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张少书著《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翻译出版

        2014年8月1日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奥利弗·帕尔曼人文学科荣誉教授、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少书（Gordon H. Chang)的著作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的中文翻译本《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一书。此书由顾宁、刘凡、李皓译， 顾宁校。
        由于此书英文版是在1990年出版的，距今时间过长，所以译者特别在中文版出版前采访了作者，了解作者撰写此书的心得，了解现在翻译此书的特殊意义所在。（下附采访全文与著作封面照）

冷战时期中、美、苏三角关系研究的
背景、意义、挑战和贡献
——作、译者访谈录

顾宁：在您的《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一书的简体中文版即将出版之际，我很想知道您在大约20年前选择这样一个敏感的议题的背景是什么？是什么促使您写这样一本书？

张少书：我在美国长大，一直对中美关系感兴趣，写这本书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 我父亲叫张书旗，是一位著名的中国艺术家，他曾经参与“文化交流”。1941年，张书旗的巨作《百鸽图》被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一份厚礼赠送给美国政府，祝贺罗斯福总统第三次连任美国总统，后来被长期挂在白宫，这是进入白宫的第一幅中国画。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希望他的画作可以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并帮助中国人抗日。在战后，他继续担任文化大使，而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长大的。其二，在20世纪50年代，除了对中国的好奇之外， 有关中国的信息几乎没有。比如，在中学，学校里辩论会的诸多议题之一便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我当时被指定作为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方，尽管我是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当我进入大学时，我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非常气愤，并开始相信美国在亚洲推行帝国主义并敌视中国。在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中国之前，我想学习中美关系史，目的是为了弄清他这样做的原因何在。为什么美国和中国都改变了各自的基本政策？结论当然是：他们都共同关注着苏联。

顾宁：在您的大作出版20来年之后，您如何对中国读者解释您书中根据当年解密的档案所得出的结论和您个人观点的重要性？ 新解密的档案对您的结论和论点是否有什么挑战？

张少书：我的书在出版时引起了争议。时至今日，这本书在美国仍有争议。许多美国人，包括学者，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华盛顿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试图鼓励苏联敌视北京。我书中写到，美国官员希望苏联有可能转而反对中国，甚至与美国合作来攻击中国在60年代的核设施。虽然这种对核设施的攻击没有发生， 但是莫斯科的确转而反对中国了。这很可能是美国的影响起作用了。 自从我的书出版以来，美国档案馆进一步解密的档案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充分的论据，特别是关于肯尼迪总统有意让美国联合苏联一起攻击中国的证据。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包括政治领导人在内的大多数美国人当年希望联合苏联来反对中国。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尼克松的重要贡献是扭转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美国可以与北京合作来反对莫斯科。

顾宁：我注意到就您的专著来说，反应有几种。有的是来自前国务院官员。他们的反应主要是就您书中关于肯尼迪总统想捣毁中国的核能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应？您是如何应对这种反应的？

张少书：几位在肯尼迪政府时期任高官的人士攻击我收集到的有关捣毁中国核能力想法的档案。他们说，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我的观点。忠于肯尼迪的那些人强烈地试图塑造出肯尼迪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和理智的形象。然而，肯尼迪是多面的。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他非常仇视中国；他想找到一种方法来阻止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今天，在美国，很多人谈论攻击伊朗和朝鲜的核武器计划。但是，第一次这样一个“先发制人”的想法是针对中国的。当肯尼迪的支持者攻击我时，我仍坚持我的观点，因为我有充足的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学者也使用和公布了更多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那些以前在肯尼迪政府内任职的官员不是说谎了，就是不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对于我这个当时还年轻的学者来说，面对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官员的批评是件很难的事情。

顾宁：除了您这本专著之外，您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论文，其中有一篇是关于台海危机。您那篇论文的观点与其他美国学者写的这方面论文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吗？

张少书：在研究1949年以来美中关系的学术成果中，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倾向于不加疑问地接受华盛顿的官方立场。这意味着大多数人认为北京是扩张的，好战的；因此美国的政策从1949年到70年代是合理的，没有威胁到中国。我根本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看到中国当时的立场是防守性的，不是好战的。但我想找到一种方法来证明那个观点。于是，我和我的中国历史学家朋友何迪合作，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特别尖锐的矛盾冲突，即在1954年到1955年爆发的金门、马祖危机。我们使用来自美国和中国双方的档案证明，北京的领导人在危机中是很小心的。是华盛顿认为危机在迅速升级，并坚决支持国民党守住这些岛屿。我们的论文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杂志。那篇论文是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范例，也就是：使用冷战各方的档案，不只是使用有美国的官方观点。

顾宁：在研究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时，您这本书非同寻常的角度和观点是什么？换句话说，您这本书对美国研究冷战中三国关系这一重要问题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张少书：直到最近，美国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是关注是否赞成中国在美国政治和全球冷战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问题。我的书和其他人的成果认为，在冷战史研究中，中国应该被放在更加中心的位置。我认为，实际上有两次冷战。第一次冷战发生在1947年—1972年。第二次冷战是1972—1991年。美国和中国从敌人变为朋友就是这两个时期的特点。我在书中还指出，美国官员们在20世纪70年代公开讨论美、中、苏三角关系之前的很多年，就曾严肃地考虑过这个问题。重要的是，也就是需要注意到的是：美国对利用中苏分歧非常感兴趣并鼓励两者的分裂。冷战时期，尽管美国公众强烈敌视“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现在看来，不像很多人当年看到的那样，美国官员其实更关注政策和行动。

        由我的书引起的另一个主要的争议是，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头脑中的种族歧视思想的影响。我在书中说，美国高级官员非常歧视中国。这些态度影响他们的看法和决策。当我的书首次出版时，许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多年来进一步的研究还是证明，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思想组成部分便是对非西方国家的 “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思想。