年达到5.14亿美元。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环保组织加快了职业化和制度化的步伐。许多主流环保组织纷纷招募专业管理人员充实领导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开始在华盛顿设立办公室，以便开展政治游说、影响政府决策。
环保组织的制度化和职业化，是环保组织加强自身建设、顺应新的社会形势的结果。随着会员和经费的迅速增加，组织管理工作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千头万绪的环境立法与诉讼程序，也对环保组织的领导与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引进各类专业人才充实队伍，已经成为主流环保组织的当务之急。
80年代的社会形势，使美国环保运动面临着新的挑战。在保守主义思潮回归的影响下，主张减少干预的共和党开始长期执政，有组织的反环保运动也此起彼伏。对此，环保组织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反环保势力的气焰得到有效遏制。在1988年的总统竞选中，在里根任内一直担任副总统的布什也承诺要做一个“环保总统”。这表明，环保运动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是一个总统还是一个政党，如果想赢得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都不可能再公开地对环境问题怀有敌意。与此同时，保守主义势力在社会上还占一定优势，环保组织与反环保势力处于对峙状态。面对这一形势，环保组织“如果一味同现任的政府及其同盟顽抗，他们就可能被排除在决策之外。现实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需要适应这种变化的政治形势，而是如何适应”。在这种背景下，实力较强的环保组织开始调整策略，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影响政府的环境决策。
从80年代后期开始，环保组织采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斗争策略，从而开始了“环境保护主义的第三次浪潮”。环保组织加强了同政府及公司的合作，通过谈判而不是对抗来寻求发展，在左翼和右翼思潮之间寻求所谓“中间立场”，主张以合作为基础的“第三条道路”。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会长库柏（Fred Krupp）提出，“环境保护主义者应该成为设计师，而不只是抱怨者”。他还认为，“未来属于第三条道路”。世界野生动物协会会长威廉·赖利主张，要与 “公司领导开展明智和负责任的对话”。此外，自然保护委员会、世界资源研究所等环保组织也很推崇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的得与失

通过与公司谈判及协作，环保组织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环境保护基金会提议的“排污权交易”（Tradable Air Pollution Permits），被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吸纳，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可以从90年代以来二氧化硫的减排体现出来。1996年，国家环保局依据各发电厂的产能，为全国所有发电厂规定了二氧化硫排放量，并允许发电厂之间交易排放许可。一些效率较高的公司可以轻易将排放量减少到排放指标之下，从而可以出售剩余的排放许可，而一些公司则发现，购买排放许可比更换陈旧设备更为划算。到2000年春，排放许可的交易金额已达到30亿美元，而且从效果上看也达到了美国环保署降低二氧化硫排放量的要求。更令人高兴的是，许多企业只用了预算的1/10，就完成了减排的目标。
环保组织还通过市场的力量对绿色消费加以引导。1989年，自然资源保卫协会发现，致癌物质Alar被广泛用于苹果保鲜。在这一发现公布之前，美国国家环保局内部对Alar的安全性的争论已达15年，尽管如此，它迟迟没有决定禁止在苹果储存中使用Alar。这一问题在电视台被曝光之后，没有人再买用 Alar处理过的苹果，生产Alar的公司也宣布停产。这一问题通过市场得到解决。
在环境保护主义日益成为一种社会信条之后，许多公司开始推行绿色营销。它们调整生产和经销策略，积极参加环境公益活动，或利用公关手段，千方百计和环境保护扯上关系，力图塑造对环境负责的企业形象，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在奥杜邦协会的说服下，一些大的日用品公司同意减少包装材料中的重金属。在地球岛研究所的努力下，西海岸金枪鱼捕鱼船队开始将捕猎过程中不伤害海豚作为一个卖点。环境保护基金会曾在1991年成功说服麦当劳停止使用聚苯乙烯包装容器，全部采用纸包装。家得宝（Home Depot）公司最终决定，全面停售来自生态脆弱地区的木制品。
然而，相对实力强大的公司而言，环保组织的力量显得过于弱小。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得两者之间的合作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正是因为主流环保组织缺乏一种对既有的政治经济运行体系的批判精神，导致了这种隔靴搔痒的努力被当做辉煌的战绩来宣扬，却忽略了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思考，阻碍了环保运动的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